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父輩（精裝本）

《輩》《日光流年》、《受活》、《風雅頌》等長篇小說享譽文壇的閻連科，擅長寫豫地風情，每部小說都是將思緒拉回到魔幻的耙耬山脈，以鄉村的奇事抵禦都市時尚的侵襲，這是閻連科作為一個豫地農家子的性情使然。在長篇散文《我與父輩》中，閻連科同樣真切地描繪了那場由記憶組成的鄉村夢，比小說更真切，更值得回味。

《輩》童始，紀充貧窮飢餓，講述偏僻農村、伯、叔坎坷淡，及艱辛歷。，除段沉歷史憶，閻連科筆墨講述輩濃濃，講述溫暖獲滋養，及誠恩。歷讀共鳴；歷，警醒啟迪。



閻連科600萬字著作中的真情之鑽！

《我與父輩》是一本充滿苦味、苦澀和苦難的書

一本用大愛，用揪心的痛疼、真誠的感、

和永遠無法彌補的懺悔之心寫成的書

一本父母看了想送給兒女的書：請了解你們的父輩

一本兒女看了想送給父母的書：感恩，我們的父輩

親情撼心 千斤萬鈞

詮釋生和死的宏大樂章 雋永交響

親人會遠去 親情恆久在離你最近的地方

最凄美的親情大愛 最顫動心靈的經典讀本

勿庸諱言，較之時下恣肆泛濫的快餐文字，本書無疑是五十年沉澱而不得的濃醇佳釀。閻連科回望生養於斯的故鄉黃土，回望同一時空下交錯連接的先輩之情，在母語文化年深日久的浸染下，不惜生命、腦汁、心血，傾情釀造了對這一語系的反哺與彰顯。其用心之苦，用情之深，用力之巨，其對漢字的篤信、虔誠和敬畏，令我們一睹了什麼是高度負責和面對歷史的寫作。父輩的勤勉、隱忍、克己和無私，註解了以農耕文明發軔的華夏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傳的興盛基因和圖騰密碼。書中對人生的分合聚散，對生命的流轉遞進，有著近於宗教般的解讀和詮釋。

——遼寧讀者張國增

時光虛度，轉眼已過天命之年；

華年不在，彈指已是三代同堂。

在看到閻連科的這部《我與父輩》之後，才發現自己竟從未靜心思考過已過的光陰——曾經懷揣夢想而勤奮少年，如今已是鬢角染霜。可能和作者是同鄉人，亦是同齡人的緣故，書中的很多環境、場景，甚至經歷的年代和發生的種種，彷彿就是自己的經歷，尤其是文中無處不在的、濃的化不開的鄉音、鄉情更讓我感同身受。也許，現在是該想想自己這五十幾年的時候了…… ——河南讀者楊戊辰

閻連科長篇散文《我與父輩》（《鐘山》2009年第2期），是《鐘山》推出的“個人史”系列的最新文本。在因天災人禍造成的那些苦難年代，在貧窮的鄉村，我與父親、大伯、四叔等父輩的故事，默默上演。大歷史退到幕後似有似無，個人、家庭的心理遭際、情感煎熬、靈肉滄桑成為主體。自然災害造成田野荒蕪，可以計算減產、歉收數額；天災人禍造成的心田荒蕪呢？疼痛、苦澀、哀絕、恐懼、幻滅、絕望、悔恨、頹廢……這些負面的情感成了多個歷史時期的日常情感，是潛在的巨大的歷史“軟成本”，卻往往被人忽略了——每次歷史事件過後，人們習慣於統計傷亡人數、經濟損失，體量巨大的民間疾苦失去了具體性，最終只能湮沒無聞。大歷史敘述對個人情感的忽視必然使人道主義成為單性人道主義，有斷子絕孫的危險《鐘山》的“個人史”敘事就是要找到並保持這些具體性，實行對歷史的情感成本多點的不間斷的有效存檔。傷疤好了痛不能忘；前痛不忘，後事之師。

——《鐘山》賈夢瑋

文學不是消磨時間的器物

——讀閻連科《我與父輩》

打開電視，香車美廈、錦衣玉食的，小夥子年紀輕輕就掌管了上億資產的房地產公司，小丫頭20出頭就已經靠碼字賺得上百萬，這種種流光溢彩的景象，讓我們感覺距離苦難已經很遙遠。閻連科的《我與父輩》，不啻給了我們當頭一棒：苦難並沒有走遠。作者的父親，被哮喘奪走52歲生命之際，唯一也是最大的願望就是讓電影放映員上家裡來放一場《少林寺》，家裡卻因為拿不出10元錢而無法讓這個辛勞了一輩子的農民如願，這，發生在20多年前；作者的大伯，一個靠給四鄉鄉親織襪子為生的手藝人，為給自己的兒子們支撐起娶妻生子的房子，寒冬臘月裡帶著一家老少去河灘撿石頭去賣換得買磚買瓦買房梁的錢，這，發生在10多年前。作者的四伯，為了生計不得不遠離家鄉遠離親人去城裡當被鄉親羨慕的苦工，卻還不得不把在城裡受的窩囊氣掖在心窩裡，也就是眼前的事情。

掩卷而泣，我倍感愧疚。

不久前，我在我的博客里貼了一篇題為《我和我媽》的小文，對我媽頗有微詞。網友非常客氣給了我這樣的評論：“媽媽永遠是給我於我們生命的人，無論做錯了什麼”、“你還沒有走進媽媽的心靈世界，終有一天你會懂得世上只有媽媽好”，讀後我還腹誹他們：你們是沒有遇到這樣的媽媽。如果一本《我與父輩》僅僅驚醒了我的感恩之心，那真是辜負了作者的一片苦心。我們這一代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好時候，於是，我們有能力為我們的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國內的甚至是國外的；我們也有能力給我們的孩子提供最好的生活條件，衣食住行樣樣能讓他們如意。得意之餘，我們回身看看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讀什麼學校能接受到什麼樣的教育，全憑自己的本事，父母哪裡肯為這個殫精竭慮？至於吃和穿，多吃了一個蔥油餅或衣服給掛了一個小口子，都會被爸爸媽媽呵斥甚至招致一巴掌。我不止一次也不止聽一個人說過這樣的話：“假如我父母當初能夠……我肯定比現在好。”我附和過這樣的埋怨。是閻連科的這本書，讓我反省：這樣責難我們的父輩，公平嗎？我們等於是把我們的父輩放在了天平的那一端，在這一端，我們擱上了被30年飛速發展改變了的生活的砝碼，還怪罪我們的父輩當年為什麼不使使勁讓砝碼往上翹一點點，這公平嗎？閻連科在父親死後的這20多年裡，一直為那10元錢、為沒讓父親臨終前在家裡看上《少林寺》自責著，作家敢於將這樣的自責公之於世，難道只是為讓自己曾經幽暗的心靈晒晒太陽嗎？我毋寧相信是作家用他的良心昭告被幻象迷惑了的我們，千萬不要以為苦難已經是很遙遠的往事了；我毋寧相信作家如子規啼血一般警示我們，我們的父輩不會比自以為是的我們付出的愛少，雪中送炭永遠比錦上添花有價值！

這樣的昭告和警示，對我們的後輩有意義嗎？80后乃至90后們在討厭這個社會戴上有色眼鏡評價他們的所作所為的同時，卻做著匪夷所思的抉擇。曾經見過這樣一個名牌大學的畢業生，父母雙雙下崗，他非但不因為父母在他難以想象的困境中扶助他走出大學校門去反哺父母，而是以談金錢為恥作為幌子心安理得地從父母可憐的生活費里分一杯羹。去責罵這個80后嗎？不如審視一下我們這些“培養”出這樣的孩子的父母：當我們昂首挺胸地走在小康的康庄大道上時，是不是也分出一點時間與我們的孩子們一起回頭看看，就在並不遙遠的過去，我們曾經那樣為生計奔波過。其意義不僅僅是我們的父母喜歡用的一個詞“憶苦思甜”，更在於讓也許會走得很遠的我們的孩子們不忘記自己來自何處。

在處處繁華的幻象中，閻連科用平實的語言說了一個我們業已淡忘的道理：文學作品不僅僅是為追逐富足而忙碌的人們用來消磨時間的器物，它可以擺脫低級、肉麻和無病呻吟的形象，而成為記錄社會、啟迪人民的重要工具。

吳玫

2009-4-23

閻連科：親情的閃耀

在出版界，閻連科絕對是個話題人物。他的作品往往是要麼獲得主流文學界的大獎，要麼就淪為禁書，而他卻始終堅守著自己的文學創作道路。自2004年《受活》的風光后，因為某些原因，閻連科逐漸淡出了讀者的視野——雖然這幾年他從沒有停止筆耕。

與閻連科僅有過寥寥幾次的採訪接觸，但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是位真正的大作家。平實，但富于堅持，一如他的文字。其實閻連科的作品並不適合大眾閱讀，反而更適合成為主流文學界的教學素材。他的文字內蘊情感而過於樸實，結構更失之於平淡。這些特點無不與當前快餐式閱讀的要求相違背。

然而奇怪的是，正是這種被視為“純文學”的作品，卻每每能獲得市場的青睞。如之前的《受活》，那怪異的結構安排和大量的方言卻造就了當年出版界的年度熱銷書。而這次，閻連科首次將關注的目光從對民族精神的探索轉向了自己的家族。

《我與父輩》是本很典型的家族自傳小說，平淡的人物、平淡的回憶，乃至平淡的文字，整篇小說處處都打下了閻連科式的烙印。小說在作者一個又一個有點淡然的回憶中展開，回憶里的人物，與黃土高原上那些千千萬萬的勞作者們毫無二致，整個人生的目標，無非就是“過上平靜安穩的日子”。文中的語言上樸實的，但更是沉痛的。書中滿布著作者對人生的感悟，對親情的感慨，每每讓人於無聲處梗咽不已。

對父母和長輩生命的疏忽，如同我們常年在暗暗吮吸著父母和長輩的血液而當做可有可無的水。到了這時候，我們想起我們原是父母的兒女了、是長輩的晚輩了。父母和長輩，在此之前，他們為我們做了他們能做的一切。可我們，能做的一切卻都不是為了他們。現在，他們年邁了，不能下田耕地了，不能到車間工作了。而陪伴他們的，只能是賦閑的無奈和一日日的衰老時，甚或從他們迎面走來的日子裡，只能是疾病和死亡時，我們該明白我們的角色不光是自己兒女的父親和母親；不光是妻子的丈夫、丈夫的妻子；不光要為自己的事業、貪念努力和鑽營，我們還應該把我們慾望中的努力拿出那麼一丁點兒給他們；把我們十個指頭中的二十八節指骨分出一節來，讓他們使用和撫摸。應該讓他們清楚地感覺到，他們這一生，是確確實實生過兒女、養過兒女、有著兒女的。

