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學派

新制度學派（neo-institutional school）是當代經濟學的主要流派之一。

該學派形成於20世紀50年代，60年代以後有較大的發展，它的前身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凡勃倫、康蒙斯、米切爾為代表的制度學派。新制度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美國是加爾布雷思、博爾丁，在瑞典是繆達爾。

這個學派之所以被稱為新制度學派，因為它一方面繼承了制度學派的傳統，以制度分析、結構分析為標榜，並主張進行改革；另一方面又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新的政治經濟條件，比過去的制度學派更加註意現實問題，批判資本主義的缺陷，並提出更為具體的政策建議。它在政策目標和價值準則問題上所涉及的範圍也要廣泛得多。

新制度學派是在凱恩斯主義已成為經濟學的新正統派，但卻無法解釋的多種社會經濟問題的原因，並且提不出解決這些問題的對策的情況下，對經濟社會進行分析和提出論點的。這是新制度學派不同於過去的制度學派的新特點。

新制度學派同過去的制度學派一樣，內部沒有統一的觀點，也沒有本派的公認領袖人物或最有權威性的著作，該學派成員的學說幾乎都是自成體系。

新制度學派指出，經濟學正統理論慣於使用的數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這種數量分析只注意經濟中的量的變動，而忽視了質的問題，忽視了社會因素、歷史因素、政治因素、心理文化因素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因此，強調採取制度分析、結構分析方法，其中包括權力分析、利益集團分析、規範分析等。例如，加爾布雷思在分析當前美國經濟時，就指出它不是一個單一的模式，而是由為數不多的大公司組成的“計劃體系”和由眾多的小企業與個體生產者組成的“市場體系”兩大部分構成的“二元體系”。

新制度學派指出，必須有一個“信念的解放”，即從正統派經濟學家（凱恩斯主義者）製造的“增長就是一切”、“一切為了增長”的錯誤思想下解放出來，建立新的價值準則，即以個人的“獨立性”和以“公共目標”為衡量尺度的經濟學的新觀念。

新制度學派深刻指出，現代國家的當務之急是改變權力分配的不平等，即限制大公司的權力，提高小企業和個體生產者在經濟中的地位，使得大公司不能再利用手中的權力來剝削小企業和個體生產者。

在這方面，加爾布雷思的分析是很有代表性的。他指出，收入不平等是權力不平等的結果，所以要實現收入均等化，必須從權力均等化開始。

所謂權力均等化是指使小企業在出售或買進產品時對價格有同等的控制權，使它們的貿易條件相同。從具體的政策措施來說，應當針對大企業和小企業的不同情況而實行不同的政策。

比如說，政府應當對大企業實行價格管制，限制它們利用市場上的價格波動來損害小企業和消費者的利益，而對於小企業，則不應當採取價格管制的做法，而應當鼓勵小企業聯合起來，維護自己的產品價格的穩定性。一旦大企業和小企業之間在權力方面的差異縮小了，經濟中的收入不均等的狀況也就會減少。

新制度學派在批判現行經濟制度的缺陷並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張的同時，把實行改革的政治責任放在科學教育界和立法機構的肩上。新制度學派認為科學教育界可以在人才的培養目標方面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方面發揮作用，而立法機構可以通過一系列有助於限制大公司和保護小企業的法律，使經濟中的改革付諸實施。

新制度學派有些觀點是符合實際的。例如，它注意了當代經濟學正統派所不注意或有意迴避的婦女問題、家務勞動問題、少數民族問題、小企業和個體生產者的困境問題等，它揭露了壟斷組織與國家機構相勾結的情況，它還指出了凱恩斯主義在理論上的錯誤。

美國經濟學家塞特菲爾德·馬克描繪了新制度學派的由來，他認為，制度學派主要是根源於凡勃倫的著作和其他按凡勃倫傳統進行研究的美國知識界的產物。這就是說，新制度學派是在舊制度學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個美國經濟學的重要流派，它與舊制度學派共同構成了制度學派或制度主義。從制度主義產生以來，它一直被西文經濟學界視為"異端"。但當凱恩斯主義的正統地位受到威脅后，它才受到學者們的青睞。

