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明

金文明父母皆文盲，早年喪父，自幼家境困難，免費就讀教會小學，1948年小學畢業，考入靈糧中學（即今滬西中學），無力支付學費，要求減免學費未果，遂失學在家四年，大量閱讀舊體小說、志怪筆記，因學過繪畫，故解放初在里弄工作，后憑藉“人民獎學金”考入育英中學，畢業後進入第一師範（中專），得遇著名學者胡云翼先生（《宋詞選》主編），時為金文明語文任課老師，自茲影響金文明一生。

早年酷愛古典詩詞，曾師從著名詞學前輩胡云翼先生，終身服膺其嚴謹治學的精神。中年轉攻《春秋左氏傳》，兼及音韻訓詁文學，於清代樸學中高郵王氏父子，桐城馬瑞辰，瑞安孫詒讓諸家尤致意焉。現代文學則散文，話劇，傳記，詩歌，小說無所不窺，尤喜關心民瘼，切中時弊之雜文，近賢佳作，諷誦殆遍，獨推魯迅先生為第一聖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主要著述有《金石錄校證》《語林拾得》《石破天驚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錯百例考辯》等。

金文明因為公開指出余秋雨文章中的文史差錯，引起了不小的爭議。有人說他是在炒作，有人讚揚他的嚴謹治學的作風。而余秋雨先生對此異常的惱怒和辯解更是引起眾說紛紜。附1　金文明：我為什麼要“咬”余秋雨文/陳海妮由山西書海出版社出版的《石破天驚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錯百例考辨》於6月18日開始正式發行，因為其作者金文明“揪”出了余秋雨散文中130多處文史差錯，使該書尚未出版就引起了轟動效應。自然也有不少人心中暗暗稱奇——據說金文明只花了3個月時間將該書一蹴而就，如此短的時間他怎麼來得及將諸多文史知識一一考證？當代作家幾許，金文明又為何偏偏“專研”余秋雨的作品？記者採訪了現居上海的金文明。愛之深關之切金文明說，上世紀90年代初，第一次接觸到余秋雨的散文就深深喜歡上了，他認為余秋雨視野獨特，文筆優美，非常合從事了幾十年古代文學歷史研究的自己的口味，於是只要是余秋雨的文章，他全都找來細細研讀，當成美文欣賞品味，直到有一天，金文明發現了一個“不妥之處”——余秋雨在《山居筆記》中《十萬進士》一文中寫到“大量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現實遭遇和實踐行為便是爭取科舉、致仕……”，有著深厚古文學功底的金文明記得“致仕”一詞是“告老還鄉”的意思，用在這句話里顯然是意思反了，為了保險起見，金文明立刻查閱了《辭海》，證實了自己的發現。從此以後，金文明腦子裡就多了一根筋，讀起余秋雨的文章來也就更加仔細了。凡事就怕較真，金文明這一較真，就陸陸續續“咬”出了余秋雨的不少文史差錯，每發現一個，金文明就用小卡片記錄在案。身為《咬文嚼字》月刊的編輯，金文明幾次將自己的發現刊發在《咬文嚼字》上，並將刊物寄給余秋雨，可惜沒有得到余秋雨本人的任何反饋，只收到其助手金克林的來信，告知《咬文嚼字》編輯部“以後不要再給余秋雨先生寄這本刊物了”。余秋雨這種和其他被“咬”作家截然不同的態度，使金文明意識到，自己的考辨是不受歡迎的。金文明的“咬文嚼字”沒有引起余秋雨的重視，卻在讀者中得到了反響，1998年末，一位名叫徐如顧的讀者給《咬文嚼字》寫了封信，語氣極其委婉地提出《秋雨散文》中《西湖夢》第三部分有幾處與史實不符的小疏忽，編輯部隨即將這封信轉給了余秋雨，一段時間后，余秋雨的回信《答徐如顧先生》（見《咬文嚼字》1999年2月號）從墨爾本飛來，除了在紙上為自己的散文辯解之外，還寫有如下一段：“我認為，年輕人熱愛文史知識不錯，但是大量非專業的年輕人沒必要過度地沉溺在浩如煙海又真偽難辨的古代文史細節間。因為這樣做既是個人的不幸，也是中國文化的不幸。”