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霞

1919年，出生於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南陽鎮倉前村，幼年隨父識字，10歲隨家去鎮海上小學，13歲跳級入上海工部局女中。

1944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化學系，

1946年，在上海前中央研究院化學所任助理研究員。

1951年，獲美國紐約大學碩士學位。

1951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6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

長期致力於分析化學的教學和研究。專長電分析化學和極譜催化波以及環保大氣污染監測儀的研製。在極譜催化波的理論與應用方面從事了大量工作, 在國內起了積極促進作用。

形成了極譜分析的某些特色，近年又開創了稀土極譜絡合吸附波分析方法，總結在專著《極譜催化波》一書中。

方法應用與稀土農用的植物生理功能研究中，獲得可喜成果。

高小霞從教半個多世紀，一直從事分析化學的教學、科研工作。

從50年代始，先後開設、講授分析化學、儀器分析、電化學分析、高等電化學分析等課程。在條件艱難的情況下，高小霞將基礎理論的研究與國家建設結合起來，在取得雙極化電極電流滴定理論創新性成果的同時，積極開展對礦產資源、金屬冶鍊中的分析方法研究。50年代後期，她開始利用化學催化反應於極譜分析來提高分析靈敏度（極譜催化波），引發了國內對催化波的研究興趣和廣泛應用。

1965年，她參加在前民主德國舉行的國際純物料會議，論文《極譜催化波的機理和應用於痕量分析》受到好評。

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以後，高小霞選擇了稀土極譜分析作為研究方向，提出了20多種稀土絡合吸附波分析方法，促進了國內對稀土及其他微量元素絡合吸附波的研究和應用。

1980年她參加了在布拉格召開的“紀念海洛夫斯基學術報告會”，在會上作了有關“稀土極譜分析”的學術報告，受到了國際科學家們的重視。她帶領科研小組開展對“稀土微肥”機能和生理功能的研究。

80年代末期，高小霞年邁體弱，但仍壯心不已，瞄準國際科技發展的前沿並結合我國的實際，開展了在模擬生物膜中稀土絡合物光電效應和稀土對植物根系氮素同化過程中有關酶活性以及稀土、鋅對谷氨酸脫氫酶、乳酸脫氫酶等催化活性和酶催反應機理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高水平成果。

在近半個世紀的科研中，高小霞在國內外刊物上發表論文200餘篇，著作有《鉑族元素極譜催化波》、《電化學分析法在環保監測中的應用》、《電分析化學導論》、《極譜催化波》、《稀土農用與電分析化學》等。

鑒於她在科學研究中的貢獻和在科技界的威望，1980年她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1978—1991年間擔任第一、第二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她是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還擔任過《分析化學》、《中國稀土學報》、《高等學校化學學報》等刊編委和《分析化學叢書》主編等職。

《極譜催化波》

她曾擔任第一屆（1978-1984年）和第二屆（1985-199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理科評議組成員，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在你系著紅領巾走向美麗校園的年紀，高小霞在浙江省蕭山縣的故鄉，度著苦澀的、沒有歡樂的童年。

她的父親是被舊社會埋沒了的書法家，在上海中華書局當編輯。

高小霞11歲的時候，父親把她從家鄉接到上海念書。她刻苦學習，用8年時間完成了12年的學業，並且考取了著名的西南聯合大學。然而，父親的失業，使她失去了一次上大學深造的機會。她不得不在一所中學當一個小教員，賺錢補貼家用，照顧父母。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那年，她才19歲。

兩年後，也就是1940年，高小霞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學化學系。不久，父親在貧病交迫中去世，家庭失去支柱，生活又陷入困境之中。

“小霞，你上學的學費……”母親萬般無奈，含著淚提出這個緊迫的問題。

“我白天聽課，晚上當家庭教師。”她緩緩地答道。她明白，這是不再失學的唯一辦法了。

為了節省每一個銅板，她每天中午買點烤白薯充饑。下午放學，肚子餓得直叫喚，她還得趕去為有錢人家的孩子輔導功課。對這一段生活，高小霞回憶說：“生活艱苦點倒也算不了什麼。最苦悶的莫過於當亡國奴。眼看日本帝國主義者侵佔我國河山，到處姦淫燒殺，稍有點愛國心的正直青年，誰不感到屈辱、義憤？然而，我們那時年輕，幼稚，還不懂得什麼叫革命……”