書中關於對父輩親情的這段描述超脫了時代，直射入民族精神的核心，即使在當前，相信也能引發包括90、乃至00後年輕人在內的廣泛讀者的共鳴。畢竟，民族內蘊的東西，是真正超脫了時代和年齡限制的。城市化的發展，正逐漸拉遠人與人的距離，即使血濃於水的親情，也正被城市化的快節奏所消磨著。閻連科以一個過來人的眼光，將自己的悔恨與懊惱娓娓道來，一個個平淡的字語，都化為一根根利針，刺入每一個讀者的心田。

浦東時報雷俊

2009-4-23

倫理的懺悔

——讀閻連科《我與父輩》

一次閱讀，彷彿一次墜入倫理懸崖的感受——這是閱讀閻連科的《我與父輩》最突出的感覺。《我與父輩》讓你心懸一線，讓你深深傷痛、讓你受到心靈的震顫之後，開始一種心在懸崖般的自救和慰撫。閻連科的《我與父輩》，對我而言，正是這樣一部讓我深深沉浸進去而又難以自拔的作品。這部以作家本人完全的自傳和家族日常的坎坷描述的長篇散文，與其說是閻連科對他和他的父輩生活的一次最真實的講述，倒不如說是他的倫理與精神的最真實的一次懺悔和歌頌。

閻連科的小說大多在現實的背景下講述荒誕奇異、華麗奇譎的故事，十幾年來，他的每一部小說都讓讀者驚訝、愕然與爭論，使之成為“中國最有震撼力也最受爭議的作家”。而他的這部長篇家族描述，則更能夠讓我們直接觸及到作家的內心和精神世界，感受到作家的倫理活動與倫理中靈魂的顫抖。我們從《我與父輩》的開卷之初，到書的末頁尾句，那種一以貫之的、濃濃的自我懺悔，彷彿一條帶著家族血淚和無限溫情、純情的涓涓河流，時而緩且麗然，時而湍急悲傷，其全文中的質樸和誠懇，字字句句，都讓讀者動容動心。恰如作者在開篇就誠誠懇懇寫下來的：

“也就那一刻，我為我的寫作感到了歉疚和不安。”

因為：

“我隱隱感覺到，似乎我的寫作是一件與他們無關的事”。

在我們看來，最應該讓閻連科驕傲的寫作，在他一個妹妹的問題面前，反而成了讓他自我懺悔的觸發。

這是一個以誠實立足天下的作家的寫作；是一個把誠實放在《我與父輩》的精神首位的一次書寫；是一個還固執得把自己的身心放在出生與成長的鄉土之中的人的倫理寫作。唯有面對讀者，以誠實為本的人，才能夠、並敢於在文字中那樣誠懇的撕開內心，袒露靈魂；也唯有把自己放在舊日鄉土中的固執者的寫作者，才能在今時今日，開始一種坦蕩的懺悔。而如果說散文也有主角的話，我想，在這部《我與父輩》中，主角其實不是閻連科，而是他的父輩。那些被他在文中以連綿的懺悔去面對、以飽滿卻又節制的情感去歌頌的人——那個使閻連科心懷歉疚、自覺虧欠良多的父親；那個“偏僻鄉村的農民，極盡平凡和卑微，可又是一個堪用超凡去形容的尊貴的生命和尊貴的人”——他的大伯和大伯家的兒女們；以及如閻連科所說：“骨子裡，有著太多如我一樣的懦弱和沉默”的四叔等。這些讓閻連科懺悔的父輩們，在閻連科作為兒子、侄兒為他們書寫時，使閻連科在倫理的懺悔中顯出了刀刻般的真實和印痕，也在《我與父輩》極盡委婉、極盡質樸的敘述中，父親、大伯和叔叔，閃耀出了父輩、農民、人——那種生命無限的尊貴和高貴。

鄉土與父輩，是閻連科的自卑，也是他的自尊；是他的驕傲，也是他的失落。當然，這或許是很多從農村出來的人共有的經驗。鄉土帶給了他們先天的不公，也帶給了他們更多的故事、更刻骨的經歷、更強烈的情感，一輩子都咀嚼不盡。但是對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擺脫了鄉土、進入了城市的人，這種經驗會漸漸被有意無意的消磨、淡忘掉。而對於閻連科，這種經驗似乎隨著他的人生閱歷越來越豐厚而愈加強烈。所以，他能舉重若輕得寫道：

“鄉村，不是那個年代的主體，不是革命的主體。那個年代，和今天的改革開放完全一樣，主體乃是城市，而非鄉村和十億農民。”

又能分外沉鬱地寫道：

“可他的子女們，那些出生在八十年代的一輩人，將無法明白他的父輩們，是如何的為了生存而奮鬥，為了婚姻，而丟掉了做人的尊嚴。”

而這一切，歷經過父輩故事的閻連科是明白的，所以他才自我懺悔，它才歌頌父輩。也因為明白那些一生為了活著和活著中的柴米油鹽、生老病死的父輩，甚至今天活在那塊土地上的人，閻連科才能一次又一次那麼平靜得寫到父輩們的故去，是“到另外一個世界躺下來，靜等著他們子女隨後的跟隨和團聚”。

閱讀《我與父輩》時，讓人想起閻連科在寫完《風雅頌》的自述。他說，通過幾十年的“漂泊”與“奮鬥”，他在城市裡擁有了戶口、房子、妻子、孩子，卻感覺自己的家原本是不在這裡的。他的家是在生他養他的河南農村。可回到家鄉之後，卻發現一切皆已面目全非，“家非所家”。我想，如果說現實中的家鄉已經不能給閻連科的靈魂帶來安寧和輕鬆，那麼這次《我與父輩》的書寫，是不是閻連科通過真實的經歷與文字最大限度的真誠結合和懺悔，使他在倫理和精神中力圖找回他心靈中可依可靠的那個“溫暖的家”。這份在我們時代中久違缺失的溫暖的家，其實也正是我們今天所有的現代人的一種缺失和尋找。而作家的這種倫理上無盡的悲傷與懺悔，其實也正是我們所有做兒女的人，共同向父母大人的一次歉疚的表達和懺悔的鞠躬。

——《我與父輩》，是所有讀者的“溫暖的家”。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虞金星

閻連科的底線

——評閻連科散文《我與父輩》

閻連科在當代文壇素有“虎痴”之稱，原因在於他將小說當成“拿頭撞牆的藝術”，敢於直面現實，橫掃千鈞，敲碎重重禁忌。這使他常常被公眾想象成一副怒髮衝冠、橫眉冷目的模樣，而見過閻連科的人都知道，他性情寬厚、樸拙，非常平易，與小說中表現出的堅硬銳利判若兩人。這種文與人的印象錯位，和人們只關注他的小說創作不無關係。我們知道，作家的性情和文體之間有一種非常奇妙的對應，某些情感只有在特定文體的激發和帶動下才會流露出來。在古代，許多文學家兼工詩詞，但在詩詞中卻表達出不同的經驗，所謂“詩庄詞媚”就包含這樣的道理。對於閻連科而言，小說和散文一體兩翼、互為補充。在小說中，他與現實對話，經由想象和虛構，表達一種擊穿歷史和現實的“執念”；在散文中，他則與靈魂照面，返歸本心，記述自我的精神旅程。所以，閻連科的讀者，都有必要去讀一讀他的散文。不僅因為他在散文中透示出一種不同於小說“虎痴”般的溫厚性情，更因為他的散文其實是一顆“泄密的心”，聽懂了這顆心，我們就觸及到了閻連科的底線，我們就會明白，閻連科何以成為今日的閻連科，而《我與父輩》恰好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份答案。

在這部長篇散文中，閻連科回到了他憂思難忘的鄉土，用平實的筆調追懷了自己的父輩，與此同時，也與靈魂對話、自我解剖，其間的真摯、哀樂、苦痛與歉疚，在在令人感喟。而我感到，這其中最可貴的地方在於，他寫出了一種鄉土的生命精神，這其實是閻連科寫作的底線。閻連科對世界的理解，對存在的質詢，都和這一底線深刻相關。因此，對這種底線的勾勒使這部散文超越了一部簡單的悼亡之作，有了大的情韻和襟懷。眾所周知，在以往的散文敘述中，鄉土要麼被書寫成愚昧落後需要被啟蒙的蠻荒之地，要麼被寫成原鄉神話，成為無論魏晉、不知有漢的桃花源。鄉土本身的氣韻和精神，卻很少有人去書寫和關注。對於作家而言，這也確實是一個難於處理的問題。因為我們都知道，鄉土的生活“日光流年”，在歲日時節里，自然向前推進，沒有那麼多差異性可供描摹。生老病死，如同草木枯榮般循環往複，一旦施之筆墨，很容易粘滯於瑣細的生活事象。作家為了超越這一點，常常以一種現代性的眼光，來打量和刪削鄉土的本相。而閻連科的可貴之處在於，他能夠通過與父輩們的精神往來，對鄉土生命凝神觀照，將卑微的生存寫出尊嚴。正如他在散文中寫的那樣“尊嚴有大小之說，但沒有高貴卑賤之分。如同鐘錶上的時間，座鐘大者可卧似房屋，站如松柏；小者如拳頭鳥蛋，擱在桌角床頭，如鳥雀卧枝”。對於閻連科的父輩來說，他們活得就是這份鳥雀卧枝般的尊嚴。無論鄉土的歷史和現實加在他們身上多少苦難，都無法壓垮那種倔強和堅韌。而這或許就是鄉土生命的精神，樂生樂死，總有一種應對的從容。寫到這裡，就不得不提閻連科大伯寒冬涉水、搬運石頭的那個場景。

“大伯就帶著他的孩子們，脫下衣褲，單穿了褲衩和布衫，先在岸邊用雙手拍拍凍僵的腿上的肌肉，而後走進水裡，趟過河去，……嘴裡呼著白氣，額門上掛著霧汗，而周身卻又結著水珠冰凌，吱吱呀呀地踩著青白的冰碴，趟著齊腰的河水，把石頭運至河的這邊，再拉回到村子里”

我相信，讀者一定會和我一樣驚異於這樣的敘述。這也是我之所以說，我們要讀讀閻連科散文的原因。我們分享了這樣的情感和記憶，就不會對閻連科小說中的那些“絕境”感到驚奇，無論是“三姓村”、還是“受活庄”，那種絕境中拓路的誇張想象，對照著他的散文來讀，就變成了水到渠成的敘事。“割肉買皮”也好，施展“絕術”也罷，這些為生存而罔顧一切的修辭想象，早就在閻連科的鄉土經驗中播下了種子。

