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錫鴻

其父以販魚為業。其兄劉錫鵬，為道光二十三年恩科舉人。劉錫鴻於道光二十八年考中舉人，魁岸負氣，有不可一世之勢。

他從小接受正統的儒家文化教育，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理想。

他考取舉人後做過幕僚，鎮壓農民起義。他後來加入郭嵩燾的幕府，並成為他的心腹和得力助手，也曾得到了他“亢直無私”只是“於世故人情全不一加體察”的評價，兩人也曾交好。

後來郭嵩燾被任命為駐英公使，而此時副使職位又空缺。於是，郭嵩燾提名劉錫鴻，劉錫鴻就這樣成為了一名外交官。但是，他對郭嵩燾只提名他為參贊而不是副使十分不滿，這為他們倆後來反目成仇，積怨甚深埋下了隱患。

1877年，兩人以中國駐英國使節的身份在英國參觀遊歷，關係還算和睦。但是，國書未列副使名事件和領薪水事件使他們兩人之間的矛盾終於總爆發。兩人互相攻訐，他先後參郭嵩燾“三大罪”“十款”，而郭嵩燾參他濫支經費，最終兩人被“各打五十大板”，在1878年同時被召回國。回國后，劉錫鴻繼續擔任光祿寺少卿，最後因為批評攻擊李鴻章“跋息不臣，儼然帝制”而被慈禧革職。

劉錫鴻終其一生，都固守著“用夏變夷”的決心和希望，華夷觀念一直存在於他頭腦中無法改變。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頑固的封建衛道士。他堅持認為發展商業是“捨本逐末”之舉，認為“官中多一商賈，即國多一蠢，民多一賊。豈政令不講，民生不恤，而惟船炮機器之是恃，遂足治天下邪? ”，他也反對機器的使用，認為“一意講求雜技，使趨利之舟車，殺人之火器，爭多競巧，以為富強，邃謂為有用之實學哉?”

在洋務問題上，他持反對觀點: “如必欲用機器以壯軍心，可令教操洋人代為購辦，不必開局自製”，因為“募人學習機器，輾轉相教，機器必滿天下。其以此與官軍對壘者，恐不待滋事之洋匪也。”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親自去鎮壓過農民起義，對此有切身經驗，想維護封建統治。“故仁義忠信可遍令人習之，機巧軍械萬不可多令人習之也。”他的論調與那些高唱“以忠義為甲宵，禮儀為干格”的保守派等有異曲同工之妙。

他還認為近代科學是“余為之辨曰: 彼之實學，皆雜技之小者，甚至不惜顛倒黑白和是非，批評英語中“父親的花園”則曰“花園的父親”令人哭笑不得。

他做出的最突出的事莫過於他反對修建火車，即使在出洋之後他的思想也沒有改變，認為“此非治國正軌，恐非可恃”，在他晚年時更是以一篇洋洋七千言的《仿造西洋火車無利多害折》轟動了朝廷，他憑自己曾“奉使西洋”，作為一名火車的親歷者說: “火車實西洋利器，而斷非中國所能仿行也。臣竊計勢之不可行者八，無利者八，有害者九”，，表現得十分固執。他那富有“說服力”的反駁果然對統治者施加了巨大影響，中國修築鐵路的實踐被延遲了數年，中國的近代化過程也因此停滯。

思想主張

劉錫鴻留有一枚刻有“儒俠”二字的印章，代表了他一生“以儒家思想解救亂世”的志向。

平心而論，他反對修鐵路的理由中也是有可借鑒的地方的，如他指出鐵路的修建有可能會便於外國列強控制中國，喪失主權，借款修鐵路亦然。“囊者英法構釁，屢獲逞於海隅。然而未敢深人者，即以道途阻修，運炮運糧兩皆易窒之故。今奈何自失其險以延敵哉?’順後來的歷史也印證了他的這一擔憂。

劉錫鴻的思想並不是一無是處，也有值得借鑒、深思的地方，如吏治，他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對晚清吏治的黑暗現狀感到痛心疾首，他提出“故今日之事，為吏者當以順治是諸輔臣為法，代幼主以遵成憲，毋忘綜核名實之嚴，然後國威可以復振，非然者筋脈日益弛緩，寸步將必難移，惟僵仆以任人陵虐已矣。”“見上所為賞罰者一皆不拘情面，不關毀譽，不雜恩怨，不任素性，愛憎不因偶然喜怒乃知求榮去辱只此化惡善一途。”想復興孟子的重視教化來維護清朝的封建統治。

他甚至提出了解決的辦法。如裁撤冗員，以禮馭吏等，“擇樞臣之忠清剛正者，省去別項差使，專核吏、兵、刑三部議處事件，而治其詢縱濫保之失”，從而使得“是非悉當默險能明，人人有所懲勸以效其才能，亦人人無可干求以養廉恥，則牧民馭兵兩大政自然日有起色”。儒家思想已經紮根於他的靈魂中，程朱理學的影響已深人其骨髓。

他又指出了人民素質與國家富強的關係: “英之眾庶，強半勤謹，不自懈廢; 商賈周於四海，而百工竭作，亦足繁生其物，以供憋遷之需; 國之致富，蓋本於此。非然者，火車輪船即能致遠，而可販之貨國中無從造而成之，金幣究何如人哉? ”

