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穆特·約翰內斯·路德維希·馮·毛奇

他在梅克倫堡-什未林出生，取名為赫爾姆特·馮·毛奇，與統一戰爭英雄的伯父同名。普法戰爭時，他參與擲彈兵第七旅，因英勇作戰而著名。

1875至78年，他入讀戰爭學院，在1880年加入參謀部。

1882年，成為作參謀部長的伯父之副官。

1891年伯父去世后，他成為威廉二世的副手，加入皇帝的權力核心。

1890年代末，他先後領導旅和師，最後於1902年升任中將。

在俄國革命和德法在摩洛哥問題上日益緊張的陰雲籠罩下，小毛奇於1906年1月1日登上軍隊總參謀部參謀長的寶座。

自1904年，英國和法國在相互諒解的基礎上劃定了各自在非洲和南亞的勢力範圍，兩國軍事協商制度的建立標誌著英法聯盟的締結。以德軍總參謀部為樣板經過改革的英國總參謀部，曾試圖與比利時總參謀部進行接觸。比利時的中立是由各大國保證的，如果各保證國內部對此發生爭吵，如果當被保證的對象作為軍隊的通道或工業區具有重大意義時，那麼比利時其實就成了一個驗證這種中立價值的範例。德英在海上展開了激烈的軍備競賽。但在德國國內面臨著一系列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譬如因反對現行的半君主立憲制而形成的社會對立；民主、傳統、王侯專制主義和軍事力量之間的不和。

赫爾穆特·馮·毛奇靠著他偉大叔父的聲望，帶著人們出於一種神秘感而對他的尊重，顧慮重重地接受了皇帝的委任。他曾捫心自問，自己能否勝任這一偉大任務，能否維護先人留下的思想遺產。

小毛奇出生於1848年的革命年代，其父阿道夫·馮·毛奇是老毛奇的二哥。小毛奇曾先後在普魯士近衛軍和總參謀部服役，自1882年任其叔父的副官。在此期間，他接受了大量正規的總參謀部訓練，接觸了大量部隊實踐。這個健壯高大、長著一副寬大肩膀的人，待人和藹，舉止端莊，他與施利芬不同，他具有極為廣泛的興趣愛好，因此極受皇帝的寵信。此外，在宮廷中一個人的外部儀錶即所謂的“堂堂的軍人形象”也起著重要作用，至少威廉二世是這樣看的。皇帝還深信，總參謀部由第二個“毛奇”領導，會在世界上產生極好的印象。

施利芬曾說過，統帥不是任命的，而是天生的—這句大話是施利芬針對自己說的。毛奇覺得自己生來就不是當統帥的料，他像決定命運的1866年時的奧地利總司令路德維希·馮·貝內德克一樣，對自己的任命顧慮重重。在皇帝面前他恭順得像一個小兵。然而，小毛奇在與皇帝的交往中要比他的先輩們精明得多，他並不是一個簡單盲目順從的士兵，也不是一個普通意義上的宮廷侍臣。他向皇帝提出了一個先決條件，使皇帝及其侍臣們為之瞠目。他接受這一職位的前提是，自他上任之時起，皇帝不得介入任何軍隊指揮問題，包括總參謀部的大型圖上作業或皇家演習。這大大出乎威廉二世的意外，沒想到這個“尤利烏斯” （即古羅馬獨裁者蓋烏斯·尤利烏斯·愷撒），皇帝習慣這樣稱呼小毛奇，竟然以這種方式將他逼進死胡同，但他還是屈從了。

總參謀長這一職務對小毛奇而言可謂千斤重擔，因為在偉大先人的豐富遺產面前，他自慚形穢。在培養總參謀部軍官的工作中，他不想讓任何不熟悉軍事情況的人介入。也許他也看到了，皇帝在人品方面可以贏得人們的尊重，但在軍事上卻是個門外漢。

如果說皇帝已經是一個性格複雜、神經敏感的人，那麼毛奇的性格就更加複雜和敏感。在他當面對國君提出的條件中還有一個要求，即他在接任總參謀長之職前，還想以軍需總監的身份獨立自主地領導1905年的大型秋季演習，這其中含有幾分驗證自我的意思。根據施利芬的評價，演習的結果自然是出色的。小毛奇在上任之初遇到一些困難之後，便以驚人的速度熟悉了他所肩負的繁雜工作，其地位也與日俱增。之所以能如此，是因為他繼承的是一個超群絕倫的、打上施利芬烙印的機構。

在總參謀部旅行訓練中，歌德的《浮士德》與他形影不離。他曾表露過，一個什麼樣的人才能稱得上多才多藝的人。他與遠親伊萊扎·毛奇·維特費爾特伯爵夫人的婚姻，更加深了他在文學方面的興趣。伊萊扎·毛奇是一個天資聰慧、思想豐富的女人，但因此也帶有幾分神秘主義。她給毛奇的信件除反映出她相信生活中一切真實和美好的東西之外，還反映出她柔弱善良、喜好冥思和經常疑神疑鬼的本性。

舊普魯士嚴格的正統觀念無法滿足毛奇在信仰方面的慾望。通過閱讀魯道夫·施泰納和安尼·貝贊特的作品，他於1904年邁進通神論領域。施泰納在人智學方面關於對基督教義精神內涵的闡述，使毛奇比從宮廷傳道士的語彙中得到更多的慰藉。但是，與此同時他也知道，演習的火藥味是他生命不可少的一部分。他是一名徹頭徹尾的軍人。然而也正是在這裡，養成或繼承的傳統與一種極為敏感和脆弱的情感之間的矛盾，是他怎麼也擺脫不掉的。在小毛奇時期，老參謀軍官都深信，和平時期總參謀部能夠正常協調地運轉，但他們也一再提出這樣的問題：一旦大的危機來臨——這是不可避免的，最好的進攻計劃也無法排除這種可能——一個性格如此脆弱的人能否在危機中有正常的表現？