我們都知道，古人寫追懷文字，常常因感情而文過飾非，專講祖先的神明英武，人心的短處卻緘口不提。我上面說，閻連科的《我與父輩》有大的情韻和襟懷，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能放下種種掛礙，與這個世界素心相對。他在敘述中一點也不掩飾父輩的缺點，能以一顆寬和之心，娓娓道來。他寫到自己的大伯好賭，幾次三番輸掉了蓋房錢，這本是人的缺點，弔詭的是，我們讀來竟一點也不覺得這個人的惡，倒是這個人的真，這其實就是散文的倫理，是散文背後的那顆心，早就寬宥理解了這一切，從而讓敘述顯得樸實中有一種澄明。

值得注意的是，閻連科對自己，卻始終沒有寬恕，他始終感覺到對父親有一種“失孝”的歉疚。他寫自己沒有花10元錢，讓父親看一場《少林寺》；寫到自己逃離鄉土，沒有幫助父親承擔起家庭的責任……，我們可以感覺到閻連科那種難遣的愧疚，然而，一個鄉土中的少年又能如何呢？難道他的父輩不也希望他能逃離嗎？但這卻成了閻連科難以自我清理的“原罪”。因此，他只有不斷地在寫作中返回鄉土，去思考鄉土的生命、鄉土的一切。或許，唯有在寫作中，他才能解厄和超脫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說他的散文，他的《我與父輩》，是一顆“泄密的心”，因為它讓我們聽到了閻連科靈魂的跳動，閻連科的文學密室，也在這種跳動聲中豁然洞開，現出了他的底線。而這底線，我們知道，就是這糅合了苦痛、哀樂、絕望又無法走出的鄉土。

北京大學 劉偉

《我與父輩》：“地層”之下的生命存在

讀《我與父輩》，有一種久遠的感動與震動。那破敗的村莊，已然逝去，或正在老去的親人，那撕心的痛苦，病痛的折磨，點滴的快樂和艱難的成長曆程，隨著閻連科對少年時代的敘述及對父輩的憶念慢慢浮現在腦海。一種已經陌生了的，但卻深刻、持續的疼痛、溫暖與感恩瀰漫在心間，你的靈魂逐漸安靜，但有淚，在模糊了你的雙眼。

一反其小說的“奇崛怪誕”及對鄉土世界的極致書寫，閻連科以一種文白相間、亦敘亦思的語言，把我們帶回“少年”的成長歲月，帶進雖灰塵蒙面，但卻充滿生之尊嚴的鄉村。因為有愛，親情，懷念及對那一方空間地理形態的愛，作者不以俯視的批判與感嘆，而以一種仰視的尊敬與懷念，以一種反哺的心態與視角，回望逝去的歲月與故鄉的親人。“父親”，“大伯”，“四叔”的存在沒有任何歷史的特殊性，並且，作者也無意在宏觀上給予“父輩”某種大的歷史象徵或政治寓意。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中，他們屬於那註定被遺忘的生命眾生相，只是符號，而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語境中，他們是“沉默”、“麻木”的代名詞，是作為集合名詞而使用的。閻連科以對“家”的追念，對“父輩”的深切懷念還原、延伸並再次融入這一被忽略的“集合詞”和他們背後廣闊的鄉村大地，讓我們感受到這如草芥般的鄉村生命身上所生髮的光輝與尊嚴，看到父輩們如何從壯年、中年進入老年，如何在苦難的命運中掙扎、破碎與不斷奮鬥。苦難與貧窮仍是鄉村的基調，但這些卻並非是壓倒性的，它們只是生活的因素與組成，最終造就出的是充滿溫暖與感念的生命存在。

因為“仰視”，我們體味到了鄉村生命的豐富、細膩與博大，這是一種綿延的，屬於鄉村地層之下的情感。由此，也看到了一個民族生存的基本單元——家庭——如何從無到有，從一棵樹苗長成為參天大樹，它的空氣、土壤與水是愛、信念與努力。作者以“已”之經驗，寫出了民族成長之奧秘。一個民族，或生命個體的信念、精神、氣質的基礎從哪裡來？家庭。家庭所生成的力量，所凝聚起來的愛可以超越一切。在《我與父輩》中，家庭是庇護所，是堅韌、愛、奉獻、謙讓的基本象徵，正是這樣的一個個“家庭”，形成民族的整體，並綿延生長為一種性格與內核。如作者所言，“父親”、“大伯”就是家裡的領頭羊，對家的愛與維持使得個體的成長有了庇護，情感獲得依託，這些超越了物質的艱難與貧乏，成為民族最深層的東西。有關它的種種經驗與情感方式是一個經歷過極端貧窮的民族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精神形式，是最純粹的本土經驗。閻連科在不自覺中將自己的創作，與民族傳統、本土經驗和鄉村存在形態之間建立了某種聯繫。正是在此意義上，作者寫出了自己的“懺悔”，這是父輩情感教育的自然薰化。

同樣，因為這“仰視”，作者也意外地發掘出長期以來被我們的文學與社會忽略的東西，讓我們看到了鄉村的歷史命運及情感立場。那一場“上山下鄉”運動，在知青文學那裡，是苦難人生或血色浪漫，並成為批判荒謬政治文化與啟蒙鄉村的基本起點，但是，當這一“苦難”、“啟蒙”與一個鄉村少年眼睛中的渴望相撞時，卻變得有些偽飾且言不及意。歷史的被遮蔽與文學史敘述的縫隙被暴露無疑。它卻是一場變相的掠奪，讓鄉村再次成為供“外來者”索取成長的材料與血液，並且承受著區別對待的命運。那一場著名的越南自衛反擊戰，塑造無數的英雄，但對於家庭來說，卻是災難降臨。弟弟鐵成入伍在部隊自殺，卻被輕描淡寫搪塞過去，大伯沒有追究，並非因為“麻木”，而是一個老農樸素的善良及對死去兒子的愛。對於四叔這樣城市的“一頭沉”工人，最終經歷的卻是無“家”可歸的悲劇。城市沒有容身之地，而鄉村已然陌生，四叔的“失落”是中國特殊體制下的悲涼人生。大伯晚年的嗜賭與幾次自殺，與早年過於辛苦的勞作，與兒女接連的非正常死亡，與不斷奮鬥但卻總是沒有收穫的苦難一生相關，它不是鄉村道德的潰敗與缺失，而是苦難無以承受后的壓抑與掙扎，這正是文章最讓人心痛的地方。鄉村，並不“麻木”，也不“沉默”，讓它們“麻木”與“沉默”的是我們的眼睛與那被遺忘了的情感。

“我愛在雪花飄飛的 不眠之夜，/把已死去或尚存的親人珍念，/當茫茫白雪鋪下遺忘的世界，/我願意感情的激流溢於心田，/來溫暖人生的這嚴酷的冬天。”憶起穆旦詩《冬》中的這一段，不禁潸然淚下。此時，窗外沒有“雪花紛飛”，卻是青蔥的初夏，有紫色的藤花與雪白的槐花在睛空中怒放，生命正以最耀眼最燦爛的姿態向我們昭示它的存在。生命在不斷消逝，“父親”、“大伯”、“四叔”、“鐵成”、“連雲”們已經去了，重歸塵土，重回“地下”，但生命仍在繼續，後來者唯有通過紫藤怒放時的“凝視”或雪花紛飛時的“珍念”進入逝者的靈魂之中，使他們長存心間，並由此獲得生的信念與力量。人類就是這樣一代代生生不息，卑微而偉大。我想，這正是《我與父輩》之於我們生命的意義。

梁鴻：北京海淀區西三環北路25號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

郵編：100089

輓歌：獻給最後的農民

——讀閻連科《我與父輩》

讀《我與父輩》流淚是正常的，尤其是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因為有相似甚至相同的經驗。但感動並不一定需要經驗做前提條件，因為感動是基於一個最基本的基礎——情感，換一個詞來說，就是人性。閻連科以真誠的懺悔理應得到真情的回應，這其實也是文學寫作者與閱讀者之間永遠不變的圭臬。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相信閻連科的新作《我與父輩》一定能贏得無數的讀者，更直接地說，能使無數的讀者為之唏噓感嘆，為之掬一捧淚，並且能夠被它觸動，由此聯想到自己對父輩的態度，乃至兩者之間的關係。也許閻連科並未奢望因為自己的一冊書而改善多少中國家庭的父母與子女之間尷尬甚至有點緊張的關係，但我想，哪怕是只有一個家庭，只有一個孩子能夠因此有所改變，閻連科為這本書的寫作所付出的一切（當然也就包括了此前所有的寫作）都將是值得的。就如波蘭導演基斯洛夫斯基說的那樣，即使他所有的電影只是為了讓法國的一個小女孩體會到什麼是愛，他也就知足了。

但感動還不是這本書給我的全部感受。而且，倘使將《我與父輩》僅僅視為基於情感教育的作品，我也覺得太低估了它的意義。我在想，在寫作了《受活》、《丁庄夢》和《風雅頌》之後，閻連科為什麼要寫這樣一部從裡到外都很傳統、很抒情的長篇散文，特別是他試圖摒棄大歷史的敘述更發人深省。

並不是說傳統和抒情的寫法有什麼問題，更不是說閻連科不能寫散文。而是要問，從《受活》到《我與父輩》，兩者之間究竟是什麼邏輯在起作用，或者說，閻連科自《受活》以來，內心走過了怎樣一段路。我並非要探究一個小說家的隱私，但小說家內心的變化、思想觀念的演進無疑是深入理解其作品的重要路徑，更何況我們面對的是《我與父輩》這樣一部作品，因為閻連科在“前面幾句”中明確地說，這是一本只關乎“柴米油鹽”和“生老病死”的書，因為“他們活著，本就是為了柴米油鹽的，為了生老病死的”，而且，“而今活在那塊土地上的人，又有誰不是為了這些呢？誰能逃脫柴米油鹽和生老病死的命運呢？柴米與油鹽，生老與病死，這才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來之緣由，去之根本哦。”

四叔的死和妹妹的問題使閻連科對自己此前的寫作“感到了歉疚和不安”，“你寫了那麼多的書，為什麼不寫寫我們家裡的事情呢？”父輩們的相繼離去，和他對妹妹的問題的“追究”令他一下子體悟到，為他們年輕一輩抵擋死亡的“一堵圍牆整面地已經不在了”。無疑，猛然間看見自己前面無可逃遁的一片死亡之地，令閻連科感覺到了過去的寫作意義的可疑，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之路，更重要的是讓他在對父輩們命運的回憶中，在自己深深的懺悔中重新界定父輩的價值，重新思考我們與父輩的關係。

