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紀原

2011年10月2日，劉紀原獲得國際宇航科學院（IAA）授予的航天領域最高獎項馮·卡門獎,我國運載火箭與戰略導彈控制技術專家、航天系統工程管理專家。為早期運載火箭控制系統綜合設計和試驗工作做出重要貢獻。親自策劃和領導制訂、實施了國家“七五”、“八五”和“九五”中國航天科技工業的發展規劃，推動了關鍵技術突破和基礎設施工程建設，航天系統工程管理等一系列中國航天技術發展的戰略性工作；為適應航天科技發展和航天領域的國際合作需要，決策並領導開發了大型運載火箭，為長征火箭在國際市場拓寬了發射服務領域；擔任我國載人航天工程副總指揮，為我國載人航天工程的立項和順利實施做出了突出貢獻；主持建立了科學有效的質量體系，實現產品保證工作系統化和規範化，開創了中國航天質量工作的新局面。

名稱由來

在劉紀原珍藏的影集中，有一張小時候的照片。大約5歲的小紀原站在兩位身穿戎裝的女戰士前面，其中戴眼鏡的那位便是他的母親——劉亞雄，時任山西女子抗日敢死隊指導員，后又成為抗日根據地第一個女專員。1933年，劉紀原在母親腹中5個月時，父親陳原道在南京雨花台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成為被後人緬懷的雨花台烈士之一。母親與外祖父為了讓他永記父親，便為他起名劉紀原。

成長曆程

劉紀原從小就在外祖父劉少白家長大。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的文章中，毛澤東曾提到過兩位開明紳士，一個是陝甘寧邊區的李鼎銘，另一個就是晉綏邊區的劉少白。

1942年5月，劉少白髮起倡議，組織晉西北參觀團去延安取經，啟程時將兒子劉易成、侄子劉乃成，以及八歲的外孫劉紀原都帶在身邊。他想藉此機會，把孩子們送往延安，讓他們從小接受革命教育。當時，國民黨整天叫喊要進攻延安，許多好心的朋友勸他改變主意。劉少白樂觀而堅定地說：“國民黨不得人心，成不了氣候，只有跟著共產黨走才會有出路，我一定要把孩子們送到延安去。”事實證明，劉少白的確是有遠見的，他先後把9位至親送進了革命隊伍。幾十年後，他的女兒劉亞雄成了優秀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二女兒劉兢雄和三女兒劉平也都是早年投身革命，日後成為出色的領導幹部，兒子劉易成成為基礎物理學家，外孫劉紀原成為中國航天事業的領頭人之一。

說起去延安這一段經歷，劉紀原還講起一段小插曲：“外祖父把我們三人帶到延安后，經多方聯繫，均因住房困難而無法安排。王若飛將這一情況向毛主席彙報后，毛主席說：‘沒有窯洞可以挖窯洞么，劉老先生的孩子一定要收下。’就這樣，我們三人進入了延安保育小學。”到延安與母親在一起，母親給了他感情上的慈愛和管教上的嚴格，並未因他是唯一的遺腹子而嬌生慣養，因此他也繼承了母親身上的秉性——頑強和堅韌。小學畢業后，他又隨母親來到東北，在哈爾濱四中讀了一年書，並加入了毛澤東思想青年團。劉紀原 於無聲處聽驚雷

1992年8月14日，隨著一串短促有力的指令，發射塔四周漫起一片白霧，乳白色的長征二號E火箭噴吐出橘紅色的火焰，以雷霆萬鈞之勢直刺雲天。經過675.284秒的飛行，將美國製造的澳大利亞通信衛星送入浩瀚蒼穹。人們擊掌相慶，淚水在歡笑中奪眶而出。休斯公司和澳大利亞衛星公司的代表忍不住大聲稱讚：“太棒了！太棒了!”當航空航天工業部副部長劉紀原步出指揮大廳，激動的人群蜂擁而上，把他一次次托起……

留學蘇聯

少年時的磨礪成為劉紀原一生的財富。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為了儘快培養出更多社會主義事業急需的人才，向蘇聯和其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派遣了大批留學生，而劉紀原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接受黨和國家的挑選，遠赴蘇聯留學。儘管當時喜歡的是汽車專業，但他還是服從了組織上的安排，並深感肩負著國家的重託，學不好無顏回國。

投身與導彈事業

1960年，風華正茂的劉紀原完成了在莫斯科包曼高級工業學校自動控制系導彈控制專業的全部學業后，返回祖國。此後，他長期在研究所從事科學研究與管理工作，參與了“兩彈一星”研製、“兩彈結合”試驗。在我國地地導彈採用和實現全慣性制導、改進遠程運載火箭控制系統可靠性等科研攻關中，功不可沒。

