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貿易保護主義

目的是想規避多邊貿易制度的約束，通過貿易保護，達到保護本國就業，維持在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中的支配地位。它們在維護民族利益，保護資源與環境的旗幟下，行保護之目的，具有名義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隱蔽性，手段上的欺騙性和戰略上的進攻性等特點。

國際競爭加劇

在全球化時代，市場經濟制度逐步演化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制度，而競爭是市場經濟最主要的特徵之一，而逐步演變成為主權國家和企業生存與發展的核心動機，成為實現國家利益和企業利益的重要手段。各國政府不僅在國際競爭中保護自身的產業與貿易利益，而且直接介入本國企業與外國企業之間的競爭。一方面，採用進口關稅或出口補貼等保護手段有利於改善本國企業的收益和市場地位；另一方面，一旦外國企業或進口產品危及本國利益時，即使發達國家的政府也採取直接干預的手段。特別是在“就業”已經逐漸演變為一種公共品的今天，由進口增加導致的失業問題已經具有了越來越突出的政治意義。當本國產業和勞工群體受到進口衝擊時，來自公眾的呼聲或其他政治壓力必然使政府傾向於對這些領域實行保護，以排斥競爭的威脅。

跨國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

隨著跨國公司及其海外經營的發展，國際貿易的流向和貿易方式發生了深刻變化，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不斷提高。跨國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國際貿易差額的分佈。跨國公司通過內部分工和核算體系，在內部貿易中獲得了較為穩定的收益，但卻把各國賬面上貿易差額的此消彼長以及由此引發的貿易摩擦甩給了各國政府。作為承接跨國公司產業轉移最集中的地區之一的亞洲地區製成品出口的迅速增長，使其對美國、歐盟保持了較大規模的貿易順差，而美國和歐盟跨國公司在亞洲地區投資企業的出口已經成為美國和歐盟貿易逆差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發達國家處理貿易逆差的政策並不主要針對這些大跨國公司，而是拿出口國開刀，以解決與這些國家的貿易爭端為借口，推行新貿易保護主義。

國際貿易中雙邊主義與區域主義興起

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雙邊層面的“自由貿易協定”?FTA的簽訂和實施成為國際貿易發展的新熱點。據WTO統計，到2004年，向WTO正式通報的FTA已達106個，WTO成員中絕大多數參加了一個或多個FTA。FTA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一是原有FTA在促進貿易增長、消除雙邊貿易壁壘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示範作用；二是地緣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導致了“雙邊主義”盛行。FTA的迅速發展已經形成了連鎖反應，一國締結了FTA後會對相關國家構成競爭壓力。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制定了FTA戰略，參與FTA談判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明顯提高。同時，進入21世紀，世界範圍內區域一體化進程大大加快。歐盟加快了擴員的步伐；北美自由貿易區增強了成員國之間的聯繫；APEC的影響力逐步擴大；東亞地區在加強東盟內部合作的基礎上，正積極探索新型東亞區域合作機制。據世界銀行統計，截至2004年，全球已有174個國家（地區）至少參加了一個區域貿易協定（RTA），只有11個島國（地區）沒參加任何RTA。在多數情況下，FTA及區域一體化組織與WTO具有互補、互動的關係，但FTA以及區域貿易組織對非成員國的進口構成了障礙，其中，一些雙邊和區域安排帶有明顯的排他性保護色彩。

發展中大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與衝擊

以中國、墨西哥、馬來西亞、印度等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大國出口規模迅速擴大，並逐步成為世界製成品市場的重要供應者。特別在中低端工業品市場上，這些國家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出口競爭力，並逐步取代發達國家原有的市場份額。儘管這些發展中大國出口的高速增長並未徹底改變國際貿易不平衡增長的局面，但其出口實力的增強對國際貿易格局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發展中大國大量低價工業品進入歐美市場，對其國內相關產業造成了衝擊。為緩解由此形成的貿易逆差和各種國內矛盾，發達國家利用其政治經濟強權，加強了對這些發展中出口國的貿易制裁。同時，由於這些發展中大國的產品結構和市場結構相近，彼此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這些發展中出口大國之間的貿易糾紛已成為國際貿易摩擦的重要內容。

這些新矛盾的出現表明全球化時代自由貿易與國家利益的對立與衝突有可能在部分領域激化，這也正是在當今全球貿易自由化的主旋律中，新貿易保護主義仍然演奏著不和諧音符的原因所在。

