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錫駒

曾錫駒，原名冠恆。廣東遂溪人。他從小就志存高遠，立下救國救民的理想。1933年黃其江、唐才猷在海康城省立第十中學組織鄧麟彰、黃彪、曾錫駒、謝兆?、沈漢英、陳其輝、陳兆榮等，學習左翼文學和哲學、經濟學、社會發展史等社會科學，談論革命大事。一九三七年，還在雷州師範讀書時，他就同幾位同學投身於革命，參加抗日救亡工作，一九三九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46年 1月至2月停戰協定頒發后，中共遂溪黨組織在上級的領導下，在南區茂連村設立油印所，謄印《雙十協定》和停戰協定等傳單，大力宜傳我黨要求和平民主的主張。春節前夕，黃其江、支仁山、曾錫駒以雷州人民解放軍的名義，向各界進步人士和國民黨軍、政要員散發賀年柬，賀年柬上附著一首要求和平、反對內戰的詩，后又在雷州地區廣泛散發了和平呼籲書。他長期戰鬥在南粵地區。解放戰爭時期，轉戰粵桂邊區，有著許多動人驚險的經歷。

解放后，根據組織的安排，他在湛江市委負責宣傳、文化、教育工作。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因長期拖著病軀堅持革命鬥爭，積勞成疾，身體非常虛弱，雙目近乎失明。他覺得自己再也不能堅持工作了，不能留在機關，給組織背包袱，給國家加負擔，毅然要求組織取消全家城市戶籍，帶著全家回家鄉海康縣（今雷州市）沈塘鎮茂蓮村過農民生活。

那時在農村，必須參加生產隊勞動掙工分才能過活。可是他年邁的母親已年近古稀，身體虛弱，早已喪失勞動力。長、次子都在外地讀書，小兒子還在讀小學，只有體弱多病的妻子偶爾在生產隊幹些輕活，掙點工分。這點工分還不夠一個人的口糧扣除，只好從他幾十元的工資中拿出一部分繳交生產隊的超支款。一家生活很拮据，甚至不如一些勞動力較強的農家生活。就這樣，他伴著那張殘舊得一般農家都不用了的破床和幾張舊板凳度過生命的最後一刻。

也就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小兒子從醫學院校畢業了。他走“後門”了，請人代筆寫信（此時他已雙目失明），封好信后，叫小兒子直接送給老戰友、時任湛江地委主要領導黃明德同志。當黃老拆開信件后，笑著對其兒子說；“人家走後門，是要分配到大城市、大醫院工作，你父親走‘走後門’是要將你分配到最基層衛生院，最直接為低層群眾服務。”兒子只好遵從父命，到公社衛生院工作。

他不管自家多麼困難，首先想的總是別人，為人排憂解難。曾聽到其戰友說，解放初期，他曾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深明大義，實事求是，分清敵我是非，救出一些差點被錯劃為反革命分子的同志。在負責湛江市文教人事工作時，有人揭發一個教師寫反動詩詞。他細閱此詩，認為實被曲解，便找到該教師教育引導后，免作處理，使這位老師避開了即將降臨的大禍。生活上，他也是首先考慮關心別人。退休前不久，組織決定給他加一級工資。因指標有限，他把自己最後一次加工資的機會讓給了別人。

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他病情加重，曾到縣人民醫院就醫。當時病房緊張，被安排睡在走廊。其家屬託人找病房，他卻說：“讓病房留給更需要的人吧，我們能住下就行了。”他的老部下、當時衛生局領導翁澤民同志知道這事後，才堅決給他安排了病房。

他堅定信仰馬列主義，始終保持共產黨員的本色。 “文革”時期，更是一段特殊艱難的日子。他對運動中的極“左”思潮敢於抨擊，如批林批孔運動時，他說批林批得對，可孔子死了幾千年，現在又拿來批判有什麼作用？那時候說這種話的人是要成為現行反革命的呀！可他一點也不怕。運動開始不久，他的老上級、下級、戰友幾乎都成了“牛鬼蛇神”、“走資派”、“叛徒”、“特務”被“斗爛斗臭”。為此，他感到非常痛心。特別是全國各地“造反派”為揪出一批“走資派”、“叛徒”、“特務”，紛紛上門逼他寫那些戰友的“罪惡”材料。他大義凜然，實事求是，記錄材料一個字一個標點符號之差都必須改正。我曾陪他接待過北京礦冶學院一個專案幹部，當時我在場作記錄。他既講了調查對象――他的戰友、當時北京礦冶學院的領導過去的革命功績，又指出他存在的缺點和錯誤。記好后，我慢慢反覆念了四次他才肯蓋章。一些來者得不到他們所要的假材料，就威嚇他老人家“沒有好下場”，他嚴辭駁斥，甚至準備為真理去坐牢。

隨著時光的流逝，他老人家身體日益衰竭，終因醫治無效，於1980年3月逝世，走完他65年的革命生涯。他走時，除了留下崇高的品德，高尚的情操，浩然正氣，給家人留下的只有祖存的兩間破屋，兩櫃舊書，幾張殘椅、破凳，其餘一無所有。他的一首《詠牛》詩：“牽犁還宿願，茹草尚情甘，冷笑豪門狗，悍然不自慚”，正是他一生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