但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閻連科在此時此刻檢討我們與父輩的關係，特別是我們對父輩的情感態度和我們為父輩們所做的一點點可憐的照顧無疑有更大的關懷，那就是他日益感覺到：“孝字在今天的社會裡，顯得那樣陳舊和淺賤”，儘管“在我們一群的同輩和孫輩中，有的孝順得堪稱舊倫傳統的楷模和榜樣”。也因此，在閻連科的懺悔和悲情中，他更多地將矛頭指向了導致傳統倫理日益式微的現代社會。也就是說，在他一定程度上對自己此前的寫作方向表示否定的同時，他退回到對人倫日常的關註上。即使我們不能不說，在這個退避之中有一種悲情在瀰漫，可這一退避本身依然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這樣說絕不是要否定閻連科在《我與父輩》中所表達的深情。但問題是我們與父輩的關係究竟是一個情感問題，還是一個倫理的問題，抑或是一個文化問題，還是一個事關中國現當代歷史的大問題呢？我們能不能將這一關係徹底地從中國現當代的歷史中抽離出來？這樣說也並不是要藉助“個人總是在歷史中的”大道理對其進行大批判，而是要說明，閻連科在作品中所呈現的父輩們的命運實際上根本不可能完全脫離整個中國的現當代歷史，即使他立意要關注個人生命中最為切近的“柴米油鹽”和“生老病死”，即使他從此出發，要懷疑他對受活庄烏托邦夢想幻滅的思考之價值（《受活》），懷疑他對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批判的意義（《風雅頌》），但他所寫到的他的父輩實在不是一個只存在於倫理關係中的人，而是當代中國的最後一代農民。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與父輩》實際上是獻給這最後一代農民的輓歌。

換言之，閻連科對其父輩命運的展現並不只具有單純的家族回憶的意義，實際上他展現的乃是整個中國農民的命運，無論是一直勤勤懇懇、“唯有日夜的勞作，才使他感到他是活著的和活著的一些生存與意義，是天正地正的一種應該”的父親，還是他心目中“傑出”甚至“偉大”的大伯，抑或是一生掙扎在“一頭沉”的“既不是‘日子’，也不是‘生活’”中的四叔，其實都是當代中國億萬農民的縮影。他們的命運其實始終與歷史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無論是他們的苦難，還是他們的快樂。

實際上，在閻連科的敘述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一點。但閻連科似乎努力要將時代從命運中剔除出去，就如同他對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記憶一樣，“上世紀70年代，記憶深刻的，對我來說不是革命，而是飢餓和無休止的勞作。”而他對父親、大伯和四叔他們在自己的人生之路的行狀的展示，同樣也選取了衣食住行這樣一些最能夠代表日常生活的事件和細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文化大革命等政治事件都只是作為日常生活的背景，甚至苦難的根源。閻連科似乎要將政治完全從日常生活中剝離出來，甚至將其視為日常生活的反面，換一個說法，就是反日常生活的對象。而在他展示貧苦的日常生活的時候，他強調的也是傳統的家庭倫理和作為北方農民的美好品德。

而在時間段的選擇上，閻連科從“我”開始的敘述也限定了整個作品的時間跨度，即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期至其寫作本書的2008年年底。閻連科在開卷就明確說，“年代存在，是因著記憶。有的年代過去了，有刀鑿之痕；有的年代，平淡無奇，如飄浮流雲，風來雨去，了無痕迹，只留一些味道在其中。”毫無疑問，這是為下文確立的敘述原則，也就是他的選擇原則，或曰合法性依據。而且，我們還需進一步說明，這裡的記憶也就是作者的個人記憶，基本不涉及他記憶中的人物們的記憶。然而，也正是因為這一原則，使作品所呈現的年代成為一個從當代史中截取出來的時間段，而恰恰是這個截取將1949年以來的中國當代史基本被切斷了，重要的不是歷史被切斷了，而是被選取的這一段歷史如何被呈現，特別是其前因和前史該不該出場。

於是，我們在作品中看到的是三年困難時期中永遠無法滿足的飢餓，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和至今仍無法彌合的城市與鄉村的巨大距離，以及處在這些年代中的苦難的農民的掙扎，和在這掙扎中顯示出的令人感喟、讚歎乃至緬懷的勤勞、善良、堅忍、頑強、重情重義、不為五斗米折腰、不畏權貴的品德和尊嚴。

毫無疑問，這些是值得，也是必須要表現的，可以說，當代文學對這些至今還缺乏強有力的呈現。這些災難和苦難特別需要我們牢記在心，特別需要我們從中吸取教訓，它是歷史留給我們的永遠無法痊癒的傷痛。然而，無論是大躍進還是文革，甚至三年困難時期，從後設的現在的立場去理解，我們除了從結果去認識它以外，恐怕還需要更進一步的理性反思，更重要的是必須有上文所說的前因和前史的維度。這實際上也就是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所謂的“長時段”歷史研究方法的要義，或者也可以說是施特勞斯所是“歷史確切性的要求。”

具體而言，閻連科在《我與父輩》中，藉著個人回憶的理由，向我們呈現了父輩們以及他自己這一輩子女們在50-70年代所受的苦難和磨難，在泣血的懺悔中深切地緬懷父輩們，為他們留給他（其實也是我們所有人）的精神遺產表達了深深的感念，並且在感念中思索命運，思考這些地地道道的農民在時代的洪流中為什麼總是如此命途多蹇。可是，他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歷史的連貫，人為地將普通人，尤其是農民的日常生活視為只與命運相關聯的東西，更重要的是將作品中的時代看成一個孤立的歷史時段。也正是在這一思路中，我相信，閻連科心底一定有一個無法解開的結，父輩們是如此勤勞如此善良如此慈愛，可為什麼他們依然不得善終？也正因此，父輩們的苦難就變得更加觸目驚心。正是這觸目驚心的苦難和令人傷痛的結局在遭遇這個無法解開的結時迅速地轉向對命運的叩問。然而，糾結在一起的問題最終卻使對命運的叩問指向對那個時代的詰難。因為，如果說那是他們的命運，那麼答案就只有一個，他們生不逢時，生在那個時代就是他們的宿命。

但倘使我們將時間往前移動十年，二十年，乃至更長，問題就變得不那麼簡單。閻連科當然可以說，那時候他還沒有出生，更不可能有記憶，但那卻是他的父輩們曾經經歷過的日子。歷史告訴我們，他們曾經在那個時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翻身感”，他們有了自己的土地，然後是合作社，再然後土地又被人民公社收歸國有。而所有的一切災難似乎都是從這時開始的。父親沒日沒夜地辛勞，終於將一片荒地開墾為良田，可是很快被收回了，眼看著到手的收成也化為烏有，從此飢餓隨之而至，加以天災人禍，苦難便再也沒有離開過他。

客觀地說，這樣的思路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而且，實際上，在閻連科這裡，這一思路早在《受活》中就已經存在，它其實是閻連科面對現實努力思考的結果，即使這結果中包含著明顯的困惑，以至於他只能退回到“柴米油鹽”和“生老病死”的主題上來。而這個困惑並非閻連科一人獨有，實際上它是整個中國的困惑。因為二十世紀的歷史沒有提供最佳答案，而現實又是如此地令人憂心，命運的主題也就自然而然地跳了出來。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欽佩閻連科對當代家庭倫理的反思，尤其是他對最後一代農民的消逝的追懷。在這裡，“農民”當然不是履歷表上的家庭成分，也不只是一種社會身份，實際上，它是一種精神的象徵。閻連科在追懷中真誠的悔過和呼喚值得我們深思。然而，身為農民是不是就註定了一個無法逃脫的悲苦的命運將如影隨形地相伴著他們的一身？同時，一個好的社會理想、一種基於這一理想之上的社會制度如何才能解決這個中國特有的問題，更進一步地說，如果它不能保證這些勤勞、善良的人們都過上好日子，我們又該如何理解它的好和壞？倘使沿著這樣的思路，或許我們的的思考就可以避免簡單化、抽象化的問題。所以，我說，也許在被閻連科捨棄的歷史中就蘊藏著解決現實的可能。這也是我對《我與父輩》不滿足的地方所在。

2009年5月16日夜於滬上江灣鎮

郭春林

《讓我們一次愛個夠》

上數三代，我們每個人幾乎都和農村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或生於山村，或長於小鎮，那些自由馳騁的童年往事和鄉里鄉親的鄉土故事，總是令人在驀然回首是，唏噓不已。土地不但能培育糧食，也能培育我們善良的根。所以，鄉土親情的文字最是感人，因為他扯動了我們靈魂深處最敏感的筋，那筋連著心肺，牽著柔腸，帶著思念。

翻看《我的父輩》，是在偶爾清晨的早茶間，一段一段文字緩緩的鋪陳開去，看到了年少時的作者在為和姐姐同班同學被互相比較而痛苦，也因為究竟誰最終能夠可以繼續上學而煎熬。那段細節描寫讓我在清晨初醒的頭腦里，注入了一絲糾結的傷感。

看完書，還清晰記得這個場景：“晚上，姐姐走進來站到我的窗前：“連科，念高中，姐不去了。還是你去念吧”，說完這話，二姐借著窗光的月色，看了看我。我不知道那時候的二姐，看見了我什麼表情。而我，卻隱約看見，二姐的臉上，似乎掛著凄淡的笑容。笑著轉身走時，還又對著我說：“你好好讀書。姐是女的，本該在家種地。”作者繼續寫道，然後就是漫長的等待高中的開學。在開學的前一天里，二姐給我買了一支鋼筆，送給我時，她眼裡含著淚水，卻是依然地笑著說：“你好好讀書。姐是女的，本該在家裡種地。”

書中類似的情節很多，我幾乎不敢看第二遍。似乎到了一定的年紀，人的理性更成熟了，但也似乎更加容易波動了。面對這樣一部書，似乎沒有什麼更多的點評，所有書寫自我生活和情感生活的紀實作品，總是如此感人至深，因為文字夾帶著作者本人的生活記憶，如此刀削斧鑿的鐫刻在紙業上。

作者的文字簡單而質樸，巧妙的記錄著成長以來的家族故事，家族裡的父輩的生老病死，奮鬥與落寞，無疑是中國一代農人的縮影和寫照。作為一個在農村成長過數年的人，這樣的文字夾帶的鄉土的氣息令我幾乎窒息----清新如斯，美好如斯。

忙碌的一生，我們每個人可以認識很多人，朋友，戰友，敵人，對手，情人，愛人或者擦肩而過驚鴻一瞥的陌生人，最令你放心並信任，牽掛你而不求回報與功利色彩的，恐怕只有親情的存在了。而父輩們，面朝黃土背朝天，年輕時為了我們奮鬥，年邁時守著夕陽為我們擔憂。正想作者寫的“直到有一天，長輩老了，父母病倒了，我們才明白父母和長輩，都早已為了兒女和生活、日子和瑣碎，精疲力竭，元氣耗盡。”所以，我們千萬要在父輩們健在的時候，親近他們，問候他們，關照他們，因為這是我們應該也必須做的，而且必須做好。

我不是作家，或許也不會有作者的才氣和文筆，但卻有一個已早的夢想，某一天可以寫下我的家族故事。我那生於民國的，裹著三寸小腳的奶奶，我那辭了城市工作將家戶口轉為農村的爺爺，以及由爺爺的三個同門親兄弟，父親的同輩兄弟姐妹構成的龐大的家族故事。伴隨著我的成長和記憶，我目睹他們的離去，我記憶著他們的笑和關照，我時常想起我久違的遠離的小山村。還有，還有每每回去，村口叼著旱煙鍋子，滿臉風霜的皺紋上，布滿了坦誠微笑的大叔大伯們。

