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青銅器

主要包括青銅禮器、樂器、兵器、工具和其他日用雜器等。西周是中國古 代銅器發展的重要時期。在此期間，青銅冶鑄技術繼續發展，銅器的數量有較大的增長，但種類有一個較明顯的淘汰和更新過程。西周時期有許多鑄工精湛、造型雄奇的重器傳世，且多有長篇銘文，它是研究西周社會歷史、文化、藝術等的重要資料。

迄今所知，西周青銅器的分佈北起內蒙古、遼寧，南到湖南、江西、四川，東起山東半島，西到甘肅、寧夏，其中以王畿所在的陝西、河南出土最多。王臣鑄作的銅器佔西周青銅器的很大比例。諸侯國的銅器也有發現，但多屬姬、姜兩姓的諸侯國，如燕、魯、衛等，反映了西周社會宗法分封制的特點。邊遠地區如巴蜀、吳越等古國的西周時期銅器，多帶有一定的地方特點，其禮器和樂器的形制與制度受中原周器的影響較大，但兵器、工具和雜器等多保留本地土著的傳統。

銘文是西周器的重要特徵。西周鑄銘多具系年記事性質，成為編年分期研究西周銅器的重要依據。其內容又多可與古文獻相互印證，字體則直接構成古文字研究的依據，故西周銘文對於考古學、文字學和歷史學等都具有珍貴的價值。

西周時期青銅器的銘文較商代相比字數上有了明顯的增加，由之前商代最多的四十幾字，增加到幾百字的長篇銘文。其中以毛公鼎的497~499字（由於釋讀不同而導致的）為最多。其內容上包括：族徽、用器者、做器者、重要的事件、祖先的功績、買賣交易情況、周王的告誡等等。書體上也從早期較為鬆散自由，到中後期嚴謹的“玉箸體”。對於了解中國早期歷史有重要意義，也對研究早期書法藝術有很大價值，並且對古代文學研究也有一定幫助。

關西周史跡的重要銘文，如武王時期的利簋確切記載了武王伐紂的日期；成王時期的何尊留下了武、成兩代周王營建東都洛陽的原始記錄；小臣單觶、?方鼎有關於周公平三叔叛亂的資料；令簋、過伯簋等記載了昭王南征伐荊楚的事迹。其他如反映厲王時期國人暴動的有??，再現宣王“中興”的有毛公鼎、兮甲盤，反映西周社會文化和社會經濟的，有天亡簋、德方鼎和刺鼎等，涉及西周分封的有？司徒？簋、宜侯夨簋，涉及當時禮儀的有靜簋，遹簋、長甶盉、令鼎等，涉及西周土地形態的有？鼎、衛盉、五祀衛鼎、九年衛鼎、大簋、格伯簋、散氏盤等，曶鼎、?匜、?攸從鼎等則保留了西周法律制度的重要資料。另有大量的銘文反映了西周王朝與東夷、淮夷、鬼方、荊楚、?狁等戰事，如小臣速簋、班簋、小盂鼎令簋、?簋、敔簋、翏生?、師？簋、多友鼎、虢季子白盤等，另外還有概述西周前期史事的牆盤等。所有這些都可以徵信古史或補苴古書缺佚，具有極高的價值。

西周銘文的格式也獨具特徵，早期雖無規範統一的格式，但已明顯比商代繁詳，且有創製，如冊命性質的銘文已經出現。穆王以後，冊命記錄增多，並漸成定式，一直流行到西周晚期，典型的冊命記錄包括時間、地點、右者、受冊命者、冊命辭、稱揚辭、作器祝願辭等內容。其中冊命辭記述受封受賜的緣由和內容，成為了解西周封賞禮儀、官制和輿服等級制度的重要資料。

漢代曾有零星發現，西漢張敞還對宣帝時在美陽發現的尸臣鼎銘文作過考釋。宋代金石學家由於大量的發現，作了正式著錄，並就銅器的定名和用途以及銘文的釋讀等作了不少研究。北宋時代的《考古圖》是迄今所知傳世最早的金石學和銅器著錄文獻。清代以來，研究者益眾，以研究西周的鐘鼎彝器和金文為主的金石學取得進一步發展，晚清及民國初年出現了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等著名學者。

