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河慘案

太河鎮在博山以東60餘里，位於連接我清河、魯中和膠東根據地的交通要道上。太河是一個數百戶人家的村莊，是太河鎮政府的駐地，周圍有很高的石頭圍牆。東北方向有金雞山、青龍山，西面有豹眼山、虎頭山，西南方是釣魚台。淄河從山谷中穿過，順著太河鎮西面圍牆轉了一個彎，然後貼著圍牆向北蜿蜒而去。

1939年3月，在魯北清河地區堅持敵後武裝鬥爭的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為了適應抗日形勢發展的需要，奉中共山東分局之命，選派62名幹部、戰士到魯南“山東軍政幹部學校”和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途中路經太河鎮。此時，在淄河流域堅持抗日鬥爭的八路軍四支隊馮毅之營已經撤離太河，國民黨第五縱隊司令秦啟榮所屬第五指揮部指揮王尚志部佔據了太河地區。為避免衝突，我部派人前去王尚志部聯繫，說明意圖，王尚志表示可以通過。

沈鴻烈自1938年1月出任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后，從魯西到魯北即一路干擾和破壞國共合作，積極推行反共方針。1939年初進入魯南山區后，更是亦步亦趨地執行國民黨中央積極反共的政策。先是拋出所謂“山東省政府之八大政策”，強調“統一軍政軍令”和餉款給養，隻字不提與中共的合作關係，堂而皇之地限制和排擠中共領導的山東抗日武裝；繼而於2月5日至7日，在魯村召集魯南軍政會議，系統提出“統一劃分防線”、“統一指揮”、“統一行動”、“軍不幹政”、“給養糧秣，統籌統支”等種種規定。這次會議，一定意義上可視為沈鴻烈在山東貫徹和推行國民黨五中全會精神的一個重要行動，對太河慘案的發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3月30日凌晨，我部270餘人自淄東井筒村列一路縱隊出發，四連做先鋒，七連做後衛，中間為受訓幹部。隊伍到達離太河鎮8里遠的同古村時，從太河方向來了四五個騎馬的人，便衣短槍，徑直攔住去路，自稱是王尚志的聯絡人員，要我軍停止前進，等待答覆。大約兩個小時后，又來傳達上司命令，要我軍沿著太河鎮西圍牆通過。太河鎮南北狹長，周圍有一丈多高的石圍牆。圍牆與淄河之間，是一條三四米寬的通道。我軍在中午時分來到鎮西北角，順著狹窄通道往南走，就聽到圍牆上有人在不懷好意地嚎叫：“老鄉啊，太累了，歇息歇息再走吧！”呂乙亭果斷命令部隊“肩槍”，高唱起“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等抗日歌曲繼續前進。當大部分人員走近太河鎮西門外的圍牆時，一架架機關槍從圍牆上露了出來，王尚志部突然從太河鎮制高點釣魚台首先開了槍。佔有絕對優勢的敵人，用猛烈的炮火將我軍壓制在毫無遮蔽物的狹窄河灘上。帶領尖刀班走在最前面的呂乙亭營長當場中彈犧牲，隨後奉鮑輝指示向呂營長傳達命令的通訊員劉書廂也壯烈殉國。

部隊前路被阻，後路被封，兩邊又是聳立的山崖，在這危急時刻，鮑輝、潘建軍仍然採取克制態度，命令“不要還槍”，並且向圍牆上敵人高喊“槍口不要對內”、“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但是正義的呼聲沒有喚醒敵人已經泯滅的良心，隨著太河鎮西門大開，鎮內敵人與南山、北山、西山的敵人從四面向我軍包抄過來。四連長許子敬與受訓幹部孫曉東等果斷向東南方向衝擊，打開一個缺口，率領38人突出重圍，其中包括5位受訓人員。沒有進入西圍牆下的後衛部隊20多人，也從河灘上向北逃出虎口。除60餘人脫險外，210名幹部戰士落入敵人的魔掌。鮑輝、潘建軍、鄧甫晨、張林、陳大學、趙華川、徐效禮、張琴書等英勇不屈，被殘酷殺害。這次由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第五縱隊司令秦啟榮，指揮其第五指揮部指揮王尚志預謀策劃，捕殺我八路軍山東縱隊受訓幹部和護送部隊210餘人的嚴重反共事件，就是震驚全國的太河慘案。

