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毓龍

鍾毓龍（1880－1970），字郁雲，號庸翁。杭州人。學者。

鍾毓龍曾在浙江高等學堂、杭州府中學堂、省立一中、宗文中學等校任教國文、歷史、地理、修身等科，後任宗文中學校長，終身為教師。專長鐘鼎文，能不用烏絲闌而橫直井然，善詩詞書法，曾任浙江通志館副總編等職。

鍾毓龍著有《說杭州》、《浙江地理考》、《美術年鑒、姜丹書稿》、《上古神話演義》等。

回憶懷念父親鍾毓龍 口述：鍾久安

91歲，無疾而終

我的父親鍾毓龍，1970年去世時91歲，無疾而終。去世的前三天，保姆替他穿大袍時，他說，人乏力得很。前一天下午，我那在黑龍江支邊的兒子，託人捎了一條中華煙，送給父親。除了抽煙，他沒別的嗜好。父親跟捎煙的人聊了半小時，問了孫子在黑龍江的情況，很高興。之後，又有一個朋友來看父親，父親拆了煙敬人，自己也抽了一支。這是下午4點鐘的事。晚飯時，家人照常給他稀飯，他說不要吃了。外孫女跑進來說，飯不吃，就吃塊豬肝吧。他吃了一塊。吃好飯，抽完煙，去休息了。第二天早上，保姆來叫我，“鍾先生，老先生不對了，神氣不太好。”我和兒子趕緊去他房間。叫他還是有感覺的。妹妹是醫生，沒多久也到了。弄了點糖水，把四環素碾成粉，準備讓父親喝下去。第一口糖水咽下了，四環素卻下不去。脈搏還有一點，漸漸地弱了。妹妹說，大家不要響，一個人最後時聽覺還是有的。大家很安靜，再去看時，瞳孔已經放大了。那是早上6點25分。為了晚上解手方便，父親床邊的平凳上有個痰盂。我看了一下，痰盂里有小便，他半夜起來解過手的。

清朝的最後一科舉人

我們鍾家在杭州原是大族。清明、冬至集中去上墳，門口總是有二三十頂轎子。那時有個說法叫“鍾半城”，形容我們鍾家人多。庚申年，太平軍到杭州，鍾家散了。

1880年，父親出生時家裡生活窘迫，祖父帶著祖母、大伯父、父親去了上海。祖父打了兩份工，每個月可以賺到300兩銀子，家人的生活才寬裕起來。可惜好景不長，父親5歲、大伯父8歲時，祖父生病去世。祖母帶著兩個孩子回杭州，三個月後，她跟祖父走了。祖父要好的朋友十幾個，決定一起負擔兩個孤兒。茅廊巷那裡有個私塾，大伯父與父親被送去讀書。私塾老師叫王酉書。王家沒有孩子，兩兄弟就吃住在那裡，白天跟老師讀書，晚上由師母照顧。當時與父親一起讀書的，還有一個叫王福庵（王禔)的小孩，也是5歲，後來是西泠印社的創始人。5年後，王酉書去世。為了給孩子找出路，祖父的朋友們決定讓大伯父經商，讓父親讀書。大伯父被帶到一家典當行做學徒，23歲那年，他生了一場大病，離開了人間。父親安排在當時最富裕的朋友鄒典三家裡。直到現在，我家與鄒家的後代還在來往。

當時是科舉時代，父親準備考科舉，學習很勤奮。祖父一個姓朱的朋友對鄒典三說，我家裡經濟不是很好，我就幫鍾毓龍批改文章吧。在大家的幫助下，父親先考上秀才，後來中了舉人。當時26歲。中舉人後不久，清朝決定廢科舉，辦學校。於是父親成了清朝的最後一科舉人。

當了25年的校長

父親趁著年輕，一開始在四所學校教書，即省立一中、定安中學、宗文中學、女子師範，教的科目有國文、歷史、地理、修身等。那時候交通工具不方便，父親每天坐著轎子趕來趕去。在宗文中學教語文課時，當時的第一任校長朱丙炎很器重父親。他去世前，推舉父親擔任校長。

1921年，父親辭了其他三校的課，當了宗文中學校長。他寫校歌鼓勵全校師生，還請書法家高魚占以白布大字書寫朱丙炎校長留下的校訓，“質樸耐苦，誠實不欺”，懸掛在大禮堂，後來由於戰亂不見了。1937年冬，日寇逼杭，父親將學校遷移到嚴州，即現在的建德，借用一座祠堂做課堂，租用一家會館儲藏圖書儀器，每月租金20元。1938年，學校又遷到了溫州雁盪山，播揚文教，為戰亂中的孩子提供了求學良機。以前浙江有“舉人點主”的鄉風，人死了，在祖宗牌位上，往往會寫上“某某某之主”，但一般情況下，“主”字上面的一點是不寫的，這一點要叫一些名人、舉人寫。那時候在溫州、嚴州，父親常常被人叫去，很隆重地點“主”。