余秋雨此番觀點無疑激怒了金文明，這位對古代文學懷有深厚感情的老先生，怎麼也想不通，余秋雨作為一名大家，為何要如此打擊一個年輕人的積極性和信心，為什麼就不能寬容和謙遜一些呢？而緊接著發生的一件事情，不僅再次激起了金文明的怒火，甚至惹惱了文化圈子裡一大批人，因為余秋雨的《霜冷長河》未上市就遭遇盜版，書名為《霜天話語》，令余秋雨非常生氣，公開發表了《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國讀者書》，在這篇檄文中他寫道：“一個人在大街上遇到搶劫，正要奮力追抓盜賊，突然橫向里衝出來兩個蒙面人，攔住被盜者說有重要的歷史問題需要盤問。”這樣的措辭在金文明看來，無異於將寫批評文章的作者形容成了妨礙他打擊盜版的絆腳石，犯了眾怒，此事一時間成為文化圈的一件無人不曉的大事。金文明自然接受不了這樣不恰當的比喻，雖然時至今日他說到此事時仍然忍不住拔高聲調，但是當時的金文明的確還沒有立下出書的決心。對年輕人的愛護之情才是金文明出書“咬”余秋雨的最大動力。金文明並不想針對余秋雨本人，因此記錄差錯的小卡片一放就是五六年，也就是僅僅當自己的資料存著，但是一次朋友間的閑談讓金文明覺得，出書一舉事不宜遲。朋友告訴金文明，上海出過一本《余秋雨散文賞析》，其中選了《文化苦旅·道士塔》一文，該書在註解中將原文的甘肅學台“葉熾昌”改正為“葉昌熾”，但並未標明這是余秋雨的差錯，一個中學語文老師買了此書給學生上課，當說到“葉昌熾”時，有學生拿著《文化苦旅》對老師加以“駁正”，老師只好尷尬地回答：“當然以余先生的原作為準。”這樣一來，原本被糾正的錯誤再次走入了錯誤軌道。這讓金文明好不心焦，他實在擔心，很多文史知識會這樣被以訛傳訛。在朋友的鼓勵下，他終於下決心將自己的小卡片公諸於眾。金文明特意將2003年1月新版的《文化苦旅》和2003年3月新版的《山居筆記》等全都買回家來，將一些曾經提請余秋雨注意的差錯仔細比對，當時他想，只要余秋雨改正了，這本書也就沒必要出了。結果令金文明非常失望，所有的錯誤依然故我。金文明不再遲疑，重新梳理自己五六年積累的小卡片，只花了3個月時間，就完成了《石破天驚逗秋雨》的書稿。因此，金文明笑稱，這本書實在是被“逼”出來的。不完全差錯考辨“舜逐三苗於三危”這句話是否出在《山海經》里？考辨：各種版本的《山海經》都沒有這句話。呂洞賓是道家的始祖嗎？考辨：不是。“道家”是哲學概念，創始人是老子。余秋雨把他跟道教混淆起來了。道教創始人是漢代的張道陵。呂洞賓是唐代的道士，怎麼輪得到他呢？“洛西”能不能翻譯成“洛水之西”？考辨：不能。洛水為東西流向的河水。只有洛北、洛南之稱。就像上海的黃浦江自南向北而流，故有浦東、浦西之稱，而沒有浦南、浦北的說法。“洛西”指洛陽之西。開鑿莫高窟第一窟的前秦和尚的名字是“樂樽”還是“樂”？考辨：古往今來的和尚哪有以“酒樽”為法名的。古代的文獻和現代所有的權威工具書都作“樂”。柳侯祠中的《荔子碑》是不是柳宗元手書的？考辨：不是。此碑為北宋蘇軾所書。北宋隱士林和靖有沒有妻子和小孩？考辨：歷史早有定論：林和靖“不娶，無子”。史稱他“以梅為妻，以鶴為子”。余秋雨想推翻這個定論，但毫無根據。歌頌王安石變法的《巷議》十篇是不是李師中寫的？考辨：不是。應為吳孝宗所作。余秋雨“吳冠李戴”了。蘇東坡最後一個官職是“舒州團練副使”嗎？考辨：蘇軾最後一個官職是“朝奉郎”，不是“舒州團練副使”。“年來四十發蒼蒼，始欲求方救憔悴”兩名詩的作者是蘇軾還是蘇轍？考辨：這兩句詩為蘇轍所作，余秋雨先生把它拉到蘇軾頭上去了。《岳陽樓記》是范仲淹在岳陽樓上寫的嗎？考辨：不是。當時范仲淹正在鄧州任知州，不可能到岳陽來登樓作文。寫作地點應在鄧州。朱權編過《神秘曲譜》嗎？考辨：朱權編撰的是《神奇秘譜》，不是余秋雨說的《神秘曲譜》。託名“王敬軒”反對白話文的是劉半農嗎？考辨：不是。應是錢玄同。