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資本主義

全球資本主義理論的出發點，承認正處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或“全球時代”，全球化是這一時代的主要特徵。馬丁·阿爾布勞說：“沒有什麼提法比'全球時代'這個提法更好地做到了這一點。”他認為，“從根本上說，全球時代意味著以全球性來取代現代性；對於個人和團體來說，這也就意味著一種在行為基礎和社會組織方面的全面變革。全球性至少在五個方面使超越了現代性的種種假設。這五個方面是：由全部人類活動形成的全球性的環境後果；由具有全球破壞性的武器導致的安全感的喪失；通訊系統的全球性；全球性經濟現象的湧現，以及全球主義的反省性。在有這種反省性的地方，人們和各種團體都以全球作為自己確定信仰的參照系。”

安東尼·吉登斯也堅持認為：“經濟全球化是真實的，這與過去存在的類似進程不同，不管它的一些批評者如何評價，它都越來越難以抗拒。”吉登斯看到，全球化雖然起源於經濟的一體化，但它決不是一種單純的經濟現象。單純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待全球化現象，“這是一個錯誤。全球化是政治的、技術的、文化的以及經濟的”。全球化正在改變世界，重塑生活。全球化是影響生活的主導性現象，不僅要把全球化理解為世界經濟的激烈競爭，更要把它理解成生活方式的轉變。所以，開始於17、18世紀的那個時代正在結束，而讓位於一個全球化的新時代，一個世界性的新社會。“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第一代人，現只能模糊地看清它的輪廓。無論在什麼地方，它正在動搖現存的生活方式，這個世界性社會不是由集體的人類意志所推動產生的全球秩序。相反，它正以一種不固定的偶然方式出現，同時帶來一系列影響。”

人類歷史正在進入一個全球化的新時代，這不僅是西方左翼學者的一致判斷，也是西方其他主流學者的共同結論。與此相一致，全球化必然地導致全球資本主義，這一觀點不僅為西方左翼學者所擁有，也同樣為西方右翼學者所認同。無論來自左翼陣營，還是來自右翼陣營，全球資本主義理論的倡導者的論證邏輯基本上是相同的：他們認為，全球化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制度在世界的擴張，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根據這一邏輯，他們的結論是：所謂全球化時代，實質上就是全球資本主義的時代。全球資本主義是當代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徵，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的拓展是資本主義在當代的最深刻變化。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的各大要素已經超越西方國家而成為全球的現象。這些要素包括：資本、市場、產品、勞動力、資本家。

資本的本質是產生利潤，資本流動的鐵律是：哪裡利潤高就流向哪裡。在全球化時代，資本流動的空間前所未有地擴大，它基本上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暢通無阻地流向它願意流去的任何地方。資本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突出表現為全球對外投資的迅速增長和國際資本的交叉控股。統計數據表明，在20世紀90年代，全球對外投資年平均增長率超過10%，高於世界貿易年均增長率的7%。正如美國的主流經濟學家羅伯特·吉爾平指出：“對外直接投資在80年代末突飛猛進，比世界貿易和經濟生產增長的速度快得多。在20世紀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主要工業國向正在工業化的國家的直接投資大約每年增長15%，工業國之間的直接投資也以同樣的速度在增加。90年代後期，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值達到數千億美元。”此外，國際資本交叉控股現象也日益普遍，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大型跨國公司都或多或少具有交叉控股的性質。例如，美國的通用公司擁有日本五十鈴34%的股份，美國的福特公司占日本馬自達公司 24.5%的股份，而日本的三菱公司擁有美國的洛克菲勒中心80%的股權。資本全球化與市場全球化緊密聯繫在一起。擴展世界市場與擴展資本的流動空間一樣，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要求。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也是市場全球化的過程。首先是產品市場全球化。世界貿易總額在1995年就突破了6萬億美元，其中90%是在世貿組織為代表的多邊貿易體制中完成的。從1990年到1995年，世界GNP增長率1%，而世界貿易增長率達到7%。不過，對於市場全球化最具實質意義的還是金融市場或資本市場的全球化。“資本市場在全球層次互相依存，對資本主義經濟而言這不是件小事。歷史上首次出現資本在全球整合的金融市場中，24小時即時運作：在全球電子迴路里，價值幾十億美元的交易幾秒鐘內完成。新信息系統和通信技術使資金得以瞬間來回穿梭於各經濟體之間，因此包括儲蓄和投資在內的資本在全世界被律接起來，從銀行到退休基金、股票市場和外匯交換等等。全球金融流動因此在數量、速度、複雜性和關聯性方面，出現驚人的增長。”據統計，全球外匯交易額已經上升到世界貿易額的60多倍，1995年全球日外匯交易量達到1.2萬億美元，1997年達到55萬億美元，日均近1.4萬億美元。“自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資本管制的解除、新的金融工具的創建以及通訊技術的進步都有助於國際金融體系大大提高一體化的程度。 90年代末全球外匯交易量每天達到l.5萬億美元，比1986年增加8倍。……最後，衍生工具，即經過重新組合的證券和其他金融資產在國際金融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總值達到360萬億美元（超過全世界經濟的總值）。”