交大化學系的同學，有的中途輟學，有的轉學，高小霞堅持下來了，是最後剩下的21名學生中唯一的女同學。她的考試成績在全班前5名。

她拿到大學畢業文憑，滿以為可以為國效力。誰能料到四處奔走找工作，卻一無所獲。應驗了“畢業即失業”這句俗話。

幾乎是在絕望中，經同班同學徐光憲的介紹，她進了寶華化學廠。

高小霞和徐光憲同窗4年，現在又是同事，相互間有了比較多的接觸和了解。他們無所不談——從彼此的身世到學術問題，從莎士比亞、狄更斯到居里夫婦……他們最崇敬居里夫婦，不僅僅因為居里夫人發現了釙和鐳放射性元素，重要的還是居里夫人那熱愛祖國的赤誠之心使他們產生了深深的共鳴。她在法國和丈夫皮埃爾·居里發現釙以後，激動地對丈夫說：“我那可憐的祖國遭受沙皇鐵蹄踐踏，亡了國。但是，我要讓波蘭的名字永遠銘刻在人們的記憶中。我想把我們發現的新元素叫‘波蘭寧’，來紀念我的祖國。”

沙皇的鐵蹄踐踏波蘭。日寇的鐵蹄踐踏中華。歷史是這樣驚人地相似！

“日本人佔領上海，我們不如離開這裡，到內地去，也許能為抗戰出點力。”在推心置腹的長談中，徐光憲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對了，我哥哥、姐姐在重慶，我可以先去。”高小霞表示贊同。

“你先去探路，有了消息我隨後就來。”

高小霞帶著簡單的行囊，踏上了去四川的道路。途中，傳來了抗日戰爭勝利的喜訊。高小霞決定不再向西走了，先留在安徽屯溪一所農業中學教書。她給徐光憲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這裡環境幽美，農民純樸，學生可愛。但是，國家很貧窮，落後，需要我們來建設……

半年後，高小霞回上海與徐光憲結婚，準備共同干一番事業，現實卻是又一次失業。

求學——失學——求學——畢業。

畢業——失業——暫時找到工作——失業。

她失去的太多了。

中國所以受人欺侮，是因為科學文化不發達。國家要富強，必須走“科學救國”的道路。這是當時一些愛國的知識分子比較普遍的看法。徐光憲和高小霞懷著對祖國的愛，在親戚朋友們的資助下，也先後赴美國留學了。高小霞回憶說：“那時候，我們有一個模糊的科學救國概念，認為出去多學一點總會有用的……”

在美國，高小霞仍然是半工半讀。白天在康奈爾大學醫學中心當分析實驗員，晚上在紐約州立大學研究生院攻讀分析化學。

沒有假日。沒有娛樂。高小霞以頑強的毅力，用兩年時間，學完了碩士應修的課程，她的論文得到導師的讚賞，發表在《微量化學學報》上。

學業上的成功，並不能沖淡她對祖國的懷念。紐約的《華僑日報》大量報道祖國的消息。那時候，閱讀這份愛國報紙是要受到當局監視的，但是，高小霞他們自有辦法。當地波多黎各人開的一家雜貨鋪比較偏僻，她和徐光憲經常去那裡買麵包和《華僑日報》及英文報，每次她總是把 《華僑日報》放在英文報下面，若無其事地回到留學生公寓，貪婪地閱讀著，從字裡行間撫摩祖國母親的脈搏。

一天清晨，高小霞剛起床，發現房門口有一張紙條。她知道這是朋友們送來的。愛國的留美學生們，經常把從電台收聽到的最新消息，寫在紙條上，悄悄塞進朋友們的宿舍門縫裡，用這種秘密的方式，互相傳遞國內解放戰爭的勝利喜訊。高小霞拾起紙條一看：“號外！三大戰役節節勝利！”她高興得要跳起來了。中學時代，她就閱讀過斯諾的 《西行漫記》；在去屯溪的途中，她又親眼看到新四軍英勇善戰，對百姓親如家人。現在，她更清楚地看到，中國共產黨和它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祖國的希望，人民的救星。

新中國在血與火中誕生了。在美國的愛國留學生們奔走相告，群性鼎沸。紐約的留美科學工作者協會、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同學會、新文化學會三個愛國組織聯合籌備，隆重召開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會。紐約街頭買不到紅布，他們就用紅墨水將白布染紅，按《華橋日報》上刊登的國旗式樣，製作了一面國旗。他們租了紐約國際學生公寓的健身房當會場。由於他們嚴格的保密，出租單位以為是要舉行結婚典禮，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慶祝會在鞭炮聲中開始。《華僑日報》總編輯唐明照在會上作了形勢報告。然後是集體扭秧歌。高小霞、徐光憲不會跳舞，這時也高高興興和大家一起扭起來了。

