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漢民

張漢民（1903～1935）化名田慎頤。幼讀私塾。1920年春考入新絳縣中學。1924年西渡黃河，到陝北安邊堡楊虎城創辦的教導隊學習軍事，後任國民軍第三軍第三師炮兵營副營長。1925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隨楊部南下關中，駐守三原，同直系軍閥劉鎮華部作戰，配合西安的反圍城鬥爭。

1926年11月，西安解圍后，被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部調到西安任軍事政治隊隊長，與密友吳岱峰一起協助魏野疇為黨培養軍事幹部。後任中山學院學生總隊長，負責學員的軍事訓練。1927年5月，又回到三原任炮兵營副營長，同時參與中共三原地方執委會的兵運領導工作。馮玉祥附蔣反共后，張任中共在楊虎城部隊建立的第四軍隊支部幹事會書記兼中共三原縣委軍事部部長，協助三原武字區開展農民運動，建立農民武裝；為縣委籌措經費，營救被捕同志；嚴懲土豪劣紳，處決叛徒，掩護中共地下黨員，先後發展20多名官兵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8年春，張被第十路軍在三原的留守司令部逮捕。陝西省政府代理主席宋哲元下令將其押到西安，圖謀殺害。經中共組織和友人營救獲釋，被遣送回原籍，以小學教員身份作掩護，繼續從事革命活動。1929年春張在山東找到暫編二十一師（不久改新編十四師，移防河南南陽），先後任師長楊虎城的隨從副官、連長、教導大隊中隊長等職。1930年冬隨楊部回陝，先後任陝西省政府衛士營營長、警衛團團長。在此期間，他和中共陝西省委接通關係，在所部成立了中共支部、黨委；任用共產黨員閻揆要、王超北、魏書林、白景琦、崔啟敬、史唯然、岳仲人、李明軒等人擔任連營軍官。1932年2月，奉命配合彬縣、旬邑、長武三縣民團去旬邑職田鎮“圍剿”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抵旬邑后即派三營七連連長、中共黨員李明軒給游擊隊通報情況。陝甘游擊隊總指揮謝子長將游擊隊撤至職田鎮附近陽坡頭待機。當警衛團先頭部隊進至陽坡頭村邊時，戰鬥打響。李明軒按照張的示意調轉馬頭，邊跑邊喊：“紅軍來包圍啦！快跑!”很多士兵扔下武器爭先後撤，游擊隊乘勝追擊，殲其數百人，繳獲武器數百件。戰後，警衛團和陝甘游擊隊秘密達成協議：臨陣雙方朝天放槍，警衛團佯敗，將槍支丟給游擊隊。此後，張還在西安、彬縣建立三處秘密交通聯絡站，給陝甘游擊隊運送武器和軍用物資，安排游擊隊傷病員在西安治療，護送中共和紅軍游擊隊的來往幹部。陝甘游擊隊的領導人謝子長、吳岱峰、劉志丹、閻紅彥、楊重遠等，都曾先後在張的掩護下到西安向中共陝西省委彙報和請示工作。

1932年下半年，張被中革軍委任命為陝甘特派員，化名田慎頤，任務是負責搜集在陝國民黨中央軍和地方軍的軍政情報。他通過與陝甘游擊隊建立的交通聯絡站，將收集的情報及時上報中革軍委。同年冬，警衛團奉命尾追紅四方面軍到達漢中地區。中共陝南特委指示警衛團的中共組織同紅四方面軍取得聯繫，並以武器支援當地的游擊隊開展游擊戰爭。張執行特委指示，於1933年春，兩次派共產黨員張含輝去川北和紅四方面軍進行聯絡，送去了川陝軍用地圖和十多擔藥品，並提出警衛團搞兵變的計劃。根據紅四方面軍領導關於“警衛團暫時留在楊虎城部進行秘密工作，與紅軍保持互不侵犯的關係，對革命更為有利”的意見，張利用其防區靠近川北的有利條件，通過地下交通線幫助紅四方面軍轉運物資、護送人員、提供情報。與此同時，對中共陝南特委及其領導的紅軍游擊隊，也給予多方支援。特委負責人汪鋒、劉順元、張德生等先後住在警衛團內，在張的掩護下領導陝南地區的革命鬥爭。張還派人給川陝游擊隊和紅二十九軍所屬游擊隊送去一大批槍支彈藥，並派幹部幫助游擊隊進行軍事訓練。