生產的國際化和公司的網路化。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以後，國際分工與專業協作的網路已經形成，重要產品和公司幾乎全部國際化。一般認為，“跨國公司的活動是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它們佔有世界貿易的大約2/3，而公司內部貿易佔世界貿易的將近1/3。跨國公司在技術開發及其國際擴展中起著重要作用，它們佔有世界技術貿易的大約80%，並支持著大多數私人企業的研究和開發。巨額的資本需求和周期性的大量現金盈餘使跨國公司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主角。它們在貿易、金融、技術和文化全球化以及軍事技術的擴散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公司的主要活動領域是生產和服務的國際化。”根據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的統計，到1998年，全世界共有大型母公司53000家，其下屬的跨國子公司達到450000家，換言之，平均每家跨國公司擁有9家外國分公司。尤其是，根據卡斯特等人的觀察，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全球生產演變的重要趨勢是生產過程的組織轉變，包括多國公司本身的變化。商品與服務的全球生產漸漸地不是由多國公司擔任，而是由跨國的生產網路完成，而多國公司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但若無網路的其他部分，該要素也無法運作”。因此，“大部分生產部門（包括商品和服務）的支配部分，都依其實際的運作程式在全世界組織起來，形成羅伯特·賴克（Robert Reich）所謂的'全球網'（global web）。生產過程包括不同地點的不同公司製造的各項組件，再依特定目的和市場需要來裝配，使用新的生產和商業化形式：高產量、彈性與定製的生產”。例如，波音飛機的部件450萬個，由1600家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公司製造；福特公司的轎車，外國部件佔27%；日本本國公司的協和汽25%的部件在海外製造。

勞動力全球化。經濟全球化的推進，造成了全球的勞動力朝兩個方向發展。一方面，對於大量沒有專業技術的普通勞動力來說，他們仍受地域和國界的限制，他們至多被整合到當地的跨國企業中，從而成為全球勞動力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對於那些高級專業技術人才而言，其中越來越多的人纔則作為跨國公司的高級技術人員或管理人員在全球範圍內流動，一個所謂的國際經理階層開始形成。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1999年的《人類發展報告》中就指出了這兩種趨勢：資本是全球性的，核。動的生產網路也日益全球化，但大多數勞工是地域性的。只有具備戰略重要性的專業精英的勞動力，才真正是全球化的聲一些西方左翼學者也從不同的方面來理解全球勞動力的這兩種發展趨勢。