看著這本《我的父輩》，我慶幸作者的妹妹一句點透機緣的話，是她心裡藏著的愛，點燃了作者或許久違的某種情愫，於是我們幸運的看到了這樣為文字。

有的年代過去了，有些親人離去了，有些故事結束了，有些文字記錄了。文學就是人學，真實的人的故事，就是如此而深刻的昭示著生命最本質的意義。無論是鄉土的山村，還是水泥的城市，我們不能忘卻，不該忘卻，也不敢忘卻。

因為愛，我們的存在，才有了價值；因為感恩，我們的生命，才有了光輝。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賀超

這樣的感動讓人不得安寧

剛剛看完《我與父輩》，在我腦子中徘徊最久感觸最深的卻不是父輩們的辛勤勞作和忍辱負重，卻是大伯的愛賭。看這段的時候心情最複雜，一面恨得想把這個人從書里揪出來痛斥，另一面在心裡卻拚命拚命地找理由為他開脫。後來，終於，看到閻連科在書里寫出了特別的充分的理解，心裡的一塊石頭終於落了地。再後來看到大伯終於離開了賭博，緊縮的心也終於透得過氣來了。

跟大伯一樣，我們每個人的父輩可能都是有缺點的，可能無傷大雅，可能就有傷大雅。朋友的母親去做傳銷。把家裡幾十年積攢的所有的十幾萬全都拋了進去，還把親戚朋友拉了若干。傳銷害人誰都知道，這樣的母親讓人恨得牙根痒痒，但是聽到她說的一句話，卻又無論如何也恨不起來了。她說：“女兒女婿工資不高，我是想給女兒買個房子。”看到她蓬頭垢面，悔的淚在眼裡打轉，看到她腳上補了又補的襪子，心裡的恨就被硬生生地憋了回去，只能淚流滿面地在心裡翻騰。

父母們是有缺點的，跟所有的我們一樣。我們常常去抱怨這些缺點，討厭這些缺點，不容忍這些缺點。而事實上，我們有沒有想過，那些有傷大雅的缺點，有多少是為了兒女才造就的？而那些無傷大雅的缺點，我們是否給過它們足夠的關心和愛護，還有心疼？

作者沒有多去斥責和抱怨大伯的愛賭，而是想方設法走各種關係，給大伯買了一台電視機。於是，偶爾偶爾才會閑下來的大伯不去賭場逛和看了。大伯以前總是管不住自己，侄兒理解了，一年到頭累著忙著，閑下來的時候，是有點悶得發慌。於是，電視機解決了這個問題。於是我們真的又該回頭想想，我們是否這樣理解過父母，是否這樣照顧過和心疼過他們？

現在的市場上，讓人感動的書有很多，看完《我與父輩》，這樣的感動卻讓人不得安寧。每個人看了之後都會揪心地痛，都會真誠地悔。我想，為了不讓懺悔成為我們永遠無法彌補的痛，我們現在要做一件可能一直在忽略的事，那就是，愛我們有缺點的父輩，心疼他們或大或小的缺點。

閻小青

讀《我與父輩》后的自省

閻連科的《我與父輩》，我讀了四遍，即便是在讀第四遍時，內心所受到的震撼與感動，仍不比之前有絲毫退減。相反，每一遍閱讀，我都像在經歷一場良知的洗禮、一次自我懺悔的旅程，深陷其中，難以自拔。

說它是“2009年最感人的大書”、“錐心泣血的文字”，一點也不為過。它不是小說，不是虛構的人物和故事，它是閻先生用心用淚撰寫成的對父輩的深切回憶，對良心的痛徹拷問。它真實，也正因為真實而感人肺腑。

我不是與閻先生同輩的人，無法體會那個年代里中國鄉村的農民，究竟是在怎樣一種狀態下生存的，無法體會他們的艱難與苦澀，無法想象一個父親肩負著八個子女成長重任時的沉重與艱辛。但是，有些情感是可以穿越歲月長河，跨越空間阻隔，與後代人融混一體，心靈相契的，比如家族親人間的至親感情，比如父母對子女無邊無際的愛，比如子女對父母從想當然的索取到幡然醒悟的深刻轉換。

而最讓我感觸刻骨的，正是閻先生如泣如訴的自我反省竟也是我的“惡”之所在。他毫無保留地坦誠內心冷漠、自私、陰暗的一面，毫無保留地坦白自己曾經的惡念、劣行與過錯。在回憶父輩時，他不止一次地將自己的醜陋與父親叔伯們的寬宏作比較，不止一次地對自己應盡而不為的行為表達出捶胸頓足的悔恨。他說：“這讓我想到我們這些做晚輩兒女的，總是要把父母對我們少年的疼愛無休止地拉長到青年和中年，只要父母健在，就永遠把老人當做當年三四十歲的壯年去對待，永遠把自己當成少不更事的孩童去享受父母給我們的心懷和疼愛，哪怕自己已經是壯年，而父母長輩們已經步入老年的行列里。因為這種疼愛河流樣源遠而流長，我們便以為那疼愛是可以取之不竭的；因為取之不竭、用之不盡，所以我們也並不把那愛放到心上去。許多時候，甚或把那疼愛當做累贅和包袱，當做煩瑣和厭惡，想把長輩的疼愛扔掉就像扔掉長在我們背上的瘤。直到有一天，長輩老了、父母病倒了，我們才明白父母和長輩，都早已為了生活和兒女、日子和碎瑣，精疲力竭，元氣耗盡，而我們，也已經早就不是了少年和青年、不是了青年和壯年。”

這段獨白字字錐入我心底，一字一擊，深深撞擊著我的靈魂，敲打出屬於我的愧疚與不安。因為我知道，在我的內心深處，也藏匿著同樣的私慾，也把父母的關愛當做是理所當然，並且時不時地表現出反感或厭惡。沒有注意到每次拌嘴爭執后，父母的嘆息與哀傷，沒有注意到他們其實早已在我的疏忽間老了，身體差了，病多了，也需要子女來照顧了。

如果不是閻先生的《我與父輩》，也許我也要在樹靜風止后才意識到，在父母有限的歲月里，我為他們做的實在太少，而他們需要的也不過是兒女能把時間與精力勻一點給他們，“把我們十個指頭中的二十八節指骨分出一節來，讓他們使用和撫摸”，讓他們相信等到他們年老時，肯定有兒女可以依靠，“讓他們清楚地感覺到，他們這一生，是確確實實生過兒女、養過兒女、有著兒女的”！

比起父母的養育與教導之恩，我們為他們做再多都不足以回報！

感謝閻先生的這本好書，使人悔悟，教人善良！

張怡

2009/5/14

閻連科的我與父輩

5月10日母親節這天，因為出差回來後到學校有事，便去了一趟辦公室。桌上堆著四五天的報紙雜誌以及不少郵件。其中一份是本市的快遞，從外面摸了一下，知道裡面裝著一本書，便把口袋撕開了，很用力，因為對書的迫不及待。

裡面便是精裝的閻連科新作《我與父輩》。書中夾著兩張粉紅色的列印著文字的紙，是上海英特頌圖書有限公司老總袁傑偉簽名的一封信，起首自然寫著我的名字。

我很認真地讀了老袁的信，知道閻連科的新作是他策劃並由他的公司推出的，知道這個做法是一種營銷手段。但我認真地把他的信讀了兩遍。我還沒有翻開這本新書，就已經被感動了。為一名出版人給一本感人大書所做的推薦。為了傳遞書、寫書人和做書人的愛心。

今天中午，在自己的博客上發完為去年的大地震而作的《一年祭》后的感傷的餘波里，我讀完了《我與父輩》。說實話，我並沒有在看完老袁的信后馬上開讀，我是略帶著一個出版人對圖書和閱讀的挑剔而謹慎地做出自己的閱讀決定的。當時，我把書塞進了自己的皮包里，帶回了家。昨天又放在包裡帶到了辦公室。直到昨天（5月11日）夜裡，自己上了床，靠在床頭上，然後才翻開了《我與父輩》的封面的。

因為從書名我就知道，這將是本讓人看后感覺有點沉重的書。它不是閻連科的小說，它是閻連科的日子中的一部分。或者，是閻連科之所以為閻連科的記錄。

終於在床頭燈下開始了閱讀。書的腰帶上印著這樣的字：錐心泣血的文字千萬讀者為之動容。我想，我終於要開始一次感動之旅了，從打開書從第一頁開始。

直到現在，已經讀完了這本書後，我還是不十分清楚，閻連科為什麼是在其父輩們，尤其是其父親去世已經二十多年後才寫下了這些刻骨銘心的文字。閻自己的解釋是在07年回鄉給自己的四叔守靈時，一個妹妹對他說了那幾句話，要他寫寫那些已經和剛剛離世的父輩，以及他和他的同輩小時候的事。閻連科於是寫了，寫了他的父輩，包括他的父親、大伯和四叔，當然也寫了一些他的兄弟姐妹的事，捎帶著。

也幸而他寫了。因此在2009年的這個時候，中國的讀者們有了一本被網路稱為閻連科2009感人大書的作品。

是的，我並不諱言，我在看和看完的過程中是被感動了的，到不是因為閻連科的文字或者故事有多少煽情，那不是他的風格。並且我還是流了淚的。我甚至在今天早上送完自己的兒子上學然後到食堂吃早飯同時看了十來頁書後是流著淚走下樓梯的。或許是因為自己也是來自農村，從小也有著跟著大人下地耕種勞作的經歷的緣故吧，但那肯定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因為江南的農村跟當年河南農村的差異還是大得很。更重要的，應該是在閱讀的過程中忽然發現自己的心靈深處竟然也潛藏著閻連科所懺悔的私慾和對自己父親和其他父輩無私之愛幾十年來自己所表現出的冷漠和理所當然！即便自己現在也在當著父親，自己也在無私地將自己的愛傾灑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卻依然心痛地意識到，在閱讀《我與父輩》的過程中，自己依然繼續毫無愧疚地在忘卻父親以及母親這幾十年來傾灑在自己身上的無盡的愛和教誨，甚至當他們年事日高，歲月在他們的肌體、頭髮和思維上已經刻上蒼老的印記之時，自己竟一如既往以工作的繁忙等等為借口而繼續淡薄著對他們的關心和問候！

也就是在讀完《我與父輩》后所流下的眼淚中，我明白了人性中的陰影和父輩之愛的宏大無私。我不想跟閻連科一樣用文字進行懺悔，但實實在在地想告訴人們，我們，應該更多地想想，我們的父親，我們的父輩，他們可以怎樣地感動我們，而我們，又可以如何地抱著感恩之心，在現在還未晚的時刻，去聽一聽他們想說的話，去仔細地看一看，他們臉上皺紋中的風霜，以及眼光里，他們對生活的熱愛和深情，以及所有這一切里，他們依然懷有的對我們的濃釅的愛。