除此之外，他也是提出民間開礦設想的第一人。

《英貂私記》是他出使英國時寫的日記。不過，若細讀《英招私記》，人們會發現到了英國之後，劉錫鴻的思想也起了一些變化。

例如，他稱讚君主立憲制“無閑官，無遊民，無上下隔閡之情，無殘暴不仁之政，無虛文相應之事”。

通過與馬格里、博郎、井上馨等外國先進知識分子的思想交鋒，他也打開了一些眼界。通過與博郎的辯論，他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先前反對船艦的看法:“事理無窮，因乎時勢。如人之一身，疾病未起，則補養元氣，自可退外邪，此一理也；疾病一起，不先祛外邪，而惟言補養，則其病終不可廖，此又一理也”。但是，他擔憂的是內憂而忽視外患，這也是他的不足之處。

更重要的是，他對領事裁判權提出了質疑: “倘照理藩院刑法，參酌變通，以圈禁代流徒，以罰款代答杖，定為專例，以治外國寄居商民，亦未嘗不可。”

著作有《英招私記》《日耳曼紀事》《劉光祿遺稿》等。

1891年逝世。

郭嵩燾與劉錫鴻的鬥爭，劉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員的支持，暗中監視郭的一舉一動，從一開始就不斷向清政府打郭嵩燾的“小報告”，列出種種“罪狀”。清政府擔心內鬥會影響外事工作，於1877年4月改派劉錫鴻為駐德公使。劉與郭同為公使，使劉氣焰更高，對郭的攻擊更加猛烈，甚至達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程度。如有次參觀炮台中天氣驟變，陪同的一位英國人將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燾身上。劉錫鴻認為“即令凍死，亦不當披”。

當巴西國王訪英時郭嵩燾應邀參加巴西使館舉行的茶會，當巴西國王入場時，郭嵩燾隨大家一同起立。這本是最起碼的禮節禮貌，但劉錫鴻卻將其說成是大失國體之舉，因為“堂堂天朝，何至為小國國主致敬”！中國使館人員參加英國女王在白金漢宮舉行的音樂會時，郭嵩燾曾翻閱音樂單，劉也認為這是效仿洋人所為，大不應該。認為這都是“漢奸”行為。更嚴重的罪狀是說郭嵩燾向英國人詆毀朝政，向英國人妥協等等。由於朝中有人支持，劉更是接連上奏朝廷，發函總署及南北洋大臣，誣陷郭嵩燾。對劉的陷害，郭嵩燾當然倍感憤怒，竭力為自己辯誣，退意漸濃，多次上奏要求調回國內。

對郭劉之爭，李鴻章當然支持郭嵩燾。1877年11月初，李鴻章致書郭嵩燾，密告朝廷將以李鳳苞取代劉錫鴻出任駐德公使，要郭不要稱病乞退，同時勸郭千萬不要公開與劉決裂，讓外人見笑。由於清政府外派大臣事宜漸次開展，一時人才奇缺，於1878年2月底任命郭嵩燾兼任出使法國欽差大臣。然而，劉錫鴻等人是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於5月6日列舉郭嵩燾十大罪狀，洋洋數千言，大到造謠說郭嵩燾總“向英人詆毀時政，謂中國將作印度，或被吞併於英俄”，小到郭嵩燾不用茶水而改用銀盤盛糖酪款洋人、想學外語等等全都是罪過。其用心之刻毒、言辭之激烈嚴峻，超過以往。

這些“罪狀”，總理衙門無法核查，不能全信，又不敢不信，左右為難；同時，面對駐外使臣間勢同水火的矛盾，總理衙門也感到難以調和處理，幾次徵求李鴻章的意見。李鴻章當然是為郭嵩燾辯護。

但是，朝廷內外反郭力量甚強，縱然李鴻章權傾一時，他的免劉保郭之論根本不可能為清政府接受，只能暫時維持郭、劉現狀。但結果仍然是駐英與駐德大臣二人的關係勢同水火，滿城風雨，無法調和。在郭、劉二人“內耗”日甚一日、反郭擁劉者眾的情況下，清政府決定將郭免職調回，不少人還想將郭嵩燾查辦治罪。李鴻章知道事情已無可轉回后，又專門在7月10日致信總理衙門再“論郭劉二使”，強調“惟英使一席，關係綦重，名位既須相稱，才望亦要兼優。

筠仙尚為英人所推許，頗難為繼”，所以挑選繼任者一定要慎之又慎。一方面是為總理衙門選人建言，另一方面也是為郭嵩燾美言，間接反對將其治罪。同時，他在這封信中還借一位德國人之口說劉錫鴻“職任名望俱卑”，並指劉在德“不甚見禮於當路”，因此他能否勝任外交工作大可懷疑。最後他明確說出自己對劉的處理意見：現在可“暫留”，但“將來似宜撤換”。

1878年8月，清廷下令將郭、劉二人同時調回，本來還擬將郭嵩燾查辦治罪，后在李鴻章、曾紀澤等人的反對下才不了了之。

1878年8月25日，清政府下令將駐英公使郭嵩燾、駐德公使劉錫鴻同時召回，由曾紀澤、李鳳苞分別繼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