以弗蘭克（A.G.Frank）等人為代表的傳統依附理論（依附理論）認為，隨著以核心一外圍依附為主要特徵的世界體系和新的國際分工的形成，階級分化便逐漸從國家層面轉向國際層面，一個國際性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已經形成。從總體上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代表著國際資產階級，而欠發達國家代表著無產階級。不過這種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全球階級理論現在已經沒有多少影響，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左翼的全球資本主義理論，即以萊斯里·斯克萊爾為代表的全球化階級理論。斯克萊爾認為，全球資產階級或跨國資本家階級（簡稱TCC）的形成，是全球資本主義時代來臨的一個主要表徵。這個跨國資本家階級由這樣四部分人組成：

l）擁有和控制重要跨國公司的人，即跨國公司的執行官及其老闆；

2）全球化的官僚和政客；

3）引全球化的專業技術人員；

4）商人和媒體。

“所有這些人一起組成一個跨國資本家階級。鑒於他們與生產資料、分配和消費的關係，把他們界定為一個階級。鑒於他們單獨地或集體地佔有或控制主要的資本種類，把他們界定為一個資本家階級。鑒於他們的活動超越國界追求全球資本的利益，而沒有任何真實的或想像的民族國家觀念，把他們界定為一個跨國資本家階級。”斯克萊爾從以下四個方面來論證其全球資本家階級理論：首先，“基於跨國公司之上的跨國資本家階級正在興起，它或多或少控制著全球化進程”；其次，“這個全球資本家階級在某些領域開始作為跨國統治階級發揮作用”；再次，“資本主義制度的全球化正在通過以利潤為驅動的消費主義文化一意識形態而實現自身的再造”；最後，“這個跨國資本家階級正在自覺地努力解決兩個核心危機：即（1）在社群和社會中自發地創造貧困和財富的日益增長（階級兩極分化的危機）；（2）資本主義制度的非持續發展（生態危機）。”

關於全球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徵，左翼學者阿里夫·德里克作了簡明扼要的概括。在他看來，全球資本主義具有以下五個重要特徵：

第一，全球資本主義結構的根本特徵是形成“一種新的國際分工”。換言之，生產的跨國化通過轉包方式（subcontracting）使生產過程（甚至是同一產品的生產過程）全球化了。新的技術在前所未有地提高生產速度的同時也擴展了生產的範圍。這些技術也使資本主義和生產前所未有地流動不定，所以生產的場所始終處於變動之中，資本對勞工尋求最大的利潤，並且力圖避免社會和政府對資本活動的干預。

全球資本主義的第二個特徵是“無中心化”。換言之，指出哪個國家或地區是全球資本主義的中。已變得日益困難。不止一個分析家發現，北歐正在出現的生產組織類似於現代早期的“漢撒聯盟”（其中有一個學者把它稱之為'海技術的漢撒聯盟”）。換句話說，顯然沒有固定中心的都市網路之間的相互聯繫比它們與國內邊遠地區的聯繫還要密切。用世界體系分析的術語來講，“高技術的漢撒聯盟”現在已經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核心地帶”，而國內的邊遠地區則成了“外圍地帶”。

全球資本主義的第三個特徵是，聯繫這個網路的媒介是跨國公司，跨國公司已經取代國家市場而成為經濟活動的中心。從轉移資本、商品和生產的角度看，跨國公司不是一種純粹消極的工具，它決定著這種轉移的性質和方向。雖然與“漢撒聯盟”的相似和表面的生產現象表明了非中心化，但在這種表象背後，生產權仍高度集中在公司。一位這種新經濟秩序的代言人指出，公司與市場對生產決策權的分享比例大體為70 %對30%。由於權力集中於那些在組織方面和效忠方面超越國家的跨國公司，民族國家調節國內經濟的權力受到了限制，而從全球角度來調節（和保護）經濟秩序則成為一項重要的任務。這一點不僅表現於多種多樣的全球組織中，而且也體現在建立跨國家的區域組織從而統一經濟職能的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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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生產的跨國化不僅是全球前所未有地統一的根源，也是全球前所未有地分散化的根源。全球在經濟上、社會上和文化上的同質化，使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資本主義的評論得以證實。但與此同時也存在著一個平行的分散化過程。從全球看，沒有資本主義的中心，從地方看，生產過程的分散化進入到的地方區域。諸如歐洲經濟共同體、太平洋經濟區、北美自由貿易區這些超國家的區域組織表明了全球層面的分散化；同一國家內部的不同地方為把自己納入跨國資本的軌道而相互競爭則標誌著地方層面的分散化。可以說，國家本身曾在歷史上代表著限制分散化的權力，但在內外夾攻下，它現在也不知道怎樣限制這種新的分散化。全球資本主義的第五個特徵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歷史上破天荒地真正成為全球的抽象，而脫離了其特定的歐洲歷史淵源。換言之，資本主義的故事不再是歐洲歷史的故事，所以非歐洲的資本主義社會第一次聲稱自己也擁有資本主義的歷史和文化。也就是說，與經濟和政策的分散化一致，文化也分散化。若給它一個積極的偽裝，就是“多元文化主義”。