無論是新，或老的貿易保護主義，其中心思想是：任何一項經濟政策都可能會影響到一國的收入分配格局，因而不同社會階層或利益集團對此會有不同的反應，但兩相相比，新貿易保護主義至少在表現形式上更勝一籌，具有強制性強，對貿易各方影響大而直接，受約束範圍廣和表現形式多樣等特點。為便於理解，擬就主要的壁壘形式析述如下：

工業化進程的加快，人類日益面臨像大氣污染、溫室效應、有毒廢物排放、物種滅絕、資源枯竭等生態環境方面的問題，引起了世人的嚴重關注。一些工業發達國家以此為借口，憑其經濟和技術的壟斷地位，制定了一系列苛求的環保措施和高於發展中國家技術水平的環境質量標準，並以此作為市場准入的條件，對本國市場和工業形成保護，構築一道綠色屏障，主要形式有：

1)、綠色標誌，又稱綠標制度，或環境標誌制度，是指國際間有資質的認證機構依據有關標準對商品進行認證並頒發標誌和證書的一項制度。綠標圖案多為天鵝、常綠樹、天使、蒲公英等，富有綠色寓意，歐美等國家多以立法形式對此加以規定。凡沒有取得綠標的進口商品將受到數量和價格上的限制，而加貼了綠標的則被認為是一種“環境質量信得過”的“綠色產品”。其認證標準是對包括資源利用、生產工藝及處理技術和產品循環利用、使用后處理等全過程的環境行為進行監管。涉及的產品多節能低耗品，清潔工藝品和低毒品等數以千種。綠標制度有利於人們環境意識的提高，價值觀念的轉變和防治污染能力的增強。由於各國環境標準存有差異，發達國家更是憑其經濟和技術上的優勢制定了較高的環境標準，使發展中國家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客觀上為發達國家的市場設置了貿易壁壘，違反了公平貿易的基本準則。

2)、綠色包裝。各種與環境要求不符的包裝能對環境造成嚴重的污染，許多發達國家紛紛通過立法對本國商品和進口商品的包裝衛生和安全提出強制性的要求。概括起來，有以下幾方面的內容：①通過改進設計減少包裝材料的使用以節約資源；②重複使用包裝材料；③使用再生材料製作包裝；④使用生物降解包裝，使廢棄包裝在自然環境中快速腐爛。為此，一些發達國家通過產業重組和資源的重新配置形成了新的產業鏈，滿足了包裝在環境保護上的要求，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而發展中國家因技術水平，價值觀念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滯后，而使得綠色包裝成為其進入發達國家市場的綠色屏障。

3)、環境成本。新貿易保護主義者認為任何產品都應將環境和資源費用計入成本，且應以國際環境標準為準進行計算。如果忽視環境質量或降低環境標準，其出口產品實際上就具有了不公平的比較優勢或環境補貼，形成了對高環境標準生產產品的不公平競爭。發展中國家在出口貿易中未計算綠色成本，是在進行環境傾銷。因而，應通過反傾銷、反補貼措施來均衡不同環境標準下的成本差異。很明顯，這是經過精心設計和構築的綠色壁壘。

科學技術與管理水平的提高，使各國的產品技術規範、標準和合格評定程序日益科學與成熟，並推動經濟向前發展，但發達的工業化國家依其經濟和技術優勢而制定的技術規範、標準和合格評定程序，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認證標準、評審程序和認證、認可制度等則名目繁多，複雜多變，具有強烈的國家意識的主觀性、目的性和苛刻性，對有關國家的產品和服務構成了技術障礙，令其難有作為。

1)、市場准入。市場准入主要體現在制訂嚴格的，乃至苛刻的技術規範、標準和合格評定程序，涉及產品的適用、健康、安全，或衛生等方面。自1994年以來，德國及其它發達國家相繼採用的印染製品含偶氮染料禁止令就對含中國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紡織品、服裝等輕工品的出口影響甚重，損失慘重。中國雖已攻克了此技術難關，但卻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已被有關國際組織和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廣泛接受和認可的HACCP則明確規定，食品包裝須標明食品的營養成份，從而增加了食品製造商的成本，對缺乏技術分析手段的食品實際上構成了禁止進口令，進而影響相關產品的貿易和生產。至於《蒙特利爾議定書》中有關保護臭氧層的國際公約則對中國相關產品的出口產生嚴重的影響。此外，有的國家還有許多涉及安全、健康項目的方面的審查，使進口品因季節需求的變化或失去商機，或無法進口，具有濃烈的國家意識的主觀性、目的性、差異性和隨意性。凡此種種，均對有關國家的出口貿易構成了嚴重的技術阻礙，進而影響收支平衡，影響經濟。

