林穗芳

林穗芳，男，1929年6月生於廣東省信宜縣。1947年9月至1951年3月在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語言學系學習。1950年8月在廣州《南方日報》參加工作（半工半讀）。1951年4月至1956年7月先後在中國人民志願軍47軍、遼寧省轉業幹部學校做英語翻譯及文化教育工作。1956年8月至1995年7月在人民出版社工作，先後任外國歷史編輯、國際政治編輯室主任、編輯部質量檢查組長。2009年12月29日因肺炎導致多臟器功能衰竭、經醫院搶救無效逝世，享年80歲。

林穗芳通曉16種外語，其中包括11種歐洲語言（希臘語、拉丁語、英語、法語、德語、俄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塞爾維亞語、羅馬尼亞語、匈牙利語、阿爾巴尼亞語）和5種東方語言（日語、朝鮮語、越南語、印尼語、馬來語）。1982年至2004年任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第一、二、三、四屆全國理事會理事，並任一、二、三、四屆譯協社科翻譯委員會委員。1988年被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聘為特約研究員。1988年榮獲“老出版工作者”榮譽稱號，1990年榮獲第二屆“韜奮出版獎”。1991年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1992年任新聞出版署出版翻譯高級職務評審委員會委員。1999年被北京印刷學院聘為兼職教授。2002年被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授予資深翻譯家榮譽證書。2009年榮獲由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組織評選的“新中國60年百名優秀出版人物”稱號。

林穗芳被收入《國際知識分子名人錄》（第10版）和《國際傳記詞典》（第23版）；被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選為“1991－1992年度國際名人”和“1993年世界知名知識分子”；被美國傳記研究中心選入《國際傑出先進人物名錄》第5版，並於1994年5月被該中心聘為顧問研究委員會名譽顧問。

林穗芳有子林梅村，現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著名考古學家、歷史學家、中亞古文字學家。在林先生逝世後，林梅村先生撰有兩篇回憶其父親的文章：《憶父親》、《父親林穗芳二三事》，真情實感，呼之欲出。

林穗芳曾任人民出版社國際編輯室主任，負責多項重要出版工作，尤其是重要翻譯書稿的出版工作，在《毛澤東選集》的對外翻譯和傳播、兄弟黨和國家重要著作出版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他處理過（包括複核）的翻譯書稿，已出版的有100多種，如《朝鮮通史》、《越南史略（初稿）》、《朝鮮勞動黨簡史》、《日本共產黨的六十年》、《蒙古人民革命黨簡史》、《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歷史》、《德國統一社會黨簡史》、《波蘭共產黨歷史概要》、《希臘共產黨歷史》、《義大利共產黨歷史》、《越南社會發展史研究》、《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第1、2卷等。他還主持編選了多卷本《齊奧塞斯庫選集》和《鐵托選集》以及貝林格選件等（參照俄、德文版本）。

他曾於20世紀70年代負責編輯《林肯傳》，建議以桑德堡的《林肯傳》取代原定的鮑爾溫《林肯傳》，主持節編桑德堡一卷本《林肯傳》，將其由100萬位元組成50萬字，並從桑德堡六卷本《林肯傳》中選擇重要材料補充進節編本。他不僅對全書譯文進行通讀加工，對有些重要章節如《黑奴解放宣言》、《葛提斯堡演說》則進行了校訂加工，並在書中增加了近300條註釋，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是試圖向讀者介紹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美國內戰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評價，還對書後的附錄（美國歷史和林肯生平大事年表、130多個人物簡介）進行了修改。林穗芳以驚人的毅力自學朝、越、日、印尼、英、俄、法、德、西、希、阿爾巴尼亞、羅、塞、保、波、匈等外語，並通過翻譯實踐不斷提高外語水平。他還在學生時代時（1949年），就翻譯了美國小說《唐人街》在香港《華僑晚報》連載。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期間，他翻譯了《共產主義者同盟史》（與人合譯，德文）、《卡斯特羅言論集》（部分，西班牙文）等著作，並先後參加了《艾地選集》、《金日成選集》和《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歷史》等著作的翻譯工作。20世紀80年代，他組織翻譯了夏皮羅的《一個英國學者筆下的蘇共黨史》（原名為《蘇聯共產黨》）。他還組織翻譯了多部外國領導人著作，如西班牙共產黨主席伊巴露麗的《熱情之花回憶錄》等。