這種新的文化現狀的最具戲劇性的例證或許是過去十年中有人努力將資本主義與東亞的所謂儒教價值結合起來，從而在根本上顛倒了歐洲和亞洲長期流行的以下信仰：儒教是資本主義的障礙。

喬治·索羅斯在他那本風靡全球的《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中，也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特徵進行了分析。他說，隨著全球資本市場的不斷擴展並對各國經濟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一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確實已經形成。在他看來，這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主要特徵是資本的自由流動。這個體系雖然不具有領土的本質，但卻也有中心和邊緣之分，中心提供資本，邊緣使用資本。遊戲的規則則有利於中心。中心通常就是那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在本質上是純粹功能化的，而其本質當然是經濟：生產、消費、商品及勞務的交換。在此要注意的是，此交換並不止是商品及勞務，還包括生產要素。”

從上述的敘述中不難發現，西方左翼學者和右翼學者在肯定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以及全球化導致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形成這個問題上，其觀點基本上是一致的。然而，他們在以下這一問題上便分道揚鍵了：右翼學者對全球資本主義從根本上持肯定和讚賞的態度，而左翼學者則持否定和批判的態度。西方左翼學者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這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是不公正的，是建立在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奪和壓迫之上的。正如伊曼努爾·沃倫斯坦和薩米爾·阿明等人早已指出的那樣，現存的世界體系已經分裂為中心與外圍兩大部分，中心地區就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外圍地區則是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外圍國家日益依附於中心國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發達正是建立在發展中國家的落後之上的。

齊格蒙特·鮑曼依據聯合國的年度《人類發展報告》的數據指出：358名“全球億萬富翁”的總財富相當於23億最窮人口（佔世界人口的45%）的總收入。“實際上，只有22%的全球財富屬於佔世界人口大約80%的所謂'發展中國家'。然而，這絕不是這種兩極分化可能達到的極限，因為當前指定給窮人的全球收入份額還要更小：1991年，85%的世界人口只獲得了15%的收入。難怪30年前由20%最窮國家所佔的區區2.3%的全球財富到了現在又進一步下滑，降至回1.4%。”維克多·基根卜乾脆把這種新的兩極分化稱作“一種新的攔路搶劫”。

其次，全球資本主義不僅沒有消除或減輕兩極分化，反而產生了新的兩極分化，並且在相當程度上加劇了原有的兩極分化。許多左翼學者認為，全球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是一種更為不公正的秩序，它導致了權力、財富、自由、機會在新的條件下的不公正分配。這種新的兩極分化首先是上面指出的，富國與窮國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南北之間的不平衡發展。

不僅如此，許多左翼學者認為，這種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新的兩極分化甚至也發生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沃倫斯坦通過與歷史資本主義的比較指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兩極分化現象較之以前更加突出，絕對的貧困化依然是當代資本主義的必然後果。世界經濟10%到15%的上層人口與其餘人口之間在剩餘額消費上的“差距”在逐步擴大。“生活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的人民中也許有多達 85%的人，其生活水準明顯不會高於5O0年到1000年前的世界勞動人口。人們確實可以說，他們之中的許多人，甚至大多數人的物質生活惡化了。”