領導中國航天

走上領導崗位后，他先後出任航天工業部副部長，航空航天部副部長，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國家航天局）總經理兼航天局局長，九屆全國人大常委。他主持發展戰略研究，領導規劃編製和實施，帶領中國航天走出了運載火箭系列化、衛星平台通用化發展的路子；他提出並組織長征二號E捆綁式運載火箭、載人航天工程、運載火箭專項技改等重大工程立項、論證和研製；建議並推進航天效益工程和國際商業衛星發射服務，使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的效益出現了大幅度增長，為中國航天持續發展並在世界航天發射服務領域佔有一席之地作出了突出貢獻。他先後被授予歐亞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和俄羅斯導航科學院院士稱號。

航天災難年

1986年，是世界航天史上的災難年。1月28日，美國的挑戰者號太空梭在發射過程中機毀人亡。緊接著，急於填補運載工具空白的馬丁·瑪麗埃塔公司為美國空軍製造的大力神火箭爆炸，麥道公司的德爾它火箭由於過早熄火而自毀。5月，已經贏得世界半數以上衛星發射合同的歐空局的阿里安火箭也發射失敗。這一連串的厄運使運載火箭市場出現了用戶排隊等待發射衛星的局面。美國各大衛星公司的老闆們將目光移向了世界的東方。

長遠眼光

專家們預測，20世紀90年代將出現世界衛星換代的高峰。在歐美壟斷的世界航天市場，當時的中國運載火箭只能發射1.45 噸的衛星進入地球同步轉移軌道，要繼續獲得市場，就必須而且只能儘快利用我國成熟的火箭技術研製出新一代大推力運載火箭。當時，長征火箭誕生地——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的研究人員已經敏感地捕捉到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機遇。在研究院一間極簡陋的辦公室里，當時研究院的領導人李伯勇、王永志和火箭專家王德臣等一起悄悄地醞釀了一個大膽的方案：以長征火箭家族中的有著不敗業績的長征二號丙火箭為芯級，在一級箭體上並聯4台液體助推器，使火箭的總推力達到5880千牛，就可以把長征二號丙火箭的低軌道運載能力從2.5噸一下提高到9.2噸，配以固體推進劑上面級可將3噸的有效載荷送入地球同步轉移轉道；配以液氫液氧推進劑上面級，同步轉移軌道運載能力就能達到4.8噸左右。

聽到這一大膽的設想，當時擔任航天工業部副部長的劉紀原立刻眼睛一亮，表示支持並籌措資金，開展技術攻關。當他向上級提出這個“用長征二號E火箭一步跨進大推力市場”的戰略思想時，遇到了阻力，一些領導認為這樣會擠占別的科研經費，影響正常型號的進度，還擔心搞出來沒市場。最後，長征二號E火箭上不上馬的問題上升到國務院來解決。在國務院彙報會上，李鵬總理問：“長征二號E沒有經費怎麼辦？”劉紀原回答：“我們貸款吧！”這一回答看似輕巧，代表的卻是全體航天人的決心。後來，在有關部門的支持下，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貸款4.3億元，正式啟動了長征二號E火箭的研製工作。

珍貴機遇

中國航天進入國際市場遇到了一個十分難得的契機。為使中國航天走向世界，積極參與國際競爭，提高我國航天科技工業的整體水平，經劉紀原建議，航天工業部黨組決定組成10人小組，專門負責對外發射事務。從1986年初開始，劉紀原精心組織的10人小組通過到美國等國家進行廣泛的國際市場調研后，提出了可行性論證方案，並以國家計委、國防科工委和航天工業部的名義聯合向中央提出用中國的運載火箭發射國外衛星的報告。9月，報告得到中央的批准。隨後我國獲得了第一個國際商業衛星發射合同。

發射招標

1987年9月，澳大利亞奧普圖斯公司就建立第二代國家衛星通信系統進行招標。當時，有4個西方宇航集團以主承包商的身份參加投標。初出茅廬的中國長城工業總公司以發射服務分包商資格與主承包商組合參加投標，這意味著中國長征二號E火箭開始了和美、歐火箭的角逐。在這4個西方宇航集團中，只有主承包商休斯公司在運載方案中列入了中國尚無實物的長征二號E火箭。

