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非光

何非光，1913年出生於台灣台中，16歲那年何非光隻身到上海謀生，先是在一個台灣同鄉開設的診所里當學徒，這年的春節，何非光到蘇州遊玩，遇到聯華在此拍攝《續故都春夢》的外景戲，當時正在拍攝這樣一個場面：農村姑娘朱瑩（陳燕燕飾）手提小籃正在歸家途中，突然，她被身後追上來的一個軍閥騎兵捋上馬背--但是扮演軍閥騎兵的演員，騎術不佳，力氣又不足，再三嘗試也達不到導演的要求。

此時，在場的何非光當了一次替身演員，很出色的完成了這組鏡頭，何非光的表現引起了影界人士的注意，此後，聯華聘何非光為簽約演員，何非光就因一個偶然的機遇踏上了從影之路。他先後出演了《人生》、《暴雨梨花》、《小玩意》、《風》、《天明》、《體育皇后》、《華山艷史》、《母性之光》、《再會吧，上海》、《昏狂》、《熱血忠魂》、《日本間諜》等等影片。出色的完成了各種不同類型的反派角色。

之後，何非光又轉為電影編導，先後編導了抗戰影片《保家鄉》、《東亞之光》、《氣壯山河》、《血濺櫻花》和影片《某夫人》、《蘆花翻白燕子飛》、《出賣影子的人》、《同是天崖淪落人》、《花蓮港》等等。他還導演過話劇、越劇、淮劇、上海滑稽戲等等地方戲，尤其是滑稽戲《三毛學生意》作為一個優秀劇目被改編成了電影。但是，“台灣特務”、“日本間諜”、“國民黨派遣人員”等等莫須有的罪名，使他從49年以後就被排除在電影界之外，儘管，他曾抗美援朝上前線、到大西北參加軍區文工團---尋求自我救贖，但是，1958年還是被判處管制兩年，直到1979年8月11日才得到徹底平反。何非光的電影生涯是短暫的，但是他為電影事業所做的貢獻是在中國電影史上值得一書的，何非光編導的《保家鄉》抗戰期間在東南亞地區有很大影響；何非光編導的《東亞之光》被譽為一柄正義之劍；何非光編導的《氣壯山河》是中國唯一一部反映中國軍民和盟軍一起直接參加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影片；何非光編導的《花蓮港》是“第一部以台灣省高山族為題材的愛情巨片”；何非光導演的《出賣影子的人》票房極佳，影響很大。

自從1949年後何非光突然從影壇消失，有各種矛盾的零星報道如“勞改死在東北”等。事實上何非光自1949年後一直默默無聞的活到1997年逝世。

台灣著名導演李行先生和台灣電影資料館曾做最大的努力，幫助何非光圓回台灣故鄉省親的心愿，但是，就在何非光準備赴台灣的前兩個月，突然發病與世長辭。

何非光，1913年出生在台灣台中，讀高中的時候，家裡給他說了一門親事，何非光不願意，就逃出來，搬到叔父家，與堂弟何鑾旗同住。這時，堂弟剛好參加了一個由“台灣文化協會”以資助失學失業青年為目的的“台灣演劇會”。何非光也加入進去，與一些愛國青年一起參加排演台語劇《鳥暗》（台灣方言，意思是“暗無天日”）。一個月後，話劇才剛剛演了一場，就被台日當局以“抨擊當局之嫌”為由禁演了。“台灣演劇會”也被列為非法團體，遭到解散。堂弟與何非光都被當局列入“不良少年”的黑名單，要抓他們進管教所。

兄弟倆又一次從家逃出來，到南部去投靠同學。一路上，他們感到人生前途茫茫，暗無天日，就像他們演的話劇的劇名一樣“鳥暗鳥暗”的。這時，《鳥暗》的另一位男主演，一個叫賴炳南的青年告訴何非光，他姐姐、姐夫在上海謀生，問何非光願不願意和他一起到上海謀生。那個年代，上海對一個台灣青年有多麼大的誘惑！何非光就產生闖蕩上海的念頭，但卻遭致族人的一致反對。結果賴炳南走了，何非光沒走成，但他心裡卻沒放棄闖上海的打算。

