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皮帽

瓜皮帽形成於明初，當時更廣泛的名稱是“六合一統帽”，簡稱“六合帽”，飽有“天下一統”的政治寓意。六合者，為天、地、東、南、西、北，意寓皇帝一統天下。為新興封建王朝取吉兆，是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推廣瓜皮帽的原因。

由明人清后，大部分漢族男子的首服都隨著“男從女不從”的政令而淹沒於歷史的塵埃之中時，只有瓜皮帽不僅得到延續，而且愈發流行。

據史料記載，清軍入關前，滿族老幼都喜戴一種叫“帽頭兒”的帽子，其形狀上尖下寬，底邊鑲一寸左右的小檐，有的則無檐，只用一片織金緞（又稱片金）包邊。帽頂綴一個絲絨結成的疙瘩，紅黑不一（有喪時可用白色）。在檐下方亦有“帽正”，類似於明朝的“六合一統帽”，但是沒有六瓣。清朝建立后，要求舉國百姓包括清軍都要戴此種帽子。南方人民懷念明朝，想起故國，也有類似其形狀的帽子，就順其自然，把帽瓣改為六瓣縫合。康熙見其帽式已改，即問大臣為何老百姓改為此種樣式，大臣立即答道：“現全國統一了，表示東、南、西、北、上、下一統的意思。”於是康熙帝即把軍隊的“帽頭兒”也改成六合帽。

瓜皮帽能在清朝廣為流行的原因不僅出於’‘六合一統”的政治性考量，其實用性也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原因。清朝迫使漢族男子依從滿族習俗，以“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強硬政治手段強迫全國的男人都按滿族習俗剃去額前的頭髮，後面梳成一個大辮子。這種髮式，搭配瓜皮帽更顯方便，因此使得瓜皮帽更加超越了階級的限制，成為清代各個階層男子所愛。

瓜皮帽在明代的造型變化並不豐富，到清朝初年，在款式上雖然仍以六瓣合縫為之，但分為平頂和尖頂造型，有硬胎、軟胎之別。平頂大都是硬胎，不可摺疊，內襯棉花；尖頂大都為軟胎，取其便利，不戴時可折起來裝入衣袋裡，內襯紗、羅。瓜皮帽的質料，夏秋季多用黑紗、結棕或用漆紗，春冬季多用青黑綢緞、絨或氈。其色多為黑色或青色，裡子用紅色，講究的還用錦緞滾邊。有喪時也可用白色。帽頂部裝有用紅絨絲編成的疙瘩“結子”，結子的大小，也隨流行而變，一度崇尚櫻桃般的小結，轉而又流行大結；明朝後期又有用珊瑚、水晶珠、寶石綴於帽頂作結子的，稱為“帽珠”。其結子小如豆粒．又重藍色，戴時喜將帽子偏傾於前而半覆於額前。至宣統時，帽檐有重疊多至七八道者。在帽邊正中間，綴一塊四方形的白玉或寶石作為“帽准”（或曰“帽正”）以辨別前後，兼為裝飾。帽正的質料取決於戴帽人的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貴族或有錢的人，可用珍珠、美玉、瑪瑙、翡翠、珊瑚、貓眼等各種名貴的寶石做帽正，更有用碧霞珠寶以炫其富貴與顯赫者。一般人也可用燒籃、料器（玻璃）、小銀片等為帽正。當時的年輕人特別是那些八旗的紈絝子弟，為求美觀，往往還要在帽疙瘩上掛一縷一尺多長用紅絲繩做成的紅穗子，稱做“紅縵”。

明代瓜皮帽的帽頂雖沒有嚴格的標識等級的作用，然而帽珠、帽准材質的好壞同樣也反映著佩戴者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實力。為了區別身份，一些無階級地位的富商巨賈往往在瓜皮帽的裝飾材質上選擇貴重的帽正、帽珠作為身份的標誌。然而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明代中晚期，服飾的奢靡之風也隨之產生，相關的服飾法度亦被打破，到了明朝晚期，上下層之間在穿戴上的鴻溝被打破，很多無官位商賈也開始用上等官員才可使用的貴重玉石做為帽正。而另一方面，受到大商賈服飾風格的影響，官員士人一般在居家、會客等非正式場合開始戴瓜皮帽，甚至是皇親貴胄在皇宮之中也常戴瓜皮帽。如明代筆記《松下雜抄》載：“皇子戴玄青給紗六瓣有頂圓帽，名曰‘瓜拉帽’。”此“瓜拉”帽即瓜皮帽。可見，當一般百姓在經濟能力足以消費，相關法令制度亦見鬆弛之際，相關的服飾法度亦被打破，瓜皮帽的身份標誌性作用也逐漸減弱。

明初，瓜皮帽由明太祖朱元璋推行全國，不僅飽含著“天下一統”的政治離意，更是起到了身份標識的作用。滿清入關以後，由於吉祥的政治寓意及良好的實用性而成為上至達官顯貴下至平民百姓最主要的便帽。清朝覆滅后，隨著“西服東漸”及實用性的減弱，瓜皮帽的符號性意義在明初之後再一次大於其實用意義，不同之處在於它不再是國家統一的標誌，而是亡國之思的符號。史料中提到清朝的遺民、老先生往往都與瓜皮帽有著不解之緣，鄧雲鄉《梁實秋文注趣》記載：“30年代中期……在旗的老先生，大辮子不好意思留了，但又要顯示其對主子的忠心，便留一小辮，平時戴緞子帽盔，江南叫‘瓜皮帽’，夏天戴紗的，小辮藏在帽盔中。”辮子與瓜皮帽這其中承載的不僅是對新政府剪辮政策的抗衡，也是一種懷舊的情思。民國的幾十年間，瓜皮帽仍然在中國人心目中佔據著一席之地。雖然，受到”西服東漸”與“剪辮運動”的影響，瓜皮帽在男子首服中的實用性地位逐漸沒落，然而其文化內涵卻愈加深刻，其流行演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服飾與社會變遷密不可分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