2)、認證、認可制度。認證、認可是一種依據技術規範、標準和合格評定程序對有關產品的符合性進行的認證或認可制度。與貿易政策不同，它需要有深厚的專業背景，強有力的技術支撐和廣泛的社會基礎以及與之相配套的人文思想、法律制度等。認證、認可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和機會的均等性，具有從更高的戰略（非局部的）角度去審視經濟的發展，故在推動社會進步，增強社會（含環保）意識，規範行為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等方面具有積極的作用。但是，此項政策所能帶來的種種益處只能被那些處於同一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和地區所享受。未經認證、認可的產品和服務將被排斥在市場之外，形成事實上的市場壁壘，因而，保護主義色彩更濃，保護程度也更深，對經濟的影響也更具決定性，進而使得欠發達國家的產品更難進入發達國家的市場。

貿易管理是在新貿易理論基礎上提出的一種新的貿易政策理論，是基於不完全競爭市場理論而提出的一種政策分析，適用於發達國家對其戰略性產業發展的保護，通過政府對貿易活動的干預，達到改變市場結構或環境，提高本國企業的競爭能力。其中最廣受關注的貿易理論有布蘭德和斯潘賽提出的“戰略性出口”政策和克魯格曼提出的“保護性出口促進”戰略。政策主張多涉及自願限制出口、補貼、國家貿易壟斷等。至於反傾銷，意圖就更明顯了，具有很強的壁壘效應，是新貿易保護主義者極力主張的手段之一。此外，勞工標準、區域性協議、關稅升級保護、灰色區域、限制性援助或邊境稅調整等措施也都有很濃烈的貿易保護主義色彩。

新貿易保護主義又被稱為“超貿易保護主義”或“新重商主義”，其理論依據、政策手段、目標對象和實施效果都與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有著顯著的區別。

利用WTO規則，實行貿易保護

總體來看，在WTO規則的約束下，大多數國家都在向自由貿易的方向邁進，但由於現行多邊貿易體制並非無懈可擊，因而保護主義總是千方百計從中尋找“合法”的生存土壤。WTO允許成員國利用其有關協議保護本國的利益，反擊遭到的不公平待遇。這就為各國以“公平貿易”為口實實行貿易保護留下了空間。WTO規則並不排斥各成員國的經濟自主性，保留本國經濟自主性的要求不僅來自發達國家，而且還來自發展中國家。因此，採取與WTO不直接衝突的各種保護措施，已成為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貿易保護主義的普遍形態。

依據國內法履行國際條約

一般意義上講，國際條約高於國內法。但現階段由於各國對如何處理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係缺乏統一標準，因而，如何對待已承諾的國際條約及其在國內的適用程度，各國仍存在一定差異。一些國家只執行符合自己國家利益的國際條約，很多時候將國內法凌駕於國際條約之上。如根據美國貿易法案中的“301”條款，美國可以對來自國外的“不公平”和“不合理”的貿易活動採取單邊貿易制裁。為維護本國的貿易利益，美國多次啟動或威脅啟動該條款處理貿易糾紛，公開向WTO的有關規則挑戰，嚴重損害了WTO的權威性，並為其他國家處理國內法與國際法的關係產生了負面影響。

利用區域貿易組織保護成員國利益

區域一體化組織具有的排他性特徵被視為對成員國的一種貿易保護。通過“內外有別”的政策和集體談判的方式，區域一體化協定在為成員國創造更有利貿易條件的同時，卻往往對非成員構成了歧視。區域一體化組織具有的這種排他性特徵，實際上起到了對成員國進行貿易保護的作用。

保護手段更趨多樣化

首先，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等傳統保護手段仍被頻繁應用。其次，技術壁壘、綠色壁壘、知識產權保護、勞工標準等貿易壁壘花樣翻新，應用範圍更加廣泛。發達國家利用自身在環保和科技方面的優勢，制定更高的環保、技術、商品和勞工標準，以削弱發展中國家憑藉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而獲得的出口競爭力。由於這些新型貿易保護手段具有良好的定向性、隱蔽性和靈活性，其中一些技術和環保方面的要求以提升技術水平、維護消費者利益為出發點，甚至可以視為中性的貿易標準，加之WTO對這些貿易措施應用的限制並不統一，因而，其保護效果更為突出，進一步加劇了世界範圍內的貿易摩擦。

