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間諜

義大利人范斯伯，曾充張作霖幕僚，滯留中國二十餘年。九一八事變后，哈爾濱淪陷。日軍土肥原大佐脅迫范斯伯為日本工作，他迫於無奈，只好勉強從命，參與了綁票、販毒、開設妓院等罪惡活動。日本特務機關巧取豪奪，斂財甚巨，引起日本憲兵的忌妒。在憲兵卵翼下的賭場、妓院也紛紛開張，中國人民深受其害。某日，特務機關頭目命范斯伯與他的夥伴老陰去邊境某車站，炸毀一列蘇聯貨車。范斯伯派人攜五十磅炸藥前去交與老陰，又把已探知的日軍即將去北滿進剿義勇軍的情報密告義勇軍首領。於是，義勇軍截獲了五十磅炸藥，又在橫道河子附近炸毀日本軍車。范斯伯奉命前往調查，大隊日本憲兵也開赴出事地點，范斯伯又將情報通知義勇軍。深夜，義勇軍重重包圍橫道河子，日軍幾乎全軍覆沒。老陰在范斯伯的鼓動下，率部反正，投奔義勇軍。至此，日本特務機關和憲兵隊，均以“通敵罪”對范斯伯提出控告，並準備將他秘密處決。身處險境的范斯伯告別妻子兒女，悄然逃離哈爾濱。

參考資料：

當時拍片環境之艱困，非現在讀者所能想象。108架日軍飛機侵入的防空警報剛過，又來了108架飛機；躲了防空警報卻被炸了攝影棚；同時，由於物質的短缺，不但拍片的膠片進口非常困難，演員的化妝道具也幾乎變成不可能。當時用所謂“重慶精神”拍片,《日本間諜》足為代表。片中不少俄國人都由中國演員飾演，但當時又沒有假頭髮，要用羊毛線代替，不論頭髮、鬍子，都要一根一根的粘上去。一個演員的化妝要六個小時，等化好妝演員都想睡覺，疲累不堪，必須用萬金油等刺激精神拍片。只有敵機來時，才有休息機會。當時片酬很低，沒有人會計較，伙食很差也不在乎，大家在乎的是如何完成工作。

1939年8月間，日機大肆轟炸重慶,“中制”廠址被炸毀，廠長鄭用之被彈片擦傷，劇務主任周伯勤受傷更重，廠中人員更有死亡，但攝製工作並沒有因為廠址被炸而中斷，相反地，工作人員的精神卻加倍振作，並促成當地政府當局重新建造新攝影場，而且決心擴大全廠組織。建廠期間,《日本間諜》攝製組曾到陝西寶雞、甘肅天水一帶拍攝外景。外景隊由袁叢美率領，比內景進行得要順利些。

吳家驤是這部戲的道具負責人，在拍攝過程中還發生了一段關於道具的趣事,1978年4月9日台北《民族晚報》影劇版“逸聞往事”對此做了報道。

負責《日本間諜》道具的吳家驤,當時住在“中制”劇務科一節火車廂里。那是拍《日本間諜》戲里張作霖所乘的專車車廂，在黃姑屯(應為皇姑屯，原文如此——編者)被日軍炸了。《日本間諜》導演袁叢美，在拍特務頭子土肥原辦公室一場戲時，需要一隻會說英語單字的鸚鵡，當時是用“鶴鳴通”錄音機現場鋼絲錄音，所以非要會講英語的鳥兒不可。這場戲一天就可以完成。可是哪裡找得到這樣的鸚鵡？吳家驤抓耳撓腮到處鑽路子，他偽裝佛教徒講經，結識了一位老太太，她的話甜得不得了，終於發現老太太的兒子，是一位剛從國外調回來的少將武官，帶回一隻會說英語的鸚鵡，由於這種關係，他借到了，袁導演也挺滿意。過十幾天，那位少將親自到片場找吳家驤，嚇得他爬上攝影棚上的燈光板藏身。原來拆景時，布景工順手把鸚鵡掛在景片后，沒吃沒喝地，竟活活地餓死了。後來還是廠長鄭用之，以黃埔同學身份出面，才把這件事擺平。又有報道說：袁叢美氣魄大，處理大場面尤見功力。他對演員的要求極為嚴格，有一個鏡頭是在“中制”劇務科通道中反覆拍的，劇情是陶金走進他的特工總部，重門一道一道自動打開關閉，旁白是後來量准畫面，由陶金親自錄配的，那是他的心聲“從北方的堪察加，到南方的麻六甲,大日本帝國是主宰，我要用一打以上的扒手，和五百個天不怕、地不怕的白俄，我要用他們去敲詐那些英國人、美國人、猶太人，把他們的財產拿過來，然後一腳把他們踢出滿洲去!”陶金吃了二十幾次NG,弄得渾身是汗，挨了不少罵才0K。

