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史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主持編纂的《中華民國史》（全三十六冊）2011年8月30日在北京首發。

全套圖書分為《中華民國史》（全十六冊）、《中華民國史大事記》（全十二冊）、《中華民國史人物傳》（全八冊）等三個部分。

《中華民國史》以重大歷史事件為核心，按“中華民國的創立和南京臨時政府統治時期”“北洋政府統治時期”“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歷史時段，分為十二卷十六冊。

中華民國作為中國歷史上一個近現代重要的時期，對於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產生了深遠和持久的影響。從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開始，中國便開啟了中華民國史，中間經過國民黨改組成立、二次革命、北洋政府時期，南京國民政府成立、黃金十年建設、抗日戰爭再到第二次國共內戰（解放戰爭），最後國民黨失利敗退台灣島……這構成了中華民國38年來的全部歷史階段。在本書中，作者將會著重勾畫民國的發展歷程，以及得到的重要歷史教訓和啟發。

《中華民國史大事記》吸取編年體史書的優點，以“大事突出，要事不漏”為取材原則，圍繞民國時期各階段統治政權的活動這一中心，逐年、逐月、逐日並以大事、要事的重要程度，編排1905年至1949年間發生的歷史大事。

《中華民國史人物傳》選取民國年間，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科技等領域的代表人物近千人，撰寫人物簡傳。

據悉，《中華民國史》是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由中華書局出版。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主持編纂的《中華民國史》（全三十六冊），2011年7月由中華書局出版。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整套《中華民國史》的出版，對紀念辛亥革命有著重要的意義。值此之際，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近代史研究所與中華書局聯合舉辦重大科研成果發布會暨出版座談會，來自中國社科院、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家檔案局、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人民大學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參加出版座談會，暢談這一民國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中華民國史研究是中國歷史學研究的新興領域。1956年，國家科學發展12年規劃首次將編纂民國史列入其中。1961年，在辛亥革命50周年紀念之際，曾經親歷辛亥革命的前輩董必武、吳玉章等，又提議開展民國史研究。1971年，周恩來總理親自指示，將民國史研究列入國家出版規劃。隨後，此項任務交由中國科學院（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負責組織實施。1978年，《民國人物傳》第一卷由中華書局出版。1981年，《中華民國史》第一卷亦由中華書局出版。民國史研究作為中國歷史研究的新興學科由此而起步。在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之際，總計36冊的《中華民國史》系列研究的煌煌大作由中華書局一次出齊，可謂是中國歷史學研究的一件大事。可以說，民國史已經由當初一株脆弱稚嫩的幼苗，成長為枝葉茂盛的大樹，已經成為中國史學研究中最為活躍、成果最多、研究人員最眾、影響最廣，並且具有國際性和前沿性的學科領域。

《中華民國史》是民國史學科的奠基之作，也是代表了國內民國史研究水準的代表性論著。《中華民國史》的論述時段，上起1894年孫中山創建興中會，領導反清革命，下迄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是數千年的中國歷史、百餘年的中國近代史上值得後人記述的歷史時段，也是距離當下最近、對於今天中國的發展仍然具有歷史啟迪的時段。舉凡這一歷史時段中發生的重大事件，關鍵的歷史節點，活躍的重要人物，這一時段中國的內政、外交、戰爭、革命等等所反映出的政治的、軍事的、外交的、經濟的問題，都在該書中得到了較為充分的研究。辛亥武昌首義、孫中山領導革命派創建共和，北洋年間紛繁多變的政局、軍閥混戰的複雜頭緒，國民黨登台後的派系紛爭、內政外交，中國抗日戰爭的艱辛歷程及其歷史性勝利，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共產黨的崛起與勝利，等等，經由諸位作者利用豐富的歷史資料，在書中平實細緻地道來，為民國史勾畫出一幅多樣化的圖景。

研究發現，因為民國史研究與其他歷史朝代研究的差異性，也因為民國史研究一定的現實敏感性，民國史研究的歷程並非一帆風順，而是得益於前輩學者的艱辛努力與創造。他們經過認真的討論，確立了民國史研究的指導思想、基本框架、研究原則、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等大的關節，乃至從頭做起，解決名詞術語的確定、歷史資料的考辨等等具體的問題。他們的篳路藍縷之功，至今仍然嘉惠士林，令後來者受益良多。從早年出版的《中華民國史》第一卷，到晚近出版的各卷，雖然寫作年代不一，但其一致性在於，充分佔有史料，如實記敘歷史，評價公允平實，文字力求簡練。當然，因為客觀與主觀的局限，該書也不是沒有不足之處，諸如海外史料的運用還有不及，思想、文化、社會層面的研究還有不夠，對於事件和人物的評價還有苛求之處，等等。不過，當我們讀完全書，會發現其間的史料運用、論述方式、評價標準等等，都有所堅持、有所繼承、有所變化，我們不難從中觀察中國史學的發展和進步，體認30餘年的改革開放為中國帶來的歷史性變化，而這樣的變化不只是經濟的、政治的，也是文化的、學術的。它以一種全方位的形式，滲透在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當然也包括我們的歷史學研究。