說實話，我並不喜歡閻連科的文字，他的表達方式，以及他在字裡行間所流露出的懺悔之情，那是只有他自己才能體驗的痛。但這並不能阻止我因為閱讀他的作品而感動流淚。遠去的或者已經失去的總是那麼令人感到珍貴，即便是苦痛不堪的經歷。我們的心現在充盈了太多的物質和慾望，我們在不知不覺中丟掉了我們父輩曾經擁有的善良和溫情，以及曾經在一個民族的血液里流動了幾千年的大愛，但我們卻渾然不覺。

而只有在感動后，我們，當然包括我，才會找到自己的某個方向，然後，會堅定地邁開步子，用真正的心去打造這個世界，改變我們的生活，就像閻連科的《我的父輩》們一樣。可惜，我們已經遠不如他們那樣堅定那樣執著，甚至，遠不如他們那樣深沉。

《我與父輩》閻連科著雲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版精裝定價：25.00元

（估計從出版社無法購買到，可直接登錄卓越網，卓越亞馬遜獨家銷售）

張宏

閻連科,1958年出生於河南嵩縣，1978年應徵入伍，1980年開始發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長篇小說《情感獄》《最後一名女知青》《生死晶黃》《日光流年》《丁庄夢》《受活》，小說集《黃金洞》，中短篇小說《年月日》等。作品曾獲第一、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第三屆老舍文學獎和其他國內外獎項二十多次。

我們總是要把父母對我們的疼愛無休止地拉長，永遠去享受父母給我們的心懷和疼愛

直到有一天，長輩老了、父母病倒了，我們才明白父母和長輩，都早已為了生活和兒女、日子和碎瑣，精疲力竭，元氣耗盡

對父母和長輩生命的疏忽，如同我們常年在暗暗吮吸著父母和長輩的血液而當做可有可無的水

現在，他們年邁了，陪伴他們的只能是賦閑的無奈和一日日的衰老，甚或從他們迎面走來的日子裡，只能是疾病和死亡

我們該明白，我們還應該把我們慾望中的努力拿出那麼一丁點兒給他們，把我們十個指頭中的二十八節指骨分出一節來，讓他們使用和撫摸……

更多書摘

第三章 想念父親

1.土地的身影

到今年，我父親已經離開我們25年了。

25個春春秋秋，是那麼漫長的一河歲月。在這一河歲月的漂流中，過去許多老舊的事情，無論如何，卻總是讓我不能忘卻。而最使我記憶猶新、不能忘卻的，比較起來，還是我的父親和父親在他活著時勞作的模樣兒。他是農民，勞作是他的本分，唯有日夜的勞作，才使他感到他是活著的和活著的一些生存與意義，是天正地正的一種應該。

很小的時候——那當兒我只有幾歲，或許是不到讀書的那個年齡吧，便總如尾巴樣隨在父親身後。父親勞作的時候，我喜歡立在他的身邊，一邊看他舉鎬弄鍬的樣子，一邊去踩踏留在父親身後或者他身邊的影子。

這是多少、多少年前的事情了——那時候各家都還有自留地，雖然還是社會主義的人民公社，土地公轄，但各家各戶都還允許有那麼一分幾分的土地歸你所有，任你耕種，任你做作。與此同時，也還允許你在荒坡河灘上開出一片一片的小塊荒地，種瓜點豆，植樹栽蔥，都是你的權益和自由。我家的自留地在幾裡外一面山上的后坡，地面向陽，然土質不好，全是褐黃的礓土，俚語說是塊料礓地，每一杴、每一鎬插進土裡去，都要遇到無角無棱、不方不圓、無形無狀的料礓石。每年犁地，打破犁鏵是常有的事。為了改造這土地，父親連續幾年冬閑都領著家人，頂著寒風或冒著飛雪到自留地里刨刨翻翻，用钁頭挖上一尺深淺，把那些礓石從土裡翻撿出來，大塊的和細小瘦長的，由我和二姐抱到田頭，以備回家時擔回家裡，堆到房下，積少成多，到有一日翻蓋房子時，壘地基或表砌山牆所使用；塊小或徹底尋找不出一點物形的，就挑到溝邊，倒進溝底，任風吹雨淋對它的無用進行懲處和暴力。

父親有1米7多的個頭，這年月算不得高個兒，可在幾十年前，1米7多在鄉村是少有的高個兒。那時候，我看著他把钁頭舉過頭頂，钁刺兒對著天空，晴天時，那刺兒就似乎差一點鉤著了半空中的日頭；陰天時，那刺兒就實實在在鉤著了半空的游雲。因為一面山上，只有我們一家在翻地勞作，四處靜得奇妙，我就聽見了父親的钁頭鉤斷雲絲那咯咯叭叭的白色聲響。追著那種聲音，就看見钁頭在半空凝寂了片刻之後，一瞬間，又暴著力量往下落去，深深地插在了那堅硬的田地里。而父親那由直到彎的腰骨，這時會有一種柔韌的響聲，像奔跑的汽車軋飛的沙粒樣，從他那該洗的粗白布的襯衣下飛奔出來。父親就這樣一钁一钁地刨著，一個時辰、一個時辰在他的钁下流去和消失；一個冬日、又一個冬日地，被他刨碎重又歸新組合著。每天清晨，往山坡上去時，父親瘦高的身影顯得挺拔而有力，到了日落西山，那身影就彎曲了許多。我已經清晰無誤地覺察出，初上山時，父親的腰骨，就是我們通常說的筆直的腰桿兒，可一钁一钁地刨著，到了午時，那腰桿兒便像一棵筆直的樹上掛了一袋沉重的物件，樹榦還是立著，卻明顯有了彎樣。待在那山上吃過帶去的午飯，那樹也就卸了吊著的物件，又重新努力著撐直起來，然而到了日過平南，那棵樹也就徹底彎下了，如掛了兩袋、三袋更為沉重的物體，彷彿再也不會直了一般。然儘管這樣，父親還是一下一下有力地把钁頭舉在半空，用力地一下一下讓钁頭暴落在那塊料礓地里，直到日頭最終沉將下去時。

我說：“爹，日頭落了。”

爹把钁頭舉將起來，看著西邊，卻又問我道：“落了嗎？”

我說：“你看——落了呢。”

每次我這樣說完，父親似乎不相信日頭會真的落山，他要首先看我一會兒，再把目光盯著西邊看上許久，待認定日頭確是落了，黃昏確是來了，才最後把钁頭狠命地往地上刨一下，總結樣地，翻起一大塊硬土之後，才會最終把钁頭丟下，將雙手卡在腰上向後用力仰幾仰，讓彎久的累腰響出特別舒耳的幾下嘎吧嘎吧的聲音，再半旋身子，找一塊高凸出地面的虛土或坷垃，仰躺上去，面向天空，讓那虛土或坷垃正頂著他的腰骨，很隨意、很舒展地把土地當做床鋪，一邊均勻地呼吸，一邊用手抓著那濕漉漉的碎土，將它們在手裡捏成團兒，再揉成碎末，這樣反覆幾下，再起身看看他翻過的土地，邁著勻稱的腳步，東西走走、南北行行，丈量一番，在心裡默算一陣，又用一根小棍，在地上筆算幾下，父親那滿是紅土的臉上，就有了許多淺色粲然的笑容。

我問：“有多少地？”

父親說：“種豆子夠咱們一家吃半年豆面，種紅薯得再挖一個窯洞。”

然後，就挑起一擔我撿出來的料礓石，下山回家去了。那料礓石雖然不似鵝卵石那麼堅硬沉重，可畢竟也是石頭，挑起時父親是拄著钁柄才站了起來的。然他在下山的路上，至多也就歇上一息兩息，就堅持著到了家裡。路上你能看見他的汗一粒粒落在地上，把塵土砸出豆夾窩似的小坑，像落在日頭地里的幾滴很快就又將被曬乾的雨滴一樣。我跟在父親身後，扛著他用了一天的钁頭，覺得沉重得似乎能把我壓趴在地上，很想把那柄钁頭扔在腳地，可因為離父親越來越遠，竟還能清楚地聽見他在那一擔礓石下整個脊骨都在扭曲變形的咔嘣咔嘣的聲響，便只好把钁頭從這個肩上換到那個肩上，迅速地小跑幾步，更近地跟在他的身後，以免落在黃昏的深處。

到了家裡，父親把那一擔礓石放在山牆下邊，似乎是徹底地用完了自己的氣力，隨著那兩筐落地的礓石，他也把自己扔坐在礓石堆上。如果黃昏不是太深，如果天氣不是太冷，他就坐在那兒不再起來，讓姐們把飯碗端將出去，直到吃完了夜飯，才會起身回家，才算正式結束了他一天的勞作。這個時候，我就懷疑回家倒在床上的父親，明天是否還能起得來。然而，來日一早，他又如上一日的一早一樣，領著我和家人，天不亮就上山翻地去了。

這樣過了三年——三年的三個冬天，我們家的那塊土地徹底地翻撿完了。家裡山牆下堆的黃色的礓石，足夠表砌三間房的兩面山牆，而田頭溝底倒堆的礓石也足有家裡的幾倍之多，你不敢相信一塊地里會有多麼多的礓石。你終於知道那塊比原來大了許多的自留地，其實都是從礓石的縫中翻撿出來的，也許七分，也許八分，也許有一畝見余。總之，那塊田地對幾歲的你來說，猶如一個廣場，平整、鬆軟，散發著深紅香甜的土腥，就是你在田地里翻筋斗、打滾兒，也不會有一點堅硬劃破你的一絲皮兒。因此，你似乎懂得了一些勞作和土地的意義，懂得了父親在這個世上生存的意義。似乎明白，作為農民，人生中的全部苦樂，都在土地之上、都根在土地之中、都與勞作息息相關；或者說，土地與勞作，是農民人生的一切苦樂之源。尤其從那年夏天開始，那塊土地的邊邊角角，都經過了根徹的整理，低凹處的邊岸用礓石壘了邊壩，臨路邊易進牛羊的地方，用棗刺封插起來，太過尖角的地腦，落不了犁耙，就用鐵杴細翻了一遍；然後，在地里扒出一片蘑菇似的紅薯堆，一家人又冒著酷暑，在幾裡外的山下挑水，在那塊田裡栽下了它成為真正的田地之後的第一季的紅薯苗兒。

也許是父親的勞作感動了天地，那一年風調雨順，那塊田地的紅薯長勢極好，因為翻撿礓石時已經順帶把草根扔了出去，所以那年的田裡，除了油黑旺茂的紅薯秧兒，幾乎找不到幾棵野草。凡從那田頭走過的庄稼人，無不站立下來，扭頭朝田裡凝望一陣、感嘆一陣。這時候如果父親在那田裡，他就會一邊翻著茂如草原的紅薯秧棵兒，一邊臉上漫溢著輕快的歡笑。

