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烽

1923年12月出生河南武陟人。中共黨員。1937年畢業於武陟縣廣濟小學。1938年參加八路軍，歷任敵後抗日根據地戰士、通訊員、偵察員，八路軍野戰政治部實驗話劇團團員、戲劇組組長，抗日軍政大學文工團團員、副團長，東北十縱隊宣傳隊長、指導員，第四野戰軍四十七軍幹事、民運隊長、協理員、秘書科長，志願軍第四十七軍秘書科科長，總政治部編輯組長、秘書、文藝處長，昆明軍分區副政委、文化部部長，雲南省文聯副主席、省作家協會副主席。1940年開始發表作品。戰爭年代，曾編寫《為誰打天下》、《殺敵立功》等劇目，解放后曾創作《黑山阻擊戰》、《英雄兒女》等劇本。著有小說《一支人蔘》，歌劇劇本《為誰打天下》、《毛不登》，電影文學劇本《黑山阻擊戰》、《英雄兒女》等。《黑山阻擊戰》、《英雄兒女》均已拍攝發行，並列為百部愛國主義教育影片。《英雄兒女》獲第四次文代會優秀作品表彰獎。

20世紀50年代，為了宣傳志願軍的英雄事迹，鼓舞全國人民獻身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宣部等部門決定拍一部志願軍戰士英勇獻身精神的影片，當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夏衍，將巴金創作的反映抗美援朝親情的短篇小說《團圓》（1961年8月《上海文學》）推薦給長春電影製片廠，並責成將它改編為電影。

導演武兆堤接受了這個任務。他看完了登在《人民文學》上的稿子《團圓》，感到確是一個好本子，但要將不到二萬多字的短篇小說改編成電影，卻決非易事。於是，武兆堤想起我這個抗大時期的老同學。當時，我在總政任副主任傅鍾將軍的秘書，武兆堤找到我說：“這改編的事就得找你了，你在朝鮮戰場生活戰鬥了五六年，有著跟小說里同樣的經歷，小說《團圓》太簡單了，必須要有大量的素材來充實它。”

我推脫說：“沒有寫電影劇本的經驗。”“還要啥經驗？你在朝鮮戰場上，有那麼多的經歷和故事，如能融入劇本里，就是最好的經驗！”見實在拗不過武兆堤，我就接受了這個工作，和武兆堤一起廢寢忘食、徹夜筆耕了20多天，終於將劇的雛形框架搭了起來。一番反覆斟酌后，總感覺還不夠味，沒有把主題表達出來，特別是主人公的塑造，缺乏鮮明的個性。

怎樣才能更生動地體現出志願軍英雄與敵人浴血奮戰、英勇頑強的精神呢？當然是以推出的現有典型為好，可是小說里根本沒有這樣一個人，況且，在英雄的典型當中，已有了堵槍眼的黃繼光、炸碉堡的董存瑞、烈火中的邱少雲……幾經思量，所有的構思均不理想，仍尚需調整。一天，我突然想起了在朝鮮戰場上保留過兩個厚厚的《志願軍一日》記錄本。

它可不是普通的記錄本，而是前線戰士親手記錄的真人真事，共有上千篇日記。我興奮地從箱子里翻了出來，細細地翻閱品讀，裡面有：418團戰士騰桂橋，拉響爆破筒與20多個美國鬼子同歸於盡；422團連長揚寶山，抱起大石頭與美國兵同歸於盡；422團一位43歲的老連長，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握著兩棵手榴彈沖入敵群與敵人同歸於盡；415團在朔寧前線戰鬥中，湧現了25位與敵人同歸於盡的英雄，特別是步話機員王樹昌的壯舉，深深地感動了我。

激戰中，王樹昌被派去參加281.1高地東山腿的爭奪戰。經過一整夜的戰鬥，整連官兵全部犧牲，陣地上只剩下他一個人，他不斷用沙啞的聲音呼喚炮火支援，從早晨到中午，有時來不及調炮，他就跳出去，用手榴彈阻擊敵人。戰鬥到了12時，敵人從三面包抄上來，密密麻麻的向王樹昌逼近，他連續呼叫我軍炮火：“快打周圍50公尺！打30公尺！打20公尺！”，團長孫斌急切問他：“你在什麼位置，有何危險？”他莊嚴急切地呼喊：“別顧我，向我開炮！為了勝利，向我開炮！向我開炮……”

