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玄伯
李玄伯
李玄伯，名李宗侗，1895年9月3日生於北平市丞相衚衕，河北省高陽縣人。祖父李鴻藻，晚清名臣，曾為清朝穆宗師，歷任清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吏都尚書等。父親李焜瀛，曾任清朝戶部侍郎。易培基的女婿、李石曾的侄子。
自幼聰明過人。17歲時，跟隨五叔李石曾到法國留學。畢業於法國巴黎大學。
1924年返國，受聘於國立北京大學，兼法文系主任，曾出任國民政府財政部全國註冊局局長、開灤礦務局督辦、故宮博物院秘書長等職。還擔任過中央政治會議北平分會委員、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主任委員等。抗日戰爭時期，曾護送故宮文物南遷京滬，轉運重慶，歷經艱辛。在北京、上海淪陷后，匿名居住在上海，中央圖書館來不及轉運的善本圖書也寄藏於其家。抗戰勝利后，將中央圖書館圖書完璧送歸政府。後任中法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1948年，受聘為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逯耀東、許倬雲、李敖等，都曾是其弟子。后歷兼國史館史料審查委員、編譯館編審委員、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顧問、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委員等職。對中國古代史頗有研究，在學術上時有獨特見解。執教五十年，尤能提掖後進。
1974年3月16日病逝，享年80歲。
1928年10月，南京國民政府下令公布故宮博物院組織法、理事會條例及任命27位理事的名單。理事會在南京開會推定國民黨元老李石曾（煜瀛）為理事長，精通文物典籍的易培基為首任院長，張繼（溥泉）內定為副院長，他們都是理事會的常務理事。
南京政府的人事安排公布時，院長易培基因病沒有到任。按理應該由副院長張繼來主持工作了。但院長易培基不同意，事後他解釋道：“溥泉神經，又要聽神經太太的支配，不能讓他當家。那是石曾的意思。”為此張繼很不愉快，與易培基產生芥蒂。
張太太崔振華在國民黨上層社會是有名的“河東獅吼”，她為丈夫身為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的元老，在國民政府中擔任司法院副院長併兼全國文物管理委員會主席，居然無法操縱故宮博物院的大權而耿耿於懷，這就埋下了待引發的炸彈。
根據國民政府任命，張繼為故宮文獻館館長，易培基的女婿、李石曾的侄子李玄伯（宗侗）為秘書長，主管辦理故宮博物院日常事務。這人事安排上的布局成為“故宮盜寶案”的伏筆。
“九·一八”事變后，北平危在旦夕，高等學校部署南遷，故宮博物院也醞釀著遷離北平。經南京政府批准，北平故宮博物院先後分五批將13000多箱古物運往上海，以免落入日寇之手。作為故宮博物院常務理事，張繼不遺餘力地監控故宮的諸項決策。博物院理事會通過了60000元遷移費預算案和張繼提議的文獻館由他主持遷往西安、遷移費三分之一歸他支配的提議。不料，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否決了北平故宮文物分運西安的計劃，要求古物全部遷往上海租界。這次赴南京請示是李玄伯親往經辦的，於是張繼懷疑是李搞的鬼，因此對李更加極為不滿。
憑著張繼的資歷和在國民黨、在政府中的多項職務，在故宮前途決策上屢遭冷遇，甚至在下級面前丟了面子，失落的情緒致使他對故宮博物院的實權人物易培基、李玄伯的不滿與日俱增，以至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後快。於是張繼夫婦指使由張一手提拔起來的最高法院檢察署署長鄭烈，多方串聯、賄買人證，指控易、李私占故宮寶物——一個彌天冤案由此羅織開來。