何非光和大姐說，自己想去日本留學，讓大姐幫她去說服母親。大姐對他的想法心知肚明，卻不忍心壞了他的好事，所以冒了風險，騙他們的母親說，弟弟要去東京繼續上學，自己願意出錢資助一類的話，他媽媽當然高興了，就同意了。那時的台灣，處在日據時代，誰要去中國大陸，就必須向台灣總督府申請護照。何非光偷偷去申請，等了三個月，也沒給答覆，他害怕家裡人察覺了真相，索性也不等了，就以去日本留學的名義上了船。當然事先他是打聽好了的，這艘船要經過上海，所以到上海的時候，他就悄悄棄船登錄，偷渡到了上海。那一年，何非光才十六歲。

上海

當時很多船是客貨兩用，到了上海，一般是在吳淞口就要卸貨，便於從長江轉運到內地各個口岸。人要到黃浦江十六鋪下船，所以當時海關在十六鋪。何非光很聰明，這些情況他都了解，所以到了吳淞口他就悄悄下了船，然後再搭車到市區，就這樣逃過了海關的檢查。他到市區，去找賴炳南的姐姐賴金鑾。這位姐姐住在虹口，住在四川北路和武進路那裡。姐夫叫羅克朋，1909年出生在台灣南投，十六歲開始在台灣演電影，1926年時來上海發展，考入復旦影片公司作了演員，因有一身武功，成為當時武俠紅星張慧沖齊名的動作片明星。賴姐夫妻倆，對何非光非常熱情，讓何非很感激，就認賴金鑾光作了干姐姐，兩人作了異姓姐弟。

何非光是非法入境，所以羅克朋一再告誡他，千萬不能暴露自己的台灣人身份。因為那時大陸人看不起台灣人，一來他們是亡國奴，認為他們和日本人沆瀣一氣；二來當時一些台灣人在上海混黑道，販毒、開妓院、設賭場。所以當時上海老百姓都不喜歡台灣人。上海話里不是有句罵人的話，叫“台巴子”嗎？罵的就是那時候的台灣人。在國人眼裡，台灣人和高麗人（朝鮮人）一樣，都是亡國奴，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羅克朋就讓他謊稱自己是福建人。何非光原本打算遵從父親的意願去學醫，於是投考了中醫學校。但入學后發現語言不通，他國語不好，上海的老師又講上海話，他根本聽不懂，學起來非常吃力，最後只好退學了。羅克朋又介紹他到一個台灣郎中開的藥店中里去當學徒。因為離家較遠，就從虹口搬到市中心，大概今天的延安東路這一帶，剛好是英法租界的交界處，住在藥店裡。有一次，藥店裡來了一位英俊少年，來賣葯。此人是徐家匯“聯華”影業公司的演員，就是阮玲玉那家公司，叫蔣君超，後來成了白楊的丈夫。因為蔣君超年齡和何非光差不多大小，又經常來店裡賣葯，時間長了，兩人成了好朋友。蔣有時候會帶何去聯華片場參觀，有一次還讓他在卜萬蒼影片《人道》中串演了一個在舞廳里跳舞的舞客，就是一個群眾演員。

