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正瀛

打響武昌首義第一槍

程正瀛(1885—1916),湖北省鄂州市澤林大山村人,工程營革命軍第二正隊第五支隊隊長,革命人士。

早年投入湖北新軍工程八營當兵。1908年他加入共進會,並任工程營革命軍第二正隊第五支隊隊長。其間,他響應孫中山民主革命,秘密聯絡同志,共謀反清大業。1916年因革命派內部矛盾激化而被害。

人物生平


程正瀛,清末在湖北新軍工程兵八營當兵。因受當時革命思潮影響,他參加了文學社和共進會的反清革命組織並積極參與活動,系工程營革命大隊部參議。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晚八時,工程營同志正準備發難,排長陶啟勝上樓見金兆龍裝束有異,呼人將金拿下,一面自己上前摘金所持槍,金與陶扭打,他(程正瀛)聞聲趕到,本想開槍,怕誤傷金,乃用槍托猛擊陶頭部,陶負傷逃走。其他官長趕來,多被(程)當場擊斃。當同熊秉坤等率隊到楚望台集合。各部會攻清督署時,他趕殺零星敵人不已。第五協成立,熊秉坤要他擔任隊官,他不就職。敢死隊成立,他任第一排長。漢口三道橋之戰,徐兆斌陣亡,程遞升副隊長。漢陽戰爭,奉命守湯家山,五晝夜不下火線。漢陽失守,護衛黃(興)總司令回武昌黎元洪奔葛店,他也是護從的一個。後任工程第四營管帶。
程正瀛於第二次革命的反袁活動中,因革命派內部矛盾激化而被害。

後世紀念


為重現英雄形象,教育、激勵後人弘揚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紀念辛亥革命95周年,有關部門決定修復程正瀛故居,為程正瀛塑像。鄂州市特請年逾九十高齡的當代著名書法家陳義經先生題寫匾額,筆者亦蒙囑撰寫了大門楹聯:“首義史長垂,革新華夏原三楚;千秋功不朽,射落皇冠第一槍”。

人物成就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前夕,起義消息泄密,多名革命志士相繼遇害。危難時刻,程正瀛挺身而出,冒險犯難,對著反動軍官扣動槍機,打響了震驚中外的辛亥首義第一槍。
這一槍敲響了清王朝封建統治的喪鐘,結束了我國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統治和推翻了我國二千多年君主專制統治。吹響了共和國誕生的號角,誕生了民國。拉開了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為中華民國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歷史功勛。程正瀛打響了震驚中外的辛亥首義第一槍,從歷史角度上講:“這一槍具有劃時代意義,因為它不僅敲響了清王朝封建統治的喪鐘和結束了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統治,”更重要的是:“它推翻了滿清政府及中國實行二千餘年的封建皇權制度,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推動了歷史的前進。在此之前的中國的歷次起義都是以一個朝代代替另一個朝代而結束,但辛亥革命卻徹底推翻帝制,並試圖建立新的政治體制——共和制”。
歷史上可以稱得上是:“真正意義上打響了亞洲民主的第一槍”。