根據長城公司與休斯公司的“澳星”發射定座協議規定：在1988年10月31日前，如果雙方沒有正式簽訂發射合同，將失去合作的可能。10月初，由航天專家組成的中國代表團領命出征美國。由於長征二號E火箭沒有飛行的紀錄，因此國際保險界沒有承保許諾，致使休斯公司遲遲不敢一錘定音。經過艱苦的談判，直到最後一天，中美終於達成協議。中國航天闖市場努力做成的第一宗大買賣，用長征二號E火箭發射兩顆澳大利亞衛星，竟然就在紙上談兵中成交了。簽完協議后，休斯公司總裁道夫曼在致辭中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話：“從今以後，我們要學會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

簽署合同

1988年11月1日，中國長城工業總公司與美國休斯公司正式簽署“澳星”發射服務合同。休斯公司要求中方必須在1990年6月30日前有一次成功的飛行試驗。在任何時候，只要他們認為中方不能發射或沒有充分論據證明自己能夠按時發射，用戶有權終止合同並罰款100萬美元。中國航天面臨著一次殘酷的挑戰。

1988年12月14日，中國全面啟動研製用於發射“澳星”的長征二號E火箭，此時，離合同規定的火箭首次發射試驗時間僅僅18個月。

曾在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工作過20多年的劉紀原主持制定了長征二號E火箭的設計、研製方案，狠抓了研製進度與質量，狠抓了條件保障，經過上上下下的努力奮戰，18個月後，奇迹真的出現了，昔日僅僅是草圖一張的長征二號E火箭比合同規定的時間提前一天屹立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97米高的發射塔架上。

1990年7月16日，長征二號E火箭將首次進行飛行試驗。然而，此時的西昌地區已進入雷雨季節。世界各國選擇發射時機均小心翼翼地避開雷雨季節，因為它會帶來設備絕緣性能下降、防雷電困難以及燃料由於溫差會引起箭體“出汗”等一系列技術問題。究竟第二天是發射還是不發射，領導層面臨艱難的抉擇。當時的上級機關領導認為火箭發射條件不成熟，不能打！萬一炸毀發射塔架誰負責？而航空航天部門的專家認為，故障已排除，應該發射！當天下午開分系統會，誰都不敢拍板，會一直開到深夜2點，外面的工作人員也都久久不散。這是他們靠貸款，大幹18個月干出來的，如果這次不發了，不但簽的合同飛了，要罰款100萬美元，這枚火箭也就胎死腹中了，貸款更還不上。可誰來拍板呢？萬一失敗了，誰負這個責任？最後，領導同意劉紀原拍了這個板。

首飛成功

1990年7月16日9時40分，隨著“點火”口令的下達，凝聚著千萬人心血的長征二號E火箭首飛成功。1992年8月，長征二號E再次顯示它的威力，把當時世界上最重的“澳星”準確地送入預定軌道。之後，又成功地發射了亞洲二號和艾科斯達一號衛星。

從1986年到1998年的12年裡，在劉紀原主管下，長征火箭系列從4種發展到9種，向國際市場投放8種類型的長征火箭，可以執行低地球軌道、太陽同步軌道和地球同步轉移軌道的衛星發射任務，擁有發射目前世界上各種軌道要求、不同質量衛星的能力。在1990年至1998年間，中國長城工業總公司已經實施了15次國際商業衛星發射協議，還提供了5次專為發射銥星而研製的長征二號丙改進型火箭搭載服務，佔有國際市場份額的7%～9%。在發射國外先進衛星的過程中，中國運載火箭技術迅速發展，運載能力不斷提高，地球同步轉移軌道運載能力達到5噸，低地球軌道運載能力從2.5噸提高到9.2噸；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一過程中，無論是人才還是技術，都為中國航天的後續發展打下了基礎，也為日後的載人航天工程積蓄了力量。

失敗導致的嚴峻形勢

就在中國航天大踏步向前邁進之際，1994年，國內市場急需的東方紅三號通信衛星因燃料泄漏，未能進入預定軌道；1995年1月26日，長征二號E火箭發射亞太二號衛星失敗；1996年2月15日，長征三號乙火箭在發射國際通信衛星708時凌空爆炸；1996年8月18日，長征三號火箭發射中星七號衛星時，因發動機故障，衛星半路擱淺。三年中，連走麥城，航天科技工業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形勢：國外一些衛星用戶紛紛提出終止發射合同，國際保險界提出要提高長征火箭的保險率和種種苛刻的條件。