抗戰勝利后，父親回到杭州，辭去了宗文中學校長的職務。算起來，他當了宗文中學25年的校長。後來宗文中學奉命更名為杭州私立宗文中學，父親又當起了學校董事會的董事長。一直到1956年，這所學校改名為杭十中時，他董事長也不當了。

“會場不要掛黨旗”

回到杭州的第二年，國民黨政府在平海街成立參議會，他們請我父親去當參議員，父親推辭了幾次，最後還是代表教育界去了。第一次開會時，父親看到會議有個書面規定，說凡是不到會三次以上的，算是主動退會。於是父親連續三次不去。正為主動退會高興時，又有人來請了。有一次開會，大家推薦我父親發言。父親說，我有一個想法，既然參議會是民意機構，會場中間就不要掛黨旗。後來果然拿掉了黨旗。這件事當時很轟動，上了上海的一家大報。與此同時，父親還擔任了浙江通志館的編輯、副總編。以後他又成了杭州孔廟管理委員會委員，杭州文物管委會委員。

解放以後，父親差不多70歲，大部分時間呆在家裡。1950年時，政府將一些參加過國民黨參議會的人作為回訪人員。當時儲豐銀行行長張旭人是回訪人員，有一次派出所的戶籍人員去他家，看到牆上的一張團體照上有父親的照片，就把父親當做了回訪人員，讓他每星期一次，去清吟巷小學里學習。父親學了一次後去了上海，從上海回來后，派出所的同志也沒來叫。沒多久，杭州市政府有人來，說讓我父親去做杭州市政協委員，後來是常務委員，再後來是副主席。

一生都在寫字

父親一生都在辦教育，寫著作，寫字。在家裡，我經常看到他在房間里看書寫字。他寫了很多東西，可惜因戰爭或“文革”丟了。

父親《說杭州》一書的原稿是用毛筆寫的，四十多本，近50萬字，整整齊齊，厚厚的幾疊。杭州的山、水、橋、坊巷、風俗、語言、寺廟、城邑、兵禍、學校、園林別墅，凡是你想問的，幾乎沒他不知道的、沒寫到的。書稿寫好后，在湖濱書畫社展覽過，後來北京有人來請，又拿到北京去展覽。可惜從北京回來后不久“文革”開始，所有的書稿都燒了。好在其中的部分內容，在此之前已經印成了油印本，流散到市面上，否則《說杭州》這本書，肯定留不下來。“文革”時，我家被抄了11天。父親沒受什麼虐待，但他的書和文稿，都被裝進麻袋拿走了。那天他們來拿時，父親說，我是個讀書人，一生的工作也是教書，我知道你們各位先生是來破四舊的，這本康熙字典我看不能算四舊，能不能留下來。他說話后，家裡除了一本康熙字典，其他所有的書都被拿走了。他們燒的那天，我想父親一生都在辦教育，寫了那麼多東西，不能就這樣燒了，就偷偷從火堆里揀了兩本書稿回來，都是關於教育的。現在也收在《說杭州》里。

父親也寫過小說。在宗文中學時，有一次父親和學校老師坐船游西湖，一位老師對父親說，中國上古時期沒小說，你是研究文史的，能不能寫一部上古小說。一開始沒時間寫，1926年，由於戰亂學校停課，他開始動手。當時我們問他，寫的什麼書，他笑笑說，叫《想當然爾》。意思說，上古時代的事，只能是想想寫的，想什麼就是什麼。1936年書出版了，叫《上古神話演義》。這本書很好看，很多看過《封神榜》、《西遊記》的人，也看過《上古神話演義》。父親還寫過一篇中篇小說《奇婦人日記》，是根據一則史料寫成的。小說寫完后，他將手稿裝訂好拿出去請人書法題字。書剛送出去，就碰上了“文革”抄家，這本書在書法家家裡被抄走了。上世紀70年代末，我聽說手稿在杭州圖書館，由政協、文史館出面，把手稿拿回來了。上世紀80年代初正要出版，來了個通知，出版界要打擊精神污染。父親的書名上因為有“奇婦人”三字，卡下了。

上面說的絕大部分事，多是從父親的日記里看到的。他這一生，始終處於動蕩不安的狀態，但他始終沒有放棄熱愛教育、崇尚文化的信念。今年我87歲，父親比我大30歲。只要我活一天，我就想念他一天。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學者和教育家，一個了不起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