制度主義的演進可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的20年代，制度主義廣泛傳播的階段。這是通常所說的舊制度學派，創始者為凡勃倫，主要代表人物還有康芒斯。凡勃倫的理論指出，社會生活的基礎是物質生產，把社會生產歸結為工藝，把制度的矛盾歸結為"機器操作"與"企業經營"之間的矛盾。提倡用改革來解決社會問題。

20世紀30年代以後至戰後初期的制度主義。這一時期的制度經濟學家有貝利、米音斯、艾爾斯等人。他們的理論特點是具有從凡勃倫思想到新制度學派的加爾布雷思理論的承上啟下的作用。例如，貝利和米音斯所著的《現代公司和私有財產》（1932年）、艾爾斯所著的《經濟進步理論》（1944年）被經濟學界認為是凡勃倫舊制度經濟學到現代制度經濟學之間的過渡性著作或"橋樑"或"聯繫紐帶"。第三階段，60年代中期至當前的制度學派，即人們通常所說的新制度學派或新制度主義。他們繼承了前兩個階段經濟學的基本特點，特別是受凡勃倫制度因素分析的影響，又從米音斯等人的學說吸取了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開的觀點。提出了整治滯脹病症的具體方案。

舊制度學派的一個重要特點：其一，是從心理、習慣方面批判資本主義。例如，凡勃倫對經濟理論進行過許多批判。他對現代資本主義，大公司和金融寡頭統治的批判，是敏銳的、中肯的，具有進步意義。其二，具有一定的歷史主義。在凡勃倫的著作中，研究了制度的演變，包含著經濟周期和危機史的實際材料。但是，舊制度學派是以自然科學中的進化論方法作為自己理論的出發點，用風俗和習慣來說明經濟和社會制度的形成。

舊制度學派雖然在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比較盛行於美國，但是從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后，凱恩斯主義的盛極一時而顯得制度學派備受冷落。但是時過境遷，20世紀60--70年代以後，新制度學派迥然不同。這主要是由於20世紀60年代以後，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呈現出新的特點：科學技術的進步，生產的擴大與生產過剩危機，社會矛盾尖銳並存的發展。這使改革制度的呼聲甚囂塵上。但是，以往的美國理論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缺乏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制度"的研究，忽略技術進步對制度演進的作用。很明顯，這已經不能適應由於科學技術革命而產生的新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制度學派又活躍起來，繼承早期制度學派的傳統，以新制度學派出現，並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有影響的流派。

現代制度學派或新制度學派的經濟學家各有一套理論，在許多細節問題上存在著分歧，尚未形成一致公認的代表人物。但是，加爾布雷思是新制度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則是沒有疑問的。英國《經濟學家》雜誌曾經指出："當今最著名的制度學派人物，是加爾布雷思教授"。除此之外，還有美國的包爾丁、海爾布羅納、華爾德等。瑞典的經濟學家繆爾達爾在許多方面持有與新制度學派相似的論點，所以也被列入新制度學派代表人物之內。他們的基本特點是，制度學派的經濟學家都採用制度分析或結構分析說明社會經濟現實及其發展趨向，而且，他們都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現狀與矛盾進行了客觀的揭露，提出要從結構方面來改革的設想或方案。這其中，加爾布雷思的理論代表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趨向，因此在此著重介紹加爾布雷思。

加爾布雷思是當代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是新制度學派的最主要代表。他1931年畢業於安大略農學院，畢業後去美國。歷任哈佛大學講師、普林斯頓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1972年當選為美國經濟學協會會長。

加爾布雷思著述很多，主要有《美國資本主義：抗衡力量的概念》《一種價格管制理論》《大崩潰：1929年》等。他的許多著作至今在經濟學界和政府決策中都有著較強的影響力。

新制度學派對舊制度學派的發展突出的表現在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上。其具體表現如下：

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結構研究

經濟制度的變遷過程是制度主義的主要研究對象。但在對此問題的理解上，新舊制度學派有其明顯的差異性。凡勃倫把制度歸結為思想和習慣，並用受這種心理和精神支配的一般制度來代替社會經濟制度。思想和習慣是逐漸形成的，因而制度也有一個歷史進化過程，但制度本質是不變的，改變的只是制度的具體形式；社會經濟的發展只有演進，而無突變。可見，凡勃倫制度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特點是：①研究由現有社會動機決定的社會集團的行為和思想；②揭露資本主義演變的原因，考察社會發展條件的更替、經濟技術和社會組織形式（制度）的演變。

