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亞塵

原名松年、字雲隱。浙江杭州人，原籍安徽太平（今黃山）。15歲入杭州省立中學，后輟學，進綢緞店當學徒。18歲春到上海，入青年會夜校，跟圖畫老師張聿光學畫，結識烏始光、劉海粟，當年冬共同創辦上海圖畫美術院(上海美專前身)，並任函授部主任兼教員。20歲與丁悚、張聿光、劉海粟組織振青社，出版過《振青書畫集》。21歲與陳抱一組織東方畫會，於辦學之餘又開辦華達公司，專畫照相館用及舞台用的布景。22歲赴日本留學，入東京美術學校。27歲學成回國，任上海美術專門學校西洋畫主任教員及教務主任。從1923年4月至1925年12月，擔任《時事新報·藝術周刊》主編，同時在《東方雜誌》、《申報》、《美術》發表大量美術評論。1924年與劉海粟聯名建議《擬請於英國退回賠款中劃出一百六十分之一建造美術館》。1928年再赴歐洲考察，1931年返國后籌辦新華藝術專科學校及新華藝術師範學校，任教務長。曾任《中華日報·文藝月刊》的主編、《民報·文藝周刊》的主編。1935年擔任《國畫月刊》編輯，又被聘為《美術生活》大型畫報的特約編輯。1943年，日軍強佔上海租界后，新華藝專被迫停辦。1947年赴美，在耶魯大學、哈佛大學講學。1953年將原新華藝專全部校產捐獻杭州美術學院。晚年僑居美國，1975年回國。擅長西畫及國畫，尤以畫金魚著稱。1935年曾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師範學校教科書《美術》上下兩冊及簡易師範學校教科書《美術》上下兩冊。

原籍安徽太平（今黃山）。

1894年出，生於杭州。

1911年汪亞塵杭州省立中學畢業。

1912年離家赴上海，入烏始光、劉海粟等創辦的上海圖畫美術院任教師。

1913年辭去教職，與烏始光辦華達公司，專為照相館、戲院畫大幅布景廣告。

1916年赴日本，翌年考入東京美術學校。

1921年學成歸國，受聘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任西畫教授，兼授理論課。此時期開始發表研究美術的文章。

1924年9月汪亞塵與榮君立結為夫妻.[榮君立無錫榮氏家族人氏，生前曾任姚丹萍的中華姚氏求正堂榮譽顧問]

1928年底，赴法國學習。

1931年底返國，在上海舉辦了旅歐作品展。

1932年與徐悲鴻,朱屺瞻,張大千,吳恆勤,姜丹書等發起創建了中國畫會.

1933年，入新華藝術專科學校任教務長兼師範學校校長。將旅歐節省的1.4萬元移借新華藝術專科學校，以買地、建校舍，並聘請王個箷、汪聲遠、張聿光、張善孖、陸一飛、顧坤伯、周碧初、吳恆勤、姜丹書等為教師。

1937年春，同朱屺瞻赴日本考察美術教育，拜訪了橫山大觀，購買了一批圖書與石膏像。抗日戰爭爆發后，拒絕了日偽政權請出面辦學的邀請。

1947年，汪亞塵赴美國考察美術，先後受邀於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執教暑期繪畫班，教授花鳥魚蟲，介紹中國畫。美國前總統肯尼迪夫人傑奎琳亦拜汪亞塵為師而學習中國畫。

1徠975年，汪亞塵回國探親。

1974年曾回上海探親，后赴台灣隱居陽有山養病。

1980年7月，經由台灣、香港輾轉回到上海。

1982年再次以年屆九十並身體欠佳之因，向前來誠邀的出任上海政協職務的上海政協領導請求不出任。

1983年10月13日20時38分人品高貴的一代宗師汪亞塵先生因腦血栓而辭世。

汪亞塵的油畫主要學習歐洲浪漫主義和印象主義畫風，兼作寫實主義作品。從歐洲回國后，集中 研究改革中國畫。認為，要國畫有進境，非研究西畫不可，用西畫上技巧的教養參加到國畫，至少可見到技術的純熟。但反對中西雜摻，因此又說:“素來不贊同所謂‘折衷派繪畫’。拿攝影術的技巧用在材料簡單的中國畫上，根本是誤解。國畫的精髓，是在簡單明了，借用物體來表出內心，同時便包含許多哲理，不是粗淺的技巧主義者所能瞭然的。”〔《四十自述》〕的中國畫，以花鳥魚蟲為突出，活潑生動，著色清艷，尤以畫金魚著稱於國內外。汪亞塵早年多著述文字，善書，與書法家沈尹默為師友之交。

1928年，汪亞塵辭去上海美專職務，年底與夫人榮君立乘船去了法國馬賽。到法國的一個多月，汪亞塵便參觀了許多名勝和美術館，比如盧浮宮、凡爾賽宮、米勒故居等，汪亞塵每到一處，總是記日記，把自己的所見所聞以及對美術品的觀賞感想等統統寫上，但這幾十本珍貴的資料在“文革”中全部遺失。穩定下來后，汪亞塵開始到盧浮宮臨畫，喜愛古畫和印象派的作品，由於經濟上的原因，不能在法國久居，故而臨摹得非常勤奮。在旅歐期間共臨摹了三十一幅名畫，創作了六、七十幅畫，這些畫後來回國都全部展出，好評如潮。除了在巴黎參觀和臨摹，汪亞塵和夫人還去了布魯塞爾、柏林、日內瓦、佛羅倫薩等城市。

