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馬忻都

做過大學教師，寫過小說（曾在《當代》等雜誌發表《對燭成影》、《女孩兒》、《女審》等小說），搞過電影、電視（曾任電影《一樣的天空》編劇），現為《人民公安報》編輯、記者。出版有作品《尾隨者》、《藏著的中國》、《吾師余秋雨》。

余秋雨作品的暢銷，與“批余”聲音的此起彼伏，已經成為近年來國內文化圈的一大現象。5年前，青年學者余傑的一篇《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以“文化流氓”、“文革餘孽”等激烈的字眼，在國內引發軒然大波。而蘆笛的《余秋雨，你為何不臉紅？》、金文明的《與余秋雨同學談心——擬中學語文老師的語重心長》、朱健國的《余秋雨五個“新鮮謊”》、朱健國的《論“余秋雨以自殺威脅《南方周末》”》、肖夏林的《文化中的文化》、蔣藍的《我們為什麼要反對余秋雨》、羅林志的《論余秋雨的倒掉》、朱大可的《余秋雨批判：抹著文化口紅遊盪文壇》等文章也發出不同聲音。

余秋雨《借我一生》在各大書店暢銷書排行榜上雄踞一個月之後，一本新書《吾師余秋雨》日前悄然上架。作者馬小娟（筆名哈馬忻都）18年前是上海戲劇學院的學生，她對記者坦言：“一切的仰慕和誤讀，都讓我有描述一個更真實的余秋雨的衝動和決心。”

十幾年來，亦師亦友的關係讓馬小娟比一般的讀者離余秋雨更近，期間關於余的熱點也從未停歇，出於一種對老師的理解，也是對讀者知情權的尊重，使她有了寫作的衝動。“我覺得很多關於余秋雨的文字，無論維護還是詆毀，都沒說到點上，而且其中還夾著男人間的勾心鬥角。余先生說過，針對自己的激烈言論其實也是對突破原有格局的‘新興文化生態’的反彈，這種文化生態，在他擔任上戲院長時就已經醞釀建立，作為學生，這本書完全都是我多年來對余先生自然的認識和感悟。”書寫一位有爭議的名流，馬小娟說自己為此也擔憂過：“我能料到出書後很多人會罵我，更不想讓我和余先生之間的關係蒙上模糊和不純凈的投影，但是，對於一個影響過自己成長走向的導師，躲閃和迴避不僅不自然，而且不忠厚，我應該如實地寫下來，讓讀者自己去感受。”

《吾師余秋雨》選擇在《借我一生》出版一個月之後面世，這種效果是一種暗合還是有意為之呢？馬小娟笑道：“出版時間是出版社決定的，看起來有點像《借我一生》的註腳，其實這兩本書是完全獨立的。寫這本書時我和余老師從來沒有通過氣，直到書稿寫完，我才不得不讓他過目。”對於學生的“不敬”，余秋雨的反應表現了一貫的寬容，“他看完后打電話過來，沒說好，也沒說壞，就發表了一句感想：我很激動。”至於這份“激動”意味著什麼，讀者可以從書中余秋雨的兩篇回憶散文《有人敲門》、《我能聽見》中感受到，“因為上戲那段歲月是他生命的轉折點。”馬小娟說。

在這本書中，作者用感性的筆觸描寫了為人師者余秋雨。在上戲教書時，余秋雨把自己不太確定的選擇坦誠地傳輸給他的研究生們：“他從不贊成我們僅僅是謙恭地吸納、勤快地抄錄、廣泛地翻閱，在他眼裡，那並不是一種值得讚許的學習態勢，他鼓動我們走出書齋、宿舍，行動起來到生活現場、到敦煌那樣的文化現場去體驗、創造。”那時余秋雨的授課風格和今天電視上的演講頗為相似，“他總是一臉輕鬆，上課沒有講義，檯子上只放著個筆記本，似乎也很少打開，坐在一張椅子上，不緊不慢地聊著，但我們總是被他那些充滿激情、飽含一種迫不及待的行動態勢的話語所感染。現在回想起來，那時正是他離開書齋的前夕，我們這些學生曾經被引導並得到暗示，但毫無知覺。”

《尾隨者》是哈馬忻都的第一部長篇處女作。

內容簡介：在新世紀開始的時候，由現代女性林墨語策劃的“體驗西部”的電視直播節目中，頗有成熟男人魅力的竺簡被選為“首席體驗者”。在劇組出發之前，公安局突然指派一名警察李衛國進駐，從此，李衛國尾隨著竺簡，監視著他的一言一行。不久，劇組接二連三地發生了兇殺案，但李衛國認為，竺簡併不是真正兇手，只有一個危險的尾隨者，是沖竺簡的命來的。

尾隨者是誰？他為什麼要追殺竺簡，劇組後來怎麼樣了？

一個電視直播節目，將人們徹底捲入一場震驚與恐慌當中。相同的作案手法，撲朔迷離的案情，誰是殺手？女作者以其獨特的視角和對生活的敏感構著了一個交織著愛恨情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