新制度學派承襲了凡勃倫的基本思想，但他們不是像舊制度學派那樣僅僅研究由人們的心理活動和社會習慣所決定的制度的演進過程，而是更多的去剖析單一制度結構本身的功能。對比而言，我們覺得，舊制度學派注意從縱向的角度，去研究制度的產生、發展及其演變過程，而新制度學派則是從橫的斷面去剖析制度結構的合理性，並通過對經濟中的弊端的揭露，指出制度結構變革的重要性。加爾布雷思深刻地洞察到，對結構本質的研究比對增長率數量的研究更為符合實際。制度方面的目標比經濟增長的目標更為重要。加爾布雷思指責凱恩斯主義所作的量的分析，而推崇自己的制度分析和結構分析的方法。在新制度學派看來，制度只是人類本能和外界客觀因素相互制約所形成和廣泛存在的習慣。現實的"經濟制度"（私有制、貨幣、信貸、商業、利潤等等），只不過是心理現象（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的反映和體現，起決定作用的是法律關係、人們的心理，以及其他非經濟因素。

由此可知，加爾布雷思的新制度學派的研究對象，就其基本思想看，沒有擺脫舊制度經濟學的心理因素、法律因素對經濟生活起決定作用的思想，但是就研究對象本身的解釋超出了傳統經濟理論的範圍，接近於社會學。從現象上看，新制度經濟學把研究的重心從量的增減轉移到質的方面分析，這裡值得注意的，近年來，注重經濟學中的質的問題研究已經成為經濟學家普遍流行的問題。1993年諾貝爾獎金的得主、制度學派的道格拉斯·諾思就是以其卓越的制度變遷理論而佔了經濟學的上風。當然，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還是有一定缺陷的，它在一定程度上過高估計了心理因素和法律因素等的作用。

新制度經濟學的結構分析方法

反對古典經濟學的抽象演繹法，主張制度演進的、整體的方法是制度主義的方法論特徵。但是在這種方法的具體運用上新制度學派比舊制度學派要更為明顯、更為徹底。

新古典經濟學把孤立的個人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這是不科學的。因為，這種方法以其均衡的、靜止的分析去研究社會關係的外表，丟掉了各個經濟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衝突，不能正確反映現實。加爾布雷思指出，如果追究其原因，就在於新古典理論脫離了實際的生活，把經濟現實看成是靜止的、不變的。因此，新制度學派主張從根本上刷新現代經濟理論的方法論的基礎。他們指出，由於技術不斷變革，經濟制度和社會結構處於不斷演變的過程中。制度是一個因果動態過程，所以經濟學必須研究變化，研究過程，而不是研究靜止的橫斷面。這就是說，對經濟問題的研究要用演進的方法。

我們應當注意，舊制度經濟學同樣也曾用這種演進的方法分析經濟問題，但是他們的特點是把注意力放在考察制度的起因，試圖通過對大量的歷史資料的分析說明制度的合理性。但是，新制度學派在運用這種演進的方法時，他們著重注意研究60年代后某些具體制度的剖析，尋求解決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改革結構的措施，代替新古典模式的均衡的概念。

由與結構概念本身包含著整體的含義，所以，在對結構演進的分析中，必然會使用整體的方法。所以，新制度學派在經濟研究中，應該把注意力從作為選擇者的個人和企業，轉移到作為演進過程的整個社會。他們強調說，經濟學所講的整體，要大於經濟的各個組成部分的總和，所以研究問題不能循著相反的道路。即先研究各個組成部分然後再來加總。例如，加爾布雷思的觀點就是強調把現代經濟生活當作一個整體考察，這樣，人們才能更清楚地了解經濟運行的規律。