最後，他高喊；“首長同志，親愛的戰友，再見啦……”接著，拉響了手榴彈，沖入成群的敵人，同魔鬼同歸於盡。讀此，片中王成的形象瞬間脫穎而出——從呼叫炮火支援，直至與敵人同歸於盡的情節，不加任何虛構，把王樹昌的事迹搬上銀幕即可。所不同的是，僅僅把王樹昌的手榴彈換成了王成的爆破筒。對於影片文工團員王芳的形象，我是不陌生的，我愛人寧敏就是文工團員，文工團的生活，我是熟悉的，象王芳歌唱炊事員的臨場採訪、現場演唱，或行軍途中的呱噠板宣傳，都是朝鮮戰場宣傳鼓動工作的真實再現。

影片中的政治部主任王東的形象，是我最熟悉的人物。我在朝鮮戰場的三年裡，基本都在軍政治部機關工作，影片中王主任的工作環境、戰爭生活、習慣動態，以及他在戰鬥中的指揮若定、沉著剛毅我都再熟悉不過，他所表現的父女之情、戰友之情、階級之情，正是我親歷和見證的。我接待過祖國慰問團，當過慰問團長和郭沫若的臨時秘書，見證了志願軍與祖國親人之情，親歷了中朝軍民之間的生死與共、血肉相連的深情厚意。

整個創作過程中，朝鮮前線的一幕幕真實生活，叩擊著我的心靈，有時寫著寫著便不由自主地一任淚水汩汩而流……歷時28天，總計3萬字的電影劇本《英雄兒女》終於象足月的嬰兒誕生了。很快，劇本轉到了文化部，夏衍指示電影局主管領導：“重點拍好這部影片，膠片要用從英國進口的。”同時，劇本也送到了遠在上海的巴金手裡。巴金看后，表示同意將它拍成電影。

接下來是電影主題歌曲的創作，我和武兆堤分頭寫，然後再一起碰，幾次易稿都不滿意，總感到詞寫的太實、太白、不深。武兆堤說：“我去找一下長春師大的教授公木，他很有水平，寫過不少的歌詞，何不請他來幫忙？”武兆堤跟公木一說，公木欣然接應允了，僅用一天就完成了歌詞的改寫，從長春寄到北戴河。我倆一看，真不愧是著名詞作家，寫的真誠、深邃、浪漫。木公在信中附言：“是劇本啟發了我的靈感，是劇本的人物催生了歌詞的生動。”

隨後，公木又找長影的著名作曲家劉熾譜了曲。從此，《英雄讚歌》激昂旋律很快傳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就連日理萬機的周恩來總理，也在百忙中觀看了這部影片。一天晚上，當時在文化部和中國作協任職的劉白羽，接到周總理打來的電話，周總理說：“我想，作家一定要到火熱的鬥爭中去……你們不是到了火熱的鬥爭中寫出了新的作品嗎？巴金帶了頭，他到了抗美援朝戰場，深入生活，很好嘛！寫出了《英雄兒女》那樣好的作品”。

“文革”期間，《英雄兒女》被禁演，我也因此被關押，囚禁了一年零八天，但我堅信，這部影片沒有錯，我堅信，一名共產黨員要為捍衛真理而鬥爭，這就是我的信念和意志，我無怨無悔！讓我欣慰的是，在那個年代，是周恩來總理點出要放映四部影片：首先就是《英雄兒女》、《打擊侵略者》、《鐵道衛士》、《奇襲》，后又得到毛澤東主席的獲准。

朝鮮停戰後，我被調到了總政治部文化部，後任昆明軍區文化部部長。1985年離休進干休所，我的晚年生活很豐富，擔任300多個單位名譽校長、德育老師、客座教授、校外輔導員、名義指導員等職務，累計作傳統報告1000多場。能參與《英雄兒女》的編劇是我的幸運，我要象影片中王成說的那樣：“活著就要象條龍，不能象條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