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恩

孫恩出身琅琊孫氏，祖上是八王之亂時趙王司馬倫的謀主孫秀，世奉五斗米道。其家族在東晉屬於“寓居江左的次等士族”。陳寅恪則指出：“孫恩世居南方，與其他南來下層北人一樣，經過土斷，已變成南方的低下階級”。孫恩的叔父孫泰師從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杜子恭，學習秘術。杜子恭死後，孫泰繼任五斗米道教主，教徒廣布南方，曾經為會稽王司馬道子做事。晉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孫泰見王恭舉兵對抗朝廷，有感晉朝國祚將傾，於是打算作亂。會稽內史謝輶揭發孫泰造反的陰謀，孫泰遭司馬道子誅殺。孫恩此時逃入海島（或為今舟山群島）。孫泰餘眾當時認為孫泰是“蟬蛻登仙”，到海島中支持孫恩，孫恩於是聚集了百多人，伺機復仇。

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東晉執政者司馬元顯（司馬道子之子）徵調因三吳門閥免除官奴身份成為佃客的廣大民眾，進入建康（今江蘇南京）以充實兵員，稱作“樂屬”。此舉激起當地門閥的憤怒不滿；孫恩乘著人心不穩，率眾乘機進攻上虞（今浙江上虞）並殺上虞縣令，隨後攻克會稽（今浙江紹興），會稽內史王凝之被殺，孫恩部眾增至數萬人。當時會稽郡、吳郡、吳興郡、義興郡、臨海郡、永嘉郡、東陽郡及新安郡皆有人響應孫恩叛變，三吳八郡於是一時皆叛，孫恩部眾亦增至數十萬人。當時郡縣官員大多不是被殺就是棄郡逃亡，孫恩於是據守會稽，自號征東將軍，為其黨眾改了個稱號為“長生人”，並宣令誅殺異己，連嬰孩也不放過，於是大量人死亡。朝廷內外戒嚴，遣徐州刺史謝琰與鎮北將軍劉牢之前往鎮壓，孫恩在得八郡響應下原打算攻陷建康推翻東晉，知道劉牢之兵臨錢塘江時就打算割據會稽，以錢塘江與東晉分庭抗禮；不久劉牢之渡江，孫恩被逼率其所虜略的二十多萬民眾撤回海島。當時孫恩在逃走時故意沿途留下虜劫得來的財寶器物以及年輕男女，爭取劉牢之追軍爭相搶奪的時間以便逃亡。

隆安四年（公元400年）五月，孫恩率部眾攻浹口（今鎮海口），入餘姚，破上虞，抵山陰縣北之邢浦，被謝琰參軍劉宣之擊退後不久再度進軍邢浦，並逼近會稽，守城的謝琰出戰但戰死。孫恩及後轉攻臨海。謝琰戰死令朝廷大驚，派了桓不才、孫無終和高雅之領兵鎮壓。十一月，孫恩在餘姚大敗高雅之，但劉牢之及后卻擊敗孫恩，孫恩再度逃入海島。

隆安五年（公元401年）二月，孫恩率眾第三次登陸，又攻浹口，進攻句章，但不能攻下並受劉牢之進擊，於是撤回海島。三月，孫恩第四度登陸，轉攻海鹽，但白天攻城遭劉裕擊退，夜間試圖進攻又被劉裕設計擊敗，孫恩於 是轉攻吳國內史袁山松守的滬瀆。五月孫恩攻滬瀆並殺袁山松，又從海路進至京口（今鎮江），圖取東晉京師建康，劉裕追孫恩至丹徒，以少勝多，大量孫恩部眾墮海或墮崖，令孫恩狼狽登船逃走。不過孫恩仍自恃人多，不久就重整兵力再進建康，司馬元顯率兵拒戰亦樓戰不利。孫恩漸漸逼近，不過此時朝廷已經陳兵待戰，豫州刺史司馬尚之亦入援建康，孫恩乘虛掩襲建康的圖謀失敗，於是至新洲后就撤退，北走郁州。孫恩在郁州曾擊敗來攻的高雅之並俘虜他，但及后劉裕來討，多場戰事後孫恩大敗，實力銳減，於是沿海南逃。南逃期間劉裕仍然一直追擊，於是在滬瀆又大敗孫恩，孫恩於是在浹口再逃入海中。

元興元年（公元402年）三月，桓玄消滅司馬道子父子的勢力，執掌朝政，孫恩乘時再度來攻，但進攻臨海郡時被太守辛昺擊敗，孫恩屢次來侵所擄掠的三吳士民經上年大敗給劉裕和此戰後，至此死亡殆盡，僅餘數千人。孫恩害怕被朝廷俘獲，於是投海自盡，數百名他的妓妾和信奉他的部眾皆隨之而死，孫恩更被其信眾稱為“水仙”。孫恩死後，其妹夫盧循率領餘眾堅持鬥爭，直到義熙七年（411年）才被東晉剿滅。

孫恩著有《孫恩集》五卷，到隋唐時仍存於世，現已亡佚。

在起兵的初期，孫恩聽說有八個郡的民眾起來響應他，不禁喜形於色，對屬下說：“天下沒大事了，過幾天咱們就穿著朝廷的官服到建康去。”後來聽說劉牢之來了，他又立即改變了遠大目標，轉而說：“就算我只割據浙東這塊地方，總也能做個勾踐！”又過了幾天，聽說劉牢之已經帶著軍隊渡江，他又放低了目標，說：“就算逃走，也沒什麼丟人的！”

丁玉柱《海洋文化》：雖然在三吳地區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但孫恩除了會用宗教迷惑人以外，並沒有多少才能和遠見。他帶領的軍隊一派流寇作風，到了一個地方，除了殺死地方官之外，就只會劫掠財物，燒毀倉庫房屋，甚至於砍伐樹木，填埋水井，完全是一個瘋狂的破壞者形象。他出身於次等士族之家，本來就恨世家大族佔據著高位，讓他們難有機會進階，所以對他們的屠戮也格外嚴重。王家和謝家首當其衝，除了王凝之以外，包括謝安的兩個侄子在內的許多王謝子弟都被殺死。

如果孫恩的政治才能再高一些，他本來會有更大的作為。但他缺乏政治遠見，也沒有堅定的意志，這些都註定了他的事業不可能長久。孫恩海上反亂被稱為“中原海寇之始”，為後世海盜活動提供了經驗。後人常稱海盜為孫恩，孫恩成了海盜的代名詞。

我國史學界對於孫恩的評價，過去一直以農民起義領袖為主流，因而給予正面評價。只有范文瀾否定孫恩起兵的性質，認為他是竊取農民起義果實的野心家。史學家田餘慶則強調：“孫恩不是一般意義的野心家，他的野心具有突破門閥政治這一時代特點，這與劉牢之、劉裕並無不同”，因此孫恩和劉裕同樣是東晉門閥政治的“掘墓人”，而且還是劉裕的先行者；又認為“孫恩等的活動，客觀上看來也是次等士族對門閥士族的一種反抗，但並不都是自覺行動。……孫恩、盧循雖然對門閥士族進行了衝擊，以求改變自身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但在精神上仍受門閥士族的束縛，這一點與劉牢之相像。”

《晉書·卷一百·列傳第七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