舊制度學派也是反對古典學派的孤立個人行為的分析方法，但是他們並沒有從整體概念去闡述制度運行中各個相關因素的相互聯繫與相互作用。而新制度經濟學則注意分析整體制度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這樣，怎麼理解新制度經濟學的整體概念就成為了解新制度經濟學的起點。

新制度學派的所謂整體，不只是一個經濟概念，它往往不能用數字來表達，如"大公司的權力"這個概念，既包括經濟權力，又包括政治權力，就不能用數字來計量。因此，他們反對正統經濟學所採取的數量分析，而強調製度因素的分析。加爾布雷思洞察到主流經濟學忽視了的問題，認識到現實中所發生的問題不是僅用宏觀經濟分析或微觀經濟分析等方法就能說明的。宏觀經濟學只注意總需求水平的調節，微觀經濟學只注意成本和價格的形成，都忽視了社會的制度結構問題，即恰恰遺漏了權力分配問題。新制度學派的這種分析方法，人們通常把它概括為結構分析法或制度分析法。

新制度學派的規範經濟學研究方法

舊制度學派主張擴大經濟學的研究範圍，採用整體性的方法，這是同他們採用的以規範經濟學為特徵的研究方法有著密切的聯繫，這也就是說，他們的整體研究是與價值判斷有密切關係的，從亞當·斯密到凱恩斯，一切正統派往往以國民生產總值的大小或增長快慢作為判斷標準。國民生產總值增加就是好事，否則就是不好的。而國民生產總值只是一種經濟價值，它只是各種社會價值中的一種，除了經濟價值以外，價值還應該包括社會的平等、生態的平衡、人們對閑暇時間的追求等等。所以，經濟增長只是實現社會價值目標之一，並且實現這一目標是要付出相應的代價。例如，增加國民生產總值是以犧牲人們的閑暇時間為代價的。加爾布雷思要實現的整體制度目標不僅包括經濟價值以內的目標，而且要實現經濟價值以外的目標，也就是加爾布雷思所說的文化價值。而社會追求的公共目標就是經濟價值和文化價值綜合起來的"生活質量"。

新制度學派提出的價值判斷標準，事實上也反映了從凡勃倫以來的制度主義的一貫想法。尤其是當20世紀60年代，制度下的各種矛盾更加尖銳和複雜了，社會價值判斷又是社會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所不可迴避的問題，更何況價值判斷是經濟理論研究中不可忽視的方法。所以制度經濟學中包含著倫理學的研究方法就顯得更加突出了。

新制度學派的研究方法有其獨特之處。他們制度結構的整體分析和價值分析表明了經濟領域與政治領域各制度因素是相互作用於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這種研究方法不僅在西方世界而且在中國的經濟改革中引起了人們的重視。

加爾布雷思的技術發展的必然性理論

從亞當·斯密為首的古典經濟學，一直到凱恩斯主義的興起，經濟學者往往將社會科學技術不變，作為分析經濟變數發生變動的前提條件，但是，20世紀以來，世界經歷了三次新技術革命的浪潮，這使技術進步成為經濟分析中不可漠視的一個重要因素，於是，某些經濟學者開始關注科學技術進步，用純技術觀點看待社會的變化，提出醫治經濟病症的改良方案，在20世紀初，最典型的代表是凡勃倫，現在，新制度學派在這方面是比較突出的。

加爾布雷思的"技術發展的必然性"理論是源於凡勃倫的"技術決定論"。凡勃倫在他的《企業論》（1904年）、《科學在現代文明中的地位》（1919年）、《工程師和價格制度》（1921年）等著作中論述了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性作用，凡勃倫把人類社會的經濟生活歸結為兩種主要制度，一個是滿足人類物質生活的生產技術制度，一個是私有財產制度。在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兩種制度表現形式不同，或者說由上述兩種基本制度決定並制約著其他兩種制度的表現形式。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這兩種制度的表現形式是"機器操作"和"企業經營"，也就是運用技術進行機器生產和以獲取利潤為目的的企業主制度。這二者之間存在著矛盾，企業主制度靠有利的價格獲取利潤，限制了生產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因此，資本主義制度不是和諧的、完善的，而是有矛盾、有缺陷的。為了彌補這一缺陷，凡勃倫在《工程師和價格制度》一書提出一個改良方案，主張社會經濟的控制權應由工程師、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組織起來的"技術人員委員會"來掌握，以代替企業經營的統治。在這個改良方案中，凡勃倫強調技術發展的特殊作用，甚至企圖證明，由於技術的發展，可能實現計劃經濟。凡勃倫這一觀點影響到現代制度學派，在進行"制度結構"研究中，他們往往把社會技術條件看成是決定社會其他制度因素的根本因子，並依據不同的技術條件水平說明社會制度結構調整的必然性。

