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烏傑尼奧·蒙塔萊

1896年10月12日，埃烏傑尼奧·蒙塔萊出生於義大利的熱那亞，他是道梅尼科與米塞皮娜（里奇)·蒙塔萊家五個子女中最小的一個。道梅尼科擁有一家化學產品進口公司，期望埃烏傑尼奧長大后能繼承家業。儘管埃烏傑尼奧也在公司里工作過一段時間，但他的目標是成為一名歌劇演唱家。1915年埃烏傑尼奧開始拜歐內斯托·西沃里為師，學習演唱藝術。1916年西沃里去世后，他的音樂生涯即告中斷。1917年被徵召入伍。戰爭結束后開始詩歌創作。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也改變了蒙塔萊的生活方向。1922年蒙塔萊與賈科莫·德貝內代蒂和塞爾奇奧·索爾米一起創辦了文學雜誌《第一時機》，後來又為著名反法西斯活動家皮耶羅·戈貝蒂創辦的《巴萊蒂》雜誌撰寫文章。在這段時間裡，他逐漸形成了自己嚴格的批評觀，1925年他在《巴萊蒂》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風格與傳統》。

戈貝蒂很賞識蒙塔萊的才幹，為他出版了第一部詩集《烏賊骨》（1925年）。經朋友的推薦，蒙塔萊閱讀了小說家伊塔洛·斯韋沃的作品，很快開始了與斯韋沃的通信聯繫和交往。1925年，他還在《研究》雜誌發表一篇文章——《向斯韋沃致敬》。這篇文章使在義大利被人忽略的斯韋沃確立了在文學界的地位。同年，蒙塔萊參加反法西斯宣言簽名活動。

1927年，蒙塔萊移居佛羅倫薩，在出版商本波拉德處謀得一份工作。一年後，他成為維蘇克斯圖書館的館長。就是在這一段時期，他的詩歌如同米塞佩·溫加雷蒂和薩爾瓦多·誇西莫多一樣，進入了人們所稱的神秘主義階段，形成了一種對話式韻律，並追求簡樸毫無虛飾的用詞。他的神秘主義詩歌有一定的反法西斯主義傾向，因而失寵於墨索里尼政府。1938年蒙塔萊因拒絕加入法西斯黨，被迫辭去館長職務。

在佛羅倫薩的歲月里，蒙塔萊曾為《太陽》和《文學》等幾家文學刊物撰稿。他的評論文章對義大利讀者閱讀理解詹姆斯·喬伊斯、T．S．艾略特和誇西莫多等作家的作品有很大幫助。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蒙塔萊靠翻譯英、美、西班牙等國的作品和寫文章為生，並一直持續到戰後的歲月。

30年代，蒙塔萊結識了對他一生和詩歌創作都有極大影響的兩位女人。第一位是美國猶太學者，詩人後來將詩集《命運》（1939年）題獻給她，並在其中一首愛情詩《經文歌》中稱她為“克里齊婭”。克里齊婭是位可愛的女人，雖然沒有出現在詩人的生活之中，但她是詩人探索人生意義的精神支柱。第二位名叫朱西婭·坦齊，後來成為詩人的伴侶和妻子。詩人在寫給妻子的眾多詩作中將她稱作“牛虻”。按照呂蓓卡·韋斯特所說，這些詩是文學中的“光輝的典範，他以一種樸素、詼諧的方式用語言表達出了強烈的情感，同時又不失其動人的藝術魅力”。1945年投身反法西斯抵抗運動，任運動最高領導機構所屬文化委員會成員。1948年蒙塔萊成為米蘭頗有影響的《晚郵報》的文學評論專業撰稿人，後來又成為這家報紙的專欄評論家和記者。

60年代，蒙塔萊的聲望日益得到鞏固，他榮獲幾所大學的榮譽學位和各種文學獎，包括1962年的費爾特里奈里國際獎。1967年義大利總統米塞佩·薩拉加特授予他“終身參議員”的稱號。蒙塔萊一直過著隱居的生活1975年他因“由於他傑出的詩歌擁有偉大的藝術性，在不適合幻想的人生里，詮釋了人類的價值”而獲諾貝爾文學獎。以後他又出版了兩部以上的詩集，1981年9月12日在米蘭去世。