1939年3月，魯北清河區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奉中共山東分局之命，選派62名幹部、戰士，赴魯南山東抗日軍政幹部學校和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為保證途中安全，第三支隊第十團兩個連約210人組成護送營，由呂乙亭營長帶領，負責護送到山東分局駐地，隨隊赴延安彙報工作的第三支隊政治部主任鮑輝為這支隊伍的總指揮。27日，隊伍行進至淄川以東山區時，得知原在這一帶的八路軍山東縱隊第四支隊馮毅之營已撤離，太河鎮已被王尚志部佔據。為避免發生衝突，順利通過太河鎮，總指揮鮑輝事先派人與王尚志部取得聯繫，說明從此路過的意圖，並將槍支人數如實相告。王尚志派人回話，同意借道。但背後里，王尚志卻秘密召開會議，策劃伏擊這支八路軍隊伍，並由峨庄司令部趕到太河鎮親自部署，設計了假意借道、暗中設伏的陰謀。得到回信后，八路軍南下隊伍於30日晨繼續南進。1939年4月17日《大眾日報》刊登的於平寫的《太河慘案真相》一文，對事件的經過作了以下描述：當我們的隊伍到達夏室的時候，他們百般設法阻止我們前進，又是通知司令部，又是司令不在家，總是想要延緩時間，以便部署其軍事行動。但是我們始終相信，大家都是中國人，只要不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是斷不會下毒手的。因此坦然毫無戒備地繼續前進著。太河到了，圍子上站滿了秦部的士兵，山上也有人在活動著。太河的圍子做得非常堅固，四周都是用石頭砌成的，高約七八尺，村中有一個約兩三丈高的土檯子，上邊有許多松樹，村子的西邊是一片白茫茫的淄河沙灘，再西是一座懸崖峭壁的石山，河灘與圍子中間是一條通行的道路。隊伍到達村外，圍子門已緊緊地關閉起來，一個類似副官的人騎著馬跑出來告訴我們：“王司令沒在家，請你們從圍子西邊走吧！”我們聽了這話，知道他們不願意讓我們進村子，我們也不勉強，徑順著圍牆的西邊走去。一座松木小橋，遮住了去路，隊伍漸漸集結在橋頭上了。敵人認為屠殺的時機已到，於是乒！乒！兩槍之後，接著城上的步槍手一齊開始射擊了，手榴彈也不斷地丟下來。可憐我們這些優秀的幹部和英勇的戰士們，處在一個夾道之中而且又沒有戰鬥的準備，因而就遭受了橫暴的摧殘。當敵人開槍射擊以後，政治部鮑主任還繼續喊著不要還槍，但他的話一句未完，炸彈已經打到身邊，許多人就這樣犧牲了。據有關材料證實，在此次突然襲擊中，三支隊十團三營營長呂乙亭與一戰士當場犧牲，鮑輝等20餘人負傷，除60餘人突圍脫險外，其餘均被俘。被俘的幹部、戰士被押至太河鎮內一處院子里，清點人數。王部一位軍官出來訓話，謊稱：“今天的事情是個誤會，今早接到一個情報，說從博山城裡出來四五百人的漢奸隊，朝這個方向來了，等把情況弄清楚就放你們回去。”並先後把政治部主任鮑輝、特務團團長潘建軍、宣傳科長鄧甫晨三人帶走，於當夜秘密殺害於太河鎮東門外。第二天，又把其餘被俘的人押到王尚志司令部駐地峨庄，逐一登記審訊，把張林、陳大學、張琴書、徐效禮、趙華川等11名連以上幹部和重點懷疑對象，視為“要犯”，交由軍法處繼續審訊。不說，就施以酷刑，先是用棍棒打，后改用六股鐵絲擰成的鐵鞭子抽。鞭子上的鐵絲頭像鉤子一樣，抽在身上，扎進肉里，鮮血淋漓。就這樣，連續折磨了7個晚上。此時，山東八路軍開始反擊。頑軍裹挾著部分被俘人員東竄臨朐境內，逃至黃山村時，將張林、陳大學、張琴書、徐效禮等5人槍殺於彌河灘上。幾天後的一個雨夜，趙華川趁看守不備，磨斷繩索，越牆逃出。其餘5人下落不明。總計在此次慘案中，先後有8人在被俘后慘遭殺害，他們是三支隊政治部主任鮑輝、特務團團長潘建軍、宣傳科長鄧甫晨、政治幹事張琴書、石印股股長徐效禮、四連指導員張林、七連指導員陳大學等；多人失蹤，還有部分人強遭遣散。