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車

商周時期戰車的形制，在《考工記》中有較詳細的記述。1936年，在河南省安陽市殷墟車馬坑中，首次出土一輛商朝戰車。坑中南端並排著器具、馬骨，車內外分佈著 3套兵器。從出土於商、西周、春秋和戰國時期古墓中的戰車可以看出，商周時期戰車的形制基本相同，均為：獨轅（輈），兩輪，長轂；橫寬豎短的長方形車廂（輿），車廂門開在後方；車轅後端壓置在車廂與車軸之間，轅尾稍露出廂后，轅前端橫置車衡，衡上縛兩軛用以駕馬（圖1商朝戰車結構圖）。商朝戰車輪徑較大，約在 130～140厘米之間，春秋時期縮小為124厘米左右；輻條18～24根；車廂寬度一般在130～160厘米之間（山東省膠縣西庵出土的西周戰車車廂寬達 164厘米）,進深80～100厘米。由於輪徑大，車廂寬而進深短，而且又是單轅，為了加大穩定性及保護輿側不被敵車迫近，戰車的車轂一般均遠比民用車的車轂長。如西庵出土的西周戰車，車轂長40厘米，軸頭銅軎（音wei4，車軸頭）長13.5厘米，總長度達 53.5厘米（圖2西周戰車復原圖）。根據對有關出土車輛主要部位尺寸的測定和比較可知，商周時期戰車結構的變化是：軌寬逐漸減小，車轅逐漸縮短，而輪上輻條的數目則逐漸增多。其目的顯然是為了提高戰車的速度和靈活性。

戰車為木質結構，一般在重要部位裝有青銅件，通稱車器，用以加固和裝飾。

西周中期以前，一般採用長型軎飾，其長度為17厘米左右；西周以後則通行短型軎飾，其長度在 8～10厘米之間。湖北省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 1件矛狀車軎，通長37.5厘米，它不僅用於保護和裝飾軸頭，而且也是帶有攻擊性質的裝置。車軸是戰車馳騁時急劇轉動的關鍵部件，為防損壞，戰國時期已開始在軸轂之間裝置鐵鐧，以減少軸轂的摩擦。據河南省洛陽市中州路戰國車馬坑出土實物可知，鐵鐧為半筒形瓦狀，每輪 4塊，均以鐵釘固定在軸桿上。枒飾是包在車輪輞上的銅片，縱斷面呈 U形，固定在輪輞上的接縫處。輪輞為雙層結構，每層均由兩個半圓形木圈拼成，裡外兩面的接縫錯開，互成直角，造成每一輪輞有4個接縫處，用4個枒飾加以緊固。

戰車每車駕2匹或4匹馬。4匹駕馬中間的2匹稱“兩服”,用縛在衡上的軛駕在車轅兩側。左右的2匹稱“兩驂”，以皮條系在車前。合稱為“駟”。馬具有銅製的馬銜和馬籠嘴，這是御馬的關鍵用具。馬體亦有銅飾，主要有馬鑣、當廬、馬冠、月題、馬脊背飾、馬鞍飾、環、鈴等。

戰車每車載甲士 3名，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車之首，稱“車左”,又稱“甲首”；右方甲士執戈（或矛），主擊刺，並有為戰車排除障礙之責，稱“車右”，又稱“參乘”；居中的是駕馭戰車的御者，只隨身佩帶衛體兵器短劍。這種乘法可以追溯到商朝。如在殷墟車馬坑中,3名甲士分佈兩處，車后2人，輿側1人；3套兵器，第一套華貴精美，余兩套僅為一般的銅質，有明顯的等級差別，兵器的品種也明顯地有射御之分。據《左傳》等中國古代文獻記載，西周和春秋時期的乘法也與此相同。此外，還有4人共乘之法，稱為“駟乘”,但這是臨時搭載性質，並非通例。除3名甲士隨身佩持的兵器外，車上還備有若干有柄格鬥兵器。據《考工記·廬人》記載，這些兵器是戈、殳、戟、酋矛、夷矛，合稱“車之五兵”,這些兵器插放在戰車輿側，供甲士在作戰中使用。西周青銅器的銘文中有“”，這是較早的一個車字，可以看出輿上高插兵器的形狀。但是在實際出土的戰車上，所配置的兵器品種卻往往不象記載的這樣齊全。

國君所乘的戰車稱為“戎車”，其形制與一般戰車基本相同。春秋中期以後，軍隊中出現了專職將帥，國君已經不必親登戰車指揮作戰，因此戎車便失去其作為國君專乘的意義，而成為將帥的指揮車。

每乘戰車除車上的3名甲士以外，還隸屬有固定數目的徒兵（春秋時期稱為步卒，戰國時期稱為卒）。這些徒兵和每乘戰車編在一起，再加上相應的後勤車輛與徒役，便構成當時軍隊的一個基本編製單位，稱為一乘。這一情況反映出當時的軍隊以戰車為中心的編製特點。商周時期的戰車，是中國奴隸社會軍事技術裝備的集中代表，當時所使用的畜力駕挽的雙輪戰車，增強了軍隊的機動性；車上甲士的青銅兵器裝備，發揮了當時兵器的最大威力；車上還配備有旗鼓鐸鐃，用以保證軍隊的通信聯絡和戰鬥指揮。作戰時，甲士站在車上，徒兵跟在車下，而當一方車陣被擊潰之後，勝負便成定局。所以當時的戰爭，主要就是戰車之間的戰鬥。

在車戰的起始階段，使用戰車的數量較少。據《呂氏春秋》記載，夏朝末年，商湯與夏人戰於鉞邑，僅使用了戰車70乘。商末，在周武王伐紂的牧野之戰中，達到一次動用 300乘的規模。春秋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兼并戰爭的加劇，戰車數量有了明顯增加。到春秋末期，一些大的諸侯國，如晉國和楚國，擁有戰車的數量已達4000乘以上。到春秋戰國之交，由於封建生產關係的發展，擁有大量步兵的新型軍隊開始組成。而鐵兵器的採用和弩的改進，又使步兵得以在寬大正面上，有效地遏止密集整齊的車陣進攻。戰車車體笨重，駕馭困難，其機動性受地形和道路條件的限制，遂逐漸被步兵、騎兵取代。但是，這一作戰方式的演變過程是極其緩慢的，直到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戰車數量仍相當可觀，大規模的車戰仍然時有發生，如《史記·張儀列傳》記載，當時秦軍的組成是“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但這時的戰車已不再擔負主要的作戰任務，車戰也不再是軍隊作戰的主要方式。

秦朝戰車的乘法和使用情況，可以從陝西省臨潼縣秦始皇陵兵馬俑坑出土的戰車兵得到準確反映。儘管出土時木質車體已經朽毀，但從陶質的戰馬、甲士的分佈情形可以看出：每乘戰車仍然是前駕4馬，甲士3人，戰車的形制也沒有很大變化。秦漢之交，漢將樊噲曾以輕車和騎兵攻破雍南；汝陰侯夏侯嬰善用戰車，曾 4次以戰車突擊立功；車騎將軍灌嬰曾以車騎追擊項羽至東城。說明在漢初的戰爭中，戰車仍然發揮著一定作用。大約到漢武帝年間（公元前140～前87）,漢王朝的軍隊為了與匈奴進行持續的戰爭，發展了大量騎兵部隊，此後，戰車在戰場上便逐漸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