歷史爭議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義一聲槍響,不僅推翻了統治我國267年的滿清王朝,而且結束了我國長達二千餘年的封建制度,拉開了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這在中國乃至世界近代史上都是一件驚天動地舉世矚目的偉大革命事件!那麼這次首義“一聲槍響”的第一槍究竟是誰打響的呢?近百年來大多文獻傳說是原清武昌工程八營正目(班長)、共進會營代表熊秉坤。但現已查證大量史實,還包括熊秉坤本人當時寫的多篇文字的大量鐵證說明,真正打響“第一槍”的應是熊的下屬工程營正兵、共進會會員的程正瀛(定國)!
賀覺非先生與馮天瑜先生合著的名著《辛亥武昌首義史》一書中具體地寫道:發動時間既定,金兆龍整裝實彈以待。二排長陶啟勝帶護兵二人查鋪至該棚,見金兆龍荷槍實彈,大驚,直前欲奪金兆龍槍。“金見事敗,疾呼曰:‘眾同志再不動手更待時!’中一會員程定國(即正瀛)持槍開擊,陶帶傷逃死於家。於是人聲沸騰槍彈如雨,……工八營代理管帶阮榮發、右隊隊官黃坤榮、司務長張文濤各持手槍,前往彈壓。‘程定國一槍中右隊官及司務長。營主(阮榮發)見槍斃兩人,正跑走時,忽又一槍斃之。於是全營振動’。”以上文字足以證明程正瀛打響了首義第一槍,且擊斃了陶、阮、黃、張四人。
首義后不久,熊便以“鄂步兵五旅長,前工程八營革軍大隊長”的身份,向上級部門“造送”了一份《前工兵八營革軍各執事暨各會員事略》的彙報材料。在談到程正瀛時,他寫道:“至十九日午後八時,本排排長陶啟勝見瀛及間壁棚內之金君兆龍形跡可疑,急叫拿住。瀛見事已露,即趁此機,將該排長槍斃。隨至右隊,槍斃右隊長黃坤榮、司務長張文濤。即呼集同志,一同出發,佔領楚望檯子彈庫。”(見《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下卷114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在這部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館、武漢市檔案館和湖北省及武漢市政協聯合選編,洋洋三巨冊的原始文件資料中,還收錄了熊秉坤當時寫的另一篇紀實文章《前清工兵八營革命實錄》。該文有一段對程正瀛打響首義第一槍“實錄”得最為詳盡:“緣該三棚內之支隊長金兆龍,得坤改定時限信后,方將準備一切,被本排排長陶啟勝窺破,帶護兵二名從之。金見事敗,疾呼曰:‘眾同志再不動手更待何時!’中一會員程定國(正瀛)持槍開擊,陶帶傷逃死於家。……營主阮榮發、右隊官黃坤榮、司務長張文濤各持手槍向上射擊,口稱‘不用呶噪’,聲未已,程定國一槍擊中右隊官,及司務長。營主(阮榮發)見槍斃兩人,正逃走時,忽又一槍斃之。”
熊還在《武昌起義談》中也說:“二排長陶啟勝竟不聽乃弟勸,反率護兵二名,徑奔余棚,意欲先發制人。呵下士金兆龍:汝造反乎?金答曰:‘老子即造反,汝將奈何?’陶喚捕,金與陶扭,金不能勝,即呼曰:‘吾輩今不動手,尚待何時?’同棚程定國應聲起,以槍托擊陶頭部血淋,陶釋金逃,程繼射一槍中陶腰部此即首義第一也。”(見《辛亥革命[五]第90頁》)。熊秉坤的這些文字都寫於首義后不久,屬於“實錄”,極為可信。雖在個別事實上略有差異,但有兩點是鐵定無疑的:第一,他從未談起過自己打響了第一槍;第二,每次都“實錄”了程正瀛打響第一槍的詳細經過並贊程“即首義第一聲也”,
上述史實本已明白無誤地證明了打響首義第一槍的是程正瀛,那麼為何以後幾十年文載口傳,說是熊秉坤打響的第一槍並被譽為“熊一槍”呢?其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1914年熊出訪日本時,孫先生曾向在場的人介紹說:“這就是武昌首義放第一槍的熊秉坤同志啊!”1919年孫中山在上海為某報撰國慶賀詞中開頭便說:“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槍發難之日乎?”后又在《孫文學說》中又寫了“熊秉坤首先開槍發難”的話,便使“熊一槍”之說廣為流傳。實際上武昌首義時孫先生並不在國內,對首義時的具體情況亦不瞭然。但他是當時舉國敬重的“國父”,一言九鼎,遂成“定論”。
二是熊因領導發動首義功,已是社會名人,雖曾一反常態寫過和口述過不少回憶文章,不僅要“為孫先生爭”是自己打響了第一槍,還極力否定了自己早年多次肯定和讚揚過是程正瀛打響第一槍的事實。而程已早死,自難申辯,故遂成“懸案”。
即使在“熊一槍”一說流行之初,就有過不少武昌首義的知情者不以為然,撰文著書辯明真相。此後幾十年來首義史的知情者和研究者前赴後繼,不斷努力,為了廓清這一歷史事實,秉筆直書,作出了可貴的貢獻。這裡僅舉數例如下:1、早在辛亥首義前後為武漢大江報、大漢報、民心報、震旦報、中華民國公報經常寫文章和擔任過編輯的著名老報人蔡寄鷗先生,曾寫過一本專門“實地記述”首義全過程的專著《鄂州血史》,由龍門聯合書局出版,他在該書第81頁中寫道:“程正瀛上好了槍,連忙趕上向陶(啟勝)放了一槍,陶負傷逃走”。2、已故世居武漢的著名辛亥首義史研究專家賀覺非老先生,著名史學家馮天瑜、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石芳勤、呂良海、楊天石、王學庄、張海鵬等先生,都先後編著了《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辛亥武昌首義史》、《武昌首義檔案資料彙編》等多部專著,都權威翔實地記述了程正瀛打響了首義第一槍的歷史事實。3、值得注意的是,在1991年辛亥首義80周年時,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武昌首義》的書中,收錄了40多篇文章,其中就有多篇都據實寫了程正瀛打響首義第一槍的史實。而這本書的幾位副主編中,就有一位是熊秉坤先生的哲嗣熊輝先生。熊輝先生還在《從熊秉坤先生不談第一槍談起》一文中也說過:“父親是辛亥革命武昌首義事發時的實際領導組織者,率工程營革命黨人打響了第一槍。如單從時間上、狹義上說,他並沒有打響這第一槍”(見2002年第3期《武漢春秋》)。中國文史出版社還於同年出版了著名史學家皮明庥先生的專著《武昌起義史》,書中也肯定了程正瀛打響第一槍的史實。4、2001年廣西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張同新先生的專著《辛亥革命史綱》,在該書254頁也明確地記述了是程正瀛打響了第一槍。張先生執教於中國人民大學,系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黨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編著有《民國史廿講》、《中國國民黨史綱》等多部專著,是著名的近代史專家。
歷史事實是客觀存在的,也是不可以任何人為因素改變的。我們應以歷史唯物主義史觀的正確的態度去認真對待。塵封了將近百年的程正瀛打響武昌首義第一槍的史實,鐵證如山!經眾多當事人和現代史學家的努力,已拂去了歷史的灰塵,恢復了“程一槍”的歷史本來面目,這是一件對歷史對後代負責的大好事,是值得慶幸的。當然,我們也應正確地認識到:熊秉坤先生大智大勇,是這次工程營首義活動的具體組織者和領導者,功勛卓著,為國為民作出了巨大貢獻,值得敬佩。
從宏觀上說,程正瀛打響了第一槍,也有他的功勞。熊雖未親自打響第一槍,但決無損於他在首義中的功績和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