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泉

1954年到武漢大學任教，1980年晉陞為教授，1986年任歷史地理學科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首屆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石泉早在讀中學時，就對歷史地理學產生了濃厚興趣。1938年進入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學習。1944年夏，在徐中舒教授指導下完成畢業論文《春秋吳師入郢地名新釋》，通過對《左傳》所記20幾個相關地名逐一考訂、重新定位之後，對於吳師入郢的行路線和楚昭王奔隨的途程，得出了與流行說法全然不同的新解：最後歸結於楚郢都只能在今宜城縣南境、蠻河以北、漢水中游西岸的宜城平原上，從而打開了本課題研究領域中的一個重要突破口，成為他後來為全面開闢荊楚歷史地理研究新途徑的起點。

1944年秋，石泉考入燕京大學研究院，成為陳寅恪教授指導下的碩士研究生，受到陳教授多方面的熏陶、指導，這對石泉日後的治學態度與方法有著極大影響。碩士論文《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上個世紀90年代由三聯書店出版。由於參加地下黨領導的民主運動，石泉於1948年夏被國民黨政府列入黑名單，遭到搜捕。在地下黨和師友幫助下，脫身奔赴華北解放區。1949年2月北平解放，參加接管工作。建國后，在教育部高教司及高教部任職，1954年2月調至武漢大學歷史系任教。

石泉長期從事中國歷史地理和中國史的教學和研究，尤以古荊楚地區的史地研究見長。在荊楚地區歷史地理的學術領域內，他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新義的見解，指明先秦至六朝齊梁時期該地區一系列相互關連的重要城邑山川湖澤位置並非如流行說法所認定的那樣，分部在長江邊，而當在漢水中游地區。只是由於南朝晚期梁陳之際，遭逢大動亂，政區興廢發生了很大變化，形成了一系列原在漢域的地名隨人流徙，移至江域，後世不察，常以陳（周）隋唐以後的地名位置套用於齊梁以前同名異地的城邑山川湖澤等，遂以致誤。這一見解如果成立，整個古代荊楚地理面貌將為之一新，先秦至六朝的荊楚地圖將需重繪，古荊楚地區開開發層次的規律，將重新作出解釋，並將有助於兩湖平原農田水利建設、石油資源豐瘠的預測、湖北地震帶的歷史定位，以及歷史地名學的發展。1956年寫出了《古郢都、江陵故址考》初稿。從正面論證楚郢都及其後繼城市江陵以及鄰近的古沮、漳二水下游皆在漢水中游西岸宜城縣南境，而非在長江邊今江陵縣北一帶。這就觸動了千餘年來形成的對古代荊楚地理傳統解釋的根本格局。此後，他對於有關的重要山川城邑位置，進行了全面地深入探討、論證和重新定位，提出了自成體系的獨到見解，並在此基礎上修訂、充實舊作，寫成專著《古代荊楚地理新探》，於1988年10月出版。全書約40萬字，核心是最末一篇《楚郢都、秦漢至齊梁江陵城故址新探》（第一次正式發表）。其次是《齊梁以前古沮漳源流新探》、《從春秋吳師入郢之役看古代荊楚地理》和《古鄢、淮、涑水及宜城、中廬、縣故址新探——兼論楚皇城遺址不是楚鄢都、漢宜城縣》（第一次全文發表）以及《古競陵城故址新探》、《雲杜、綠林故址新探》等幾篇力作，都是從古郢都、江陵的外圍諸地重新定位著手，落腳到與核心論點配套，加強古郢都、江陵城在今宜城南境的論證。書中的《自序》仿顧頡剛《古史辨》自序的寫法，對於自己40餘年來從事荊楚歷史地理研究的全過程，都作了較具體的輪廓介紹。反映出本文學術工作與學術見解的全貌。此外，石泉教授還對古“雲夢澤”的地名淵源、地望變遷及最後的消失，作了返本探源的深入研究，指出古“雲夢澤”在同一歷史時期往往不止一處（但只有一處最著稱），不同歷史時期最著稱的雲夢澤又常不在一地。歷史上不存在跨江南北的大雲夢澤。這一新見解同自然地理學者根據野外鑽孔材料研究所得的結論不謀而合；也是同考訂古郢都、江陵及相關地名的系列研究相互呼應的又一中心課題。他還對封建後期兩湖平原垸田之興起與發展，如何帶動了這一地區農田水利的全面開發並引起相應的地理變化這一課題較早地進行了探索，並指導青年教師開闢了這方面的研究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