人家說：“天呀，看你家這紅薯的長勢！”

父親說：“頭年生土，下年就不會這樣好了。”

人家說：“我家冬天糧不夠時，可要借你們家的紅薯呀。”

父親說：“隨便，隨便。”

為了儲存那一地的紅薯，父親特意把我家臨著村頭寨牆的紅薯窯中的一個老洞又往大處、深處擴展一新，並且在老洞的對面，又挖了更大的一眼新洞。一切都準備完畢，只等著霜降到來前後，開始這一季的收穫。為了收穫，父親把頹禿的钁頭刺兒請鐵匠加鋼后又捻長了一寸；為了收穫，父親在一個集日又買了一對挑紅薯的籮筐；為了收穫，父親把捆綁紅薯秧兒的草繩，搓好后掛在了房檐下面。工具、心情、氣力，都已經準備好了，剩下的就是等待霜降的來降。

陽曆10月8日、9日，是霜降前的寒露，寒露之後半月，也就是霜降了。可到了寒露那天，大隊召開了一個群眾大會，由村支書傳達了由中央到省里，又由省里至地區和縣上，最後由縣上直接傳達給各大隊支書的紅印文件。文件說人民公社絕對不允許各家各戶有自留地的存在。各家各戶的自留地，必須在文件傳達之後的三日之內，全部收歸公有。

那是1966年的事。

1966年的那個寒露的中午，父親從會場上回來沒有吃飯，獨自坐在上房的門檻兒上，臉色灰白陰沉，無言無語，惆悵茫然地望著天空。母親端來一碗湯飯說：“咋辦？交嗎？”

父親沒有說話。

母親又問：“不交？”

父親瞟了一眼母親，反問說：“能不交嗎？敢不交嗎？”

說完之後，父親看看母親端給他的飯碗，沒有接，獨自出門去了。吃過午飯，父親還沒有回來。到了吃晚飯時，父親仍然沒有回來。母親知道父親到哪兒去了，母親沒有讓我們去找父親。我們也都知道父親去了哪裡，很想去那裡把父親找回來，可母親說讓他去那裡坐坐吧，我們便沒有去尋叫父親。那一天直至黃昏消失，夜黑鋪開，父親才有氣無力地從外邊回來，回來時他手裡提著一棵紅薯秧子，秧根上吊著幾個鮮紅碩大的紅薯。把那棵紅薯放在屋裡，父親對母親說：“咱們那塊地土肥朝陽，風水也好，其實是塊上好的墳地，人死後能埋在那兒就好啦。”

聽著父親的話，一家人默默無語。

默默無語到月落星稀和人心寒涼。

2.蓋房

沒有誰能想到父親會下世得那麼急快，母親、姐姐、哥哥及左鄰右舍，誰都覺得他走得早了，早得多了，讓他的子女們無法接受。但是父親，他似乎自得了那病的第一天起，就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對於常正的人，死亡是站在你人生的前方某處，在等著你一日日、一步步向它走近，待你到了它的面前，它能夠伸手及你，它才會伸手攜你而去。但對於一個病人，那就不僅是你一日日、一步步向死亡走去，而是死亡也從你的對面，一日日、一步步向你跑來。人生就是那麼一定的、有限的一段距離，如果時速一定，只有你單向地向死亡靠近，那就需要相對長點的時間，如果你向死亡走去，死亡也迎面向你走來，那你的人生時間就要短下許多。世間上每個人只有那麼一段行程，一個人獨自走完這段行程的人生是一回事，而有另外一個我們看不見的死亡的黑影，也來搶行你這段路程，那你的人生就是另外一回事。而我的父親，他一定是很早就明白了這個道理的。他一定因為有病，就在冥冥之中看見了屬於他的那段人生行程的對面，也正有一個暗影在向他走來。所以，他作為一個農民、一個父親，就特別急需把他認為一個農民父親應該在人世的所盡之責，無遺無憾地儘力完畢和結束。

那麼，一個身為農民的父親，他活在世上到底應該做完一些什麼事情呢？盡到一些什麼職情呢？這一點，父親和所有北方的農民一樣，和所有北方的男人一樣，和他周圍所有做了父親卻最遠的行程是到幾十裡外的縣城、倘若能到百里之外的洛陽就是人生大事、就是生命的一次遠足的農民一樣，他們自做了父親那一日、一時的開始，就刻骨銘心地懂得，他們最大、最莊嚴的職情，就是要給兒子蓋幾間房子，要給女兒準備一套陪嫁，要目睹著兒女們婚配成家，有志立業。這幾乎是所有農民父親的人生目的，甚或是唯一的目的。

我想因為有病，父親對這一目的就看得更為明晰、更為強烈、更為簡捷：那就是在父親生前，他以為他需要做完的許多事情中，最為急迫的是兒女們的婚姻。

而理想的婚姻，又似乎是建立在房子的基礎之上。似乎誰家有好的房舍，誰家兒女就有可能具備理想婚姻的基礎。房子是一個農民家庭富足的標誌和象徵，甚至，在一方村落里，好的房屋，也是一個家庭社會地位的象徵。父親和所有農民一樣，明白這一點，就幾乎把他一生的全部精力和財力，都集中在了要為子女們蓋下的幾間瓦房上。蓋幾間瓦房，變成了父親人生的目的，也變成了他生命中的希冀。

現在，我已經記不得我家那最早豎起在村落的三間土房瓦屋是如何蓋將起來的，只記得，那三間瓦房的四面都是土牆，然在臨靠路邊的一面山牆上，卻表砌了從山坡田野一日一日挑回來的黃色的礓石，其餘三面牆壁，都泥了一層由麥糠摻和的黃泥。春天來時，那三面牆上長有許多瘦弱的麥芽；記得那半圓的小瓦，在房坡上一行一行，你在任何角度去看，都會發現一個個瓦楞組成的一排排的人字兒，像無數隊凝在天空不動的雁陣。記得所有路過我家門前的行人，無論男女老幼，都要立下腳步，端詳一陣那三間瓦屋，像懂行的莊稼把式在幾年前路過我父親翻撿、擴大過的自留地一樣，他們的臉上，都一律掛著驚羨的神色和默語的稱頌。我還記得，搬進那瓦屋之後，母親不止一次地面帶笑容給我們姐弟們敘說，蓋房前父親和她如何到二百裡外的深山老林，去把那一根根雜木椽子從有著野狼出沒的山溝扛到路邊；記得母親至今還不斷地掛在嘴上，說蓋起房子那一年春節，家裡沒有一粒小麥，沒有半把麵粉，是借了人家一碗污麥麵粉讓我們兄弟姐妹四個每人吃了半碗餃子，而父親和她，則一個餃子都沒吃。還說那一年她試著把白麵包在紅薯面的上邊，希望這樣擀成餃子葉兒，能讓她的子女們都多吃幾個白菜餃子，但試了幾次，皆因為紅薯面過分缺少黏性而沒有成功——而沒有做成餃子葉兒的，包了一層白面的紅薯面塊，就是父親那年過節所吃的大年飯。

這就是房子留給我的最初記憶，之後所記得的，就是我所看到的，就是那新蓋的三間瓦房，因為過度簡陋而不斷漏雨，每年雨季，屋裡的各處都要擺滿盆盆罐罐。為了翻蓋這漏雨的房子，父親又蓄了幾年氣力，最後不僅使那瓦房不再漏雨，而且使那四面土牆的四個房角，有了四個青磚立柱，門和窗子的邊沿，也都用青磚鑲砌了邊兒，且鄰了路邊的一面山牆和三間瓦房的正面前牆，全都用長條兒礓石砌表了一層，而料礓石牆面每一平方米的四圍邊兒，也都有單立的青磚豎起隔斷，這就彷彿把土瓦房穿了一件黃底綠格的洋布襯衫，不僅能使土牆防雨，而且使這瓦房一下美觀起來、漂亮起來，它也因此更為引人注目，更為令眾多鄉人驚驚羨羨。

這就是父親的事業。

是父親活著的主要人生目的之一，也是他覺得必須儘力活在人世的一種實在。要說，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去，父親的那種病，都不是讓人立等著急的急症、絕症——哮喘病，在今天的人們看來，也無非是頭痛腦熱之類的。但頭痛與腦熱，卻是易於治癒的家常小症，而哮喘卻是有可能由小變大、由輕至重，最終轉化為無可救治的肺原性心臟病的一種慢性的常見病症。在鄉村、在偏遠的山區農村，這種病幾乎是老年人的必得之症。人過50、60，由於年輕時勞累受寒、感冒頻繁，有這種病的老人最少佔五十歲以上人口的一半還多，而最終因為這種病而離開人世的農民幾乎是司空見慣。不用說，父親在他的生活中目睹了太多因這種病而撒手人寰的場景；不用說，父親明白得了這種病，要麼藉助年輕的體魄和命運，碰巧也就將此病治好還愈了，要麼和更多的有了這病的人一樣，最終因為此病而謝世。

父親和別人所不同的是，他得這病時還不到30歲，自恃年齡和身體的許可，沒有太把這病放在心上，病重了就借錢討幾副葯吃，病輕了就仍然無休無止地勞作，這樣十幾年熬煎下來，日日月月，惡性循環，終於在不到50歲時，每年冬天病情發作，就如70歲有了哮喘一樣。也正因為這樣，他就想急急忙忙把房子翻蓋起來，想讓他的子女們不延不誤，長大一個，成婚一個；成婚一個，他也就算了卻了他的一份必盡的心愿。

我們兄弟姐妹四個的婚姻，在那個今天已經改村為鎮的左鄰右舍的目光中，從訂婚到成家，他們都認為較為順利，這除了父母和我們兄弟姐妹的為人本身，與父親染病挨餓為我們蓋起的一間間的鄉村瓦屋不無關係。那是僅有二分半地的一所鄉村小宅，中央之上，蓋三間上房，東西兩側，再各蓋兩間廂廈，這樣七間房子，正留出一分地的一個四方院落：這是豫西農村最為盛行而有些殷實的農家小院。為了蓋房，父親每年過節都很少添過新衣；為了蓋房，父親把房前屋后能栽樹的地方全都栽了泡桐、楊樹。到了冬天，還在那樹苗身上塗上白灰、圍上稻草，以使它取暖過冬。春天來時，他把這些稻草取掉，和讓孩子們脫掉過熱的棉衣一樣，再在小樹周圍紮下一圈棗刺棵兒，以防孩娃們的熱手去那樹上摸碰。父親就這樣如疼愛他的孩子樣養護著那些小樹。那些小樹在幾年或多年之後，長到中年、老年，就做了我家房上的檁梁。到我家那七間房子全都成了瓦房以後，父親雖然不是第一個蓋築瓦屋的村人，卻是第一個讓家裡沒有草房——包括雞窩、豬圈——的房主。而且，在我們家的院落里，父親在他哮喘病已經明顯加重的時候，還戴著避寒的暖紗口罩，拉著板車，領著我們兄弟姐妹，趟過已經封凍結冰的幾十米寬的酷冷伊河，到十幾裡外的一條白澗溝里尋找二三指厚的紅色薄片石頭，拉回來鋪滿院子、鋪滿通往廁所和豬圈的風道小路，使那二分半的宅院，沒有見土的地方。每到雨天，街上和別戶各家，到處都泥濘不堪，只有我們家裡潔潔凈凈。那樣的天氣里，我們家院里總是站滿了村人鄰居，他們在那不見泥沙的院里、屋裡，打牌說笑、講述故事、議論命運和生老病死，把我們家那所宅院和那宅院中圍困著的鄉村人的人生，當成村落建築和日子的榜樣與楷模。

