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

1968.04-1970.11，瀋陽軍區技術偵察支隊學員；

1970.12-1976.12，瀋陽軍區技術偵察支隊政治處宣傳幹事；

1977.01-1978.12，國防大學政治部宣傳幹事；

1979.01-1984.08，國防大學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教員(其中1979-1981年)北京大學進修教師；

1984.09-1986.09，中央黨校理論部碩士研究生併兼任理論部學術組組長；

1986.10-1988.03，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研究人員；

1988.04-1993.06，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省體制改革辦公室主要負責人；

1991年，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研究員主要社會兼職：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副會長；

2017年09月，海南省社科聯名譽主席。

2019年12月，中國服務貿易協會專家委員會理事長。

2012年3月，每年兩會期間都呼籲推進收入分配改革的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建議，儘快形成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提出改革的短期和中長期目標，具體確定改革重點任務和改革路徑。方案要具體化，包括建立工資談判和協商機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實行財政公開等。

遲福林在遞交的《關於儘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的提案》中寫道，收入分配領域的問題，涉及多方面深層次和結構性的體制矛盾，並不是一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所能夠解決的。因此建議與收入分配總體改革方案相配套，本屆政府任期內應出台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方案。

遲福林建議，考慮到收入分配改革涉及財政稅收國有壟斷行業公共服務領域等多個部門，建議由國務院領導牽頭，組成收入分配改革領導小組。

遲福林強調，這項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要在權衡各方利益協調各方關係情況下，果斷決策，儘快推出。