附2　秋雨“樂”了，大家笑了金文明在5月2日中央電視台熱播的全國青年歌手大獎賽上，作為綜合素質評委的余秋雨先生，在點評時引了一句古語“仁者樂山”，他把“樂”字念成了lè。據說有上萬觀眾打電話提出批評：這個“樂”字應當讀yào，念成lè是錯誤的。余秋雨則通過媒體作了辯解，他說：古代的讀音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二千多年前孔老先生的確提出的是“樂（yào）山樂（yào）水”，但二千多年過去，我們到底是拘泥於傳統的文言，還是用現在的通用語言來讀解？“仁者樂山”的“樂”古音讀yào，但我用現代語音讀lè也沒有錯。這種辯解自在我意料之中。余先生是不會轉彎的，任何批評也是多餘的。本是小事一樁，作點說明即可，但余先生偏要一“樂”到底，偷著“樂”也好，明著“樂”也罷，讓余先生自得其“樂”吧。這裡，我只能純粹從語言的角度談談“仁者樂山”的“樂”究竟該怎麼讀。大家知道，無論是古代或現代，“樂”字都有兩種常見的用法：一是用作名詞，義為“音樂”，讀yuè；一是用作形容詞，義為“快樂”，讀lè。但“仁者樂山”的“樂”卻有所不同。這句話見於《論語·雍也》：“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意思是說：智慧的人愛好水，仁德的人愛好山。兩個“樂”字都是帶賓語的動詞，義為“喜好，愛好”。為了將這個“樂”字同前面兩個常用的“樂”區別開來，大約從北宋開始，官修的韻書《廣韻》就專門為它定了個“五教切”的讀音，摺合成今音就讀yào。到了南宋時代，儒學大師朱熹又把這個規範讀音寫進了《論語集注》。由於朱熹在闡釋儒家經典方面的權威地位，他的注音便廣泛通行於全國，經過約定俗成，一直傳承了下來。關於《論語》里“仁者樂山”的“樂”字，其讀音、意義和用法有沒有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而發生很大的變化呢？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既有變，也有不變。所謂“變”，就是“五四”以後白話取代了文言，表示“喜好、愛好”的“樂”字，便不再作為活的語言因素通用於社會了。它只能以一個古義詞的身份留存在歷史的文獻中。《現代漢語詞典》沒有收錄“喜好、愛好”和yào這個義項和音項，原因就在於此。所謂“不變”，就是說：如果你在閱讀《論語》時遇到了“知者樂水，仁者樂山”這兩句話，需要對人們講解或誦讀，那麼這個“樂”字就只能仍然解釋為“喜好、愛好”，它的讀音也只能仍然讀作yào。這裡沒有什麼古義、古音向今義、今音的轉變，而是古今一貫，不得隨意亂解亂讀。如果有誰不知道這個傳統的讀音，而稀里糊塗地把“樂山樂水”的“樂”念成“快樂”的“樂”（lè），那就只能由於自己的無知而貽笑大方了。歷代比較權威的韻書、字典和詞典對於“樂”字“喜好、愛好”這個古義的讀音是怎麼記載的呢？從元代黃公紹、熊忠的《古今韻會舉要》，明代梅膺祚的《字彙》，清代官修的《康熙字典》和《音韻闡微》，民國年間的《國音字典》（1919年）、《中華新韻》（1941年）和《國語辭典》（1947年），一直到解放后修訂的《辭源》（1979年）、《辭海》（1979年）和新編的《漢語大字典》（1987年）、《漢語大詞典》（1989年）以及《現代漢語大詞典》（2000年），可以說一無例外，都為“樂”字這一古代特有的動詞義“喜好、愛好”專立了讀yào的音項，而且沒有哪一家說過yào也可以讀作lè。由此可見，對於“仁者樂山”的“樂”，當代學術界的意見都是一致的，早已成為定論。余秋雨在沒有任何根據的情況下，強不知以為知，硬說自己讀lè並沒有錯，顯然是無稽之談。當然，我也不認為這是什麼了不起的差錯。余秋雨不是專攻語言的，讀錯一兩個字，本在情理之中。問題是分明錯了，卻還要烏龜墊床腳——硬撐，還要編出一套理論來唬人，則讓我覺得有點可憐。秋雨先生活得真累。