詩集《境遇》、《暴風雨和其他》，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手法上同《烏賊骨》一脈相承，但有一些詩用曲折的文筆抨擊法西斯主義，斥責“黑暗中狂舞的群魔”，期待“黎明把曙光灑向所有的人”。後期寫作的許多詩章，或記敘日常的生活，或獻給他生活中的忠實伴侶——亡妻，如《薩圖拉》，或對人生作冷峻的、哲理的思索，如《1971～1972年詩作》。其他作品還有詩集《贈辭》、文藝論集《在我們的時代》，並翻譯了美國、英國和西班牙的小說和戲劇。蒙塔萊在詩歌中全神貫注於自我，刻畫人的個性的危機，表現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徘徊、苦悶。他的抒情詩表達了同時代人對法西斯統治和社會現實的厭惡、失望和憂慮的體驗和情緒，反映了他們在“生活之惡”的重壓下竭力維護人的價值的強烈意識。在藝術上具有隱秘派的鮮明特點，注重藝術形象的提煉，突出內心世界的細微感情，常常藉助象徵和隱喻的手法。現實與幻覺，現今與往昔，景物與回憶，每每錯綜重疊。他的詩篇追求和諧的音韻，講究詞句的雕琢，具有交響樂的韻味。

——瑞典學院安德斯·奧斯特林：

國王和王后陛下，各位殿下，女士們，先生們：

我們大家都知道，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已經授予來自義大利的埃烏傑尼奧·蒙塔萊。他來自海濱勝地東利古里亞，該地粗獷嚴酷的地域特色，在他的詩作中得到了反映。他的詩歌中，多年來迴響著音樂上的洶湧波濤，使他個人的命運與地中海那威風凜凜、美麗莊嚴的特色交相輝映。他於1925年完成的第一部成名作也起了一個奇特的名字《烏賊骨》。顯而易見，這部作品濃墨重彩，渲染了他那與眾不同的利古里亞特色。

蒙塔萊本人曾經說過，作為義大利人，他首先嚮往的是“絞殺運用過時的華麗語言的修辭，即使冒自己處於反修辭境地的風險也在所不惜”。實際上，他已欣然冒了這種風險。在他的最新詩集《詩鈔；1971—1972》（1973年）中，後半部分收集的是嘲弄式的諷刺詩。在這些諷刺詩中，白髮蒼蒼的詩人放開手腳，幾乎以違反詩歌趨向的手法，批判了當代的現實生活。他的詩興猶如一個永不安息的精靈，絕不安然穩坐在榮譽的寶座上。

然而，最值得稱道的是：蒙塔萊經過嚴格的鍛煉修養，無論於自我還是於客觀，都達到了藝術上爐火純青的境地。他的選詞用字，恰如其分，猶如鑲嵌在色彩斑斕的馬賽克中的玻璃體一般準確無誤。語言的簡潔精練恰到好處，一字不可多加，—字不可減少，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已一掃而光。譬如，在那首著名的描繪猶太女人多娜·馬科烏斯的詩篇中，當詩人想表現當時流行的背景時，他只用了這樣幾個詞：“居心險惡提取了純凈的毒液”。在這類傑作中，無論是命運多舛的前景或者是凝練精巧的結構，都不禁使人回想起T·S·艾略特及其在《荒原》中所採用的手法。但是，蒙塔萊不大可能由此獲得了靈感刺激。如果說他受到了什麼啟發的話，走的卻是一條并行不悖的道路。

在他辛勤耕耘的半個世紀中，蒙塔萊的態度，基本上可以概括為悲觀厭世主義，即沿著起自萊奧帕爾迪的古典主義道路發展的悲觀厭世主義。這種悲觀厭世主義很少出自於純粹的感情，而表現出深思熟慮，富有理性的遠見卓識，保留著既有質問，也可提出挑戰的批判權利。他堅信：可悲的人類正在滑向深淵；歷史的教訓毫無價值；世間的貧困日益嚴重。當對目前的危機進行了一番調查研究之後，他發現：真正的邪惡在於另一個時代判斷價值的公正標準能夠喪失殆盡；換言之，完全忘卻了往昔人們奮力開發時的偉大精神。人們憑藉這種精神曾建造了某些使我們能對現世的存在及其狀況創造出另一幅美景的東西。