林穗芳在人民出版社從事編輯出版工作40年，精通編輯出版業務，具有深厚的專業基礎知識和豐富的編輯出版經驗。他注重編輯工作經驗的總結與理論研究，翻譯出版了多種英文、俄文、德文關於編輯出版工作的資料，並撰有大量關於翻譯和編輯出版工作的論著，其中《列寧和編輯出版工作》於1989年獲首屆全國編輯出版理論優秀圖書獎；論文《圖書編輯工作的本質、規律及其他》、《電子編輯和電子出版物：概念、起源和早期發展》，分別獲全國出版科學研究優秀論文獎和中國編輯學會科研成果一等獎。他曾於1979年和1986年參加出版代表團赴英國、羅馬訪問，歸國后撰成《比較、鑒別、探討》等文章，介紹外國的編輯出版工作，探討我國出版改革方案。

林穗芳不僅外文知識極為淵博，對外國歷史（特別是德、法、美歷史）和國際共運方面的出版情況和學術活動也非常熟悉，對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有一定研究。

著作——《列寧和編輯出版工作》、國家教委“八五”規劃教材《書籍編輯學概論》、《中外編輯出版歷史》、《標點符號學習與應用》、《漢語拼音標準化》等

翻譯作品——[美]葛力克《唐人街》、[馬]賴·臘伯馬南扎臘《馬爾加什民族史》、[德]歐伯曼《共產主義者同盟史》（合譯）、[蘇]《阿多拉茨基選集》（合譯）、[美]安·捷爾吉等《東歐共產主義》、[美]赫·沃克《凱恩艦的嘩變》（合譯）

論文——《圖書編輯工作的本質、規律及其他》、《電子編輯和電子出版物：概念、起源和早期發展》、《編輯基本規律新探》、《有關出版史研究的幾個問題》、《試論獨立的編輯職業的形成》、《“編輯”詞義從古到今的演變（上、下）》、《論策劃編輯制及有關問題（一、二）》、《談談外書編輯的業務學習和工作問題》、《關於圖書編輯學的性質和研究對象》、《關於出版改革實際步驟的兩點設想》、《國外出版業的發展趨勢和我們的對策》、《列寧和社會主義出版事業》、《蘇聯出版業的近況和改進我們出版工作的幾點建議》、《比較、鑒別、探討》、《美國出版業簡況和關於我國出版改革的幾點設想（上、中、下）》等

來社前後

大概是1956年春，我從東北一所軍隊轉業幹部學校給人民出版社寫信洽譯一本俄文書。未想到不久之後收到的竟是曾彥修同志的回信，說他兩年前已從廣州調到北京，問我是否有可能來出版社工作，此後30年我和人民出版社結下的“不解之緣”就這樣開始了。

1951年我參加抗美援朝，離開南方日報以後沒有同報社繼續保持聯繫。在丹東意外收到曾彥修同志這封親筆信，深為感動。分別多年，他還記得我這個在報社工作時間不長的見習編輯。1950年在跨進新聞出版界的大門之前接受他面試的情景又重新在腦海中映現。那年北京新聞學校在全國招生，廣州地區委託南方日報代招。我當時還在中山大學讀書，也報名投考。筆試通過了，還有口試一關要過，按時趕到沙面報社大廈等候。聽說社長要親自單獨面試，不知道要考什麼問題，心裡不免有點緊張。不久，一位身材頎長，比我們學校一些年輕講師還要年輕的主考走進我正在等候的考室，看上去只有二十幾歲，不超過三十，衣著樸素，同報社其他工作人員沒有兩樣。真不敢相信來到自己跟前的就是當時擔任中央華南分局宣傳部副部長、主管分局機關報的曾彥修同志。解放初期整個中山大學沒有幾個黨員，連普通黨員平日都難得見上一面。解放后第一次有機會同黨的高級領導幹部進行單獨的談話，感到和黨的距離頓時縮短了許多。口試就像談心似的，從個人愛好、志願，所學專業，以至家庭情況，是否團員等都問到了。他態度親切，沒有半點首長架子，我很快就不感到拘束了。南方日報刊登錄取名單時把我排在第2名，可能是針對這一點，他解釋說考第一的是香港大公報記者，我的考試成績不如他是很自然的。他講到，在延安時的生活，在北方還要吃小米窩頭，生活比南方艱苦，對此要有思想準備。他說，你喜歡新聞工作，不一定要到老遠的北方去，現在就可以做，邊干邊學，問我是否願意留在報社工作。我表示回去同老師商量。報社編委、副刊組長黃秋耘同志隨後也來信邀我去幫助編副刊。在曾、黃兩位老同志的引導和促進下，我終於決定獻身於現在仍在從事的職業——編輯工作。