參加《中華民國史》撰寫的學者，不僅來自近代史研究所，也來自於各個大學和其他研究機構，不僅有學養豐富的史學大家，也有見解新銳的後起之秀，他們共同切磋，取長補短，以學術為本，以求實為據，歷經多年，終於完成了這部凝聚眾多學者辛勤汗水和艱辛勞作的煌煌大作。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本書歷30餘年的撰寫過程中，成長出一代民國史研究者，他們中的許多人，當今仍是活躍在學術研究前沿的中堅力量。

時值辛亥革命百年紀念的日子，中華書局整套推出《中華民國史》，必將有力地推動民國史研究的繼續繁榮發展，也有助於社會各界對民國史的正確了解與認知。 .

在辛亥革命百年紀念到來之際，《中華民國史》（全36冊）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幾代科研人員歷時幾十年，匯聚國內多家單位民國史研究的老中青研究者，克服重重困難完成編纂。作為目前國內民國史學科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著作，叢書一出版即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

編纂為何歷時多年？敏感問題如何對待？歷史人物如何評價？《中華民國史》主編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汪朝光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時值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整套推出《中華民國史》系列研究論著，將有力推動民國史研究的繼續深入發展，有利於海內外學界的學術交流，也有助於社會各界對民國史的正確了解和認知，同時還充分說明了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研究的進步和學術出版的繁榮。

從1981年《中華民國史》第一卷出版，到整套36冊一次推出，前後歷時30年，是民國史研究的一件大事

記者：從立項到出版，該書經歷了怎樣的編纂過程？遇到哪些難題？又是如何破解的？

汪朝光：1971年全國出版工作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親自指示，將編纂民國史列入國家出版規劃。隨後，任務交由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負責組織實施。時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的著名史學家李新先生，受命領銜組建研究團隊，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難環境下，開始了民國史研究工作。

1978年，《民國人物傳》第一卷由中華書局出版，是民國史研究系列中最早出版的著作。1981年，《中華民國史》第一卷亦由中華書局出版，是民國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此後，其他各冊陸續出版。今年（2011年）恰逢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我們將這部書中已經出版者作了修訂，未出版者全力完成，終將總計36冊的《中華民國史》系列研究全部完成，由中華書局一次推出。前後歷時30年，這可以說是中國歷史學研究和民國史研究的一件大事。

民國史是一門新的學科領域，在其編纂過程中，遇到了種種困難，諸如研究對象的確定、研究主題的設置、研究時段的劃分等等大的問題，乃至名詞術語的定名、歷史資料的考辨等等具體的問題。研究先輩們的解決方法是，集思廣益，充分討論，在此基礎上，以實事求是為原則，予以適當的解決。事實說明，當年編纂該書時確立的總體寫作原則及種種具體規則，是基於科學研究的立場而定的，是適合編纂工作需要的，也已為實踐證明是正確的。

對“客觀公允”的認知不是一成不變的，關鍵在於實事求是，一切從事實出發，從而保證學術品位和質量

記者：眾所周知，民國史當中，許多問題還比較“敏感”。有讀者擔心由於政治觀念或者其他因素存在，該書的客觀公允難免受到影響。請問在編纂過程中如何保證其學術質量？

汪朝光：民國史的編纂，因為其距離現實最近，又因民國時期歷史的複雜性和延續性，難免有一定的“敏感”度，讀者的擔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但是，還在編纂工作的起始階段，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講究“政治掛帥”的客觀環境下，李新先生就提出，以實事求是的嚴肅的科學態度，從事民國史的編纂工作。針對“為什麼要為反動統治階級樹碑立傳”的疑問，編寫組的同仁們認為，歷史是基於事實的學問，歷史的敘述離不開事實，歷史的評價同樣離不開事實，只有全面客觀地反映歷史的事實和本來面目，才可以更好地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並不是“為反動統治階級樹碑立傳”。

經過充分的討論，編寫組達成了編纂共識：充分佔有材料，如實記敘歷史，尊重歷史事實，還原歷史本原，評價公允平實，文字力求簡練。事實說明，這是符合實際的、科學而嚴肅的編纂指導思想。正是在這樣的編纂思想指導下，民國史研究能夠沿著科學研究的道路，得到充分的發展，有如今的進步。這與前輩學者篳路藍縷的開創之功分不開，值得後來研究者感念於心。

改革開放之後，學術研究的環境得到更大的改觀，“雙百”方針得到更好的貫徹，自然對“敏感”問題的處理也更為客觀公允。當然，人的認識總是受到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研究者也不例外，對“客觀公允”的認知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實際也隨著時代的變化和我們認識的變化而在不斷變化，尤其是參加該書寫作的作者眾多，歷時較長，各個作者在各個不同時期的認識也有不同，其間要把握的關鍵點在於實事求是，一切從事實出發，從實踐的檢驗出發，從而保證我們研究的學術品位和質量。

