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迪昌

1955年考取南京大學中文系，師從胡小石、陳鍾凡、汪辟疆、羅根澤等先生受業，雖時世動蕩，無多親炙緣，卻在諸先生人格學術的陶冶下，初步顯露出獨立不倚的思想個性。

1959年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歷任南通師專中文科教師，南通中學語文教研室組長，南通師範大專班教師，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副教授，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韻文學會第一屆理事，中國詩學會第一屆常務理事、副秘書長，江蘇當代文學學會理事，國務院學位辦公室專家組通訊評委。1961年開始發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著有專著《文學風格漫說》、《清詞史》、《清詩史》、《陽羨詞派研究》、《嚴迪昌自選論文集》等，文學評論《評〈九葉集〉》、《評〈詩人叢書〉》等數百篇。論文《清詩評議》獲江蘇省社科優秀獎，《清詞史》獲江蘇省社科三等獎、夏承燾詞學研究一等獎，《清詩史》獲江蘇省社科一等獎、國家圖書提名獎，負責編纂的《全清詞》（順康卷）獲國家圖書獎。

因病醫治無效於2003年8月5日在蘇州逝世，享年68歲。

憶嚴迪昌（顧啟）

嚴迪昌兄於8月5日離我們遠去。他在南通整整工作了21年，熟悉他的人們不勝悲悼；他與我相知43年，往事如煙，淚水點點。

迪昌兄1959年畢業於南大中文系，在南通師專任教3年，在南通中學工作15年，在通師大專班任教3年；調南大中文系工作7年，晉副教授、碩導，后至蘇大工作，晉教授、博導。專著有《全清詞（順、康卷）》、《清詞史》、《陽羨詞派研究》、《文學風格漫談》等，其中，清詞整理研究具原創性與開拓性。代表性論文有《沙白近作剪評》、《蘇辛詞風異同辨》、《清詩平議》等，蜚聲海內外學林。

當年南通師專古代文學教研室成員，老輩有史友蘭、夏味辛、張海樓，同輩有迪昌兄、繼常兄和我，略小一輩有郁志生，好像還有邢道成。我們授課、編教材、編學術刊物。迪昌兄教學與科研最出色，也最謙虛。他長我兩歲。他提議“老顧三位老先生，在任何場合叫老師；我們之間喊‘老’什麼的；小輩的，在學生面前也一定稱老師，以樹威信。記好啦！”在他帶動下，全室團結一心，潛心治學，風氣很好。三位老好人的長者，個個心情舒暢，全力帶引我們。

共事未久，一次迪昌兄笑著說“原來你也是一隻‘夜貓子’，看書不到深更半夜不罷休。好，好，我們有得談的。”這下不得了了，讀書有了心得就交談。我發現他知識面極寬，古今中外讀得多多，且善於思辯。他在《雨花》、《安徽文學》、《詩刊》等發表了評論新詩發展方向、作家菡子新作、沙白詩篇……的文章；我讀郭紹虞的《中國歷代文論選》，甚苦，他說深極了，不能心急，一天只能讀幾篇；他母校南大的五位一級教授方光燾、胡小石、陳中凡、羅根澤、汪辟疆以及聞人陳瘦竹、錢南揚、趙瑞蕻等的教學風格與治學路數，我們也談。他到了通中，我在教師進修學院。周日，他拉著我大學的鄰座唐再興來一起談。這種交談貫穿於我們友誼的全過程。我從迪昌兄處大長了見識，大增了學問，現在憶及樁樁件件，憶及他的笑臉與慢吞吞的腔調，怎能不懷念他。他對南通一往情深，對地方文化研究有素。那時古舊書店先後開在鐘樓前西側，與百貨大樓南鄰，幾乎每次進去，都能遇到他在舊古籍中徜徉，收集資料甚多。1995年《江蘇藝文志·南通卷》出版，他聞訊急電索要，說大家完成了他多年的心愿，真高興極了。直至今春，他抱病為《文史知識》張謇與南通專號寫了十分難寫的《范伯子詩述略》一文，增色不少。這應該是他忍著劇痛所寫的最後一篇文字了。