但是，他的離職一事的確包含著信念上的飛躍閃光，他對人生要繼續奮鬥、去克服坎坷不平的障礙的本性慾望深信不疑。他深信，詩歌——即使沒有大眾傳播媒介——在我們的時代也仍然是一種高雅感人的力量，在不知不覺中起到抒發人類良知的呼聲的作用，雖然僅隱約可聞，但卻誰也否認不了，誰也毀滅不了，誰也缺少不了。如果蒙塔萊沒有這種信念，那他就不會像現在這樣成為一位天才的詩人。

親愛的蒙塔萊先生！在我所能支配的非常有限的時間裡，我已經儘力介紹了您的詩歌，儘力闡明了我們給您授獎的理由。現在僅要我做的事，就是向您表示瑞典學院的衷心的祝賀。並請您從國王陛下的手中接受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獎金。

——詩歌還時興嗎?(1975年）：

如果我得到的信息沒有錯的話，諾貝爾文學獎今年已經頒發了第17屆了。如果榮獲這一威望很高的褒獎有許多科學家和作家的話，那麼其中活在世上仍然工作的人則要少得多了。他們中有些人出席了今天的盛會，我向他們致意，向他們致以最良好的祝願。按照廣泛傳播的說法，即那些並非一貫可靠的預言家們的說法，今年或者未來可望的幾年中，整個世界（或者說，至少是世界上人們認為已經文明化的那個地區），將要經歷一場異常巨大的歷史性轉折。顯而易見，這不是一個關於神學上向來世轉化的問題，也不是一個關於人類自身毀滅的問題，而是一個關於出現新的社會和諧一致的問題，這種和諧一致，在人們的心目中，只有浩瀚無涯的烏托邦的管轄領域中才存在。到這一轉折發生的那一天，諾貝爾獎將有100歲了。也只有到那個時候，諾貝爾基金會及其所頒發的獎金，在組成社會生活的新體制方面究竟做出了哪些貢獻的借貸對照表，才有可能完全製作出來。無論是普遍幸福也好，或者稍有微疾也罷，但至少要做到將持續了好幾個世紀的人類之間的猛烈抨擊，中止幾個世紀——我指的是人類生活，而不是回溯到億萬年前的氨基酸的出現問題，也不是指使人類在宇宙中起源的、或者說也許包含了構造人類的那些物質材料的出現問題。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一番尋蹤追跡的推導演繹需要多久的時光啊！不過，我不打算離題太遠，我很想知道，諾貝爾文學獎所根據的評判章程是否公正，即我想知道，各種不同水平的科學以及文學作品，在廣泛的“人文主義”意義上，在推廣和捍衛新的價值觀念方面，是否都做出了貢獻。回答當然是肯定的。那些由於對人類作出了貢獻，而獲得了諾貝爾獎這項人人羨慕的褒獎，其登記在冊的名單會很冗長。但是，那些在許許多多崗位上為人類工作的隊伍，甚至沒有意識自己是在為人類工作，還有從未奢望得到任何可能獎賞的隊伍，因為他們沒有寫過作品、學位論文或學術論文，從未想到——正像義大利人常說的那樣要去“讓新聞記者們開腔”，這樣的大隊人馬則多得數不清，實際上也不可能一一認清他們。無疑世上有許許多多純潔完美的人，他們阻礙（當然還不夠）了功利實用主義風氣的散布蔓延。這種風氣在各種不同程度上，可以說助長了腐化墮落，犯罪，種種形式的暴力行為和偏執狹隘。斯德哥爾摩的學院院士們一向反對偏執狹隘，反對殘暴的法西斯主義，還有那種以強欺弱的統治者壓迫被統治者的迫害風氣。特別是在挑選文學作品上，他們的確如此。他們也挑選那些有時可能是厲害激烈的文學作品，但絕不會挑選像原子彈那樣殺人致命的作品，因為原子彈是永恆的罪惡之樹上結下的最成熟的果實。