制定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

克魯格曼等學者提出的戰略貿易理論認為，不論在促進本國具有競爭優勢的企業開拓國際市場方面，還是在維護本國企業免受國外競爭對手的衝擊方面，都需要國家的貿易政策發揮作用，從而為國家通過干預貿易，提高和維護本國產業的戰略地位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持，並由此形成了戰略性貿易政策體系。這一政策體系強調了國際貿易中的國家利益，政府通過確立戰略性產業（主要是高技術產業），並對這些產業實行適當的保護和促進，使其在較短時間內形成國際競爭力。隨著國際競爭的加劇，特別是發達國家在高技術領域的較量不斷升級，戰略性貿易政策被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政府所接受，成為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核心政策。

貿易壁壘，自古有之，對貿易的影響顯而易見。與傳統貿易保護主義相比，新貿易保護主義具有名義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隱蔽性，政治上的便利性，技術上的歧視性和實際效果的有效性等特點。目的在於鼓勵出口，限制進口。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外貿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居重要地位，但各地的經濟因歷史的、地理的、人文的、或社會的等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各具特點，由東向西，呈梯度發展態勢，因此，需相應的機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給予不同的產業必要的政策傾斜，需重點扶持與保護；汽車工業因其前向效應和後向效應的關聯性而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具戰略價值，需從市場的角度給予必要的扶持與保護；而高科技產業則事關中國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應基於未來發展的角度在政策和資金上給予必要的扶持與鼓勵。針對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政策建議如下：

強化理論研究，建有自我特色的壁壘體系

研究表明，發達國家針對發展中國家在產品出口中的致命弱點而提出的各類壁壘措施，儘管從靜態的角度上看有失公允，但從動態的角度上看則不失公平，因為它在規範貿易行為，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推動經濟發展上有積極的作用，但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是不僅無法從自己的致命弱點中擺脫出來，反而進一步加深了對發達國家市場的依賴。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經濟發展有別於一般的發展中國家。在如何應對或利用貿易壁壘措施的問題上應有自己的特點。筆者認為，①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強化職能部門的管理職能，利用其在人才，技術和信息上的優勢，加強理論研究，力使自己的思想脈絡與國際思潮保持一致；②及時歸納、總結和提升過去50多年來中國在工業化進程中在控制管理方面所出現的好的經驗和好的做法，在與國際慣例相融的基礎上，力使其上升到理論，並指導實踐；③在明確指導思想的基礎上，整合現有的資源，理清職責，分頭把關，共同維護市場的經濟秩序。

加強宏觀調控

設立壁壘機制的目的有二，即“一是確保商品質量，促進商品出口；二是對特定商品的進口實行控制和變相控制，以達到國家的政治目的和經濟目的”。不同商業背景的進出口企業對此會有不同的反應。如何使政策效用最大化是人們致力於壁壘體系建設的目標之一。針對中國的實際情況，在遵循貿易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加強對進出口企業的分類與指導便有了現實的意義，有利於相關的職能部門有的放矢地開展工作。

加強對貿易規則技術創新體制的建設

新貿易保護主義儘管其歷史不長，但為各國政府所青睞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其形式的多樣性，手段的有效性和技術法規的合理性，其政策對經濟福利損失的影響往往難以估量。中國雖已初步地建立起了有自我特色的壁壘體系，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體系的系統性、規範性和差異性有待完善和提高，政策的藝術性有待加強，技術手段的多樣性則有待進一步地提高。在尊重、理解和吸收國外有益經驗的基礎上，加快中國貿易規則技術創新體制的建設步伐。通過規則的不斷創新，使不同的政策能有效地疊加，從而達到維持市場秩序之目的，促進經濟的健康發展。

夯實認證、認可體系

在經濟全球化，貿易區域一體化的背景下，用技術性的共同語言來維持世界經濟的共同發展成了各國政府的必然選擇。技術上的認證與認可在維持市場秩序，推動經濟發展等方面有其獨特的市場效應而備受各國政府的青睞。它以產品的安全、衛生和健康為目標，涉及產品的認證（如，UL或CE）、標識的認可（如，綠色標誌）、以及生產體系（ISO9000）或環境體系（ISO14000）的認證、認可幾方面，具有很強的市場壁壘效應，對一國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中國的經濟正處於轉型期，正面臨來自多方的壓力。這些壓力既有來自市場方面的，也有來自花樣不斷翻新貿易壁壘方面的，更有自身競爭力缺陷等方面的。針對中國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強化認證、認可體系的建設，夯實其基礎是舒緩上述壓力，有效抵禦外來風險，規範貿易行為，提高自身競爭力，維持經濟秩序的有效手段之一，也是確保中國經濟安全的重要前提與保證。