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后，開始了對西周銅器的科學發掘和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各地西周時代的遺址、墓葬和窖藏相繼出土了大量的銅器，逐漸了解了西周青銅器的發展序列，建立了編年研究西周青銅器的體系。重要的銅器群有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國青銅器、扶風伯？青銅器群、扶風微氏青銅器群、岐山裘衛青銅器群、曲阜西周魯國青銅器、喀左西周青銅器、長安窖藏銅器、寶雞茹家莊西周墓葬銅器等。此外，傳世的西周貴族克組銅器，據傳出自寶雞鬥雞台的柉禁組器等，都堪稱西周社會各級貴族的青銅器物的代表，顯示了西周青銅器王畿氣象，也顯示了諸侯國的地方特色。系統研究西周青銅器的專著有郭沫若的《西周金文辭大系》、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陳夢家的《西周銅器斷代》、唐蘭的《西周青銅器銘文史征》、郭寶鈞的《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馬承源等的《中國青銅器》等，此外，日本學者白川靜的《金文通釋》、林已奈夫的《殷周時代青銅器之研究》也是重要著作。其他如銅器的合金成分、銅礦的采冶、銅器鑄造等方面的研究也有了深入的發展。

早期

西周銅器的早期是商代銅器的繼承發展期。此期雖有若干新的因素，但總體上商代銅器的傳統仍然極為強烈，很難在商周之際劃出截然的界限。具體斷代只能分出商末周初式和西周早期式。可確定為西周早期各王世的重器很多，武王時代有利簋、天亡簋，成王時代有何尊、保卣、保尊、?方鼎、德方鼎、獻侯鼎、康侯鼎等，康王時代有盂鼎、宜侯夨簋、旅鼎、史？簋、小臣速簋等，昭王時代有旂尊，旂觥、旂方彝、厚趠方鼎、夨令簋、令方彝、召尊、召卣、?卣、?鼎、小臣宅簋、?尊、?卣等。西周早期常見的青銅禮器、食器有鼎、方鼎、鬲、甗、簋、簠；酒器有觚、爵、觶、角、觥、斝、盉、尊(包括獸禽形尊)、卣方彝、罍、盉、壺；水器有盤、匜等；其他器類有陳器用的禁；樂器有鍾等。鼎基本保持口沿立耳、淺腹、柱足的商代式樣，但方鼎的柱足已向細長發展，方座的雙耳或四耳簋為本期特有的形式。卣廣泛流行，成組相配的定式也比商晚期 穩定。紋飾仍尚繁縟，獸面紋、龍紋、不分尾的鳳鳥紋、乳釘紋都較商代有新的發展，附加裝飾的棱脊和立體的帶角獸首形裝飾很流行，也很發達。鑄造通用合范法，器壁及外觀普遍較厚重。到本期中後段，鼎、尊、卣、方彝、簋等的器腹呈下垂鼓出的特徵，即所謂垂腹式。常見兵器基本保持商代傳統，但鉞已少見，戈多為短胡，並發展了渾鑄的戟。短劍是本期出現並發展較快的器種。此外，還有刀、戈和矛渾鑄一體的複合異形兵器。銘文有了很大的發展，並成為區別商末周初銅器和周代早期銅器的重要標誌。商代常見的以族徽制銘的傳統，本期仍然保持，同時出現記史頌祖敬王的長篇銘文，具有明顯的周文化特徵。字體多有明顯的波磔。總之，本期銅器形制莊重典美，花紋凝重靜謐，代表了中國青銅器鼎盛階段的發展水平。

中期

西周中期穆王時期的重器有長甶盉、遹簋、豐尊、豐卣、刺鼎、班簋、靜簋、伯？諸器等，恭、懿之際有裘衛諸器、牆盤、師遽簋、師遽方彝、永盂、曶鼎、?匜、效卣、?壺等。孝夷之際有？鍾、師晨簋、克組器群、師兌簋、盠方彝、諫簋、師？簋等。西周中期的銅器種類有較明顯的淘汰和更新趨勢，酒器的觚、爵、角、斝、觶、觥等趨於減少和退化，同時出現了自銘“飲壺”的新型飲酒器。食器有很大的發展，列鼎制度最遲在本期形成。鼎的形制出現蹄形足，鼎腹發展成扁長方形的變化趨勢，簋的發展也很快，不僅在制度上與列鼎相配，而且形制也出現斂口有蓋，圈足下承三短足的新型式。簠、?、匜等新器種開始出現。編鐘也在此期普遍形成。花紋趨於簡樸，早期流行的花紋或已淘汰，或變形簡化。常見的花紋有獸面紋、花冠顧首龍紋、分尾的鳥紋及新出現的直條紋、波曲紋和鱗帶紋等。銘文記事性質更強，篇目更長，內容亦多格式化，早期族徽銘文已罕見，或有也已與記事銘文相配。字體多古樸、端莊，平齊無波磔。

