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穀記

【種穀記】長篇小說，作者柳青。1947年5月寫成，1951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小說以陝北農村王家溝集體種穀的事件為線索，展現了解放區農村生活的一個側面。村農會主任王加扶堅決執行上級指示，團結依靠農民積極分子，完成了集體種穀的組織工作。這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描寫農村互助合作的長篇小說。

首先，《種穀記》是真實的實踐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文學之工農兵方向的作品。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文學之工農兵方向的第一個基本要點是什麼？這就是結束以小資產階級革命知識分子的立場來寫作，結束以小資產階級革命知識分子冒充工農混入文學領域的時代；它尖銳而徹底地提出小資產階級革命知識分子作家必須進行自我改造的課題；①對作品的第一個基本要求，因而便是從工農兵那裡出發寫工農兵：反對從小資產階級革命知識分子的觀點出發的、對他們的歪曲，②反對用小資產階級革命知識分子的“靈魂”來穿上工農兵的外衣，做這種偷天換日的工作。③因此，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文學之工農兵方向的基本問題，一般看作“大眾化”的問題，是很不恰當的。沒有小資產階級革命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過程，就不可能有任何“大眾化”的過程；要有，就像實際所表現的那樣：其在作者，就只能是工農兵的“客人”；其在作品，就只能是凡其所寫，外表像工農兵，“靈魂”卻是小資產階級。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前，已經嚷了整整三十年的文學大眾化，其所以除了抄襲“大眾”的一些皮毛之外沒有任何重要的成就的原因，那根底便在這裡。

文學之工農兵方向徹底明確以來，還有些朋友以為，它沒有解決什麼重要的新問題，而且使人產生了不少的憂慮，憂慮五四以來革命文學傳統的堅持。於是，在強調堅持五四文學傳統的緊張思想下，忽視了五四文學傳統歷史發展上的基本弱點，也忽視了這五年來在各個解放區顯示出來的、對文藝之工農兵方向的實踐努力及其成就，或以簡單的“農民文學”目之，或以為總要“提高”到現成的這個五四文學傳統上來。其實，《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來為趙樹理們所努力實踐的文學，不是單純的農民文學，因為這是代表了中國五四以來的革命文學在今天的主導方向，這裡包含著一個文學發展方向的問題。因此，這也不是走向現有的五四文學傳統之復原，而是從這傳統向新的領域突進，是五四文學傳統之新發展，解決我們過去久已要求解決而沒有得到解決的問題。1930年“左聯”成立就是有意識、有組織地要將五四革命文學更推進一步，明確提出文學之為工農的方針。④但是十多年來，由於小資產階級革命知識分子誇大狂的阻撓，一直停滯在“衣服是工農兵，面貌卻是小資產階級”的階段上，成功的倒是許多革命知識分子的戰鬥作品。五四以來新文學的一個基本缺點依舊存在著，這就是還沒有把自己的根種植在最肥沃的土壤里，沒有和工農兵深刻結合，使新文學真正為他們所有，與他們一同呼吸。特別沒有深入到農民中去，為農民所有；這對我們過去的新文學，成為特殊嚴重的遺憾！自《阿Q正傳》以後，由於出現與獲得無產階級的領導，我們的農民已多次掀起了翻天復地的成功的及失敗的鬥爭，但由於我們文學停滯在小資產階級革命知識分子的地段上，我們的革命作家沒有深切悟到自我改造的問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即是首先從這裡一針見血的提出問題，那就是解決了多年以來的懸案。這要點就是：區分開小資產階級革命知識分子的立場和情調，在實際中轉變（改造）；寫出真實的工農兵的作品。對於我們堅守著五四文學傳統的革命作家，這是一個新的課題，也確實是一個巨大的課題。⑤需要我們全身以赴，孜孜求進的。

所以，實踐文學工農兵方向的基本標誌，對作家（當然是指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作家）來說是改造小資產階級性，對作品來說便是把工農放在客觀基礎上真實的加以處理。依據這真實性發揮到什麼程度，來定作品成功到什麼程度。在作品里處理工農的真實程度，同時也就反映了作者自己接近工農與改造自己小資產階級性的程度，此二者是一致的。柳青的《種穀記》，在這點上是完成了任務的，他對於農民的理解，可以和趙樹理並駕齊驅，而藝術上的成就，則在後者之上。他對農村中舊的人物寫得很真實，很出色，對新的人物也一樣寫得很真實很出色。不只在人物上，在一切農民的活動以及整個農村生活上，都是寫得真實動人的。不是生活的深入，且消除了自己和他們之間的隔離，決不能到這步境地。以下的例子可略見一斑——