汪亞塵自歐洲歸國后，重新研究中國畫，曾說“要國畫有進境，非研究西畫不可。用西畫上技巧的教養參加到國畫，至少可見到技術的純熟。”汪亞塵將西畫參加到國畫不是簡單摻雜在一起，而是主張融會貫通，更好地表現國畫。對近代的畫家，汪亞塵欣賞的是虛谷的繪畫，虛谷的高古典雅、冷峭雋美給亞塵以很大的影響，汪亞塵以畫金魚聞名，與虛谷不無關係。汪亞塵作畫很勤奮，有“畫砧子”的雅號。除繪畫外，還勤練書法，遠學二王、近受益於沈尹默。

汪亞塵油畫《金魚》，汪亞塵作為中國第一代油畫名家，其作品見證了中國洋畫運動初始發展的印記。《金魚》一作為習作題材作品，印證了當時樣式移植的特徵。在20世紀初期的中國油畫界，靜物是最為常見的創作題材之一，表面上看，可能是畫家以身邊尋常之物，抒發自己心中唯美性情，以習作形式加以體現，這在幾乎所有的中國油畫的前輩名家的手筆中，都有這樣的記錄。不過，們的習作卻是非同一般，代表了那個時代的文化烙印，寄託著那個時代的藝術理想。因為們必須通過習作的傳播，完成一個樣式移植的文化使命，因而這些目前散藏於民間的名家油畫，其實是偉大的習作。將西方油畫的樣式整體地移植到中國，通過教育、社團、展覽和期刊等多種途徑，自覺地與本土的文化環境相結合，形成典型的樣式移植現象，這是20世紀前期中國油畫的重要特點。這種樣式包括古典的寫生之物、物體的光色變化以及圖形和色彩的主觀表現，由此出現了以靜物、風景和人物肖像的習作性作品。這種習作性創作，是中國油畫非凡的起步。其中體現了中國油畫風格、圖像、技法演變的真實印記，為後人的研究、收藏和鑒定，提供了重要的參照依據。

《金魚》一作，正是體現了其中重要的文化底蘊和藝術價值。在該作品中，汪亞塵在將印象主義樣式及風格移植的過程中，又自覺地融合了民族的文化審美情趣，用筆兼容油畫中印象派筆法和水墨暈染的意趣。汪氏曾經以國畫筆墨表現多姿多彩的金魚形象，而享譽畫壇。然而以油畫形式表現金魚，則顯得別開生面。其中意趣生動的畫面效果，足見作者苦心探索中國油畫融合之道的匠心所在。

從藝術成就，可以發見藝術者之生命。顧欲估定藝術之真正價值，對於藝術者之人格，尤須有深切的認識。觀汪亞塵之畫，僅就畫的藝術技巧上與以相當之評判，恐未足以盡海粟；蓋其畫之價值，生命趣味，不在藝術技巧的深詣，而在其歷史的藝術的人格之融合。汪亞塵自己賞鑒的標準也只是一個：偉大。不嫌野，不嫌粗，只求大。“大”是崇拜的英雄們的一個共性。在西方覓得了密格朗其羅、羅丹、塞尚、梵高；在東方傾倒八大、石濤。這不是偶然的好惡，這是個人性情自然的嚮往。因緣是前定的；有的性情才有的發現，有的發現更確定的性情。所以從的崇仰及自己的作品里們看出海粟一生精神的趨向。是一個有體魄有力量的人，並且有時也能把天賦的體魄和力量著實地按捺到作品里。不能否認的胸襟的寬闊，意境的開展，筆致的遒勁。同時汪亞塵還得用謙卑的精神來體會藝術的真際，山外有山，海外有海，身上本來長有翅膀的何苦屈伏在卑瑣的地面上消磨有限的光陰。

汪亞塵的油畫不論是氣度、修養，還是技術，在中國早期西畫家中，無人可比，在西畫家中，也數上乘水準。畫風基本以印象派的外光技法為基礎，再融合自己的感受才情，作畫不嫵媚，不纖柔，反而有點“狠”。用筆乾脆俐落，用色主觀大膽，但又非常漂亮。面對的畫總讓人有一種毫不掩飾的情緒，性格和藝術追求在酣暢潑辣的筆觸下和色彩里表露無遺，天生一副藝術家的氣質。與別的西畫家所不同的是，對各種美術形式都有所涉及，且造詣很深：風景、人物、靜物、雕塑、版畫、國畫，無所不精，傳統寫實、近代印象派和現代畫派乃至於傾向中國風的中西融合……都大膽探索、遊刃有餘，有出色的表現。其中印象派技術和東方藝術情調是繪畫演變的兩大根基，由此及彼形成了藝術發展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