老毛奇的軍事政治信條是，戰爭的開始和結尾是政治家的事，戰爭之中只有戰略家有發言權，戰事的發展與政治無關。後來在民眾戰爭時代，人們對克勞塞維茨哲學的一種解釋是，由於技術和經濟條件的變化，在戰爭中也需要政治參與戰爭指導。

生活在威廉時代的小毛奇深深感到許多事情已變得虛偽和空洞，因此他以忘我的勤奮和永不懈怠的自覺性致力於總參謀部的工作。在最初幾年，總參謀部仍準備在東線採取行動，後來，每年都對進軍西線，以及法、比、英、俄軍的現狀及其對德東西部要塞體系發動進攻的可能性進行反覆研究，並由此得出新的結論。對法比軍隊的估計極為準確，法國鑒於其不斷增長的兵力而從防禦戰略到進攻戰略思想的巨大轉變，絲毫沒有逃過柏林總參謀部的眼睛。英國軍隊為準備一場在歐洲大陸的戰爭正進行改組，對這支軍隊無需給予過高評價；對於大英帝國其他成員國軍隊（比如印度軍隊）參戰的問題，可以根本不予考慮。使他們感到驚訝的倒是，俄軍在對日戰爭失利和經過革命動蕩后居然如此迅速地恢復了元氣。

在武器技術和軍隊裝備方面，在20世紀頭十年主要是出現了新型機槍、新型機動超重型炮兵以及內燃機在陸上車輛和飛機上的應用。在所有文明國家的軍隊中，新型技術部隊相繼出現，如電報分隊、通信分隊、發光信號分隊、自行車營、飛艇部隊、航空部隊和汽車部隊等。機槍已普遍成為步兵武器。德國軍事航空除系留氣球之外，正在試驗“策佩林伯爵”號（譯註：舊譯“齊柏林”號。 ）

飛艇在軍事上的應用。自一架飛機橫渡英吉利海峽試驗成功之後，小毛奇認識到未來使用作戰飛機和偵察飛機的可能性。當然，對裝備及其購置問題，總參謀長的意見並不起決定作用。主管該項事務的是普魯士戰爭部，而要想得到相應的撥款必須經過國會的批准。

像老毛奇時代一樣，自1866年起在戰爭部管理技術和後勤事務的是一批舊普魯士的保守派。對軍用飛機未來作用的研究，以及對汽車的充分利用及其改裝成裝甲車的工作，或是在車輛上裝備機槍或小型火炮後作為進攻武器或偵察車等方面的研究，要麼被拖延了，要麼根本就未列入議事日程。他們似乎在說，1870年普魯士步兵並沒有裝備系留氣球和機關槍，難道他們沒有取勝嗎？

鑒於法國和俄國攻防力量的不斷增長，小毛奇開始對施利芬計劃進行審查。毛奇不是一個人云亦云者，對前輩的遺產他從不機械照搬。一直使他心神不定的問題是，如果法國從其東部要塞地域向洛林發動進攻，直指德軍中央部位並向萊茵平原實施突破，那將會出現什麼情況。那必將是，位於比利時的德軍強大右翼與後方的一切聯繫都會受到威脅。施利芬在左翼只配置了極少部隊，準備在上萊茵孤注一擲。毛奇認為此舉過於冒險，尤其是自1911年起法國總參謀部貫徹了進攻思想，計劃對洛林的德軍“旋轉門”的中軸發動攻勢之後—法軍第17號作戰計劃就是這樣計劃的。德軍總參謀長並沒有針對這一新情況對施利芬計劃加以完善和修正。“毛奇計劃”準備將來展開兩個集團軍：第6集團軍在洛林，第7集團軍在阿爾薩斯，用以掩護左翼。如果能使右翼的機動再向北靠近一些即經過巴黎的東南，從兩翼將敵人合圍，那麼可以在洛林對法軍要塞地帶實施突破。或者依據形勢的發展，將左翼部隊及時向右翼轉移。“毛奇計劃”最終放棄了通過荷蘭南部林堡省的想法，以便把荷蘭排除於戰爭之外。為在亞琛與林堡附近的荷蘭邊界之間的狹窄地域迅速騰出大量部隊用以進攻，毛奇計劃將實施一個大膽的行動。計劃規定，戰爭一旦打響，立即以奇襲方式奪取比利時現代化的列日要塞，這對於這個處處謹小慎微的人來說實屬一個驚人的決斷。此舉一旦失利，人們肯定要質問是誰命令實施這一“敗舉”的，對此毛奇心中十分清楚。

毛奇主要同第一軍需長施泰因將軍和進軍處處長魯登道夫少校（自1908年）探討了他的最新考慮。施泰因將軍是一個勤奮忘我、仔細認真，但也拖泥帶水、優柔寡斷的人。與信心十足的施利芬伯爵完全不同，毛奇經常擔心自己是不是過於輕率，其實這完全是沒有必要的。正如前文所說，無論是原始的施利芬計劃還是毛奇計劃，其基本內容都沒有泄露給敵人；同樣，德國方面對法國的進軍計劃特別是第17號作戰計劃也知之甚少。