1934年1月中旬，紅二十九軍第三游擊大隊在勉縣元墩子被當地反動武裝王化治民團圍攻，傷亡嚴重，還有20餘人被俘。張獲訊后，一面派出二營營長孫立功佯裝配合民團“圍剿”游擊隊；一面又派中共地下黨員史唯然帶領一個加強排直奔王部，以奉命解押俘虜為名，將20餘名被俘的游擊隊員送到警衛團團部。接著，又以“配合不力”為由，將王化治逮捕處決。事後，駐守漢中的三十八軍接二連三令張將被俘的紅軍游擊隊員押送漢中軍法處懲處。張和警衛團的中共組織負責人商量后，將被關押的反動民團骨幹分子換上游擊隊員的服裝就地處決，並拍照上報三十八軍，稱：“為免出意外，被俘紅軍游擊隊在勉縣已全部處決。”並為此編造了一份“元墩子戰役輝煌戰績”的戰報，通過三十八軍軍長孫蔚如和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上報蔣介石。蔣曾為之傳令嘉獎。當時國民黨控制的一些報紙都刊載了張團的“捷報”和蔣介石的“嘉獎令”。

為了把警衛團改造成革命軍隊，張非常重視加強黨的領導。在陝南駐防期間，他根據中共組織的意見，撤換了政治上不可靠的兩個營長，全團三個營長和副團長均由共產黨員擔任。截至1934年底，全團2000多名官兵中有共產黨員200名左右，成立了中共委員會；全團16個連隊中，有10個連建立了中共支部，中共黨員軍官還單獨成立了支部；連、排、班長大部由中共黨員擔任。為加強部隊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張請陝西地區一批有影響的中共黨員來警衛團任職；還把一些被敵特追捕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請到警衛團隱蔽。

1935年初，紅二十五軍由鄂豫皖地區長征到達陝南時，張新任楊虎城部警備第三旅旅長。他派中共地下黨員和紅二十五軍聯絡，商定了互不侵犯協定。當時，紅二十五軍沒有電台，無法同中共中央聯繫，醫藥器材和軍用地圖也很缺。張即派人送去川陝軍用地圖；並派中共地下黨員去西安、上海等地為其購買電台、醫藥用品和其他急需物資。

同年4月初，警三旅奉命到寧陝以東阻擊紅二十五軍。接到命令后，警三旅的中共組織即決定：如果兩軍遭遇，黨團員要“槍朝天，打空彈”。張一面派人去紅二十五軍通報西安綏靖公署堵擊紅軍的部署；一面率七、九兩團由鎮安東進，“尾隨”紅二十五軍。4月9日（一說3月19日）下午，旅部快到藍田縣九間房（今屬柞水縣）時，張收到擔任前衛的九團團長閻揆要的報告：紅二十五軍已經隱蔽，溝內似有埋伏，建議就地宿營，以免誤會。張認為與紅二十五軍已有約在先，且相隨亦非一日，不會出意外，遂命令部隊繼續前進。當先頭部隊進至九間房時，突然槍聲大作，警三旅（欠第八團）被紅二十五軍擊潰，張等20名黨員軍官被俘，不久被錯殺。

半個世紀以後，由原紅二十五軍軍長程子華主持審定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戰史》，對張漢民被錯殺作了這樣的記述：“由於當時省委（指中共鄂豫陝省委——編者）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繫，不了解黨在陝軍中的兵運工作情況，誤將中共地下黨員張漢民當作‘叛徒’、‘法西斯蒂分子’錯殺，給黨造成了損失和不良影響。這是一個沉痛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