20多年潛心研究的重大課題

2008年“兩會”期間，《人民政協報》發表專訪，概括遲福林20多年的改革研究生涯：“他身在海南，卻放眼全國。他現在是學者，卻曾經是官員。他以研究經濟體制改革見長，每年主持多個改革熱點課題的研究，使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這個偏於一隅的學術機構放眼八方，蜚聲海內外，使這個位居天涯海角的‘學術重鎮’以巨大能量輻射全國，成為中國改革研究重要基地。他，就是被稱為改革‘智囊’的遲福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遲福林從研究“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職能”起航，長期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以極大的熱情和激情，圍繞我國改革發展進程中的政策需求，潛心研究改革發展的重點、難點、熱點課題。發表論文500多篇，出版中英文專著22本，主編改革研究報告58本。遲福林改革研究的突出特點是前瞻性、戰略性和對策性。90年代中期以來，他主筆提交的100多份改革政策建議報告，許多被直接採納，有的被用作中央領導重要講話和中央文件起草的重要參閱件。他以服務於改革的政策決策為己任，很多改革研究成果在改革決策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回顧遲福林主持的重大改革研究課題，可以看到他竭心儘力服務於改革政策決策的歷史軌跡。1991年，遲福林提出社會主義需要市場，隨後又提出從國有企業向國有資本過渡的改革思路；同年開始研究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提出建立從“以公積金為主、個人賬戶為輔”逐步過渡到“以個人賬戶為主”的中國社會保障模式；1992年提出以股份製為主體的現代企業組織形式，主張全面推進企業股份制改革；他先後提出的“從國有企業到國有資本——關於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一種主張”、“國有資產市場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根本出路”、“建立國有控股公司深化國企改革重頭戲”、“歷史的必然——國有資產市場化”、“從整體上搞活國有經濟”等觀點產生了廣泛影響的觀點，其中“我國股份制經濟健康發展的正確方針”一文獲全國人文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海南新體制構架與實踐》獲國家新聞出版署頒發的國家“八五”重點出版圖書獎，“市場經濟環境下國有經濟的發展”一文獲蔣一葦企業改革與發展學術基金優秀論文獎，“當前確立勞動力產權至關重要”一文獲優秀社會科學論文一等獎。1993-1995年，在我國經濟進入高速增長的快車道，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擴張過猛，通貨膨脹居高不下的情況下，遲福林主持經濟快速增長與抑制通貨膨脹課題，提交了“在經濟快速增長中有效地抑制通貨膨脹的五十條建議”，受到相關部委的高度重視，被國家有關部委在制定政策時大篇幅採納。1996年，遲福林主持商業銀行體制改革課題，提交“以解決債務為重點加快商業銀行體制改革的建議”，引起國家有關部委的高度重視。1997年-1998年，他主持研究“農民土地使用權課題”，提交了以“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為題的改革政策建議報告，該建議報告被用作中央主要領導重要講話和中共中央十五屆三中全會決議起草的參閱件；“賦予農民長期而又保障的土地使用權”被十五屆三中全會決議直接採用，“農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權至少30年不變”、“賦予農民土地使用權的物權性質”、“應當給農民承包土地使用權的抵押權”等建議，在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過程中被用作參考資料。1998-1999年，他主持研究“國有企業公司治理結構”，形成的研究報告被中共中央十五屆四中全會文件起草組調用50套作為參考資料。1998年-2002年，遲福林連續5年主持“基礎領域改革”課題，重點研究電信、電力、鐵路、民航等壟斷性公共部門的市場化改革，提交的調查報告、研究報告和政策建議報告在基礎領域改革政策決策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影響。有專家指出，形成的研究成果對深化壟斷領域的改革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在 2003年SARS危機中，針對突發性公共安全危機中政府角色的現狀，遲福林提出“由經濟建設型政府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建議，呼籲“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就業安全、收入安全、養老安全、健康安全，建設有效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構建以弱勢群體為主要服務對象的社會保障網路，完善危機管理制度和危機處理機制，維護整個社會的穩定與安全，都是政府應當提供的公共產品”。2003年以來，遲福林致力於政府轉型與政府作用的研究，先後提出“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建立並完善公共服務體制”等重要理念，得到了高層領導和學術界的廣泛，對改革理論和實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與此同時，海南經濟特區20年改革發展的某些重大戰略決策，都與遲福林的研究密切相連。1988年-1993年，遲福林主持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和海南省體制改革辦公室的全面工作，負責海南特區“企業股份制改革”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研究與實踐，主持創立“個人賬戶與社會共濟相結合”的社會保障海南模式，為海南特區率先進行企業股份制改革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並取得成就、在全國產生廣泛影響做出了貢獻。隨後又主持“海南特別關稅區”課題，形成上、中、下三個總體方案和可行性研究報告得到多方面的贊同。90年代中期，遲福林主持瓊台農業項下自由貿易研究課題，形成《關於實行瓊台農業項下自由貿易的建議報告》，引起中央有關領導的高度關注；他長期堅持洋浦自由港區研究，多次向海南省委、省政府提交關於洋浦自由港區建設的研究報告和建議報告，為中央相關部委和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洋浦經濟開發區建設發展決策提供了研究支持；他主持海南特色經濟結構和更具活力體制機制課題研究，提交《突出“特”字——構建具有海南特色的經濟結構和更具活力的體制機制研究報告》。2001年我國入世在即，遲福林主持海南經濟特區通過產業開放拉動產業升級的研究，首次提出建設海南國際旅遊島的建議，2002年提交了《建立海南國際旅遊島可行性研究報告》，2007年主持完成的《推進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總體方案）》；2008年根據海南省政府的委託，研究提交《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行動計劃》；2009年主持完成《海南國際旅遊島——政策需求與體制安排》，省委書記和省長做出重要批示，要求海南省各有關部門參閱，並上報中央相關部委。遲福林已從躊躇滿志的改革研究初嘗者轉變成為著作等身、具有廣泛影響的經濟改革研究專家。豐碩的成果是他繼續鑽研、孜孜以求的新起點。近五年，他以政府轉型研究為重點，形成了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不僅對新階段的經濟社會轉型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而且也有可能成為影響我國後轉型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課題。