重視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

市場運作，政府主導是中國市場壁壘體系建設的前提與保障，也是依照“關鍵的少數，次要的多數”之技術經濟原理而做出的必然選擇。惟有有所為，才能有所不為，才能集中必要的優勢資源於重要的少數，以最小的代價發揮最大的效用。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是中國的基本國策，但現實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雖然在市場壁壘體系建設方面，中國政府在遵循國際慣例的基礎上已經，正在或將會發揮主導作用，但是在經濟全球化、貿易一體化的背景下，僅有政府的主導是不夠的，還需要相應的市場機制與之相配套，發揮政府、市場或政府與市場的梯度效應。無數的實踐證明，政府與市場是互為而非獨佔的關係。惟有處理好兩者的關係，才能實現政策壁壘效用的最大化，因此，時刻牢記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的名句，即“無論結果是好，還是壞，政府的當務之急，不是要去做那些人們已經在做的事，而是要去做那些迄今為止還根本不曾為人們付諸行動的事情”就顯得很重要了。

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加大了中國企業拓展國際市場的難度，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中國外貿發展外部環境的惡化。

中國企業頻繁遭受貿易限制，蒙受巨額損失

首先，隨著中國產品占國際市場份額的不斷擴大，中國企業頻繁遭受反傾銷、反補貼、各種保障措施以及技術、環境、勞工等貿易壁壘的限制，涉案金額猛增，國內企業蒙受了巨額損失，貿易摩擦進入了高發期。1995－2005年間，WTO成員向中國發起的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調查達到716件。中國已連續10年成為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涉案損失每年高達300－400億美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與中國的貿易摩擦有不同特點。發達國家更傾向於使用技術壁壘。美國對中國出口產品頻頻進行知識產權調查（即337調查）。1996－2004年，美國對中國發起337調查36起，占美國337調查總數的13%。發展中國家則主要採用反傾銷等傳統手段。其中，印度、阿根廷、南非、土耳其等國家對中國的反傾銷調查數增長較快。1995年以來，這4個國家共對中國發起反傾銷調查178起，佔中國遭受反傾銷調查總數的41%。2005年，美國和歐盟對中國紡織品實施的特保措施使中國與發達國家的貿易摩擦達到了高峰。儘管通過反覆磋商談判，最終中國採取主動配額暫時平息了這場爭端，但在配額時代結束的第一年，中國紡織品出口未能充分享受到紡織品自由貿易釋放的市場空間，卻仍要受主動配額的約束。貿易摩擦頻發不僅使企業蒙受了巨額損失，而且損害了“中國製造”的國際形象，不利於中國出口的可持續增長。

外部經濟風險開始向宏觀層面滲透

其次，隨著貿易摩擦不斷加劇，中國外部經濟風險開始向宏觀層面滲透。從中國與主要貿易夥伴的關係來看，中美貿易的巨額順差已成為影響中美政治經濟關係的重要因素。2005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達到了1141億美元。美國由對中國產品實施貿易制裁開始向人民幣匯率、對華投資、技術出口等領域全面施壓；在歐盟政府對中國產品頻繁設限的同時，當地企業與中國廠商的矛盾出現了激化的趨勢，“砸店”、“燒貨”的事件時有發生，不僅危及中國廠商的正常經營和中國公民的人身安全，而且開始形成針對中國產品的“民間壁壘”；中日“政冷”的常態化對兩國經貿關係產生了負面影響，兩國對東亞區域合作主導權的競爭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難度。隨著宏觀層面利益衝突的凸現，國際上“中國威脅論”泛濫，並開始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擴散，由貿易領域向經濟、政治、軍事領域擴散。

對策：中國應加快外貿發展戰略的調整

可見，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不利於中國外貿的長期、穩定發展，增加了中國經濟運行的外部風險。未來5－10年，將是中國由貿易大國轉向貿易強國的關鍵時期。面對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中國應加快外貿發展戰略的調整。今後，中國應逐步建立管理貿易政策體系。管理貿易政策兼有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兩者的特點，突出了對外貿易在一國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地位，主張國家採取法制化的政策手段管理對外貿易，並通過廣泛參與雙邊和多邊的國際經濟合作，協調各國的經濟貿易政策，增強本國在國際談判中的博弈力量，維護、提高本國企業和產業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在此基礎上，立足科學發展觀，加快外貿增長方式轉變，從重視開拓國際市場轉為“內需”和“外需”共同拓展，從追求貿易順差轉為實現進出口貿易平衡發展。同時，綜合運用政治、經濟、外交等手段，積極應對貿易摩擦，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係，努力化解各種外部矛盾和衝突，為外經貿發展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