這是秦啟榮、王尚志有預謀地公開攻擊和殘殺共產黨、八路軍幹部的重大事件。慘案發生后，中共對秦啟榮、王尚志的反共罪行進行了揭露和抗擊。4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對一切頑固分子的無理進攻，要進行堅決反擊。17日，張經武、黎玉通電全國，揭露秦啟榮堅決反共、破壞抗戰，製造太河慘案的罪行，呼籲全國主持正義，嚴懲禍首。19日，《大眾日報》發表題為《敵乎？友乎？》的社論，揭露太河慘案真相。秦、王所為也激起廣大抗日軍民的義憤，就連國民黨內部亦多有責議。“其時，省政府所在之東里店，對其空氣的壓力頗大。不論是黨內、黨外，交相責難”。在此情形下，秦、王等為混淆視聽，大肆散布太河事件是王部“討逆”，解決“叛軍”李人鳳部。其實，此是一年前舊事。1937年底，日軍侵入魯北時，為組織民眾，保家衛土，臨淄西關小學校長李人鳳與臨淄縣長馮謙光等人在臨淄城成立了一個“青年抗戰人員訓練班”，組織“學生志願軍團”。1938年1月臨淄城淪陷后，縣長馮謙光逃走，李人鳳則以訓練班和學生軍團為基礎拉起一支抗日武裝，暫時使用王尚志部番號，編為王部第三大隊。不久，李人鳳等人因不滿於王尚志所為，率部轉編為山東八路軍第三支隊第十團，並解散了王尚志設在臨淄的司令部，扣押王尚志等人，旋釋之。王部稱此事為“臨淄事變”。太河慘案與此事並無內在聯繫。秦、王宣揚此事不過是藉以掩人耳目，抹煞其殘殺八路軍幹部、戰士的罪行。為打擊秦、王的反動氣焰，4月20日，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第四及第一支隊（原第八支隊）奉命對王尚志部進行反擊。王部見勢不妙，東逃臨朐。就在這時，秦啟榮連夜從東里店趕至王尚志臨朐鹿皋駐地，對王尚志的東逃表示極大的憤怒，親自部署王部及其他所部反攻，襲擊八路軍悅庄一帶駐地。沈鴻烈亦插手此事，一面派出以基督教徒郭金南為團長的所謂“調查團”，一面令王部避駐於吳化文防區。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則對秦啟榮“傳令嘉獎，並記大功一次”；嘉獎王尚志部為“能戰敢為”，發給獎金2萬元。可見他們在反共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太河慘案本身就是在國民黨中央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和沈鴻烈山東省政府大肆推行限共、反共政策的背景下，在秦的支持、指使下由王尚志部製造的嚴重的反共流血事件。太河慘案剛平息不久，秦啟榮即於8月間，糾集所部先於萊蕪襲擊八路軍山東縱隊第四支隊駐雪野後方機關，製造了“雪野事件”，繼而於淄河圍攻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第四支隊，製造了“淄河事件”。由此，秦啟榮被抗日軍民斥為“摩擦專家”。

1943年秋天，我軍攻打安丘縣敵據點，惡貫滿盈的秦啟榮被我復仇的子彈當場擊斃；雙手沾滿八路軍指戰員鮮血的劊子手王尚志逃到平度縣西部投降日寇，成了徹頭徹尾的漢奸。1947年病死，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黨和人民沒有忘記為國捐軀的革命先烈。60年代初，為紀念太河慘案烈士，開工不久的金雞山水庫更名為太河水庫；1984年6月28日，淄博市人民政府公布太河慘案紀念地為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淄川區人民政府設立石質標記；1985年8月，淄博市人民政府在釣魚台上建起13.58米高的“太河慘案死難烈士紀念碑”，通體用白色花崗岩砌成，象徵著烈士們純潔而高尚的革命情操。碑座四面各有一幅浮雕。紀念碑碑文如下：