毛奇的這一新想法肯定會招致後來毛奇的批評者對他的指責，說他對施利芬計劃打了折扣。老的“偉大計劃”有一部分內容已經過時，但是條件也已經發生了變化。參加制訂毛奇計劃的魯登道夫—普魯士總參謀部最後一位具有傑出戰略頭腦的人—認為這個計劃是好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做出同樣評價的還有著名軍事理論家，總參謀部第3處（法國處）處長馮·庫爾將軍。一切都取決於付諸實施，如庫爾將軍所說的，取決於在關鍵時刻實施“指揮的藝術”。保羅·馮·興登堡曾說過，總參謀部勤務純粹就在於將理智運用於適當的時機。總而言之，對於能洞察整體的人來說，指揮藝術和鎮定自若則顯得更為重要。需要的是在巴塞爾－亞琛地域部署六個集團軍，並排定其先後機動順序。小毛奇能否勝任這一重任，戰前無人能做出肯定回答，但也沒有人否定。

毛奇也沒有放棄速戰速決的思想，短期戰爭的魔力使他著迷。他曾多次說過，無論如何必須爭取實施機動戰，必須進行會戰，而絕不能發展成為陣地戰。，在某些事情的運作上毛奇要比施利芬更正確更理智一些。毛奇努力與海軍司令部協調陸海作戰計劃，並督促海軍艦隊立即投入作戰，但並未見效。同時，還恢復了與維也納奧匈帝國總參謀部及其總參謀長弗蘭茨·康拉德·馮·赫岑多夫元帥的聯繫。維也納已大體上知道，德國在兩線戰爭中將首先在西線迅速奪取勝利，而後再以全力對付東線。

1908年，由於奧匈帝國對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的兼并，使世界上空再度被緊張衝突的陰雲所籠罩。在一次由英國《每日電訊報》記者對德國皇帝的採訪中，自認是英國朋友的德國威廉二世聲稱，他對英國的虔誠與大多數德國人民是不相一致的。由於工作疏忽，帝國宰相伯恩哈德·馮·比洛侯爵未能阻止該文的發表。此文一經見報，新聞界和國會頓時嘩然，群情激奮。甚至連保守派都強烈要求皇帝退位，或至少應讓其長子，多少有些“左傾”的王儲威廉攝政。

自皇帝受到《每日電訊報》危機的震撼之後，在精神上再也沒有恢復元氣。頃刻間他領悟到，他已失去德國廣大階層的信賴，在這個由他自己引發的危機中，再也得不到任何人包括帝國宰相和保守黨的庇護，這對他來說可謂沉重的打擊。他曾對瓦德西說過，戰爭時期總參謀長只能做他的一名“助手”。然而他明白了，一旦情況有變，落在這位“助手”肩上的職責要遠遠超出作戰指揮的範疇，正如小毛奇在其先決條件中所要求的那樣：要負責協調整個戰爭的指揮，而這本來是由帝國最高軍事統帥所管轄的事。但是，總參謀長現有的這種尚未確定的許可權是否能夠使他對整個戰爭進行協調，除非他像施利芬那樣享有神話般的威望—這是一個致命的問題！

最高統治者的任務是，在平時和戰時協調政治領導、總參謀部、戰爭部、最高海軍指揮機構與國務秘書、艦隊司令、海軍參謀長之間的關係。然而，協調者早在和平時期就已被人們拋到九霄雲外了。像1806年災難前一樣，所有有權直接面陳皇帝的機構就已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態。皇帝曾試圖讓其負責民事事務的三個內閣首領在整頓陸海軍方面發揮作用。但這是一個手段不當的嘗試，他的三個內閣首領從來就不是他的忠實臣僕，而且都是平庸之才。戰爭部放棄了對行政事務的管理，海軍基本上屬於一個特殊領域。而且，老的高級海軍軍官們正處於從純防禦型的岸防艦隊的舊思想向進攻型的遠洋艦隊思想作艱苦轉變的時期。充滿傳奇色彩的總參謀部在公眾眼裡，完全不是一個非法的機構，而是軍隊精神道德的最高體現，總參謀部也因此被抬高到一種與世隔絕的狀態。但人們仍然期望這個機構出現一個能創造奇迹的人，儘管它的首腦自身一直處在極度疑慮之中。小毛奇像施利芬或其偉大的叔父一樣對政治不太感興趣，但他也清楚地知道，帝國的外交狀況已無法改善。

形勢日益緊張，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機使世界大戰的危險臨近。1912年和1913年發生在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和土耳其之間，以及而後發生在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之間的兩次巴爾幹戰爭，使潛伏在大國間的衝突有擴大化的危險。在這種形勢下，通過義務兵役制來充分利用德國民眾力量這個一直未得到解決的老問題，步入一個新階段。長時間以來，人們對海軍裝備給予了過分的關注。

1911年，毛奇因膽病第一次病倒，由此關於毛奇即將被迫離職的謠傳四起。第二年，第一軍需長馮·施泰因將軍因過於遲鈍而被解職，由瓦爾德澤伯爵元帥的一位親屬格奧爾格·瓦爾德澤中將接任。人們對他的評價是，與其說他是一名高級參謀軍官，倒不如說像一名外交官。在這種狀況下，在為增加軍隊數量的鬥爭中，一位在總參謀部內一直默默工作的人走向台前，這就是第2處（德國處）處長魯登道夫中校，一位傳播戰爭“真實形式”的信徒。他在後來的著作中指出，戰爭不是政治的手段，相反政治卻是戰爭指導的手段。他口頭上說這是為了完善克勞塞維茨的學說，實質是對克勞塞維茨學說的一種反駁。威廉時代政治思想的貧乏，正適合了軍事措施乾脆可以代替政治決斷這種論調的滋生。對暴力的推崇，認為和平只是兩次戰爭間的間歇，一切手段都應服從於作戰，均是軍國主義理論的寫照。