1932年春節，何非光與朋友到蘇州木犢遊玩騎馬，剛好碰到聯華影帝金焰和美工師吳永剛也在那裡拍攝影片《續故都春夢》的外景。兩人趁閑暇也在此處騎馬遊玩。但二人的技術比何非光差遠了，對何的騎術非常羨慕，就這麼認識了。第二天，金焰他們正在拍一個場景，表現一個軍閥在馬上掠奪民女的動作，演軍閥的那個演員馬術不精，而且沒力氣，沒法把女演員拉到馬背上來，拍了幾遍都不成。導演卜萬蒼是個大胖子，急得一頭汗。何非光正好站在邊上看熱鬧，被吳永剛發現了，就把他推到卜萬蒼導演面前。卜萬蒼答應讓他試拍一下，給他五個不同景別的鏡頭。何非光見許多人都在注視他，自尊心得到極大的滿足，便很乾脆地答應試鏡頭，但又覺得要一把將那女孩抱起來難度太大，建議像看過的外國電影里那樣分成幾個鏡頭拍。卜導演採納了他的建議，讓他先拍了一個遠景。何很有悟性，熟練地騎上馬，飛馳到小姑娘陳燕燕身旁時，一借力就把她擄上了馬背。“好漂亮的動作”——卜導演心中暗喜，他一激動就決定，乾脆近景和特寫也由何來吧！隨即換演員，指示工作人員給他化妝、穿服裝……於是又拍了四個鏡頭，異常順利。後來，《續故都春夢》上映了，演職員表了並沒有出現何非光的名字，卜萬蒼這個人還是講交情，講信用的，他讓蔣君超給何非光送來了二十塊錢的拍攝報酬。這下何非光高興壞了，就這麼簡簡單單的幾個鏡頭，就得到二十大洋，相當於他當學徒大半年的收入。那這學徒干著還有什麼勁？去演電影啊！卜萬蒼的這二十塊大洋，一瞬間就改變了何非光的人生理想，從此，何非光就一門心思想去拍電影了。從此，何非光經常光顧離診所不遠的內山完造書店，有意識地研讀有關電影知識的書籍。

1933年，蔣君超和陳燕燕準備主演一部新片《除夕》，他又到藥店找到何非光，邀請他出演影片中的反派，跳舞團經理的角色。這個角色原來是袁叢美的，因為袁另有片約，導演姜起鳳便想到了演過一次軍閥的何非光。何非光徵求了藥店老闆和賴金鑾、羅克朋的意見，大家都很支持他，何非光就高高興興去聯華報到。所以《除夕》成了何非光的處女作。拍攝完成以後，聯華高層三巨頭羅明佑、黎民偉、陶伯遜都對他的表演都表示讚賞，問他想不想與聯華簽約，成為基本演員。羅老闆開出的條件是：約期3年，第一年月薪30，次年月薪40，三年月薪50；每拍一片，酬金另算。他當學徒，一個月只有4塊錢。何非光就此成了聯華的簽約演員。有意思的是，那個藥店老闆也蠻喜歡他，還不願意讓他走，讓他繼續住在藥店裡，不拍戲的時候繼續幫著打理藥店的生意，等於成了何非光的第二職業，所以他在從影之初，實際上同時兼做了兩份職業，領著兩份薪水。接下來何非光就一部接一部電影地上了，卜萬蒼導演的《母性之光》演過反派角色、孫瑜導演的《體育皇后》、馬徐維邦導演的《暴雨梨花》、《再會吧，上海》等等。1936年入東京日本大學就讀，期間加入日活映畫株式社學習電影製作，並擔任中國留學生演劇會導演。（何非光曾於1928年赴日本東京求學。）

何非光後來轉行當了導演，抗戰時拍攝了著名影片《東亞之光》。那時候，何非光在武漢的“中制”，隸屬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三廳下的國營（軍營）製片廠。說是中國國民黨，實際上是國共兩黨統一戰線的產物，因為周恩來是政治部副主任，主管文化，三廳廳長是郭沫若，何非光當然聽從進步的聲音。所以中制初期，在武漢、重慶拍了不少進步電影。

何非光以前在聯華，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后，聯華停業了，何非光就隨上海影人西遷武漢，加入了“中制”。在這裡，何非光先後編導了四部作品：《保家鄉》、《東亞之光》、《氣壯山河》、《血濺櫻花》。算得上是大後方編導影片最多的導演。當時的大導演，像孫瑜、史東山、蔡楚生、袁叢美，都沒他拍的這麼多，說起來也蠻奇怪的，大概的確是運氣吧。

《東亞之光》是一部非常獨特的抗戰題材影片，獨特之處就在於它用日本戰俘的視線，表現這場戰爭不僅給中國人帶來了災難，也同樣給日本人帶來的痛苦和傷害。第二，何非光有個很大膽的創意，要用日本戰俘自己演自己，採用日語對白。這種用非職業演員的做法，與戰後義大利新現實主義有相似之處，卻又比義大利更早，可以說是開創了紀實性故事片的先河。這在當時中國電影影戲觀念根深蒂固的背景下，不能不說是一次極為大膽的嘗試。這部片子的拍攝過程，別人會給你們介紹，我就不多說了，但裡面經歷了很多波折，比如中間攝影棚讓日本飛機給炸了，要重搭，日本俘虜當演員，演到中間，跑了兩個，幸虧讓憲兵給抓回了了，不然何非光就要去坐牢。