第二天，高小霞、徐光憲和愛國學生們一道帶著麵包、香腸和飲料，前往紐約市郊的公園，舉行野餐會。他們把寫有“勝利酒家”字樣的中文字牌豎在公園草地上，舉杯痛飲：“為勝利乾杯！”“為祖國乾杯！”至今，他們還保留著“勝利酒家”野餐會的一張珍貴照片哩！

1950年，美帝國主義發動了侵略朝鮮的戰爭，嚴重威脅著祖國的安全。高小霞、徐光憲當時認為：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祖國。如果繼續留在美國，就等於幫助了敵人。新生的祖國在召喚，已經回國的唐敖慶等同學在催促，準備回國的錢學森等被美國當局扣留……面對這一切，高小霞毅然放棄了再留一年可以得到博士學位的機會。他們把加入美國籍的登記表扔到地下鐵道里，以廣東華僑身份——當時美國當局只允許華僑回國探親——迫不及待地登上了駛向珠江口的輪船。

當他們看到飄揚的五星紅旗和無數歡笑的臉，激動得說不出話來。高小霞用整個心輕輕地呼喚：祖國，你的兒女回來了！

這是1951年5月一個美好的值得紀念的時辰。

1964年1月，高小霞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一員。接踵而來的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風暴——“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橫掃一切。高小霞和徐光憲都被造反派當作“美國特務”，進行隔離審查。這是高小霞萬萬沒有想到的事情。紐約的3個留學生組織進行的活動，完全是愛國活動，怎麼突然成了“特務活動”？冒著生命危險，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怎麼突然成了“特務”？她百思不得其解

高小霞被隔離在一間小屋裡6個月差兩天，不能和家人聯繫，還要她交待“特務罪行”。生活對她這樣不公正，她感到委曲、傷心，但她沒有掉過一次眼淚。為什麼高小霞不會在逆境中屈服？還是聽聽她自己的回答吧：“我愛黨，我毫不懷疑地堅信，黨不會冤枉自己忠誠的兒女。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水落石出的。就憑著這個信念，我堅強地活著。”

她被分配洗刷廁所、打掃街道。後來，她和徐光憲都被送到“五七幹校”去挑磚，扛石頭。經過兩年多的勞動、審查，“特嫌”的帽子摘了，又回到了北京大學。但是，在那真理被踐踏的年代，搞教學又成為“業務掛帥”、“不突出政治”的批判對象。她感到左右為難，不如到工廠去做個普通分析工人，但又不準許。她當時的心情有點像李商隱的詩句：“一寸相思一寸灰”。

然而，她的信念沒有泯滅。她胸懷坦蕩，如同秋夜的晴空：“我有缺點你可以批評，不讓我搞業務可不行。只要這個工作對國家經濟建設有好處，有什麼理由不讓做？”只要沒有開她的“批判會”，她還是照樣進實驗室；只要圖書館開著，她就去查閱資料和文獻。

有一天，中國地質科學院分析室的姚修仁，找到高小霞，懇切地說：“你們在極譜催化波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現在地質、冶金行業很需要這樣的書籍。你能不能同我們合作，寫本書加以總結？”

這也是高小霞的願望。但此刻她沒有馬上答覆，她需要思考。

——是啊，我國發展這一分析方法，超過了國外文獻報道所能分析的限度，應該加以總結。這不是為我個人，這是許多人的勞動。這是建設中有用的東西，不總結出來，多可惜！

但是，很難。因為充裕的白天是政治學習，接受工農兵再教育的時間，不屬於她支配。

經過一番深思熟慮，高小霞主意拿定了。她抓住每天夜晚和假日，悄悄地在家裡寫稿，經過一年多時間辛勤耕耘，她和姚修仁合作，終於把《鉑族元素的極譜催化波》書稿寫出來了。在序言末尾，他們鄭重地寫上“1974年7月1日”這個日期，以此作為對黨的生日獻上的一份薄禮。

凝聚了高小霞、姚修仁心血的著作，終於在粉碎“四人幫”一年後，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了。他們出色的工作，獲得了1982年國家科委頒發的自然科學獎。

用愛和韌澆灌的種子，就這樣在嚴寒中萌發，在烈焰下吐蕊，在金秋季節里結出了累累碩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