顯而易見，我已料到會遭到反對，我們不可使社會病傳播蔓延。也許社會病一直就存在著，不過，因為從前的傳播手段不大可能讓我們了解並診斷這些疾病，所以大家知之甚少罷了。我深為焦慮的是，一種普遍的世界末日即將來臨的氣氛，卻伴隨著一種日益廣泛的享樂自得的風氣，同時也深感不安的是，幸福（存在幸福的地方，也只是在世界上有限的一些地區）卻帶有黑黃色的自暴自棄的特徵。在當代幸福文明的黑暗背景襯托之下，各種藝術有互相交錯混合，喪失其同一性的趨勢。大眾傳播工具，無線電，特別是電視，試圖滅絕各種可能產生獨立思考，沉思反省的途徑，也並非沒有取得成功。時間加快了節奏，剛剛幾年前創作的作品似乎已經“過時”。聽取藝術家的呼聲的事，總有一天會成為一曝十寒的事情，既視時局風向的轉換，也看是否有立竿見影的功效而定。因而，我們時代的新藝術就是一種觀瞻物，不一定是將各種藝術的基本原理都包羅進去的舞台展覽，只要對觀眾、聽眾或讀者產生一種心理按摩作用就行。這種新的大雜燴的出奇制勝之處，全在導演的回天之力了。他的目標，不僅協調舞台的布局安排，而且要為作品外在地強加上意圖，但這些作品本沒有、或者已經包含了其它的意圖。所有這一切都空洞無物，對人生極端缺乏信念。在這種瘋狂的裸露癖盛行的境況下，詩歌這門最為嚴謹認真的藝術會處於何種地位呢？所謂抒情詩是藝術品，是獨立思考和多次印象積累的成果。這一點今天仍然適用，但是其範圍大大受到了限制。然而，我們更多地遇到這種情況；儼然以詩人自詡的人，宣稱已經跟上了新時代的步伐。接著詩歌成了追求音響和視覺效果的東西。詩的語言，像手榴彈爆炸一樣，雜亂無章地四處拋灑，毫無真實的含意，卻似發生了有許多震源的地震。詩的釋義也就沒有必要了，許多場合下只能靠心理分析方法也許有所幫助。既然強調了詩的視覺效果，詩也就可以隨意轉化，這倒是美學史上出現的新現象。這並不是說新詩人們是精神分裂病患者。其中某些人能寫出空洞無物的古體詩以及偽詩。也有的詩是為聚集在廣場上的狂熱人群面前呼口號而寫的。這種情況常常發生在獨裁者掌權的國家裡。這類注重詩歌發音效果的運動員們，也並非全無才氣可言，我將引用這類例證。如果這類例證僅與我本人有利害關係的話，我希望諸位原諒。但這一事實——如果真實的話——說明；到現在為止，同時存在著兩種類型的詩歌：一類是供眼前直接消費的應景作品，一經使用立即消亡得無蹤無影，而另一類則能安靜地長眠。但是，如果它有力量的話，總有一天會蘇醒奮起。

然而，請不要相信，我關於詩歌的觀念是唯我獨有的。為所謂幸福的少數人寫詩的觀念，決不是我的觀念。實質上，藝術總是為一切人的，而不是為哪一個人的，但仍然無法預料的是詩歌真正的知音。觀賞藝術，大眾藝術，嚮往對假想讀者的身心進行按摩的藝術，其面前有無數條道路可通行，因為世界的人口還在持續不斷地增長。但是藝術涉及的範圍是無止境的。可以把一雙拖鞋裝上鏡框，拿出去展覽（我個人已經看到過我的詩作被人這樣處理過），但風景，湖泊或者任何大自然的壯麗景象，是絕對放不進玻璃鏡框中去供人觀賞的。

給您這輕盈的腳步，

過客一般。

走過飛逝的人世間。

瑟瑟的微風，

搖動綠蔭婆娑的樹枝。

我獻出這紫色的羅蘭，

這百合，這小小的花盞，

和玫瑰，

這芬芳的玫瑰，

還有石竹花，

都悄悄孕出花蕾。

您痛苦的氣息，

吹拂著平原，

吹拂著日日夜夜，

而我在儘力勞動，

簸揚我的麥子，

在炎熱的夏日。

評論界對蒙塔萊獲獎的反應是肯定的，這一反應在人們的意料之中。因為早在1956年，他已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儘管那時他僅僅發表了三部詩集。美國詩人羅伯特·洛威爾盛讚蒙塔萊“像瓦萊里、阿波利奈爾、里爾克和帕斯捷爾納克一樣，是現代最有影響力的詩人之一”。許多年以來，特別是自從1959年薩爾瓦多·誇西莫多（與蒙塔萊一樣是位神秘主義詩人，同樣受到法國象徵主義影響）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以後，蒙塔萊的讀者都在期待著他榮獲這一深受眾望的文學大獎。義大利《新聞報》（1975年 10月24日）及時報道了義大利對瑞典文學院這一明智選擇的讚美之詞和全國上下對此事的自豪感，並稱讚蒙塔萊的詩歌是本世紀最偉大的傑作。