崔振華起訴易院長李秘書長私占文物案指的是故宮博物院1931年冬天發售一批與文史無關的物品。
事情緣自1929年春，為保證故宮文物經費，幾位理事提出處理無關文史物品的建議並擬定章則，呈報南京行政院。根據行政院批准的臨時監察委員會規則，1931年6月故宮博物院聘請了平津各界人士成立臨時監察委員會，商討處置故宮無關文史物品事宜。臨時監察委員會開會申述下列原則：一、處理的物品必須與文史無關；二、售出物品所得價款作故宮修建和印刷資用，不許別用；三、處理上述物品的辦法暫定投標、拍賣兩種。此後臨時監委經常開會，在具體處分物品步驟上議定為先藥材次食品、再綢緞皮貨。
不過在綢緞作價的操作上，當時為了鼓勵多銷，還規定了優惠價，凡購貨2000元以上者七五折，3000元以上者七折。李玄伯秘書長第一次買了兩、三百元的皮貨，過了一段時間，又買了2500多元的物品，合於七五折的規定。有人建議他再購兩、三百元，連同上兩次數目合算，超過3000元就可七折了。李為了貪圖小利，真的這樣做了，結果授人以柄，成為他枉法營私的罪名之一。由此李成為易案的第二號被告。
對於崔鄭的誣陷，易培基決心回擊。他聘請了北平著名律師劉崇佑作辯護人。了解到起訴必須在1934年2月3日出庭，易培基本人若不在此前到案就意味著自動放棄起訴權。易本計劃1月28日從北平動身，但是1月26日易的女婿李玄伯從南京打電話給易，告知一切都辦妥，易不必到南京出庭了。易聽信其言，2月3日沒有到庭，失去了說明真相的機會，也失去了民眾對他的信心。自動放棄申辯在客觀上給外界以心虧理屈的印象，各報紙均登載了易未出庭的消息。人們紛紛推測，看來易確有把柄，無顏以對法庭。這一回合，崔振華等不戰自勝。
但張氏夫婦並未就此止步。1934年11月他們又操縱江寧地方法院檢察官對易、李等9人提起公訴。訴狀指控易自1929年起，“陸續將保管之珠寶部分盜取真珠1319粒，寶石526顆，以假珠調換真珠者9606顆，以假寶石調換真寶石3251顆，其餘將原件內拆去珠寶配件者1496處；……為數甚巨，均一律佔為己有……”
“七七”事變后，戰爭烽火從華北燃向東南。病卧滬上的易培基年邁體弱，新病舊病一起發作。這時他的財產大半已被沒收，連訴訟費都難以籌措，精神上壓抑難忍，心中積憤無處宣洩，終於在上海含恨離世，終年57歲。他在終前遺囑中感嘆：“未能立時到案”，“惟有故宮一案，培基個人被誣事小，而所關於國內外之觀聽者匪細。仰懇特賜查明昭雪，則九幽銜感，曷有既極！”
此時，張氏夫婦仍不罷休。易去世后，崔振華又指使南京地方法院檢察官於1937年9月30日提起公訴，告易培基、李玄伯、吳景洲三人。訴狀列舉該三人的犯罪情形又有新發展，除以往的侵佔，又加之“吞沒”，還列出“侵佔書畫594號，古銅器218號，銅佛101尊，玉佛一尊；秘書處裝箱南遷古物12號、圖章3號；珠寶，前案業已起訴者外尚有二號統由鑒定人慎重鑒定，出具鑒定書”。
此時，易案從1928年到1937年積非成是。而頭號當事人已離世，二號被告李玄伯有把柄被人捏著，態度畏縮，不敢力爭。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倖存的有關當事人以為有機會重審這個案子了。不料聞知本案的卷宗丟失一空，最高法院當初認為有盜換嫌疑而封存的古物，連箱也不見了。
1947年冬天，國民黨一面發動內戰，一面召開偽國大，選舉國大代表。張繼四處奔走佔得一席之位，不期突然暴病即身亡。失去靠山的崔振華意識到，此事若再追究下去，結局將對她不利。於是又串通法院搞了個赦免來掩蓋強加於人的罪責，掩蓋這18年散布的一切不實之辭，以免自己成為眾矢之的。
就這樣，這個沸沸揚揚長達8年的盜寶案，以聳人聽聞開始，卻以莫名其妙的方式悄然無息地不了了之。直到解放以後，經對有關知情者調查核實，這場冤案的真相才終於大白。而此時一代文物大師、故宮博物院的第一任院長易培基卻早已含冤於九泉之下。
從這樁所謂易培基故宮盜寶案，可以看出國民黨權貴在權力受到侵害時，在壓制和迫害對手上是如何瘋狂和不擇手段，也可以看出國民黨司法制度的黑暗與齷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