鑒於法國軍隊兵力的不斷增加以及戰爭危險的臨近，埃里希·馮·魯登道夫利用了法國總參謀部的一個論點，即強大是沒有邊際的，無論如何必須使自己盡量強大。施利芬深信，天才的機動可以抵消數量上的優勢，他所擔心的是西線軍隊的數量不足。魯登道夫想藉助“毛奇計劃”—這同樣是他的計劃，通過野蠻利用全民力量而達到其目的。以他堅強的意志和戰略思維能力而論，天生就應是一個總參謀長，而且知識更豐富，頭腦更複雜。魯登道夫也敢在政治領域冒險。當時流行著一句話—“所有的人都在為一場遲早要到來的大戰做準備”。在這種氛圍下，魯登道夫也揚言，只有一場戰爭能決出歐洲政治上的勝負。魯登道夫受小毛奇之命，擬訂了一份大量增加軍隊數量的呈文。只要看一看整個歐洲大搞軍備競賽的局面，魯登道夫的這種作為也是邏輯的必然。

毛奇和魯登道夫要求在和平時期新組建三個軍；改編炮兵裝備不足的預備役軍；組建機動後備部隊；裝備機械牽引的超重型曲射炮兵，用以壓制比利時和法國的要塞體系；大規模增加航空部隊；裝備防空火炮；以及為步兵快速開進實施補給的迷彩野戰炊事裝備和防護設施。由於速射兵器和機槍等武器對彈藥量需求的急劇增加，魯登道夫還忙於著手解決彈藥的補給問題。他還與軍需長施泰因和馮·弗賴塔格·洛林霍芬男爵一起，商討戰時的經濟組織問題。

總參謀部的上述要求只有向戰爭部長或最高統帥提出。滿足這些要求需要支付大量金錢，因此還需國會的批准。儘管如此，魯登道夫並沒有退縮，為實現這些要求，他動員新聞輿論界對國會議員們施加壓力，迫使他們投票贊成增加軍隊員額。這種舉動對一位總參謀部軍官來說是極不尋常的，可以說魯登道夫完全屬於一種全新類型的人。總參謀部與“泛德意志協會”建立同盟，這不僅是因為魯登道夫對“泛德意志協會”提出的領土要求感興趣，而且還想尋找一個他得心應手的工具。他是一個非同凡響的人，但不幸的是，也正是從這些時日起，他深信自己似乎對政治也在行。

1912年，國會批准組建兩個軍，加強輕重型野戰炮兵以及增加航空部隊。軍隊員額因此增加到11.7萬，此外還以增加“國防費”的名義籌款10億馬克。但毛奇－魯登道夫對此並不滿意，他們要求組建三個軍。魯登道夫對增加裝備而進行的鬥爭，也為敵人常說的德軍總參謀部的無上權威增添了一縷耀眼的光輝。對於組建新軍早就持反對意見的是戰爭部長馮·黑林根將軍，他擔心過快增加兵員會給訓練水平和軍官團的成分帶來不利影響。他認為，以後勢必會使用後備軍官中的那些“不適宜分子”，因而會使軍官階層出現“民主化”的危險，加之海軍裝備和社會保險已使帝國財政狀況捉襟見肘。

魯登道夫贏得一些朋友，但同時也招來一些敵人。無論是中心處處長馮·法貝克上校還是軍事內閣頭目馮·林克男爵將軍，都對他極不友好。他成了一個令人“生厭”的人。按常規，在戰爭狀態下第2處處長應擔負作戰處處長的角色，魯登道夫肯定有這個美夢。他的敵人使他的打算落了空。1913年，他被任命為駐杜塞爾多夫一個炮兵團的團長，接替他的是一個雖然充滿活力，但缺乏想象力的人——塔彭上校。擴充軍隊的速度放慢了。一直與海軍司令部協同不夠的弊端所造成的危害日見明顯，海軍甚至拒絕陸海軍情報機構進行經驗交流。海軍最新做出的在戰爭初期持觀望態度的決定，與毛奇的願望大相徑庭。

在戰時統率體制方面，存在著使人憂慮的不協調狀態，如在與德國結盟的兩三個盟國的總參謀部之間的關係就很不盡如人意。與維也納總參謀部的關係雖尚屬正常，但奧匈軍隊的戰鬥力卻使人放心不下。至於說到義大利，德意之間還一直通過公文進行協商，義大利允諾將派出由祖卡里將軍指揮的3個軍和2個騎兵師前往上萊茵地區。此外，1913年義大利總參謀長波里奧將軍與軍需長瓦爾德澤伯爵還舉行了深入會談，奧地利方面已做好讓義大利部隊過境的準備。當時，毛奇還認為波里奧將軍為人坦誠，對其人品尚無懷疑。實際上鑒於羅馬與維也納間的緊張關係，只能指望在危機時刻義大利能保持中立。與羅馬尼亞帝國雖保持有官方結盟關係，但並沒有軍事協定。然而，總參謀部卻希望奧斯曼帝國即土耳其在世界衝突中能站在德國方面。在土耳其，德國派駐有一個軍事代表團，自科爾瑪·馮·德·戈爾茨率領的德國顧問團在土耳其展開工作以來，奧斯曼帝國軍隊與普魯士－德意志軍隊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