在朝鮮時當英語翻譯，停戰後調到軍隊轉業幹部學校教書，自學了一點俄文，從蘇聯《教師報》譯過一篇文章在上海《文匯報》發表，想找本書譯，給人民出版社寫信接洽，本來不寄以多大希望。接到複信時最使我驚異的還在於出版社的運營機制，即便是從邊陲寫來一封普通的涉及選題的信件，它的主要領導人也會及時了解，作適當的處理。按照我現在所了解的某些西方出版社的情況，這類聯繫寫書譯書的信件和自投稿多到不得了，編務秘書打開溜一眼，在大多數情況下扔進“廢稿堆”（Slush pile）就算了事。

1956年8月學員全部畢業，學校結束，我可以重新分配工作時被調來北京。差不多同時到達的還有校對科從上海選拔來的一批朝氣蓬勃的年輕人，像董秀玉等同志不過十五六歲。工會在東總布衚衕10號大院一間寬敞的會議室特地為我們舉行了隆重的迎新會，社長親臨講話。出版社對“入伍新兵”的熱情令人難忘。

在外國歷史組

從地方到首都，從部隊到國家政治書籍出版中心，一切都覺得很新鮮。人才薈萃，少長咸集，思想活躍，政治和學術空氣濃厚，同全國著譯界有廣泛的聯繫，是我初到社時的總的印象。

我被分配到外國歷史組，那是一個大組，編輯超過10人。正副組長是郭從周和張郁蘭同志。一個黨員，一個非黨員，多年來兩人在工作上一直配合得很好。人民出版社是中央一級的政治書籍出版社，認真貫徹黨的團結知識分子的政策，在社內不僅允許成立民主黨派基層組織，而且還吸收黨外的業務骨幹擔任中層領導，甚至是正職，這點從進社之初就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國俄語人才絕大部分是解放后培養出來的，解放前真正通曉的為數甚少。郭從周同志早在抗日戰爭以前就從北平大學俄文系畢業，我到組內來時他已是出版過十幾種學術譯著的翻譯家了。

組內最年長的編輯是舒貽上同志。毛主席在長沙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時，他正在該校擔任英語教師。他還掌握日語，負責處理兩種外語的譯稿。

在年輕的編輯中有清華大學研究生，有從美國回來的留學生。楊靜遠同志曾在密歇根大學攻讀美國文學，兼修俄語，1948年獲碩士學位回母校武漢大學外文系任教。她辭謝副教授的職稱，說我還年輕，應當從講師做起。像她這樣有真才實學、一心報國，不計較個人得失，對自己從嚴要求的知識分子在我社編輯隊伍中是有代表性的。有一次到天津組稿，南開大學歷史系一位教授在我徵求意見時談到，目下有不少外國史中譯本一看就知道是不懂外國史的人譯的，他從書架取下一本新出的《美國黑奴起義》（阿普節克著、楊靜遠譯，三聯書店1958年出版），說像這樣的好譯本實在太少了，譯者是真正的行家。當時他並不知道他特別稱讚的這位行家是我社外史組的一位編輯。

解放前我國對世界史的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外史組有選擇地翻譯出版了一批又一批外國歷史學術著作和文獻，其中包括世界通史、世界斷代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工人運動史、民族解放運動史、國別史、各國革命史、人物傳記、世界歷史資料叢刊等。為我國學者開展世界史和國際共運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參考資料。因為世界史所涉及的領域非常廣闊，選題也真多。書稿一本接一本，叫人閑不著。辦公室牆上掛著本組工作進度表，分選題、審稿、加工、發排、出書等幾欄，書稿名稱寫在一塊木牌上，掛在責任編輯名下，隨著工作進程移動。全組有哪些選題和存稿，每個編輯正在處理什麼書稿，共有多少種，看進度就一目了然。如果某個編輯手頭只有一部書稿，而且長期停留在審稿欄或加工欄上不動，總不會心安理得。這個進度表雖然是組長為掌握全組書稿運轉情況而設置的，但對組內每一位編輯的工作在實際上也起了監督和促進作用。

