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傳註疏
春秋公羊傳註疏
東漢何休注(《春秋公羊解詁》),唐代徐彥疏。二十八卷。何休研究今文諸經,為《春秋公羊傳》制定義例,使成為有條理的今文經學著作。徐彥作疏也保存了唐以前的一些舊說。是今文經學派的代表著作。收入《十三經註疏》。
春秋公羊傳註疏
舊題作者為公羊高,高為齊人(今山東),相傳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學生,專治《春秋》。最初只有口說流傳,西漢景帝時,傳至玄孫(第四代孫)公羊壽時,壽始與齊人胡母生將《春秋公羊傳》“著於帛書”,故《四庫全書總目》題作公羊壽撰。
徐彥一說為北魏人,即徐遵明,里第生平不詳。
《春秋公羊傳》雖為公羊氏子孫世代口耳相授,但其內容實際上並非盡出一家,傳者亦並非盡為公羊氏一家。其以問答體逐層逐字闡釋《春秋》經文之書法、義例,主旨為微言與大義,微言為後王立法,使其尊周室,親中國,斥夷狄,宣揚了大一統思想,大義則誅亂臣賊子,辨是非,別嫌疑,明善惡,宣揚德義。
其學傳至兩漢,又與讖緯之說相結合,其說解時陷於荒誕無稽,章句繁瑣蔓蕪。有時數十萬言乃至一百餘萬言猶不能解明傳意。
東漢何休受董仲舒余脈,精研今文經學,凡歷十七年乃成《春秋公羊傳解詁》。其書合經傳於一帙,廢除章句之學,依胡母生條例為《公羊傳》定三科九旨凡例,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為一科三旨;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此為二科六旨;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此為三科,統而並之,則是三科九旨。
此外,尚有五始、七等、六輔、二類、五始者為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為州、國、氏、人、名、字、子;六輔者為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是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乃人事與災異是也。由此,何氏系統地闡發了《春秋》中的微言大義。
此書既出,遂成為今文經學家議政的主要理論依據,並對後來的儒家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同時,亦為研究戰國秦漢間儒家思想觀點提供了豐富的參考資料。
《四庫全書總目》稱何氏“但釋傳而不敘經”,其實並非如此,何氏不注有傳之經文,是因為其義已具在傳中;而無傳之經文則注之,如隱公二年“春,公會戍於潛”,“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及”鄭人伐衛”,三處皆有注。可見何氏傳與經皆注,不注者乃是另有原因。
徐彥為《公羊傳》作疏,《新唐書·藝文志》失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雲徐彥,《廣川藏書志》亦記世傳為徐彥撰,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其撰疏始末,現亦毋得詳知。
《四庫全書總》據疏中“□之戰”一條猶及見孫炎《爾雅注》完本,定其在宋以前;又據“葬桓王”一條,全襲用楊士勛《穀梁傳疏》,又定其在貞觀以後;據疏中多自設問答,文繁語復,與邱光庭《兼明書》相近,唐末文體,遂依《廣川藏書志》,終定其為貞元、長慶之後人,此疏亦於其時告成。徐疏為公羊學發展史上的一部重要之作,對公羊學的發展有承上啟下之功。
《隋書·經籍志》記何休《解詁》為十一卷;《文獻通考》記徐彥《疏》為三十卷,今本合刻為二十八卷者,乃為宋人所析。何氏《解詁》單行本較多,有汪氏問禮堂仿宋紹熙宋仁仲十二卷本,閩監毛殿江西五本,陸有宋刊十行本,明刊九行本以及同文書局本等。合刊本除有明代內府刻本及《四庫全書》本外,通行本為各種版本的《十三經註疏》本。
(西元129-182)字邵公,東漢任城樊人(鄰近曲阜)。父何豹,曾任九卿之中的少府,何休依據漢代官員子弟可蔭任為中低層官吏的制度開始任官。
何休的學問非常淵博,當時人讚譽他“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對孔子遺留下的經書有十分精闢的了解。當時皇帝的老師陳蕃邀請何休擔任幕僚,由於陳蕃在宮廷鬥爭中失敗,何休黨錮之禍中被禁錮而禁止任官,返歸家鄉。
何休被禁錮在家時,開始註解孔子的經書,目前僅存的唯一文本是他歷時十七年才寫成的《春秋公羊解詁》。
參看:後漢書儒林傳
春秋公羊傳註疏
春秋公羊解詁
公羊墨守
榖梁廢疾
左氏膏肓
何休的學術主張以春秋公羊學為中心,他的公羊學著作是中國春秋學的重要內容,影響了清代晚期的常州學派以及中華民國的古史辯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