何非光自己也演了個戰俘營里的日本士兵，因為他從小在台灣受殖民教育，日語相當流利。拍片現場只有他一個人能同時跟中日雙方人員交流。這片子在當時影響非常大。1941年元旦，影片在重慶國泰電影院上映，國民黨軍政要員何應欽、張治中原定出席，但後來因公務未能到場。但兩人都派來代表在首映式上致詞。中共方面也很重視，第二天《新華日報》對影片上映也作了大幅報道，稱這部影片是“一柄正義之劍”。有意思的是，日本方面也對這部影片也很感興趣，作了許多報道，當然主要是污衊和謾罵的。比如“日本國際映新聞社”社長市川彩在刊物上撰文說這部片子里的日本兵都是假的，是用中國留日學生假扮的。再如《東亞之光》在香港利舞台上映時，日本軍人非常憤怒。他們不是宣稱武士道精神嗎？那麼他們天皇的士兵，怎麼可以向“支那”軍隊投降呢？《東亞之光》等於當眾揭穿了他們的謊言，所以讓他們惱羞成怒。據報道，當時電影演到一半，就有日本軍官衝上台去，用軍刀把銀幕給砍成了碎片。

1941年，日軍的戰略重點發生了轉移，切斷了國民革命軍的陸地供給線中緬公路。中制的膠片供應完全中斷了，製片生產陷於停頓。何非光只好辭去了中制的工作，打算到香港去發展。當時他的女友朱嘉蒂在香港。何非光到了香港以後，朋友給他引薦了南洋影片公司老闆邵邨仁，邵對何非光是久仰大名，也很賞識何的才華，當場就簽下一萬元一部的片酬，並預付五千塊給他。

但是何非光剛到香港，手上沒劇本。因此就去找司徒慧敏要劇本，司徒卻很嚴肅地警告何，說你不要與邵氏合作，說他很可能與日本人有勾結。這讓何非光很為難，他已經和邵邨仁簽了合同，還拿了人家的訂金，怎麼好意思違約呢？再說，他想要拍抗戰題材的影片，如果邵老闆和日本人有關係，怎麼可能答應他拍這種片子？

何非光這個時候就顯得政治上比較遲鈍，為了講信譽，沒有太多考慮司徒慧敏的勸誡，為邵氏拍了由蔣君超、朱嘉蒂主演的影片《新生命》。後來，何非光又向夏衍、胡風這些左翼文人要劇本，都沒有成功，夏衍也問何非光，你對邵老闆究竟了解多少？他也是擔心邵邨仁和日本人有瓜葛。後來夏衍答應給何非光的劇本，也沒寫出來，只好不了了之。太平洋戰爭爆發第二天，日本軍隊就佔領了香港，何非光因拍過《東亞之光》，再待在香港處境會非常危險，緊急撤離了香港，從澳門回到桂林，后又經貴州，輾轉回到陪都重慶。

何非光在重慶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其實何非光本人對這事始終是稀里糊塗的，好像不太有政治頭腦，這也是他解放后一再倒霉的深層次原因。他回到重慶不久，原來的中制突然要何非光去參加一個中央幹部培訓。好比你現在接到通知，要你去中央黨校培訓，這裡面是什麼意思？就是說要提拔你啊。所以何非光還挺高興的，就去了，在重慶的浮圖關，被中國國民黨三民主義洗了兩個月的腦。凡是培訓班的學員，都集體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後來何非光參加過管理戰俘工作，中間又拍了兩部電影，就是《氣吞山河》和《血濺櫻花》，宣傳了很多蔣介石的領袖地位。抗戰勝利后，何非光再次離開“中制”回台灣探親。這時，台灣已經回歸中國的懷抱，何非光終於可以名正言順地回到故鄉了。自1946年到1948年何非光導演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等五部電影，可以說正處於創造力旺盛期。