加爾布雷思根據這種理論基礎，將美國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道路視為"新工業國"轉化和演進的過程，在這一演進過程中，科學技術進步起決定性作用。他認為，制度的演進和權力的轉移都與生產要素重要性的更迭有關，而生產要素重要性的更迭歸根到底是由於技術發展造成的。在不同歷史階段，由於科學技術發展水平不一樣，不同的生產要素成為最難得或最難代替的，從而也是最重要的，誰掌握了這種生產要素的供給，誰就擁有權力。他舉例說，在封建時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地主是這一生產要素的供給者，所以地主當時是掌權的。後來，資本主義興起了，資本代替土地而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資本家是這一生產要素的供給者，從而權力由地主手中轉到資本家手中，隨著工業的發展，資本的供給日益充裕，於是出現了儲蓄過多的傾向，資本不再是稀缺的生產要素了；另一方面，工業和技術發展所需要的專門知識越來越複雜，專門知識成了企業成功的決定性生產要素。但這種專門知識日益感到不足。因此，擁有專門知識的人便大受重視，他們因自己的重要地位而獲得了權力，即權力轉到了高級經理人員、科學技術人員和其他管理人員等專家組合手裡，而原來掌權的資本家成為正在消失的形象。加爾布雷思指出，在"專家組合"掌權的"新工業國"里，不存在貧困現象，企業目標已不是追求最大限度利潤，實行計劃原則，階級差別已經消失，等等。

貝爾同樣從"技術決定論"出發，指出由於技術進步，現代資本主義發生了本質變化，已經成為後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有五大特徵：①經濟上從製造業為主轉向以服務業為主；②社會的領導階層由企業主變為科學研究人員；③理論知識成為社會的核心，是社會革新和決策的根據；④未來的技術發展是有計劃、有節制的，技術評價佔有重要地位；⑤制定各項政策都需要通過智能技術，與此同時，貝爾指出，技術決定論是與馬克思主義體系中的某些概念有嚴格界限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體系中一系列連貫的概念圖式，這些圖式是圍繞所有制這個中樞旋轉的。前工業化社會、工業化社會和后工業化社會是圍繞著生產和利用知識的形式這個中樞而旋轉的一系列的概念。貝爾的結論是，后工業社會的根基，應在科學對生產的影響中去尋找。科學作為獨立的力量正在使資本主義消失。后工業社會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在這個社會中，私有制逐漸喪失作用，異化和非人格化的傾向正在克服，社會矛盾已經消除。因為現代社會進入后工業化社會以後，科技進步將決定一切領域的活動。第一，在產業結構上已從製造業轉向包括商業。金融、交通運輸在內的服務業為主；第二，科學研究人員和具有專門知識的管理人員取代了企業主，在企業中掌權；第三，技術、經濟發展規劃及技術評估更加受到重視；第四，理論知識成為社會核心，是社會革新決策的依據；第五，在制定決策上，依靠新的智能技術。后工業化社會的經濟運行完全由中軸結構（即科學知識）來組織和協調，具體說，就是由掌據科學知識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來組成的科技階層操縱社會各經濟組織的活動。

顯然，新制度學派的技術決定論正確反映了戰後經濟的現實。科技革命對戰後經濟一度出現的較快增長的確起了很大作用。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使得企業和國民經濟的管理日益複雜，因此管理知識日益專門化，管理專家在經濟管理中也日益擁有更多的發言權。這些是我們研究當代經濟時應給予重視的。