國共關係是民國史不可迴避的重要問題，關鍵在於以事實為本，據實以論，而不是僅僅提出一些新看法

記者：該書中的許多新成果受到讀者的高度關注，例如對國共關係的新理解，尤為引人矚目。請介紹一下該書的主要突破之處，以及這些成果是如何取得的？

汪朝光：《中華民國史》在基於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對若干問題的研究有所深入，有所突破，表現出研究者對於科學研究的執著。國共關係是民國史研究中不可迴避的重要問題，對其的研究和看法也會引起讀者的相當關注。總體而言，該書對於國共關係的處理和評價，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利用了若干新資料，結合了近些年學界研究的新看法，而有所創新和發展。

比如對抗戰時期的國共關係，既肯定兩黨合作的重要意義，肯定兩黨面對外敵入侵的危局，能夠拋棄前嫌，攜手合作，從而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各自的貢獻，肯定國民黨在抗戰時期不少內外政策對於堅持抗戰的意義；也指出國民黨在國共合作時期還是放不下壟斷政治的私心與架子，對共產黨還是有疑慮有擔心，從而對共產黨的發展有限制甚至有武力遏制，這又不利於兩黨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對於這方面的研究，關鍵還在於以事實為本，不斷深入，梳理個案，據實以論，而不是僅僅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記者：有專家說，《中華民國史》在編纂過程中“有所創新，有所繼承，有所突破”，那麼這些創新、繼承和突破表現在哪些方面？

汪朝光：就有所創新而言，民國史是個新的學科領域，將其列入研究範圍，從無到有，取得今天這樣的成績，成為中國歷史學中最具活力、最有發展的學科之一，本身就意味著創新，就是創新的過程及其突出的表現。

就有所繼承而言，中國史學具有悠久的傳統，在其長期的發展歷程中，為後來者留下了許多值得借鑒的方面，諸如對史料和考辨的重視，對平實表述的追求等，這些都得以體現。再如，新中國的歷史研究提出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為指導方針，而這樣的指導方針在該書編纂之初便予以確立並始終得以堅持，充分說明了它的繼承性。但是，對於新的理論和方法，我們也不排斥，也予以充分的借鑒和吸收。以實事求是為本，與時俱進，順勢而為，是民國史研究能有今天成就的重要原因。

就有所突破而言，該書對史料的利用是為學界所肯定的，無論是早期研究對於清末民初報紙材料的利用，還是晚近研究對於台灣和海外所藏史料的利用，都大大突破了過往民國史研究對於史料利用的不足。再如，該書對於許多具體問題的論述及其看法和結論，無論是北洋時期的政治外交，還是國民黨時期的內外關係，都有明顯的新意和突破。

對蔣介石的評價更為全面、立體、多面和平實，不以單一看法評判其複雜作為，表明民國史研究的進步

記者：研究中華民國的歷史，不可避免地會遇到某些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就以蔣介石為例，該書是如何評價蔣介石的？與以往相比，今天的評價有哪些不同？

汪朝光：人物研究是歷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民國史亦然。這套民國史，不僅在各卷書中有關於人物的論述和評價，而且專門著有8卷本的民國人物傳記，以利於讀者對民國人物的了解和認知。

至於對民國時期的若干政治人物，如蔣介石，該書有較為全面深入的論述。對於蔣介石早年投身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過後領導北伐、推倒北洋軍閥，尤其是他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書中都給予應有的肯定評價。但是，對於蔣介石發動反共政變、導致國共關係破裂、革命功敗垂成，對於蔣介石內外政策的保守性及其個人統治的獨裁性，對於蔣介石在抗戰勝利以後違背民意、發動內戰的責任，等等，書中也予以充分的揭露和批評。總體而言，書中對蔣介石的評價較以往更為全面、立體、多面和平實，肯定其當肯定，否定其當否定，而不是以單一的看法評判蔣介石的複雜作為。這也充分表明了民國史研究若干年來的進步。

民國史研究的指導方針或其史觀，歸結為實事求是更能說明其發展變化，不宜簡單地以“天翻地覆”定論

記者：有媒體稱，該書的出版顯示，大陸的“民國史觀”已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您怎麼看待這種說法？

汪朝光：民國史研究在大陸從無到有，如今已成為大陸史學研究中最具活力、成果最為豐碩、研究隊伍最為廣大、也最具有國際性和前沿性的學科，這是中國歷史學的重大發展，是改革開放政策給學界帶來的重要變化，也充分說明了大陸的民國史研究和史學研究的巨大進步。至於民國史研究的指導方針或其史觀，如上所論，有其繼承性，也有其創造性，並非憑空而出，亦非泥古不化，而歸結為實事求是的原則，更能說明其發展和變化，似乎不宜簡單地以“天翻地覆”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