何非光又在香港、上海從事電影編導，經朋友介紹參加了西北文化協會在上海創辦的一家影片公司“西北影片公司”，在裡面兼任製片主任和編導。我覺得這就叫站錯了隊，原本何非光可以跟隨中國國民黨一起前往台灣去的，不巧的是，上海解放的時候，何非光正在趕拍一部電影，想把它拍完再走。但等到電影拍完，就再也走不了了。何非光就作為西北公司的在職人員，被共產黨的軍管會給接管了過去。

國營上海電影製片廠成立的時候，何非光被拒之門外，說他不是影劇協會的成員，不能進上影工作。何非光只好去找“影劇協會”，要求加入，但對方卻讓他去公安局交代歷史問題。公安局讓他寫交代材料，一遍一遍地寫，心情無比鬱悶。有一天，何非光在路上碰到一個同事，他那時正在替解放軍三野文工團招募團員，知道何非光在上海四處碰壁，無處容身，就動員他去了三野20軍58師文工團，當戲劇教員。後來三野入朝作戰，何非光就自然成了志願軍的幹部。

何非光在朝鮮前線其實沒作文工團的工作，而是做後勤，為部隊找宿營地，當衛生員，看管俘虜等等。部隊休整時，上級指示他去協助北京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拍攝戰地紀錄片：志願軍奪取美國陸戰一師司令部飛機場。在這次冒著槍林彈雨危險的拍攝中，攝影師楊序忠不幸身亡。1951年4月回到國內，所在部隊第20軍為何非光開了介紹信，讓他找北京中央電影局安排工作。何非光拿著介紹信找到當時擔任“影協”主席和“文化部電影指導委員會”委員的陽翰笙，陽對他的態度相當奇怪，一面對他回到電影界表示歡迎，一面讓他回到上海家裡等通知。可是，等何非光回到上海，找到當地電影局，給他的答覆卻是“我們這兒，沒有適合你的工作。”據說，上海電影局當時某位領導曾說：“何非光不是我們的人”。等於把他排斥在革命隊伍之外。沒辦法，何非光只好再次回到西北軍區後勤部文工團，讓一家老小跟他一起去了蘭州。

1952年，有人給何非光所在部隊領導寫檢舉信，說何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當時“鎮反”運動剛結束，正趕上“三反五反”，雖然沒有給何非光下結論，但還是給他一個“記大過”的處分。1954年部隊整編，何非光又成了“資遣”人員，回鄉就業。無鄉可回，只好再次來到上海，卻依然沒有單位願意接收他。去找台盟支部，台盟說，我們是群團組織，無法安置資遣人員。這樣，何非光就徹底失業了。一個偶然的機會被私營的地方戲劇團聘用，擔任滬劇、滑稽戲的特約導演。先後執導了滬劇《堪布爾草原》、《秋謹》；越劇《家》、《木蘭從軍》；滑稽戲《板板六十四》、《知縣官》、《台灣之夜》、《三毛學生意》等等，頗受矚目。當時，只要哪齣戲用霓紅燈亮出“導演何非光”幾個字，這齣戲准賣座。

這期間，何非光編導了滑稽戲《三毛學生意》，引起轟動，這出由范哈哈編劇、曾為《東亞之光》配樂的許如輝作曲、文彬彬主演的滑稽戲，1957年在上海公演后好評如潮，成為上海大眾滑稽劇團的保留劇目。后選送北京，周恩來總理連看兩場，表示讚賞，指示拍成電影。攝影棚里已經沒有何非光的位置了，1958年被黃佐臨翻拍成了電影。這一年，西安創辦電影製片廠，原本打算讓何非光去擔任導演，卻在臨走之前被公安局傳訊，隨後被以所謂的反革命罪被判管制兩年。1960年何非光被釋放回家，交由虹口區街道監督勞動，在人力車隊拉人力車，干粗活。1961年宣布撤銷對何非光的管制，恢復他的公民權。何非光還想去西影，可是西影也不願再接收他了。何非光再次失業。文革爆發以後，何非光被拉到上影去關了八個月的牛棚。然後再放回家接收監督改造。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后，張春橋就點了何非光的名，要把他揪出來，造反派跑到何非光家，去抓了他，把關進了上影廠的牛棚。天天做夢都想進上影廠，想進的時候吧不讓進，不想進的時候，卻把你給綁了來，關到上影廠裡邊去。上影的牛棚就在漕溪北路595號上影廠的大院裡面，用道具車間的木板和建材搭的房子，牛鬼蛇神都集中關押在裡面，趙丹、謝晉、白楊什麼的，都在裡面關過。據說當時很多周圍的小孩子爬牆去圍觀，因為裡面都是明星，當時叫三名三高，什麼高工資、高待遇、高級別的名演員什麼的。小孩子看他們，跟在動物園看猴一樣。