涅槃重生

面對前所未有的逆境，劉紀原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大變革下，必須要解決好思想觀念的轉變與管理機制的調整。他適時地提出並推行了改進航天工程和質量管理一整套新思路、新辦法，實施了行政後勤社會化與軍民品分線管理，極大地穩定了軍品研製隊伍；按照“一次成功，改進過程”目標，制訂了改進航天工程管理的“72條”、改進質量管理的“28條”、改進質量問題管理的“雙五條”以及航天質量管理改革方案和“三個三”的質量振興計劃；提出並指揮行為規範體系工程和技術保障體系工程的建設及工藝振興計劃的實施，把航天工程管理和質量管理提高到國內軍工行業領先水平。從此，開創了航天質量工作的新局面：運載火箭連續發射成功，重點型號、載人飛船、多種衛星首飛成功，發射能力提高⒈4倍，消除了重複故障，地面試驗故障數減少三分之一，他為此榮獲2000年度國家質量管理突出貢獻獎。

嶄新思路

在工程管理方面，他倡導、推行“加速發展，勇於創新，持續改進，—次成功”的航天管理新思路，領導和組織中國航天工業走出了“導彈武器固體化，運載火箭系列化，衛星平台通用化，發射服務國際化”的路子，把航天工程管理和質量管理推進到與國際接軌的新水平。繼20世紀90年代初提出了“抓應用衛星與衛星應用，抓技術改造，突破載人航天”的“兩抓一突破”的發展思路后， 1998年又提出了以發展大運載、大衛星公用平台和小衛星為重點的“兩大一小”的《我國空間技術發展思路》，經25位院士評審確認，成為“十五”航天發展計劃的基礎。

在劉紀原的簡歷中，有這麼一欄：1992年12月至1999年9月擔任載人航天工程副總指揮。短短的二十幾個字，濃縮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和背後的酸甜苦辣。

鮮為人知的背後

1988年，在分析航天技術的發展趨勢和全球局勢后，劉紀原從我國軍事、政治、經濟及高科技發展和後繼人才的需要出發，適時提出了20世紀90年代航天技術的發展重點要放在“兩抓一突破”上，並主持了我國研製太空梭的必要性與可行性的軟科學研究。得出的結論是，我國搞太空梭不現實，應該將注意力轉到如何搞飛船上。他認為，為保持我國航天事業的發展勢頭，滿足國家戰略發展的需求，發展我國載人航天是很必要的；但考慮到我國經濟、技術條件的限制，應該首先研製多用途飛船，作為試驗性載人、運貨航天器，為初期載人航天試驗服務。通過飛船的研製和飛行試驗，為發展有翼軌道器及先進的天地往返運輸系統、載人空間站和空間站利用，奠定必要的技術基礎。

1991年1月7日，航空航天工業部成立了載人航天工程領導小組，由劉紀原出任組長。在他指導下，該小組與“863計劃”的航天專家一起負責確定技術指標、需攻關的關鍵技術、需建設的大型設施等，以便為中央的決策提供基礎。

促使工程上馬的機會出現在1991年初。1991年1月30日，中國宇航學會、中國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舉辦了“中國航天高技術報告會”。會議當天，劉紀原副部長剛從內蒙古指揮部調研回京。火車到站時，他對時任航空航天工業部計劃司總工程師的張宏顯說：“到會場后，先不要留下來參加會議，你回部機關去，把我們寫的《關於發展我國載人航天技術的建議》等文件取來封好，送給參加會議的二炮副參謀長栗前明(小平同志的妹夫)，什麼話也不用說。劉紀原托栗前明將《關於開展載人飛船工程研製的請示》和《關於發展我國載人航天技術的建議》轉呈給了鄧小平同志。該建議中特別提出“我國航天事業的發展，面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領導創建的、得來不易的航天國際地位存在著得而復失的危險。懇請中央儘快決策。”

鄧小平同志十分重視這件事，事情進展得也非常迅速。3月14日，航空航天工業部辦公廳的保密電話響了，傳來的是國務院秘書局的通知：“15日下午3點至5點，李鵬總理要約見航空航天工業部高級技術顧問任新民和了解飛船情況的同志聽彙報。”

彙報會後，李鵬總理表示，我們應當搞載人航天，從飛船搞起。爭取新中國成立50周年時，把載人飛船送上天！他還特意把劉紀原從黨校叫去，就論證情況、條件準備及不同方面的意見等詢問了兩個小時。

1991年3月20日，航空航天工業部收到了中辦秘書局轉來的中央領導江澤民、李鵬、劉華清在《航空航天重大情況》文件上的重要批示。

全面發力

從那時起，我國載人航天的工程論證工作便進入了全面、緊張、有序的狀態。在劉紀原組織下，航空航天工業部先後邀請了數批外國航天專家來華講學，重點介紹他們在發展載人航天，特別是研製飛船方面的技術和經驗，並派遣20名年輕的技術人員到國外進行了為期兩年的學習。現在，這批人已成為航天各部門的領導和業務骨幹。