改革研究的廣闊視野

一、我國發展階段的歷史性變化

早在2000年，遲福林在《中國：改革決定未來》（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一書中就對我國改革開放作了回顧和前瞻。他認為，同過去20年的改革相比，在複雜多變的國內環境面前，對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矛盾作出一個基本的估計和判斷至關重要。改革開放30年之際，遲福林在深入研究總結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我國30年改革發展的最突出成就是實現了社會發展階段的歷史性變化”，開始“從生存型階段向發展型階段過渡”。他認為，從生存型階段向發展型階段過渡，是我國30年改革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新階段我國改革發展的重要背景。這個過渡既帶有“轉軌中發展”的特點，也帶有“發展中轉軌”的色彩。新階段我國改革發展面臨的許多問題，需要結合這些宏觀層面的結構性變遷來思考和分析。遲福林認為，人類社會經歷了從較低水平向較高水平發展的不同階段。一個國家（地區）的社會需求結構，以及滿足這些社會需求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制度結構等，可以作為判斷發展階段的基礎，其中一個分析視角是把發展階段劃分為生存型階段和發展型階段。在生存型階段，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解決溫飽問題；進入發展型階段，儘管經濟發展水平還有待提高，但全社會大多數人的溫飽問題已得到初步解決，發展的目標逐步聚焦於人的自身發展。在社會發展的新階段，廣大社會成員要求加快經濟、社會與政治體制的全面創新，使之與發展型階段的消費結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相適應。遲福林認為，經濟發展水平、消費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城鎮化率等五個方面，可以作為判斷我國開始從生存型階段向發展型階段過渡的參考性指標。按照這些指標，我國在本世紀初（2000～2003年）開始由生存型階段向發展型階段過渡。這與我國在本世紀初“實現了由解決溫飽到總體上達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的判斷相一致（《改革開放30年社會發展階段的演進軌跡及其引申》，《改革》雜誌，2008年第10期）。作為一名以服務於改革政策決策為己任的經濟學家，遲福林強調，從生存型階段步入發展型階段，不僅表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開始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也意味著改革發展進入關鍵時期。當前，我國的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和發展方式等，都在發生深刻變革。這種變革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活力，也蘊含著深刻的社會矛盾，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機遇，也提出了挑戰。遲福林將這些歸納為三大矛盾，即經濟快速增長同發展不平衡、資源環境約束的突出矛盾；全社會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與基本公共產品短缺的矛盾；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同公共治理結構建設滯后的矛盾。遲福林將如何以改革的方式破解三大矛盾作為他學術研究的重要課題，提出了諸多具有獨立性、客觀性、前瞻性的觀點和見解。

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改革開放30年，我國在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同時，面臨著日益突出的諸多矛盾。比如，區域發展不平衡、尤其是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相當突出，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能源、資源等問題全面快速凸顯，環境問題開始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面對這些矛盾，遲福林從更深層次剖析，認為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是產生諸多矛盾的主要根源，建議“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應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轉變”（《以政府轉型為基本目標——論“十一五”時期的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光明觀察》，2006年10月10日）。遲福林認為，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實行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有其客觀性。一是經濟體制轉軌的過渡性特點；二是經濟增長中的階段性要求。在改革開放之初，當企業還沒有成為市場主體、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還沒有形成的情況下，政府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扮演投資主體、建設主體的角色。但是，在初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下，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各種問題就逐步暴露出來，成為影響經濟穩定增長的突出因素。遲福林判斷，“從總體上來說，我國改變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的條件和時機都很成熟”。他建議政府應由經濟建設主體轉向創新環境主體，把為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和市場環境作為重要職能，加快行政配置資源向市場配置資源的轉變，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進而實現三大轉變：即從注重生產向注重消費的轉變；從注重經濟增長向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轉變；從單純注重經濟增長向注重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轉變（《以政府轉型為基本目標--論“十一五”時期的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人民網，2006年10月18日）。在全球倡導低碳經濟和綠色復甦的背景下，遲福林將資源環境問題作為當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應關注的熱點和焦點。他認為，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同資源環境約束的矛盾呈現日趨尖銳的趨勢。儘管我國資源總量豐富，但許多關鍵資源的人均佔有量要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現階段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以高物質資源消耗為主，沒有充分利用人力資源。這不僅使經濟發展的實際成效不斷降低，也帶來了諸多社會矛盾和問題（《處在歷史新起點的我國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報告》，2008年第1期）。遲福林認為，市場化改革仍然是未來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動力。應對資源環境約束，需要深化市場化改革，在關鍵環節取得實質性突破。一是儘快解決資源環境制度安排的內在缺陷，為構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提供製度保障；二是推進壟斷行業改革，加快資源要素市場化進程；三是實現環境保護和利用的“三個轉變”，即從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轉變為保護環境與經濟增長並重，從環境保護滯後於經濟發展轉變為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同步，從主要用行政辦法保護環境轉變為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和必要的行政辦法解決環境問題。