一直到1979年，全國人大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何非光的處境才有了改善的希望，經過申訴，1979年8月份，上海虹口區人民法院才重新發出刑事判決書，認為1959年對何非光的判決不當，宣告他無罪。這以後，何非光成了上海文史館館員，主要做資料的統計工作。一直深居簡出，很少講話。西北軍區也給他落實了政策，恢復了公職，工齡從1951年算起，級別定為文藝6級，享受退休待遇。當時何非光的主要“罪名”是主要有三個問題：一是“特嫌分子”，即有台灣特務嫌疑；二是國民黨接收大員，言外之意，戰後接管逆產時，是有貪污的；三是胡風分子，就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成員，這條最莫名其妙。因為他在香港邵邨仁那裡拍戲的時候，找過胡風給他寫劇本嗎？胡風拖家帶口的，要養家，拿了邵邨仁250塊大洋的訂金，最後半個字也沒寫出來。倒把何非光賴成了胡風分子，這種事哪裡說得清楚？1958年，他被拘留了8個月，在上海虹口區人民法院，被抓的罪狀有兩條，一是拍攝反動電影，二是在重慶參加了國民黨。很多年過去了他一直痛苦的背著這些罪名，他沒有工作，靠的是夫人部隊複員的的複員費維持生計。

在1995年。那一年正是紀念世界電影誕生100周年中國電影90周年。中國電影資料館在拍攝52集電視文獻片《中國電影》，陸弘石是這部片子的編導，到上海來採訪老電影人，說起何非光，藍為潔說何非光還在啊，就在上海。當時所有人都很吃驚，因為大家都以為何非光早死了。甚至台灣那邊，比如李行導演，還有老中制的王珏、龔稼農他們，都以為何非光在這邊被“共黨”給“鎮反”了（就是槍斃、鎮壓的意思），沒想到他居然還活在。陸弘石很激動，回到北京就寫了一篇文章，叫《走近何非光》。這才讓何非光的身世之謎大白於天下。

1995年11月，我們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所舉辦了“中國抗戰電影研討會”，也邀請何非光出席。我認為，這是他首次在電影界的公開場合亮相。所以，很快，中國影協把他接納為會員，這也算是他正式重新回到電影界來的一個標誌。

1996年在廣州舉辦了一個“中港台電影導演研討會”，何非光也去了。會上，台灣評論家黃仁大談何非光如何如何，最後說，可惜啊，他死得太早了。何非光聽了以後，不動聲色地走上去，問黃仁，你見過何非光嗎？黃說，沒見過。何又問，那你知道我是誰嗎？黃說不知道，最後何非光伸出手去跟他握手，說，我就是何非光。出乎意料的邂逅，使得何非光和黃仁相恨見晚，暢談甚歡。此後，黃仁便和台灣著名導演李行以及三四十年代曾與何非光共事並仍健在的袁叢美、王珏等影界元老等一起，為何非光返台之事四處奔波、百般努力。李行提出，由他所主持的財團法人“極忠文教基金會”出面，邀請何非光參加1997年12月上旬舉行的台灣金馬電影節，並舉辦一個何非光的電影回顧展及研討會。

1997年8月14日，何非光迎來了他的84歲壽辰，也是他和妻子朱嘉衛的金婚紀念日。他們全家準備在這一天好好慶祝一下。但就在這一天，何非光病倒了，進了醫院。醫生說：“這一次他出不去了……他得的是重感冒引起的突發性老年白血病！”