領導人親臨現場

1998年11月10日和11日，就在載人航天工程進展的關鍵時刻，江澤民總書記、李鵬委員長和朱鎔基總理分別來到北京空間技術研製試驗中心，參觀視察了正在研製中的載人航天工程。

在飛船返回艙前，江總書記在講話中說：“首先我要祝賀你們，在短短的六年之內，你們取得了相當好的成績。今天看了以後，對於我們來說，學習了許多新的東西。1992年，黨中央作出這樣一個決策，毫無疑問是正確的。它在科技、經濟、軍事、政治和人才培養方面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李鵬委員長指著逃逸火箭發動機說：“我想我們上一個載人航天工程，它的意義決不在它的本身，而是要通過它們把我們中國航天帶向一個更高的層次，發展整個的空間技術及與其相關的高技術。同時，更重要的是培養了一大批人才，使我們的人才隊伍沒有斷層，使我們的事業後繼有人，使我們能夠趕上國際先進水平。”

朱鎔基總理說：“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面，矗立起一座航天城，很多設備都達到世界水平，很不簡單。我向同志們表示由衷的敬意，真正要謝謝你們。這個工程不但有重大科技、國防和帶動經濟發展的意義，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因為它能夠凝聚整個中華民族。中國人民一定會記住你們的，中華民族一定會記下你們的光榮業績。”

中央論證決策

1992年1月8日，中央專委召開第五次會議，專門研究發展我國載人航天問題。會上，中央專委認為，從政治、經濟、科技、軍事等諸多方面考慮，立即發展我國的載人航天是必要的，應當從載人飛船起步。會議決定，在“863計劃”航天領域專家委員會和航空航天工業部過去論證的基礎上，由國防科工委牽頭繼續組織各方面專家，深入論證。

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勤政殿聽取國防科工委、航空航天工業部彙報。常委們討論得十分熱烈，他們認為，工程意義重大，技術方案符合國情，載人航天是當代高技術，有利於推動和帶動中國的技術進步，增強綜合國力。會議最後決定，要像當年抓“兩彈一星”一樣，抓載人航天工程，有事可直報中央。11月，中央專委批准丁衡高任工程總指揮，沈榮駿、劉紀原任副總指揮，航空航天工業部科技委副主任王永志任總設計師。

1993年6月航天工業總公司（國家航天局）成立，作為航天工業總公司總經理、國家航天局局長，劉紀原本來就挑著雙重的擔子。在載人航天工程的攻關階段，這位副總指揮簡直成了救火隊員，哪裡有困難，他就出現在哪裡。三垂方案（垂直總裝、垂直測試、垂直轉運）中關鍵裝備——活動發射平台，由北京航天發射技術研究所設計，長治清華機械廠負責研製、生產、總裝。活動發射平台重達750多噸，高8米，有許多技術難題需要攻關，比如上下滾道淬火，主梁和側梁焊接，過渡框平面加工等，這些關鍵技術既要全廠職工群策群力攻關，也必須具備必要的工裝設備。劉紀原等機關人員與廠領導研究決定購置落地銑床，建設重載大跨度廠房等基建技改項目，為長治清華機械廠創造了較好的加工環境，確保了關鍵裝備按時投入使用。在長征二號F火箭的研製過程中，逃逸救生裝置整流罩超重是大難題之一。在劉紀原的親自督促下，總師系統和各分系統一點一點地減重，終於把結構超重摳下了一半，剩下的一半由逃逸主發動機增加總衝來解決，妥善解決了整流罩超重問題，保證了飛船的設計質量。在飛船研製中，最大的問題是加工能力不夠，雖然已做了很多技術改造，但5艘飛船，將近20多個艙段，就是日夜不停地加工，都很緊張，何況，其中還有很多需要攻克的技術難題：返回艙氣動參數在三家提供的數據不一致的情況下，需要取捨；降落傘的關鍵技術和外協要處理；還有在北京唐家嶺航天城建設中，需要到現場協調解決一系列問題……

1999年，劉紀原離開航天領導崗位，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委。但他割捨不下曾為之奮鬥了40年的航天事業。從1999年11月20日到2005年10月12日，神舟飛船六次啟程、返航，他次次魂牽夢繞，次次心馳神往。他和航天人一起屏住呼吸，一起承受劇烈的心跳，一起歡呼慶賀勝利。 2003年11月16日，在神舟五號載人飛船歸程之際，年已古稀的他來到內蒙古中部大草原，迎接飛天英雄楊利偉凱旋。當這位把畢生心血獻給航天事業的老戰士與年輕的航天員雙手緊緊相握的時候，全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2017年12月27日，獲得第十二屆航空航天月桂獎“終身奉獻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