自廣漢陷落，國難益深，戰火愈烈，日本侵略者施“政治誘降”、“以華制華”毒計；國民黨反動派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之策。遂摩擦迭起，禍事端端。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我堅持清河平原抗日游擊戰爭之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六十二將士，在十團三營營長呂乙亭率四、七兩連護送下，受命赴魯南“山東抗日軍政幹部學校”及延安“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深造。部隊將過太河時，我出於團結抗日誠意，先得距鎮國民黨別動第五縱隊司令秦啟榮部王尚志之假道允諾。然我二百七十餘抗日游擊健兒行至豹岩山下、太河西圍牆外時，竟突遭頑軍伏擊。我將士身陷絕境，進退維谷，仍念國共合作大局，高呼口號，曉理動情。但暗伏之群小，卻不顧民族大義，欲置我於死地。眾將士忍無可忍，戮力共奮，血刃突圍。終因眾寡懸殊，地形不利，除六十餘人脫險，我呂營長與一戰士當場飲彈壯烈犧牲外，均為其執。支隊政治部主任鮑輝、特務團長潘建軍、宣傳科長鄧甫晨、政治幹事張琴書、石印股長徐效禮、四連指導員張林、七連指導員陳大學等八同志，面對頑凶，寧死不屈，血染淄流，罹難殉國；餘二百眾，或被強行遣散，或遭殘酷殺害。手段至狠至毒。慘聞傳出，聽者驚心，讀者髮指。而國民黨反動當局卻懸匾慶貨，謂之“太河大捷”。其對日妥協，加緊反共真相，大白天下！淄流奇怨，眾怒難平。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怒斥秦頑是“摩擦專家”，“無法無天”；山東縱隊首長通電全國，申明慘案真相；淄（川）博（山）益（都）臨（淄）等縣民眾則迭章上書、集會、請願，聲討秦、王彌天大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八路軍山東縱隊一、三、四支隊勇士同仇敵愾，並肩作戰，討頑雪恥，慰藉英靈。撫今追昔，當思人民江山來之不易！瞻望未來，應為中華大業作出貢獻！革命烈士，如山如水！千秋永志，浩氣長存！

太河慘案對山東抗戰和反磨擦鬥爭產生了深刻影響。在太河慘案中遭到伏擊的擔負護送任務的兩個連，是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第十團較有戰鬥力的連隊，而該團又是第三支隊的主力團之一。慘案的親歷者馬若在回憶中寫道：“太河慘案的損失是無法用數字計算的。1939年的春天，丟掉了兩個戰鬥力最強的武裝連隊，損失有多大，實在難以估量。”就反摩擦鬥爭來說，太河慘案前，中共山東黨組織由於缺乏經驗，鬥爭不夠堅決，部分領導人缺乏必要的警惕性，在沈鴻烈進入魯南后，雖然對沈鴻烈的限共防共政策已有察覺，也進行過鬥爭，但缺乏清醒、深刻的認識，仍對沈抱有幻想。1939年2月23日的《山東分局對蘇魯工作的決定》，一面講“由於沈防共的錯誤政策，造成山東抗戰的極大困難與危險”，一面強調堅持“一方面採取各種方式，一方面使沈進步”。當時《大眾日報》發表的關於魯南會議和涉及沈鴻烈的報道及八路軍山東縱隊領導人的訪談，也多是洋溢之詞。太河慘案發生后，中共中央書記處在《中央對山東問題之處置辦法》中亦指出：“山東方面過去退讓太多，如接受取消北海行政公署及北海銀行；未能於省府、縣長西逃時普遍委任自己的縣長；有些已委任的，復接受沈鴻烈命令撤銷；秦啟榮形同漢奸，多次向我進攻，未能給予有效還擊。如上述情形不加改變，山東創建根據地與堅持抗戰是要受到挫折的。”這種軟弱的情形也表現在南下隊伍的主要領導者身上。許多親歷者都回憶道，當南下隊伍走到太河附近時，已經明顯覺察到危險，但這支隊伍的總指揮仍然認為“現在搞統一戰線，不會有事”，命令繼續前行。在隊伍陷入包圍、遭到槍擊的情況下，“我軍領導人仍然對國民黨頑固派抱著幻想，不令部隊反擊突圍，反而一次又一次地大喊：‘不要開槍！