也就在這一天，何非光家的信箱里靜靜地躺著一封寄自台灣的郵件，正式邀請何非光赴台。

何非光躺在病床上，一副超然的神態。對他來說，一生的榮辱這時候彷彿已被放進碎紙機絞成粉末，一切他都不在乎，一切都不重要了，卻關照“遺體捐獻、喪事從簡”……

在醫院住了十餘天后，他的病情急轉直下，開始吐血。親戚們從香港、江西等地趕來，圍在他身旁，他的侄孫何聰樂也恰好從台灣來到上海。何聰樂是他與故鄉隔絕30年後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見到的老家親人……

1997年9月6日上午，何非光去世了，他的面容很安詳，只在眼角掛著一顆晶瑩的淚珠……

為了何非光赴台一事而作出最大努力的李行、黃仁等人無不感到痛惜和遺憾。於是，何非光的兒子何大偉去了台灣，代表他父親領取台灣導演家協會頒發的“終身成就獎”。那個獎座非常別緻：一把金黃色的導演椅屹立在橢圓型的金黃色球體上。李行導演終於以他對一個電影藝術家的尊重和熱忱，將何非光扶回了這把交椅。

參演電影

編導劇目

出演劇目

何非光在參演孫瑜導演的《小玩意》時，就和阮玲玉在同一個劇組了，雖然只是演了一個戲份不多的富家子弟。費穆《人生》中，他飾演阮玲玉的繼子，阮玲玉卻沒一點明星架子，與何非光很投緣。拍《再會吧，上海》時，何非光終於擔當了一個重要的反角——醫生劉光輝，名字排在阮玲玉後面，張翼之前。

阮玲玉扮演一個從邊遠小鎮來上海謀職的老師，前來投奔富有的姑媽，卻被視為鄉下人常遭歧視。何非光扮演的劉醫生常到她姑媽家走動，誘騙她失身，懷了他的孩子，分娩后又被遺棄。無奈之下她當了舞女，倍受凌辱，最後傷心地離開上海，回到邊遠小鎮……

因為在這部電影中何非光和阮玲玉有不少對手戲，所以他倆就有了更多的接觸。何非光是台灣人，阮玲玉是廣東人，兩人的國語發音都有點奇怪。阮玲玉就對何非光說：“默片時代快過去，以後拍有聲片就不能只對嘴型了……”阮玲玉這時已經在認真學國語，想跟上電影技術發展的步伐。

阮玲玉這時正陷入婚姻糾葛，但她竭力掩飾，想用拚命拍戲的方式忘記內心的痛苦。拍片之餘，為了排遣苦悶、寂寞和孤獨，她常找鄭雲波導演還有何非光一起聊天，他們一起去吃夜宵、跳舞……於是就有了一些閑言碎語。有人對何非光說：“阿何，阮小姐是大明星，你不是要吃天鵝肉吧？”

阮玲玉知道后很生氣。有一次趁拍戲間隙，她指著一輛用作道具的黃包車對何非光說：“阿何，你上車坐好！”何非光不知何意，只是順從。等他在車上坐好，阮玲玉突然拉起車把，對站在一旁的攝影師叫道：“來啊，來啊，給我們拍一張照！”她是在用這種方式，坦然表現出對何非光的維護，也是對所謂的“人言可畏”勇敢地予以還擊。

由於何非光將那個道貌岸然的醫生演得入木三分，看過此片的觀眾無不恨透這個衣冠禽獸。但該片上映后，因為其中有醫師用迷藥姦汙女病人等情節，上海醫師工會向“聯華”提出嚴重抗議，要求該片停映。“聯華”不接受，醫師工會便提出訴訟，並要求國民黨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重新審查該片，制止再映，但被“電檢會”駁回：“該片已經檢查通過，所請未被照準。”醫師工會最後只得撤訴，這場風波反而為《再會吧，上海》起到宣傳作用，市場反饋更為熱烈，也讓23歲的何非光登上一個台階，躋身明星行列，成為一個和袁叢美各有千秋的西裝革履的反派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