“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迪昌兄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我那天晚上回家就想打電話給我們的古代文學老師，他是先生的博士生，但是我最後還是沒有打，我害怕自己的老師難過，同時我自己也太傷心了。先生的治學風範以及為人品格，我們在課上聽老師講了好多，一直以來我一直想拜訪先生。先是先生身體不好，然後又是先生住院。聽老師聊過先生在中央大學的逸事以及在南京大學的故事，同時也聽老師講過先生的治學方法以及治學品格。我的那本《清詞史》也是老師送我的，我記的非常清楚書的後記中先生寫到：窗外是運河，河上南來北往的船隻已經開始運行，我的這本書也會象它們一樣么，我很不自信。我還記的，老師課上介紹《清詩史》輾轉幾家出版社的事情，我明白為什麼他會對清初的遺民詩人用那麼多的工夫。最近一直在找他的文章，想再讀讀，想再想想，應為好多書被我放在宿舍了。但是一直找不到，我就在想為什麼他的文集沒有地方出呢？，先生過逝了，先生的好多事情還沒有完成，老師曾說，先生的清文史，先生的清詩流派研究，先生的一系列清代文學流派文學團體的 論文都還沒有寫完。先生為什麼就走了呢，先生的一生是痛苦的，他說過幸福是毛毛蟲，先生的一生是沒有完的，他有太多的遺憾，他的幾位弟子還多沒有真正的成功，他自己還有好幾部的書稿沒有完成。在放假前，老師還向我推薦了先生的在《文學遺產》上發的一系列論文，他說那是先生的代表作，我還打算開學好好找來讀一遍。老師是善良的人，先生也是 倔強善良的。他一直忠於自己的內心和良心，記得曾經問過老師為什麼先生離開南大，老師說了一些不足為外人道的事情，但是事情很明白是應為先生太不善於那些虛偽的事情。先生曾和老師說過，當長工的不如打短工的，老師曾用在上課上來說明他對我們學年教學的 愧疚上，我們都明白老師的良苦用心，老師和先生都是善良和誠實的人。

在《以累積求新創——我對清代詩詞研究的認識》一文中，先生嘗如是說：“相對而言，清代詩詞是古代文學研究的冷點，是難成顯學的。我之所以甘願投入一己心力，並非出於耐得寂寞之類的品行，恰恰相反，我不但少有冷寂感，而且是先則饒有興味，繼則深感研究對象太值得我為之大耗心血。……我大學時代就喜讀清人詩詞，其時大抵出於年輕好奇，所謂讀人所不讀書。待到較為自覺地將其作為種種文化現象審視並透過現象去追索某些底蘊則是近十年間事。”“積斷續30年間的悟解，並促動我甘願耗大心力，決意為3000靈鬼傳存他們駐於紙上的心魂，是因為我深深體驗及曾經生存在愛新覺羅氏王朝270年間的這一代代文士所承受的心靈壓抑和創痛是史程空前的。尤其是神魂的羈縛、扭曲之慘酷以及他們即使是放浪形骸或野逸自得形態下的掙扎、奔突、驚悚、迷茫和苦楚，時時震撼著我。”

先生授業及通訊時往往有斯言：“學術即生命，吾輩舍此，豈有他哉！”

“凡事皆有兩面，倘一帆風順，則許多東西必不能悟解。即便悟解，亦不能取此角度，更不能達此種深度。”

“不重複自己，努力超越自己”

在《心態與生態——也談怎樣讀古詩》中說：“讀中國古典詩詞是一種享受……有時也辛苦，但辛苦中卻又不時生髮出滿足的快意或竦然之憬悟，從而提升為別一種意義的收穫：對歷史沉重的體審，對人生底蘊的感知，更多的則是漸漸明晰起‘士人’們曾經置身的特定歷史人文生態，以及他們各自的心靈軌跡。讀詩從某種意義上既然應理解為實即讀‘人’，那麼自能逐益悟知該怎樣讀，繼而明白可以有多種的讀法。”

在《筏上戔語》中他談到：“我以為流派、群體的研究是‘中觀’研究。在形成大文學史前，必須有相當數量的斷代文學史、文體史的研究專著，而以作家論為基礎的流派群體的研究則又是斷代文學史、文體史得以‘全景式’展現文學歷史現象的必不可少的中介環節和重要組合……我近年較多地關注地域文化和文化世族的現象，並儘力地追蹤著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