這就是決定命運的1914年春季歐洲軍事政治態勢。1914年2月 末，毛奇在給其夫人的信中寫道，不知為什麼每年春季都是“危機迫近”的時刻。每個歐洲大國都似乎成了一個大兵營。此時，德意志帝國的軍隊是當時世界上最優秀軍隊之一，並擁有世界上訓練素質最高的總參謀部。政治領導不像軍事領導那樣既有明確的路線，又有明確的目標，政治領導是兩者皆無。每個總參謀部至少都需要外交方面的助手，需要為它的計劃確定政治目標或是作政治上的某種修正。而德軍總參謀部卻什麼都沒有。最後，政治家和外交家們都希望總參謀部照此幹下去。克勞塞維茨曾教導過，最好的總參謀部也不能替代統帥。如果衝突公開爆發，如果歐洲的緊張關係激化，替代統帥的任務看來也只能由總參謀部來承擔了。

在1914年最後的和平日月里，總參謀部編有1名軍需總監、5名軍需長，15個專業處和1個情報勤務組。其中最重要的處是進軍處、鐵道處、所謂的“外語處”和要塞處。此外，兩個訓練處的地位也與日俱增。總參謀部經過改組，變得更加精幹，專業分工更加精細。從其花名冊上可以清楚地看出，總參謀部軍官團的資產階級化日益明顯。軍需總監赫爾曼·（馮）·施泰因中將和軍需長赫爾曼·（馮）·庫爾都是后提升到貴族地位的資產階級子弟，前者是一個牧師之子，後者是一個古典語文學家和文科中學教授之子。在113名軍官中，有68名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其中進軍處處長格哈德·塔彭中校，其父是東弗里斯的一個農民；鐵道處處長威廉·格羅納中校的父親是符滕堡的一名會計。從事測繪工作和常備軍司令部的軍官，以及由部隊派向總參謀部的年輕軍官，有70%～80%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在將官隊伍中，自然仍由老的莊園貴族和王侯們佔據統治地位。

在這種由複雜緊張關係、各國紛紛備戰和德、英、法、俄等國武力至上意識所充斥的氣氛下，奧匈王儲夫婦於1914年6月28日在1908年被奧匈帝國兼并的波斯尼亞首都薩拉熱窩，被塞爾維亞的一名偏激者暗殺。王儲弗蘭茨·斐迪南大公不是奧匈帝國總參謀部推崇的先發制人戰爭思想的追隨者，而是哈布斯堡王室的一個革新者，這也正是他被暗殺的原因。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提出一份最後通牒，要求必須徹底平息存在於民眾之中的過激的民族狂熱，否則將全面介入塞爾維亞的事務，並危及塞爾維亞國家主權。在此情況下，貝爾格萊德只能尋求俄國的保護。而沙皇俄國在一場歐洲戰爭中也只能依靠與法國結盟。維也納認為，在最壞的情況下藉助德國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1914年7月毛奇因治療膽 病和輕度肝腫大來到卡爾斯巴德，醫生說雖然他已年屆67歲，但仍可正常活動。7月21日，他在這裡給他夫人的一封信中寫道，他想和魯道夫·施泰因談談心，但由於政治形勢的變化他逐漸變得憂心忡忡。幾天後他返回柏林。此時，烏雲驟然籠罩天空，塞爾維亞給奧地利的答覆實際上只是一張空頭支票，而在柏林人們還生活在一片和平與寧靜之中。1914年7月28日，毛奇突然感到形勢已無可救藥，一場大戰勢在必行。他起草了一份對政治形勢判斷的呈文。他寫道，他的最大憂慮是敵國可能將宣戰的罪責推到德國身上，從而使以後德國破壞比利時中立背上一個臭名昭著的名聲。毛奇認為，只要俄國沒有介入，奧地利－塞爾維亞衝突在某種程度上只是維也納和貝爾格萊德之間的私事。

自7月26日，俄國開始在軍事上採取防禦措施，次日法國也步其後塵。1914年7月31日，當俄國勸說維也納在塞爾維亞問題上採取妥協態度的努力失敗后，俄國實施了動員。毛奇、帝國海軍部國務秘書阿爾弗雷德·馮·提爾皮茨海軍大將和軍需長瓦爾德澤伯爵，就法國動員后立即通過比利時向塞納河流域突擊的問題進行協商。毛奇和瓦爾德澤此時已經在考慮迅速啟動其進軍計劃的問題。帝國宰相特奧巴登·馮·貝特曼·霍爾維格表示反對，他認為只要法國不宣戰，就不應染指比利時。後來毛奇寫道，他對這種“形式上的東西”不屑一顧。這就是一個強大的人，或者說一個變得易於激動的人的反應嗎？在此期間我們知道，當時毛奇還無法知曉在倫敦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的自由黨內閣里，絕大多數成員雖然對德國表示不信任，但也反對立即介入大陸的戰爭。可是當講到如果德國要破壞比利時的中立，並威脅和侵犯到英國海岸時，內閣的情緒突然變得激昂亢奮起來。

1914年8月1日下午5時，皇帝威廉二世下達於次日即8月2日實施動員的指令。此日下午，毛奇也在柏林宮中的樞密院。會議結束后，毛奇回到柯尼希廣場的總參謀部大樓，準備起草下發必要的命令。時間對他來說異常緊迫，但工作仍然有條不紊。一切都取決於行動的快速和計劃的周密。此時，皇帝召見他。德國駐英大使利希諾夫斯基侯爵—一個雜亂無章的人，從倫敦發回報告稱，只要德國保證不對法國採取任何敵對行動，英國將會阻止法國參戰。在帝國宰相和普魯士戰爭部長法爾肯海恩將軍不在場的情況下，皇帝便天真地脫口宣布：“好了，我們的全部軍隊都可以開向東方了。”