事實上，那所宅院和宅院中的日子，的確在那片村落和方圓多少里的村落中，都有著被誇大的影響和聲譽，對許多農民的日子起著一種引導的督促。可是，只有為數不多的有著血緣關係的親人們，方才知道父親為了這些，付出了他的健康，也付出了他許多的生壽。記得最後蓋我家東邊那兩間廂廈時，父親領著我們，破冰過河去山溝里拉做地基的石頭，因為車子裝得太滿，返回時車子陷在伊河當中，我們姐弟全都高捲起褲腿，站在冰河中用力猛推，不僅沒能把車子推動半步，反而每個人的手臉都凍得烏青，腿和腳在水中哆嗦得不能自已。這時候，父親回過身子，從車轅間出來，把我們姐弟從水中扶到岸上，用棉衣包著我們各自的腿腳，他自己又返回水中，同哥哥一道，從車上卸著一二百斤重的石頭，一塊塊用肩膀扛到岸邊，直到車子上的石頭還剩一半之多，才又獨自從冰河中把車子拉上岸來。父親從水中出來時候，他脖子里青筋勃露，滿頭大汗，手上、肩上、腿上和幾乎所有衣服的每個部位，卻都掛著水和冰凌。我們慌忙去岸邊接著父親和那車石頭，待他把車子拉到岸上的一塊干處，我們才都發現，父親因為哮喘，呼吸困難，臉被憋成了青色，額門上的汗都是憋出來的。見父親臉色青脹，咳嗽不止，姐姐趕忙不停地去父親的後背上捶著，過了很久，捶了很久，待父親緩過那艱難的呼吸，哥哥也抱著一塊水淋淋的石頭最後從冰河裡出來，他把那石頭放在車上，望著父親的臉色說：“不一定非要蓋這兩間房子，不能為了房子不要命啊。”

父親沒有馬上說話，他瞟了一眼哥哥，又望望我們，最後把目光投向荒涼空無的遠處，好像想了一會兒，悟透並拿定了什麼主意，才扭回頭來對著他的子女們說：

“得趁著我這哮喘不算太重，還能幹動活兒就把房子蓋起來，要不，過幾年我病重了，干不動了，沒把房子給你們蓋起來，沒有在我活著時看著你們一個個成家立業，那我死了就對不起你們，也有愧了我這一世人生。”

其實，父親的病是在他年輕時的勞累中得下的，而紮根難愈，卻是他在為子女成家立業的蓋房中開始的。在我們兄弟姐妹中，我排行最小，1984年10月完婚在那最後蓋起的兩間瓦屋之後，也便了卻了父親的最後一樁夙願。於是，沒過多久，他便離開我們獨自去了，去另外一番界地，尋找著另外一種安寧和清靜。

3.打

算到現在，我的父親有二十四五年沒有和我說過一句話了。埋他的那堆黃土前的柳樹，都已經很粗很粗。不知道他這二十四五年想我沒有，想他的兒女和我的母親沒有，倘若想了，又都想些啥兒，念叨一些啥兒。可是我，卻在25年間，總是想念我的父親，想起我的小時候，父親對我的訓罵和痛打。好像，每每想起我父親，都是從他對我的痛打開始的。

能記得的第一次痛打是我七八歲的當兒，少年期，讀小學。學校在鎮上，在鎮上的一個老廟裡，距家二里路，或許二里多一些。那時候，每年的春節之前，父親都會千方百計存下幾塊錢，把這幾塊錢找熟人到鄉村信用社，全都換成一疊兒簇新的一角的毛票，放在他枕頭的葦席下，待到了初一那天，再一人一張、幾張地發給他的兒女、侄男侄女和在正月十五前，來走親戚的孩娃們。可是那一年，父親要給大家發錢時，那幾十上百張一毛的票兒卻沒有幾張了。那一年，我很早就發現那葦席下藏有新的毛票兒。那一年，我還發現在我上學的路上，我的一個遠門的姨夫賣的芝麻燒餅也同樣是一個一毛錢。我每天上學時，總是從那席下偷偷地抽走一張錢，在路上買一個燒餅吃。偶爾大膽起來，會抽上兩張，放學時再買一個燒餅吃。那一年，從初一到初五，父親沒有給我臉色看，更沒有打我和罵我，他待我如往年無二，讓我高高興興過完了一個春節。可到了初六，父親問我偷錢沒有，我說沒有。父親便厲聲讓我跪下了。又問我偷沒有，我仍然說沒有，父親就在我臉上打了一耳光。再問我偷沒有，仍說沒有時，父親便更為狠力地朝我臉摑起耳光來。記不得父親統共打了我多少耳光，只記得父親直打到我說是我偷了他才歇下手。記得我的臉又熱又痛，到了實在不能忍了我才說那錢確是我偷了，說我偷了全都買了燒餅吃掉了。然後，父親就不再說啥兒，把他的頭扭到一邊去。我不知道他扭到一邊幹啥，不看我，也不看我哥和姐姐們，可等他再扭頭回來時，我們都看見他眼裡含了淚。

第二次，仍是在我十歲之前，我和幾個同學到人家地里偷黃瓜。僅僅因為偷黃瓜，父親也許不會打我的，至少不會那樣痛打我。主要是因為我們偷了黃瓜，其中還有人偷了人家菜園中那一季賣黃瓜的錢。人家挨個兒地找到我們每一個人的家裡去，說吃了的黃瓜就算了，可那一季瓜錢是人家一年的口糧哩，不把錢還給人家，人家一家就無法度過那年的日子去。父親也許認定那錢是我偷了的，畢竟我有前科，待人家走了后，父親把大門閂上了，讓我跪在院落的一塊石板鋪地上，先噼里啪啦把我痛打一頓后，才問我偷了人家的錢沒有。因為我真的沒有偷，就說真的沒有偷，父親就又噼里啪啦地朝我臉上打，直打得他沒有力氣了，氣喘吁吁了，才坐下直盯盯地望著我。那一次，我的臉腫了，腫得和暄虛的土地樣。因為心裡委屈，夜飯沒吃，我便早早地上了床去。上床了也就睡著了。睡到半夜父親卻把我搖醒，好像求我一樣問：“你真的沒拿人家的錢？”我朝父親點了一下頭。然後，然後父親就拿手去我臉上輕輕摸了摸，又把他的臉扭到一邊去，去看著窗外的夜色和月光。看一會兒他就出去了。出去坐在院落里，孤零零地坐在我跪過的石板地上的一張凳子上，望著天空，讓夜露潮潤著，直到我又睡了一覺起床小解，父親還在那兒靜靜地坐著沒有動。

那時候，我不知道父親坐在那兒思忖了啥。幾十年過去了，我依舊不知父親那時到底是在那兒省思還是漫想著家和人生的啥兒。

第三次，父親是最最應該打我的，應該把我打得鼻青臉腫，頭破血流的，可是父親沒打我。是我沒有讓父親痛打我。那時我已經越過十歲，也許已經十幾歲，到鄉公所里去玩耍，看見一個鄉幹部屋裡的窗台上，放著一個精美鋁盒的刮臉刀，我便把手從窗縫伸進去，把那刮臉刀盒拿出來，回去對我父親說，我在路上拾了一個刮臉刀。

父親問，“在哪兒？”

我說：“就在鄉公所的大門口。”

父親不是一個刨根問底的人，我也不再是一個單純素潔的鄉村孩子了。到後來，那個刮臉刀，父親就長長久久地用將下來了。每隔三朝兩日，我看見父親對著刮臉刀里的小鏡刮臉時，心裡就特別溫暖和舒展，好像那是我買給父親的禮物樣。我不知道為啥兒，我從來沒有為那一次真正的偷竊後悔過，從來沒有設想過那個被偷了的國家幹部是個什麼模樣兒。直到又過了多年後，我當兵回家休假時，看見病中的父親還在用著那個刮臉刀架在刮臉，心裡才有一絲說不清的酸楚升上來。我對父親說：“這刮臉刀你用了十多年，下次回來我給你捎一個新的吧。”父親說：“不用，還好哩，結實呢，我死了這刀架也還用不壞。”

聽到這兒，我有些想掉淚，也和當年打我的父親樣，把臉扭到了一邊去。

把臉扭到一邊去，我竟那麼巧地看見我家老界牆上糊的舊《河南日報》上，刊載著鄭州市1981年第2期《百花園》雜誌的目錄。那期目錄上有我的一篇小說題目，叫《領補助金的女人》，然後，我就告訴父親說，我的小說發表了，頭題呢，家裡界牆糊的報紙上，正有目錄和我的名字呢。父親便把颳了一半的臉扭過來，望著我的手在報紙上指的那一點。

兩年多后，我的父親病故了。回家安葬完了父親，收拾他用過的東西時，我看見那個鋁盒刮臉刀靜靜地放在我家的窗台上，黃漆脫得一點都沒了，鋁盒的白色在鋥光發亮地閃耀著，而窗檯斜對面的界牆上，那登了《百花園》目錄的我的名字下面，卻被許多的手指指指點點，按出了很大一團黑色的污漬兒，差不多連“閻連科”三個字都不太明顯了。

算到現在，父親已經離開我四分之一世紀了。在這二十四五年裡，我不停地寫小說，不停地想念我父親。而每次想念父親，又似乎都是從他對我的痛打開始的。我沒想到，活到今天，父親對我的痛打，竟使我那樣感到安慰和幸福；竟使我每每想起來，都忍不住會拿手去我兒子頭上摸一摸。可惜的是，父親最最該痛打、暴打我的那一次，卻被我遮掩過去了。而且是時至今日，我都還沒有為那次本正真切的偷盜而懊悔。只是覺得，父親要是在那次我真正的偷盜之後，再對我有一次痛打就好了。在父親的一生中，要能再對我痛打上十次八次就好了。覺得父親如果今天還能如往日一樣打我罵我，我該有何樣的安慰、幸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