第三，全球資本主義在造就一個新的全球資本家階級的同時，也造就了一個新的全球工人階級。與傳統的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一樣，全球資本家階級與全球工人階級也是根本對立的，前者通過新的國際分工和分配體制對後者進行剝削和壓迫。這種新的對勞動人民的剝奪分別在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上進行。其一是，全球資本家階級對其他窮國人民的剝奪。阿爾諾·彼特舉例說：“在最富有的國家裡，人們的消費額是最窮困國家消費額的400倍。也就是說，瑞士居民一天的消費比莫三比克居民一年的消費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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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還是平均值。富國大工業企業的經理們一天的收入高於窮國百姓一生的收入。企業主的收入更高：一位南非礦產主的年收入為 20億美元，它相當於500萬查德居民年總收入的三倍。”其二是，全球資本家階級對本國工人階級的剝奪。西方左翼學者認為，這個新的全球資本家階級在加大對窮國人民剝奪的同時，始終也沒有忘記繼續對本國人民的剝奪。工人階級的相對生活狀況不僅沒有改善，反而如沃倫斯坦所說較之以前更加下降了，因為資本現在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最廉價的勞動力。在全球資本主義背景下，工人階級的主人公地位更加不如從前。全球資本主義“希望得到的，是一個守紀律、有生產能力、不施加壓力、不提要求、對消費社會使他們在文化上日益貧困的狀況心安理得的人民”。全球資本主義“企圖消除主人公，不想再見到主人公，想以某些能夠自動調節的規律取代主人公，希望出現主人公的必要性愈來愈少”

第四，全球資本主義嚴重地削弱了民族國家的主權，為超級霸權和跨國公司干預國際事務和別國內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左翼學者清楚地看到，在全球資本主義條件下，跨國公司的作用極大增強，跨國公司取代國內市場而成為經濟活動的中心。“如果試著按照經濟組織和種種經濟過程對全球化的重要性程度給它們排隊，那麼，跨國公司將會處在首位，然後是生產技術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資本的流動性、國際金融機構以及勞動力的流動性和貿易壁壘的消除。”

跨國公司的首要目標一如既往地是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潤，當政府政策或一國的政治經濟制度不利於其取得最大利潤或損害其利益時，它們就會幹預國家內政。發達國家及其跨國公司控制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操縱著國際經濟和國家政治活動的主要規則，當其他國家的政策或制度不符合其利益時，它們就會在要求遵守國際規則的名義下干預他國的內政。因此，在全球資本主義條件下，一方面，從國際層面看，權力日益集中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為首的西方七/八國集團。另一方面，從國內層面看，權力日益集中於跨國公司及其利益集團或政治代言人。

最後，全球資本主義直接導致了后殖民主義，全球資本主義標誌著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結束，即世界範圍內的民族解放和反殖民統治的結束。在近現代從殖民國和宗主國中爭得民族獨立的前殖民地國家，紛紛在經濟上又情願或不情願地重新被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隨著其經濟上對發達國家的重新依附，其政治和文化呈現出一種既獨立又直接或間接依附的十分複雜的“后殖民狀態”。阿里夫·德里克認為，“后殖民性”是全球資本主義條件下知識界的狀況。

他說： “指出后殖民主義與全球資本主義之間存在聯繫並不意味著全球資本主義是后發展主義的‘原因’，或者后殖民主義僅僅是全球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恰恰相反，可以說，后殖民主義本身是正在形成中的全球資本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組成要素。”安淇·霍格威特（Ankie Hoogvelt）則強調指出，儘管后殖民狀態的形式在非洲、阿拉伯、東亞和拉丁美洲四大地區有所不同，但正是全球資本主義把這些地區納入“后殖民的世界”，使它們的政治、經濟，特別是文化呈現出一種既有本國傳統又有殖民痕迹的“雜合”狀態（hybridity and hybrid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