不要開槍！’‘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他們的這些話，沒有阻止住敵人向我們開槍，卻嚴重地束縛了我們的幹部、戰士自衛還擊行動，部隊被頑固派軍隊沖得七零八落。”也有人寫道：“太河慘案本來是一次可以避免的事件。這次行動的主要指揮者、政治部主任鮑輝同志，受王明‘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通過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影響太深，太相信國民黨，對國民黨缺乏起碼的警惕性。在得知對方是我軍死對頭王尚志后，仍然存在幻想，抱著僥倖心理，還要堅持鑽到王尚志擺好的口袋裡去挨打。在被頑軍包圍后，如果採納呂乙亭營長的意見，採取果斷措施，組織反擊，雖然要付出代價，但可以大大減少損失。但是，在槍林彈雨中，他仍然命令我軍不要打槍，並向敵人乞求：‘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政治上簡直幼稚到可笑的程度。”這些話帶有感情色彩，但反映出當時的領導者缺乏必要的警惕性與正確認識的情形。太河慘案的殘酷現實使人們震驚和憤怒，也教育了中共山東領導人和黨的組織，開始改善和調整鬥爭方針與策略。1939年4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在給山東分局的指示中，批評了山東方面以往的軟弱和不足，要求加強反頑鬥爭和政權建設，並指出：“對於一切頑固分子之無理攻擊，必須以嚴重態度對待。對漢奸分子如秦啟榮，必須堅決消滅之（有計劃的取得必勝），如在政治上、組織上瓦解秦部，在軍事上包圍襲擊解決之。”5月19日，在《關於山東工作方針的指示》中再次強調：“對付頑固分子之無理舉動以態度強硬為原則。”但“對東北軍的方針應當是影響其將領，促其政治上的進步與覺悟”。按照中央的指示，5月24日，山東分局作出《關於山東工作方針原則的決定》，指出：我們要改正忽視根據地之錯誤，積極經營戰略基地，並加緊建立專署、縣、區抗日民主政權；積極擴大山東縱隊與地方武裝；鞏固發展地方黨；改正分局及各地對頑固分子的退讓、防守與被動。隨之，山東黨組織全面調整了統一戰線工作方針和鬥爭策略，採取了爭取魯蘇戰區于學忠部，孤立和打擊以沈鴻烈、秦啟榮為首的頑固派的方針策略。與此同時，徐向前、朱瑞受中央委派率領100多名幹部於1939年6月來到魯中山區，加強山東的領導力量，8月，組建起以徐向前為司令員、朱瑞為政委的八路軍第一縱隊，10月，又將第一縱隊與山東縱隊機關合併為統一的指揮機構。太河慘案事件可以說是中共領導山東抗戰鬥爭策略變化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太河慘案后，山東國民黨方面也發生了變化。以沈鴻烈為代表的頑固派由以往的“公開聯合，秘密限制”轉變為公開打出反共的旗號，頻繁進攻八路軍，製造事端，摧殘抗日民主政權。1940年7月16日，由徐向前、朱瑞等聯名發出的《八路一縱山縱為沈鴻烈指使部屬進攻八路軍事給蔣介石的通電》即縷述其罪行：“自去歲‘掃蕩’以來，沈主席曾無數次命令魯南各軍進剿職部，曾無數次密令捕殺共產黨員，曾密令各地封鎖職軍給養，曾嗾使督導團破壞民眾團體，更曾密令對八路軍及共產黨‘見人就捉，見槍就下，見幹部就殺’。以致自去年6月至11月中，職軍被進攻達90餘次，被殺共產黨員及職部軍人達1350餘人，扣去人員達812人，繳去槍械達2057支，對職部軍人家屬之燒房、罰款、污辱，擄掠資財更不勝計。自去年11月至本年現在止，職部所受損害更倍於往昔。”儘管如此，由於中共山東黨組織採取了正確的策略，鬥爭堅決，山東抗日根據地仍然保持了健康、快速的發展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