晚期

西周晚期的重器，厲王時期有簋、鍾、鄭季、簋、攸從鼎、從、散盤、禹鼎、鄂侯馭方鼎、敔簋等，宣王時期有頌鼎、兮甲盤、虢季子白盤、不？簋、毛公鼎、南宮乎鍾、師？簋等。西周晚期的銅禮器，延續了中期形制和紋飾簡樸化的變化，淘汰了中期保留的早期因素。常見器種有鼎、簋、鬲、簠、?、壺、尊、盤、匜等，品種明顯減少。鼎除沿用中期的垂腹鼎外，還有圜底鼎，都是獸蹄足。紋飾僅流行波曲紋，重環紋，鱗紋，直線紋，絕少見繁縟的動物紋，即如？簋一類的王室重器也是直線紋。銘文多長篇，已知最長的銅器銘文(毛公鼎 497字)即在此期。流於形式的為祖考作器的銘記也很流行。字體筆道圓潤，講究書法之美，但疏放草率的字體也多有發現。

從器形之間看，由於西周時期的青銅器製作方法同夏、商時期一樣，沒有太大的變化，都是陶范製作，且一器一范，手工製作，這樣就不能鑄造出相同的陶范，所以，在西周時期也是沒有完全相同的青銅器造型，如果有，肯定有一件是偽器，或二者皆偽。

從紋飾之間看，由於同夏、商時代一樣為陶范鑄成，一范一器，幾乎沒有完全相同紋飾或刻痕的青銅器，除了個別用單范鑄造成器的有相同的紋飾，不過這樣的紋飾在西周時期很少見。

從銅鐵合鑄上看，考古發現新材料證明，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中期，這類銅鐵合鑄器所使用的鐵都是隕鐵，那麼究竟什麼時候出現人工冶鐵？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時間推定問題，因為，只要這個時間鉚定了，我們才可以知道從商代晚期到什麼時候屬於隕鐵和銅材料結合成器存在的時間？而什麼時候又是人工冶鐵和銅結合器存在的時間。1990年，河南三門峽西周晚期虢國貴族墓地出土了一把玉莖銅芯柄鐵劍，為銅鐵合鑄的典型器物，且是人工冶鐵，被稱之為“中華第一劍”，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人工冶鐵實物，由此我們可以推定，中國歷史上銅和隕鐵合鑄的時代是從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而人工冶鐵與銅合鑄成器的時代至遲在西周晚期技術上已經成熟。

從鑄范種類上看，西周時期除了陶范法冶鑄外，也還延續了夏商時期用石范鑄造青銅器小件和不複雜器物的傳統。由於石范法只能製造一些簡單的工具和武器類青銅器，所以到西周時期石范鑄造青銅器的方法，基本上沒有得到發展，在西周時期絕大多數青銅器的鑄造還是採用陶范法鑄造，只有極少數的青銅器是用石范鑄法鑄造，我們在鑒定這一類石范法鑄造的青銅器時，就要和陶范法鑄造青銅器的鑒定要點區分開來，如石范法鑄造的青銅器，存在著器形和紋飾之間相同的現象。