加爾布雷思的“兩個系統”理論

任何理論的發展都要受其方法論的制約。新制度學派的制度因素分析和整體結構分析的方法決定了他們的"兩個系統"理論研究的現狀。

加爾布雷思的"兩個系統"理論從"權力分配"入手，做出其他一系列的論斷。以現代美國經濟而論，儘管它已經與100年前或50年前不大相同，但迄今為止它仍然是不完善和有缺陷的，經濟衰退、通貨膨脹、失業、貧困和環境污染等等病症仍在時時地困擾著這個"豐裕社會"，並常常使它捉襟見肘。加爾布雷思的理論就是要解釋這些困惑人們的問題。根本原因在於權力分配的不平衡，即在現代社會裡存在著相互對立的兩大系統。

何為現代資本主義的"兩大系統"？加爾布雷思指出，現代經濟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而是包括兩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繫的部分，一部分是有組織的經濟，即由若干家大公司組成的經濟，它實行計劃經濟，所以稱做計劃系統；另一部分由許多分散的小企業、個體生產者組成，它聽命於市場，所以稱做市場體系。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中所發生的"權力轉移"，"公司目標的變化"、"生產者主權代替消費者主權"，都是計劃系統範圍內的事情。在市場系統範圍內，權力仍然屬於所有者，企業目標仍然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消費者主權仍然佔主要地位。在市場體系範圍內，既不存在"技術結構階層"也沒有對需求的"計劃管理"和"價格的穩定性"。因此，加爾布雷思認為，計劃系統和市場系統是兩個不同的經濟模式。現代經濟包括這兩種模式，從而被稱為"兩個系統"。

加爾布雷思根據他對計劃系統和市場系統的分析，及其對這兩種系統之間的關係的考察，得出以下四個重要論點：

（1）在"兩種系統"的對立中，權力分配不均衡。加爾布雷思揭露美國社會的基本矛盾衝突，他認為這一衝突是組成計劃系統的1000家大公司和組成市場系統的1200萬家小企業和個體生產者，包括3000萬個農場，將近3000萬個小服務性企業、200萬個小商店、90萬個小建築行業、幾十萬個小工廠、以及其他許多個體經營者之間的對立。簡言之，就是計劃系統和市場系統之間對立。計劃系統"支配它的環境"，市場系統"一般地仍受環境支配"。不僅如此，而且"計劃系統正是市場系統所服從的那個環境的十分主要的部分。它供給市場系統所使用的動力、燃料、機器、設備、原料、運輸、通訊。它也供給市場系縊的參加者所購買的消費品和勞務的一大部分。它還是市場系統的產品的重要購買者--農業的情況最為突出。"加爾布雷思指出，在這種交換關係中，雙方所處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權力的分配也是不均衡的，市場系統受計劃系統的盤剝，因為它必須按計劃系統制度的價格來購買，而在向計劃系統出賣自己的產品時，主要也按照計劃系統所控制的價格，對市場系統來說，價格是極其不利的。兩個系統在交換關係中的不平等地位的後果，必然是收入的不平等："計劃系統的參加者得到的是比較可靠和有利的收入，而市場系統的參加者得到的則是不那麼可靠和不那麼有利的報酬。"加爾布雷思接著指出，"正如在世界範圍內發達的工業國家對第三世界較弱小的經濟的剝削一樣，在發達的工業國家內，計劃系統也正在對市場系統中的小企業和小生產者進行剝削。更應當引起的注意的是，在國內，大工業對小企業的剝削機會要大得多"。這一切都源於兩種系統權力分配的不均衡造成的。計劃系統的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融合在一起只能是造成兩種系統交換的不平等。

（2）權力分配的不均衡又必然造成教育程度的不平等與階級差異的存在。在計劃系統中，權力歸於"技術結構階層"，資本家如果不掌握公司決策所必需的專門知識，他就無法進入決策集團，就被排斥在掌權者圈子之外，而缺乏專門知識和技能的工人，也不可能被吸收到"技術結構階層"裡面去，並會日益被機器所排斥；在市場系統中，整個教育程度要比計劃系統低得多，雖然這裡的企業權力仍歸於所有者，但由於市場系統是受計劃系統剝削的，所以市場系統中的所有者仍不得不受計劃系統的掌權者--"技術結構階層"的支配。"教育制度的質量適應著（計劃系統和市場系統之間的）這種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