“王加扶木愣愣地站著，看見二拴用高粱稈從灶火里點出火來，照亮給他娘打掃屎。王加扶目睹著婆姨的這種狼狽情景，一時沒有合適的話說，連他的聾老爸也感到這場面的不愉快。關於三拴的病根，婆姨和他已經爭辯得互相都不願再提了：她認為這毫無疑問是因為他最近接連好多天總是夜深才回來，跟著他混進什麼邪魔野鬼所致；而他則說她不注意，娃娃受了涼，或者吃東西吃壞了。自然他夫妻兩口子是爭辯不清的，王加扶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說：

‘誰家的娃娃不害病哩？我留在家裡便好了？我又不是先生？……’

‘唉！’婆姨悲憫地嘆息著，她打掃完畢，失望地瞟了他一眼，把那個軟癟的奶頭塞進三拴嘴裡，止住了他無力的嚎叫。

她並不希望他治，因為他兩人對病根的看法不同，治法自然也難一致。她已經瞞著他治過了，只等著看一兩天內能否見效：她瞅他上地去的空子，把存恩老漢請來，要他揮動他那龍把麻鞭來念逐鬼的咒語。存恩老漢怕人知道又受政府的批評，並且引起王加扶的不滿，死也不來；只是農會的婆姨哀求再三，說他見死不救，還算什麼‘善人’，他這才覺得於心不忍，畏首畏尾地來了。他到王加扶的小土窯里，匆匆忙忙做好一切準備，壓低了嗓子念著法，也不敢大聲喝鬼，麻鞭更不會像舊前似地打得放炮一般響，倉促了事，慌慌張張溜掉了；王加扶婆姨給他端出一升米酬謝，他怎麼也不接手。

現在，婆姨希望王加扶的只是他不要再深夜開門，重複得病便好了，賭氣是沒有用的，他問他還要幾夜‘工作’才完，王加扶說只這一回。

‘那你拿著三柱香去，’婆姨終於說，‘記得回來時點著！’

王加扶沒奈何地嘆了口氣照辦了，才拖著他的沉重的鞋出了大門。”（106——161頁）

“王克儉這一天算倒了霉，他和愣子一天之內搶種了六垧谷，超過了任何變工隊的速度。他們下山時累是累一點，但還滿意自己一天的工作，他對愣子說照這樣再過一天，他們便完成了計劃，可以從從容容送外甥們回家了。他並且拿這點安慰毛虎和狗娃，輪番親昵地撫摩著他們的頭，企圖鞏固他們的情緒；他們在晌午以後一開始感到力不勝任的時候，便發覺自己是被愚弄了。回到家裡，兩個外甥全爬在他們娘肩膀上痛哭流涕，指著他們身上所有疼痛的地方；而王克儉自己又發覺他已經成了全村的公敵。他變成除過愣子媳婦以外全家攻擊的對象，老婆更是猛烈，說他的消息把她都幾乎嚇壞，而實際卻屁事沒有，她甚至惡毒地說他是“白翅”，這種鳥兒一見有人走過它鳥巢附近，立刻驚慌失措，落到巢里不安地亂叫，結果總是它的蛋或小雛被人挖去，而其它保持鎮靜的金翅、百靈子和天公雞（雲雀）的巢甚至在人的眼旁，也從來不被發現。王克儉被說得守口如瓶，他已經無法懊悔了；因為他為這種穀的事反覆懊悔的次數太多，現在更是悔之不及了。他像一個從山頭上滾下去的人一樣，既已滾脫，只好抱著頭滾了，滾到溝底再看他倒霉的程度。”（265頁）

這些都是全面深入了農民的生活，並和他們成了一家人之後，才能寫得出來。即如表現在這裡的作者那支勢如游龍、詼諧自如的筆鋒，其所以能有這樣的魄力，寫得這樣淋漓盡致，也是這一生活深入的結果；對對象沒有充分掌握，筆下便不能走動自然。所謂“遊刃有餘”，必然是作者對生活達到這種境地之後加上技巧的純熟才能產生的。

既在生活體驗上近於完全成熟（毛主席說的“移屁股”）又在藝術技巧上近於完全成熟，這就使得《種穀記》在五年來實踐工農兵方向的所有作品中，獲得很好的成就，使得《種穀記》突破近二十年來無產階級直接領導的革命文學的這種寫作水平——近二十年來描寫農民作品的水平，得到接近理想的勝利。《種穀記》首先一個值得重視的理由便在這裡。

柳青，陝西吳堡人，1928年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6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初期他開始創作。1947年寫出反映農村互助合作運動的長篇小說《種穀記》，建國后，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等職務。

1951年他發表了反映解放戰爭時期群眾鬥爭生活的長篇小說《銅牆鐵壁》。1952年起，在陝西長安皇甫村安家落戶，於1959年發表了反映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長篇小說《創業史》第一部，1977年又發表了《創業史》第二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