從其它看，西周時期青銅器在以下幾個方面和夏代青銅器的特徵相似，如，在聽聲音上和青銅器的鏽蝕上、以及青銅器的重量上，其辨偽的方法基本相同。

從紋飾上看，西周時期的青銅器紋飾在繼承商代的基礎上繼續發展，西周早期和商代晚期一樣進入了紋飾發展的鼎盛期，這是同當時的社會歷史大背景分不開的，也就是說雖然朝代更替了，但統治階級用禮器統治人們的思想沒有改變，所以，青銅禮器發展的大環境沒有改變，這樣青銅上的紋飾還是按照為禮器服務的思想不斷發展，商代的許多紋飾在西周時期仍然在使用，如，商代晚期獸面紋的變化的形式“環柱角形、牛角形、外卷角形、羊角形、內卷角形、曲折角形、雙龍角形、長頸鹿角形、虎頭形、熊頭形獸面紋”等紋飾，在西周早期仍在使用。而在西周中後期形成了西周時期特有的紋飾特徵，如，西周中後期，主要流行環帶紋、竊曲紋、重環紋、垂鱗紋、波曲紋、鳳鳥紋、瓦紋等，另外，還出現了許多無紋飾的素器，在這些素器當中有的也有飾幾道紋的。西周時期的青銅器，有時候用雷紋為地，這實際上是延續了青銅器禮器化的進程，可以想象以雷紋為地的青銅器上存在的各種紋飾多是天上的神靈，或是能上天入地的神物，因為，它可以在雲雷紋之上生活，但西周時期的青銅器上的雲雷紋沒有商代普遍，這從另一個方面也說明了在西周時期人們崇拜的對象，逐漸從天上回到了人間。但我們應明白，商代和西周時期雖然在紋飾的種類上不同，但這些紋飾的本質和功能沒有變，仍然是為了增強青銅器的神秘性，加強了其禮器的地位。當然，在西周時期青銅器紋飾進化的過程中，否定掉的許多傳統的青銅器紋飾，這些紋飾為什麼會被否定掉呢？原因很簡單，就是這些紋飾不適應時代的要求了，不符合禮器神秘性規律了，所以，自然就會被淘汰掉。

西周時期的許多紋飾遵循這個規律，如商代和西周早期的獸面紋及其變形的紋飾，在西周時期就逐漸被淘汰，在西周中後期，獸面紋很少，即使有也多在足部和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另外，商代的夔龍和鳥紋在西周時期也是少見，基本上棄置不用了，這是因為，西周時期人們崇拜的對象發生了改變，生產力進一步得到了提高，西周時期已經沒有什麼動物是人的對手了，人們對許多自然界中存在的動物不再恐懼，不再崇拜，既是征服不了的猛獸至少也對它的習性有了深刻的了解，已經不再屬於崇拜的對象，這樣這些動物的神秘性就小了，更不要說是稱之為神了，所以在西周時期真正的獸面紋就少了。即使有，也多是以抽象的形式出現。因為，只有抽象才是超現實的，才是人們所崇拜的，因為人們只崇拜抽象的事物。而替代的則是新的紋飾，當然，這些紋飾是抽象到了極點，如，重環紋、垂鱗紋、龍紋等。當然，也有一些比較難於解釋的紋飾，比如說波曲紋，在西周時期的青銅豆和青銅甑等器物上都有表現，對於這種波曲紋有的人認為是一種不知名的獸紋，當然，我們對波曲紋的研究還很不夠，但是，據我對虢國墓地青銅器上的波曲紋進行觀察，總覺得象是大海的波浪，或者至少應該和大海有點聯繫，因為大海在周代是不為人們所認識和理解的，所以，大海對於周人來講還是極神秘的，這樣人們就會成為人們崇拜的對象，也許這種波曲紋本身並不是來源於大海，但從外形上看不免會被人們這樣理解。

西周時期許多青銅器上的紋飾，在布局方法上還出現了幾種紋飾並存的局面。有的上面飾竊曲紋、中間為三角紋和竊曲紋、腹部為鳳鳥紋或龍紋、圈足是竊曲紋，十分複雜，在手法上，主要採用虛實、縱橫、疏密等排比方法，使圖案變化豐富多彩，但是對稱性很強。另外，西周時期紋飾的特點還有一點，這就是主次紋飾的應用，即在西周時期青銅器上的紋飾一般都有幾種，但只有一種紋飾是主體，其特點很明顯，一般都佔據著顯著的位置，且面積很大。市場上有很多仿製的西周青銅器，但大多都不得其精髓。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學社，北京，1941。

郭沫若：《西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科學出版社，北京，1957。

馬承源等：《中國青銅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