該片的攝影師吳蔚雲技術精湛，在20世紀30年代就以處女作《桃李劫》一片，被大家公認為後起之秀。對他在《日本間諜》一片中的出色成就，當時的報紙做出了如下評論:“他並沒有較高於其他一般同業的學術標準，了不起的天才，可是，他知道學習與誠懇研究的職業精神，必然會克服工作上的艱難困苦，使技術臻於成熟之境，所以他往後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在漸漸進步的。《日本間諜》的攝影技術，無論是畫面的裁剪，氣氛的烘托，光線的柔美飽和，角度的生動活潑，不僅超過了他本身以前所攝各片的成績，而且樹立了國產影片空前未有的技術標準，尤其是哈爾濱日本妓院那場戲中的若干鏡頭，簡直可以比諸歐美影片而無愧色。今日大後方國營製片機關所有的機件設備，自然遠不及港滬兩地的電影公司，與此，更足以說明簡陋的設備，未必就是使電影技術低落的全部因素，只要我們的攝影師能夠虛心學習，誠懇研究，一部分物資的限制可以用進取的精神來克服的。換言之，我們一般的攝影師過去還沒有將這些簡陋設備的機能，發揮到最高的限度。”

“中制”新廠工程於1939年動工，同年年底完成,1940年元旦舉行落成典禮。依正常情況,《日本間諜》最多三個月就可以拍完，但由於敵機的干擾，自1941年元月正式開拍，前後花了3年時間，到了1943年才完成。最後影片殺青時，同仁胼手胝足興建的攝影棚也被日機炸毀。

蔣介石對這部影片很重視，前後看了三遍。由於影片中的東北抗日義勇軍實際是中共領導的抗日聯軍，蔣介石對影片表現共產黨領導抗聯的英勇鬥爭行為以及他們與人民的深厚感情很不滿意，下令重拍部分場面，影片的情節因此被改掉不少。這也使得影片在重慶的首映檔期一延再延。最終，該片於1943年4月在重慶市國泰、唯一、抗建堂等三家影院首映，觀眾十分踴躍，場場爆滿。抗戰勝利后該片在上海大光明戲院連映四十多天，創戰後國片的最高賣座紀錄。

而九一八事變后，哈爾濱淪陷。日軍土肥原大佐脅迫范斯伯為日本工作，他迫於無奈，只好勉強從命，參與了綁票、販毒、開設妓院等罪惡活動。日本特務機關巧取豪奪，斂財甚巨，引起日本憲兵的忌妒。在憲兵卵翼下的賭場、妓院也紛紛開張，中國人民深受其害。某日，特務機關頭目命范斯伯與他的夥伴老陰去邊境某車站，炸毀一列蘇聯貨車。范斯伯派人攜五十磅炸藥前去交與老陰，又把已探知的日軍即將去北滿進剿義勇軍的情報密告義勇軍首領。於是，義勇軍截獲了五十磅炸藥，又在橫道河子附近炸毀日本軍車。范斯伯奉命前往調查，大隊日本憲兵也開赴出事地點，范斯伯又將情報通知義勇軍。深夜，義勇軍重重包圍橫道河子，日軍幾乎全軍覆沒。老陰在范斯伯的鼓動下，率部反正，投奔義勇軍。至此，日本特務機關和憲兵隊，均以“通敵罪”對范斯伯提出控告，並準備將他秘密處決。身處險境的范斯伯告別妻子兒女，悄然逃離哈爾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