皇帝的這種對軍事的一知半解使毛奇大為駭然，百萬大軍利用鐵路實施開進，這不是隨意可以更改的。若干年以來他已經放棄了對東線實施大規模進軍的準備工作。俄國在波蘭西北地域構築的要塞體系已相當強大，使德軍在此迅速決勝的可能性不復存在。他告訴皇帝，這是不可能的。皇帝像一些霍亨索倫王室的人一樣，毫無禮貌地尖刻說道：“要是您的叔父，他會給我另一種回答！”毛奇的眼裡充滿淚花。使他如此動情，並不是因為他的至高無上的主子沒有一絲判斷能力，而是由於在眾大臣面前使他這個本來受皇帝信賴的人竟如此下不來台，簡直可以說是一種侮辱。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從未提出過賦予他與元帥即他的叔父同等地位的要求。

最後，他還是說服了皇帝，軍隊仍必須向西方開進。對此可以向西方解釋為，西進並不意味著對法國採取敵對行動，以後可能會將軍隊東調。一封同樣內容的電報發向倫敦：軍隊的開進由於技術原因無法中止，只要英國採取中立態度，德國對法國並無敵意。

精神受到極大傷害的毛奇返回總參謀部大樓。在這種狀態下怎麼能指導戰爭，怎麼能迅速取勝？整個計劃開始搖擺不定，他拒絕簽署讓第16師停止原計劃佔領盧森堡的命令。接著，晚11時左右他再次奉召來到皇宮。英王喬治五世電告德皇，倫敦對利希諾夫斯基所說的事一無所知，這想必是一個誤會。實際上還真是這麼回事。於是，皇帝便對毛奇說：“您想幹什麼就可以幹什麼了。”

正如毛奇所擔心的，帝國被迫同時對法、俄宣戰的情況出現了。在給比利時的最後通牒中，要求比利時同意德軍借道比利時。比利時皇帝向倫敦求援，英政府要求德國尊重比利時的中立。然而尊重比利時已成為不可能的事，因為這已寫在了柏林的偉大計劃之中。1914年8月4日，英國作為中立的維護者在政治上站在一個十分有利的地位上對德意志帝國宣戰了。

年復一年不斷進行研究和完善的動員和開進，如同一部龐大和運轉自如的機器一樣啟動了。在巴塞爾和克雷菲爾德之間展開7個集團軍，與在上萊茵實施掩護任務的部隊一起共計160萬人。5個集團軍和2個騎兵軍已做好通過盧森堡和比利時的準備，2個集團軍集結於阿爾薩斯和洛林。1個預備隊軍部署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以防英軍可能的登陸。在正面，法國已將5個集團軍部署在勃艮第運河與阿登之間地域，隨時待命出發，此外還有比利時集團軍和英國準備用於在北非登陸的遠征軍。

在東線，第8集團軍擔負掩護東普魯士的任務，該集團軍司令是馮·普里特維茨·翁·加夫龍大將，參謀長為第一軍需長瓦爾德澤伯爵。奧地利主力在加利西亞展開。俄國將兩個強大兵團——涅曼集團軍和納累夫集團軍，集中部署在東普魯士，第三個集團軍集結在華沙地域，共同對付加利西亞的奧軍。

施利芬在西線的“方陣”，即以梅斯－迪登霍夫為軸部署在布魯塞爾－那慕爾一線的兵力，按老計劃應比側翼掩護部隊多七成。毛奇將作戰部隊與掩護部隊之比減少為5：2，因為他要預防敵人可能對萊茵蘭實施深遠突破—這一理由也不無道理。

將七個集團軍部署在一條上百公里戰線上畢竟是太密集和太笨重，可取的辦法是將部隊分為若干集群並作梯次配置，但這種思想對當時1914年的人來說還是陌生的。電報、電話、汽車和飛機等現代化的通信、偵察手段也不能抵消這一弊端，其困難在於：要隨時掌握阿爾薩斯和比利時之間的戰事進程，要時刻注意可能危及各部隊機動協調一致的因素。解決這一問題的最佳途徑是，總參謀長能隨一個作戰梯隊，一個機動的野戰大本營隨北翼部隊跟進。然而，這一措施無論如何也不會得到最高統帥即皇帝的贊同，因為按照霍亨索倫王室的傳統，皇帝要親赴前線，“與士兵在一起”。可是，他不僅不能實施指揮，也不可能保證各項措施的協調運轉。

作戰指揮者馮·毛奇大將必須呆在按1866年和1870年模式組建的體制臃腫的大本營里，而名義上皇帝一直是最高統帥。這是第一個失誤！小毛奇認為，最高指揮者利用指示就足以使其偉大計劃正常實施。他指出，在各集團軍司令及其參謀長都十分明了的總方案框架內，必須給集團軍指揮官以放手行動的自主權，而上級下達過於嚴格和直接的命令，其結果是弊多利少。然而，對施利芬－毛奇思想深信不疑的人在集團軍中只有一個，即過去的軍需長馮·庫爾將軍，他當時在由亞歷山大·亨利希·魯道夫·克魯克大將指揮的右翼下屬的第1集團軍任參謀長。大本營按照普魯士的習慣在國君領導下，動作遲緩地隨各集團軍由柏林出發，經科布倫茨直抵盧森堡。除皇帝外，大本營還有大本營司令官、皇帝侍官長馮·普勒森大將、總參謀長、普魯士戰爭部長和軍事內閣、海軍內閣、民事內閣各首腦，以及一批宮廷顯要。