初次參加突擊出書

人民出版社作為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經常有些政治性較強的書籍，需要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各部門緊密結合，在短期內完成出版任務。記得1957年為了紀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我社決定翻譯出版約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本書的性質和重要性，只有斯諾的《西行漫記》可以與之相比。王子野同志親自抓這項工作。蘇聯“解禁”后重新出版此書俄譯本，對英文原著講到的人和事提供了幫助讀者理解歷史背景的材料，對某些史實有所訂正。沈昌文同志傳達子野同志的指示，讓我起草一封英文電報，請莫斯科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儘快把俄文版寄來。說也慚愧，美國記者以目擊者身份寫的這部向世界宣傳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名著，我竟是第一次聽說。為了使電文簡短，沈建議書名用“ten days”即可，對方一看就會明白所指的是什麼書。

社內外共有22人參加翻譯，大約一半是我社各編輯室的編輯。短短几個月就完成了翻譯、設計、排校、印裝等任務，按時出書。在贈給參加會戰的每一位同志的樣書上用紅字印著：“贈給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前夕以積極忘我的勞動熱情參加突擊出版本書工作的同志1957年11月”。精神鼓勵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至今還能引起對三十多年前往事的美好回憶。此書由組長郭從周同志親自擔任責任編輯，參加翻譯的人這麼多，組織工作和加工整理任務之艱巨可想而知，他所作的貢獻不亞於任何譯者。最近為寫這段回憶，把贈給我的樣書打開一看，二十幾個譯者一長串的名字赫然在目，唯獨沒有他的名字。雖然他自己不願意具名，是干編輯這一行的職業本色，但是作為署名譯者之一來回憶這段往事，如果忘記他所知道的編輯功勞就不應該了。

從一個側面看我社的成長

我社主要領導人，從20世紀50年代的王子野、曾彥修等同志到後來的陳翰伯、張惠卿等同志，不管原來是否以外語為專業的，歷來重視世界優秀文化遺產、外國重要學術著作和國際共運文件有計劃的翻譯出版。

曾彥修同志l986年在一次編輯業務知識講座上在強調出書的系統性時講到他“1954年春末到人民出版社，看到人民出版社已經用人民社與三聯的名義出了幾種古代希臘羅馬重要的哲學、政治學、歷史學等方面的名著，覺得很好。便建議我們應該從古代起到近代止，凡外國（包括阿拉伯、印度、日本等）的有代表性的哲學、社會科學、歷史學、藝術學、直到軍事學、自然科學等方面的重要著作均應有計劃的翻譯過來。這事報告了上級批准，就由人民、三聯、上海人民承擔了這項任務”。1956年我來社時看到了我社依靠各個有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制訂的《1956—1967年哲學社會科學重要著作選譯目錄草稿》，其中包括哲學、政治、經濟學、歷史學、國際關係和地理學等6個學科從古到今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1303種，我知道書名的不多，看過的就更少了。這個宏偉的規劃使我大開眼界，深感編輯任重道遠。

1958年商務印書館從高教出版社分出后，屬於馬克思主義來源的著作和外國古典學術著作由它規劃出版，我社主要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及其輔導學習讀物、蘇共重要文件、國際共運文獻資料和人物傳記，以及外國馬克思主義者和進步學者的哲、經、史方面的理論、學術著作。進入60年代以後，我社根據當時國際鬥爭的需要，加強了兄弟黨文件的出版，同時把出版國際共運的參考資料和反面資料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作了系統規劃，有選擇地翻譯出版了一批“黃皮書”和“灰皮書”。在“文革”期間我社翻譯出版數量銳減。10年共出九十多種，只有最高年份1955年一年的1/2。“文革”以後翻譯書的出版方針作了局部調整，以選澤正面的圖書為主，反面材料大量壓縮。

我社自建立40年來共出書約7000多種，其中翻譯書包括馬列主義經典著作近3000種，平均每年70種，著作和翻譯為6：4。據不完全統計，“文革”前（1950～1966年）我社出版翻譯書l800多種（其中經典著作300多種），占出書總數3200多種的56%。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版翻譯書的機構增多，使我社有可能縮小翻譯書的出版規模，以保證重點，但翻譯書的比重仍佔1/4左右。建社初期翻譯書主要譯自幾個大語種，而且偏重於俄語。隨著我國同社會主義國家和各國共產黨友好關係的發展，同東方和西方國家的科學文化交流進一步擴大，譯自英語和小語種的書籍逐漸增多。40年來我社出版的翻譯書籍總共譯自二十幾種外語，按出書數量排列，前10種依次是俄（約1/2）、英（約1/5）、德、日、法、塞、朝、阿爾巴尼亞、西、越語，其餘為羅、匈、波、捷、保、意、挪、希、蒙、泰、柬、老、他加祿語等。從這個側面也多少可以了解我社的成長過程。

1990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