許多人認為學院的這一選擇表明該年度的評選是嚴格按照文學標準而非政治標準進行的。羅伯特·克里門斯在《紐約時報》（1975年10月24日）撰文，稱這一選擇提醒人們，“蒙塔萊的詩要比許多憑藉西歐結構主義、符號學、新批評等最新批評理論按照自己的道德水準研究詩歌的人所構想的詩歌的作用更持久、更質樸”。《紐約時報》還評論蒙塔萊的詩“力圖暗示而不是直接闡釋事物的本質”，接著又說詩人的早期作品試圖透過字詞所暗示的意義及其象徵來表達個人的經歷。倫敦《泰晤士報》（1975年10月24日）認為這次頒獎表明“在壓力與成功互成反比的世界里，保持與事物本質與靈性的聯繫是詩人的權利”，同時把蒙塔萊和詹姆斯·喬伊斯相提並論，稱他是“瞬間詩人”。

《時代周刊》（1975年11月3日）卻重點分析了蒙塔萊的反法西斯觀點，並就他的這一立場、觀點與作為一名翻譯家的經歷，與阿爾貝·加繆作了對比。《新聞周報》（1975年11月3日）還談到了他的孤居心態和超敏感性特徵。

蒙塔萊獲獎在歐洲和美國都得到了即時引起的反響，深刻詳盡的評論文章與作品譯本也很快問世。然而即使對義大利讀者而言，蒙塔萊仍然是一個難以讀懂、不可輕易接近的詩人。

1917年參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是一名軍官。1919年退役后，攻讀過哲學。1925年出版第一本詩集《烏賊骨》。由於詩集中彙集了詩人早年居住地利奇瑞恩海岸的景象和山水，展示了與眾迥異的熱內亞風格，他大獲成功，一舉成名。這部處女作體現了隱逸派詩歌的主要特點，在表現大自然美的同時，著意抒寫了“生活的邪惡”和人生“不可捉摸的痛苦”。這部詩集為他一生的創作奠定了基調。1929年遷居佛羅倫薩，完成詩集《守岸人的石屋》，獲安·費多爾文學獎。1938年因不願參加法西斯黨，被解除維蘇克斯圖書館館長職務。40年代流亡瑞士，參加反法西斯鬥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當過記者、音樂評論家，長期任米蘭《晚郵報》的文學編輯。他拒絕參加任何黨派，堅持一個原則：忠實於自己，超然於一切“主義”之外。此間連續出版三本詩集，在義大利文壇上被譽為“隱逸派”詩人的代表。

他的詩具有“純詩”特質，如豐富的音樂性、自我象徵等等，他探索這個破碎的世界，對生命、死亡、命運予以關注並加以深刻地表現而非解答什麼。

他的作品還有：《命運》(1939）、《費尼茲鐵瑞》（1943）、《風暴及其他》（1956）、《莎杜拉》（1971）、《1972年的日記》（1973）、《我們的時代》（評論集）等。

1967年，義大利總統授予他“終身參議員”稱號。1975年， “由於他獨樹一幟的詩歌創作，以巨大的藝術敏感性和排除謬誤與幻想的生活洞察力，闡明了人的價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81年秋，蒙塔萊病逝於米蘭。

1967年6月，義大利總統授予“終身參議員”的榮譽稱號。

1981年9月14日，義大利總統和數千名各國代表在米蘭大教堂，為這位詩人舉行隆重的葬禮。

1972年，英國詩人斯蒂芬。斯彭德稱讚蒙塔萊，說他是“義大利活著的最偉大的詩人”。

《幸福》

幸福，為了你

多少人在刀斧叢中走險？

似黯然的幽光

在你眼前瑟縮搖曳，

似晶瑩的薄冰

在你腳下震慄碎裂。

世上的不幸人，

誰個不是最愛慕你？！

似柔美、煩擾的晨曦，

激起屋檐下燕巢的喧囂，

你刺過凄霧的愁雲

照亮一顆憂傷的心。

唉，似孩童玩耍的氣球兒

高飛遠逸，

徒自留下那

莫能慰藉的涕泣。

此外還有《烏賊骨》、《境遇》、《暴風雨和其它》等詩集，紀念詩《薩圖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