滬上資深編輯金文明與當紅散文大家余秋雨之間的論戰似乎在一夜之間戛然而止，余秋雨以不屑於再談此類話題的姿態，使這場剛剛開始的論戰成為一場沒有對手的城下叫喊。爭論的緣起十分簡單，曾參與《辭海》編纂，擔任過《漢語大詞典》編委，做過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總編輯，退休后又被聘為復旦大學出版社特約編審的金文明，從一個余秋雨散文愛好者的角度，發現了余秋雨散文中很多文史差錯。寫成多篇文章在《咬文嚼字》上發表，希望余秋雨能夠在以後的版本中改正。但是，金文明後來發現，余秋雨對批評的態度是公開拒絕，而這些錯誤並非一般的細節問題，有的是余秋雨整篇文章的立論基礎，因此他將近幾年來閱讀余秋雨散文記錄下來的文史差錯進行了整理，從三個方面進行考辨，寫成了《石破天驚逗秋雨》一書。在這本書中，他指出了余秋雨《文化苦旅》、《山居筆記》和《霜冷長河》三本散文集中126處差錯，7個有待商榷之處，每一處指正都有史料佐證，這本22萬字的書共引用了170種古籍，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考證。但是，余秋雨不以為然，他認為金文明太誇張了。在余秋雨眼裡，金文明所謂的大量錯誤，有的是他不理解死文字與活文字的關係；有的是他不清楚學術文化界的現狀，把歷史學家新的研究成果當作了“錯誤”；有的是金文明讀書太少，把自己沒有接觸到的材料說成是毫無根據；余秋雨認為，像金文明這樣的“咬嚼派”糾纏真偽難辨的文史細節，對大一點的文化學術課題一片茫然，心中沒有大文化，對年輕人創造性思維損害太大。本來這些話題也還屬於正常的學術爭辯，但令人遺憾的是，在文章的末尾，余秋雨話鋒一轉，借滬上已故著名出版家、雜文家羅竹風之口對金文明進行了含沙射影的攻擊。被余秋雨稱為“我的朋友”、上海文化出版社總編，《咬文嚼字》主編郝銘鑒對這種含沙射影的做法十分不屑。認為偏離了學術探討，是一種旁門左道，很不可取。郝銘鑒認為金文明對余秋雨的批評是有根據的，有震撼力的，金文明的文史功底遠在余秋雨之上，由於工作經歷以及本身的刻苦努力，金文明是個稀有人才。當年籌辦《咬文嚼字》是羅竹風同意請金文明做編委，並多次對郝銘鑒說金文明很有學問。余秋雨的反駁文章郝銘鑒連看了三遍，他認為文章本身很失分，余秋雨對自己的差錯完全不認賬，他的反駁氣勢洶洶，強詞奪理，玩弄論戰技巧，缺少文化人應有的虛懷若谷的氣度。郝銘鑒說，余秋雨過去對《咬文嚼字》一直說好話，但2000年選咬12位作家后，那麼多作家被咬，態度都很好，惟有餘秋雨沒有表態。在這篇反駁文章中，更是流露出了對咬嚼派的一種情緒。郝銘鑒說任何文化的消費過程都是一個咬嚼的過程，咬嚼是文化生態鏈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沒有咬嚼，文化也就不可能健康地發展。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文藝評論家郜元寶在談到金、余之爭時說：涉及歷史的文學寫作都應該以尊重歷史為前提，這似乎用不著多說。但有的作者並不服氣，他們自認為有比歷史更真實更重要的思想要表達，而表達這樣的思想，是可以犧牲歷史甚至捏造歷史的。他們忘記了，他們那些重要思想為什麼非得和歷史綁在一起不可呢？華東師大中文系、副教授、語文教育專家趙志偉說：我覺得余秋雨的“咬嚼派無補文化”的判斷下得太武斷，有失分寸。社會需要各種各樣的文化，咬文嚼字即其一也。你可以寫你的大散文，別人也可以搞他的“小標點”。術業有專攻。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但沒有聽說過桐城派作家批評乾嘉學派是沒有大文化觀的。上海辭書出版社社長李偉國是金文明文章中提到的一個人物。他從金文明那拿到《石破天驚逗秋雨》一書後認真研讀了全書。他說金文明指出了100多處的“文史差錯”，都是有根有據，文章寫得洋洋洒洒、曲折有致。