正在西線對法比作戰的百萬大軍好比一部運轉良好但無統一操作的機器。最高統帥彷彿是自己主動放棄領導，他將陸上軍事行動的領導權全部交給了總參謀長。，總參謀長集總長和總司令於一身，然而作為總司令他又沒有固定和明確的指揮權。原計劃“閃電”式的作戰行動，只能分為一系列先後實施的大小不同的作戰行動進行。作戰指揮的任務在於使在各個不同地域展開的軍隊在事先規定的最後決戰地點形成兵力優勢。這一任務無論毛奇還是作戰處長塔彭中校都難以勝任。

魯登道夫作為第2處處長，受命擔負奇襲比利時由大量裝甲炮台構成的列日要塞。戰爭初期，他在卡爾·馮·比洛大將指揮的第2集團軍手下擔任負責補給事務的軍需長。，命運又讓他作為擔任奇襲行動的步兵旅的聯絡官，隨同部隊一起行動。戰鬥中步兵旅司令官犧牲，魯登道夫便親自指揮該旅第一個衝進這個攻無不克的要塞。毛奇迅速奪取列日的希望如願以償。

隨著列日要塞的失守，比利時的整個攔阻陣地崩潰了，德軍像潮水一般開進比利時。截至1914年8月20日，德軍右翼的行動大體按計劃進行。在洛林，事情卻走了樣。計劃規定，當法軍發起進攻后，第6集團軍和在其領導下的第7集團軍起初應堅守，甚至可以後撤。第6集團軍司令巴伐利亞王儲魯普雷希特·瑪利亞·柳特波德·斐迪南及其參謀長克拉夫特·馮·德爾門辛根將軍卻揚言，當“普魯士人”開進並向法軍最堅固的要塞衝擊時，指望巴伐利亞士兵坐等或撤退是不可能的，這有損於他們的威望。這句話說明，按普魯士人要求建立起來的聯邦國家看似嚴格和強大，但面對各邦國王位繼承人，普魯士總參謀長的指揮棒還顯得有些無力。而能夠發揮協調作用的皇帝恰恰與維特爾斯巴赫家族的關係不好，皇帝只好消極等待。毛奇因此也無法行動。一些嘲諷者後來說，西線的大會戰不是敗在馬恩河，而是早在洛林時就已失掉了。

從比利時接連傳來勝利報告，德軍已迅速突進到布魯塞爾地域。1914年8月20日，法軍總司令約瑟夫·霞飛將軍決定採取一項措施，也就是阿爾弗雷德·馮·施利芬曾說的這是敵人給他的最大的“幫忙”。霞飛以其一部兵力突入德軍預先設置在比利時－法國北部的包圍地域。1914年8月21日和24日，戰爭的命運掌握在了德軍第1、2、3集團軍司令部手裡，他們擁有100個營和1044門火炮，在人員和裝備上均優於敵人。右翼的第1和第2集團軍集中由馮·比洛大將（第2集團軍司令）指揮。比洛曾做過施利芬的軍需總監，是普魯士軍隊中傑出的戰術家。他的參謀長馮·勞恩施泰因少將是一個有哲學頭腦的人，但他的身體像毛奇一樣欠佳。

1914年8月25日，作戰處長塔彭中校指出，6周后“整個事情”就將完結。然而，會戰在瑞士與比利時之間地域艱難推進。馮·毛奇考慮的要比塔彭實際一些。在由科布倫茨向盧森堡的開進途中，他於8月末在皇家專列上對海軍內閣首腦馮·米勒海軍上將說，法國人可以被擊退，但還不會被擊敗，打敗他們還需要一段時間。他只下達少量命令，對戰事進程實施概略性指揮。對此，野戰鐵路官格勒納中校認為，大本營在精神上已麻木不仁。此間，俄國對東普魯士的進攻給德國造成了威脅，毛奇準備從西線分出6個軍到東線。

8月27日，如同一扇旋轉大門似的德軍大部隊已突擊到法國北部塞納河流域的深遠地域，還有10個行軍日便可到達巴黎。毛奇決定，只抽調兩個軍到東線。由於部隊強烈的進攻慾望，以及對作戰缺乏協調，致使進攻行動變得支離破碎。計劃在右翼外延構成進攻重點的企圖沒有達到預期程度。當右翼已變更部署之後，由阿爾薩斯向此調動部隊的命令才下達。8月27日，毛奇就下一步作戰向各集團軍下達了5頁紙的指令。起初，人們希望性情直爽的塔彭能對毛奇產生重大影響。然而塔彭卻喜歡簡單地看問題，他說剩下的就只有等著“回家”了。每一場大的會戰都充滿危機的時刻。當勝利的跡象尚未清晰可見時，總參謀部就錯誤地以為勝券已經在握，那麼此時危機也就到來了。

馬不停蹄的開進和不間斷的作戰行動，需要補充大量部隊。因此，由馮·豪森大將指揮的第3集團軍違反計劃規定自主決定休整一天。毛奇認為，讓大膽向深遠前方突進的第1集團軍向第2集團軍靠近更為合適。隨後，馮·比洛大將便接到總參謀部的命令。命令指出，將在塞納河地域的敵軍由巴黎向東南方向擠壓，暫不考慮佔領巴黎。第1集團軍右翼成梯次配置，隨第2集團軍司令部後跟進。大本營現已前移至盧森堡。毛奇認為親自介入右翼的作戰是沒有必要的。

