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欲立

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入涇陽崇實書院，光緒二十八年(1902)入三原宏道大學堂。光緒二十九年(1903)宏道大學堂總教習薛壽軒以于右任出言不遜，懸牌申斥，於憤而離校。茹等向總教習說理，無結果。光緒三十年(1904)初，于右任任商州中學堂監督，聘茹欲立、李儀祉為教員。不久，於赴開封會試，校務由茹、李代理。陝西巡撫升允以於倡言革命，奉旨拿辦，於逃往上海；茹、李亦因此受株連辭職。光緒三十一年(1905)秋，茹被選派為陝西官費留日學生，到東京后入振武學校學習軍事；同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光緒三十四年(1908)正月，與陝西留日同學共創革命刊物《夏聲》，曾以大無畏、皮生等筆名撰稿多篇，力主民族民主革命，反對君主立憲。同年自振武學校畢業，因曾參加和領導學潮，留學生總監督不承認其學歷，並遣送回國，茹經滬、粵返陝。

1911年10月22日，在西安的同盟會員聯合新軍、哥老會發動起義，23日光復西安。27日，秦隴復漢軍政府成立，茹任軍政府秘書長。不久，改任總務府參政處負責人兼(渭)河北安撫使，後任北路防禦招撫兼籌備財政使。1913年4月中華民國正式國會成立，茹任眾議院議員。次年1月袁世凱解散國會，茹被迫東渡日本。1915年末，悉蔡鍔在雲南組織護國軍討伐袁世凱，遂回國參加護國運動。其後曾任陝西督軍府顧問。1919年初，他潛離督軍府赴三原，任陝西靖國軍總參議。1922年3月，楊虎城迎于右任于軍中，茹跟隨至武功，重新建立靖國軍總司令部。同年，楊虎城去陝北，于右任經四川轉上海，茹亦間道抵滬。后以老母逝世，歸陝奔喪。1927年6月馮玉祥、蔣介石徐州會議時，武漢國民政府任命茹為陝西省政府委員。不久，寧漢合流，茹與王授金、惠友光等同時被撤換。次年2月于右任任南京國民政府審計院院長，堅邀茹作助手。茹以友情難卻，勉為其難，於是年秋赴南京出任審計院副院長。1931年2月於就任監察院院長。

1932年6月，蔣介石發動對紅軍第四次“圍剿”，要求財政部給南昌行營撥付100萬元“非常經費”。茹堅持1931年度總預算案，拒絕在財政部呈送的緊急撥款命令書上簽字。于右任多次勸其核簽，亦堅不從命。他看透了蔣介石的獨裁專制面目，堅決棄職，併發誓寧願賣字為生，不再當國民政府的官員。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楊虎城被迫出國考察，蔣託人轉請茹出任陝西省政府主席。事後，茹曾對老友說：“雙十二事變時，是周恩來救了蔣的命，他應該請周先生出任陝西省政府主席。”抗日戰爭爆發后，茹於1938年7月應邀參加國民參政會，與周恩來、林伯渠、鄒韜奮等多有聯繫，對中共的主張有一定的了解。1940年4月參加國民參政會一屆五次會議，對國民黨強姦民意、壓制民主的作為十分不滿，未聽完蔣介石的閉幕詞就憤然退出會場，說：“既不讓自由討論，那麼還開會幹什麼?”當即離渝返陝。

高尚人格

他為官清廉，從無私蓄，亦無府第，回三原后賃房而居，以賣字賺錢維持一家生活。此後，國民政府任命他為晉陝監察區監察使，陝西省政府聘他作顧問，他都一概拒絕。他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經常設法收聽延安廣播，並向友好宣傳。中共關中地委遵照上級指示曾致函茹欲立，歡迎他去延安，並安排游擊隊武裝護送其全家赴陝北。茹恐全家出走累及親友，決定不走。三原解放前夕，胡宗南曾密令當地駐軍三十八軍軍長姚國俊脅迫茹南下，姚未執行而被撤職；胡又令陝西省保安司令張坤生接茹來西安，但張與茹有舊交，敬佩茹之為人，遂託人送路費請他暫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茹歷任西北軍政(行政)委員會委員、最高人民檢察署西北分署副檢察長、全國政協委員等職，被選為陝西省人大代表。1972年10月10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