書中指出的許多問題，比如“洛西”不等於“洛水之西”，“華陽亭”不能漏了一個“亭”字，《巷議》的作者是吳孝宗而不是李師中，呂洞賓是唐朝著名道士，不是道家始祖，化名“王敬軒”的是錢玄同而不是劉半農，《荔子碑》不是柳宗元的手跡，等等，都是提得對的。不過這些問題發生的原因比較簡單，比如將李師中寫成吳孝宗，顯然是因為在宋魏泰的《東軒筆錄》中有一條記李師中和吳孝宗兩個人阿諛王安石的事，余先生將吳的事記在李身上了。李偉國說，像這樣的問題，如果不作太多的“考辨”，對方也不會“申辯”。但李偉國認為余秋雨的散文畢竟不同於文史學術論文，在某些問題上，似乎可以探討、補充，而不足深罪。比如關於林和靖究竟有沒有妻兒的問題，既然前人有兩種說法，余秋雨先生在作品中使用了一種說法，儘管這種說法不是主流，將來在學術界甚至可能被徹底否定，現在余先生使用它，也不能說是大錯。又比如說關於嵇康《廣陵散》的傳承問題，余秋雨先生採用的是一種比較通常的說法，這種說法富有傳奇色彩，自然經不起古今學者的學術推敲(在學術史上這樣的例子不少)，但作為文人的余先生藉助這段故事來傳達自己的感受，似無可厚非。范仲淹寫了千古名篇《岳陽樓記》，卻沒有到過岳陽樓，很多人都是這麼說的，從余秋雨先生的文章來看，他實在沒有欲為此事做學術翻案文章的意思，而相反，說范仲淹沒有到過岳陽樓，也沒有鐵證。還有如葉昌熾誤作“葉熾昌”之類，則是明顯的編校差錯。李偉國說，金文明的這本新作既然是對別人所出的差錯的考辨，肯定會特別注意自己不要發生差錯，但差錯畢竟是難免的，除了金先生自己已經發現的“知識盲點”“任匡衛理斯”以外，李偉國也看到了幾處編校的疏忽，如有上引號沒有下引號以及排字形近而誤之類。李偉國認為，余秋雨和金文明是兩種不同類型的知識人士和社會角色。金先生是一個十分專業的辭書編輯和編者，還出版過古籍整理著作，在他看來，對詞語和文史資料的運用，來不得半點的馬虎，而且他又有一種超乎常人的倔勁，於是就有了“石破天驚”的“逗”和“咬”。余先生則是一位帶有學者色彩的文學家，他的散文富含思想，優美大氣，擁有數百萬讀者，享有較高聲譽，他贊同一位先哲的說法，在藝術中只有美醜而沒有對錯，余秋雨並不想歪曲事實甚至篡改歷史，但當有所思考、有所感悟，文思如泉湧的時候，他也會忽略一些他認為並不重要的細節乃至發生差錯。這樣兩個截然不同的角色，這樣兩種大相徑庭的理念，現在發生了碰撞，這種碰撞對於讀書界來說，應該是一件好事，人們可以參與討論，從中獲益。不過討論要有良好的氣氛，金先生和余先生素昧平生，但好像已經有了過節，從金先生的書和見諸報端的各種談話來看，其間有不少話也是多餘的。據了解，金文明的《石破天驚逗秋雨》一書最近已被台灣一家出版社買去了中文繁體字版權，金文明為這本繁體字本除增加了幾篇文章外，將原先4000多字的序改換成一萬多字。金文明對余秋雨回答的回答一文(一萬多字)也被轉至台灣。這場爭論是否會轉移戰場，不得而知，但廣大文史愛好者以及愛好文史知識的年輕人，希望的是無論是學術大師還是散文大師，在為青少年普及文史知識的之前，首先為年輕人樹立好的學術品質和學術風範。(余傳詩)——都是余秋雨自己的“身份定位”惹得禍，他的很多歷史觀都很有啟發性，但是總是說對了開頭，說到後面，就把“優秀”、“一流”和“最高”這一類的詞往自己身上攬了。——既然你要定位自己是“學者”、“學問家”這一類的心理頭銜，而且在散文和各種言談中也透著這種自我心理定位，並且有效的傳達給了讀者，那麼就註定要在“咬嚼”方面下苦功夫咯，呵呵。——當然，如果余秋雨只是把自己定位為一個作者，像竹林七賢、陶淵明、李白、蘇東坡那樣的作者——不是“作家”(作家這個頭銜的政治性太強，也遠非英語世界“writer”一詞可以衡量的，嚴重閹割了中國文人的創造能力)，那麼“虛懷若谷”這樣的世俗枷鎖，就根本套到身上來了，愛怎麼寫怎麼寫，盡可以隨意揮灑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