當法軍總司令霞飛認識到有被德軍超越的危險后，決定主動後撤，並準備當德軍的機動未取得成效前，重新部署部隊，后發制人，再向德軍發起進攻。當人們獲悉，德軍重騎兵已接近巴黎時，巴黎城內一片驚慌。為謹慎起見法國將政府遷至波爾多。但是毛奇已查明，並沒有跡象表明敵軍已全面崩潰。1914年8月29日，毛奇從科布倫茨寫信給他的夫人說，在大本營內還沒有人認識到形勢的嚴重性，皇帝沉浸在一片歡呼聲中，毛奇對這種聲音恨之入骨。1914年9月4日，國務秘書黑爾弗里希聽他說過：“我們不想自欺欺人，我們是取得了戰果，但還沒有取得勝利。所謂勝利是說消滅了敵人的反抗力量。如果敵人有百萬大軍，那麼勝利者就會有戰俘。我們的戰俘在哪裡？”

1914年9月5日，毛奇派情報處長亨奇中校到右翼的第1、2集團軍司令部察看戰情。毛奇擔心的是英軍在佛蘭德登陸，以及在里爾地域集結的法國本土陸軍的介入。由於馮·克盧科大將指揮的第1集團軍過於靠右，而第2集團軍向前突擊的方向又太左，致使兩軍之間出現一個缺口，要填補這一缺口只有使用強大的統帥部騎兵預備隊，但在使用中又出現失誤。與塔彭那種毫無顧忌的樂觀主義相反，亨奇傾向於認真對待每一個困難。毛奇還是更喜歡嚴肅謙恭的人。亨奇發現，第1、2集團軍正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

重要的是需要總參謀長以其魄力親自介入右翼的戰事。正當霞飛實施他的“主動撤退”行動時，巴黎軍事政府的約瑟夫·加利埃尼將軍自作主張將其步兵搭載汽車投入前線—這是戰史上首次使用摩托化部隊的戰例，並組織已受嚴重損失的第5集團軍向德軍第1集團軍翼側和背後發起突擊。這一行動開始付諸實施，突擊德軍缺口的任務只有由英國騎兵來擔負。亨奇中校的悲觀主義同塔彭的天真幼稚一樣缺乏合理性，他說部隊也不得不奮戰到底。

1914年9月8日，毛奇在與其各處處長早晨會商時決定，再一次向各集團軍派出一名全權代表。儘管政治處推薦了精力充沛的馮·多梅斯上校，但毛奇還是選擇了亨奇，因為他已 熟悉情況。亨奇只得到一個口頭指示，其主要內容是：只要能進攻就進攻。亨奇首先從第5集團軍開始按部就班地對各集團軍司令部進行巡視。8日夜至次日晨，他到了第2集團軍。比洛和勞恩施泰因認為，如果敵人充分利用暫時出現的棘手態勢，德軍是不可能堅守的。亨奇眼前頓時一片黑暗。1914年9月9日，他最後到了最右翼的克盧科和庫爾處，他們兩位則信心十足。亨奇與第2集團軍商定，如果敵人楔入缺口，部隊就應撤退。

馮·克盧科大將及其參謀長所獲悉的第2集團軍情況報告並不樂觀。與此同時，其友鄰馮·比洛大將已經開始撤退。有關指示已向克盧科下達，克盧科和庫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拒絕放棄進攻，最後亨奇中校不得不做出讓步。亨奇中校曾在第3處（法國處）服役，是一個傑出、勤奮和認真的參謀軍官，其父是一名要塞官員，因此亨奇在軍官團中屬於新興資產階級範疇。的形勢需要一名像格奈瑟瑙那樣具有高度責任感、能按自己的正確觀點行事、並敢於承擔責任的人。無論克盧科和庫爾，還是亨奇都不是這種類型的人，威廉時代不是創造精神自主性格的時代。根據亨奇關於災難已經來臨的敘述，克盧科和庫爾也違心地開始了撤退。更為糟糕的是，總參謀長在會戰的危機時刻將最後決定權加在了一個處長身上。後來，法國人說到“馬恩河奇迹”，而對他們來說真正的奇迹是德軍中止了會戰，它決定了歷史的命運…… 9月9日，毛奇給其夫人的信中寫道：“情況不妙。在巴黎東部的戰鬥變得對我們不利……我必須對所發生的事負責……我們不得不在對東方和西方的戰鬥中疲於奔命……”

塔彭中校認為這一天並沒有完全錯，他說誰能堅持到底，誰就是勝利者。然而9月10日亨奇報告，第1集團軍已撤到埃納河后，下午，他自己乘車回到盧森堡。根據他的描述，第1集團軍在他的介入下開始按統帥部指示的方向撤退。總參謀部聞名於世的指揮方法未能發揮作用，因為沒有再湧現一位偉人巨匠來駕馭這個精妙絕倫的藝術品。 9月11日毛奇親自來到部隊，但為時已晚。毛奇正一步一步地走上“民眾法庭” 【古希臘時，由每個公民將他認為有害於國家的人的名字寫在貝殼或陶片上進行投票，過半數者則被放逐國外5年或10年。 】

1914年9月14日，軍事內閣首腦馮·呂克爾侯爵大將告訴他，說皇帝陛下認為他繼續指揮作戰對他來說將是一件過於痛苦的事。接任他的將是戰爭部長馮·法爾肯海因中將。上述兩位人物在毛奇眼裡都是不受歡迎的人。，毛奇要進行自我防衛。他與法爾肯海因一起晉見皇帝並向皇帝進言，在經過一次失敗后便更換總參謀長，這將給世人留下一種不好的印象。皇帝便說，那就讓法爾肯海因行使軍需總監的職責吧。性格粗暴的法爾肯海因當即提出異議：他只有在掌握全部行動自主權時才能指揮作戰。毛奇表示同意。也正是在這一周，他的膽病再次發作，後來毛奇將這一周稱為“殉難周”。1916年6月18日，一戰尚未結束，這位陸軍大將抑鬱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