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公共服務體制研究

2005年，遲福林提出我國社會矛盾出現了新的階段性特徵，其中一大矛盾是全社會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同公共服務不到位、基本公共產品短缺之間的矛盾（《我國社會矛盾的變化與再分配》，《經濟參考報》，2005年12月19日）。他強調，我國在成功解決私人物品供應之後，已開始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為此，遲福林提出把建立公共服務體製作為“十一五”時期改革攻堅的重大任務，要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十一五”時期要加快建立公共服務體制》，《中國經濟時報》，2006年2月20日），建議把建立公共服務體制與政府轉型相結合，將之作為“十一五”時期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建立公共服務體制與政府轉型》，《中國改革報》，2006年7月10日）；要以在進一步指出要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改革和規範中央地方關係，建立中央與地方公共服務分工體制。2007年，受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委託，遲福林帶領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研究團隊，承擔《中國人類發展報告》的研究撰寫工作，形成以“惠及13億人的基本公共服務”為主題的《中國人類發展報告2007/08》（中國出版集團公司、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8年）。在這份中國人類發展報告中，遲福林呼籲要在城鄉、區域和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追求全社會公平正義的發展，這一觀點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

四、政府轉型與政府自身建設

2003年SARS危機期間，遲福林對這一危機背後隱藏的深層次體制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率先提出政府轉型，即由“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此後，遲福林在政府轉型研究領域形成了大量學術成果和政策建議報告，在學界、政界和媒體中贏得廣泛共識併產生積極影響，許多建議被政府決策部門採納並付諸實踐。遲福林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但是政府投向公共醫療衛生、教育、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的財力沒有跟上經濟增長的步伐，形成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在於，政府仍是一個經濟建設型的政府，政績考核中經濟指標優先，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經濟發展歸根結底是為了人的發展。為此，遲福林提出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並明確政府轉型的五項主要任務：一是從優先於經濟目標向優先於社會目標轉變；二是從投資型財政體制向公共服務型財政體制轉變；三是從封閉型的行政體制向公開透明的行政體制轉變；四是從行政控制型體制向依法行政型體制轉變；五是從條塊分割的行政體制向統一協調的行政體制轉變（《加快由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轉變——SARS危機后的我國政府改革》，載《改革與多數人的利益》，中國發展出版社，2004年）。他認為政府改革是我國下一階段改革的中心和重點，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是其基本目標，要以人為本，著眼於解決當前最突出的經濟社會矛盾，為社會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建議在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中要統籌規劃，加快解決政府轉型中事關全局的重大體制問題，同時進行現代政府理念的宣傳和教育。遲福林敏銳地觀察到社會矛盾和公共需求的變化，深入思考這些變化與政府轉型之間的關係。他認為，我國公共需求呈現快速增長趨勢，需求結構逐漸由消費型向發展型升級。但是，我國就業、公共醫療、義務教育、社會保障、公共安全和環境保護等各個方面的公共服務供給難以滿足社會公眾的需求，由此形成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服務不到位、公共產品嚴重短缺的突出矛盾。他認為，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牽動經濟社會發展全局，要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實現政府公共服務理念創新，按照社會客觀形勢的變化加快推進政府轉型的實際進程（《公共需求變化與政府轉型》，《光明日報》，2005年7月19日，《新華文摘》，2005年第18期）。遲福林對新階段的行政體制改革作了深入研究，認為新階段行政體制改革的基本要求是從關注公共需求變化和擴大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出發。2007年，遲福林主持研究了“可持續發展與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課題，相繼形成“推進以落實科學發展觀為目標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20條建議）”、“建立可持續發展的體制保障（16條建議）”等政策建議報告。2008年3月，他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上作大會發言時提出，新階段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點和關鍵：第一，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首先在於通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提供重要的體制保障；第二，推進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重要的是通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確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第三，統籌中央與地方關係，實質是通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形成合理的中央與地方權力和利益分配格局，建立與此相適應的財政稅收體制和官員考核機制。

五、危機挑戰改革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遲福林主持了“增長與改革”、“擴大內需的體制與政策”、“危機挑戰改革”等課題，探索用改革的辦法破解發展的難題。他認為，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是一場災難，帶來世界經濟普遍衰退；危機又是一次機遇，它促使各國、尤其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深入反思傳統發展模式的弊端，尋求改革創新，加快發展方式轉型。他認為，危機不是絕對的壞事，它往往是推進改革的重要契機。在採取反危機經濟刺激計劃的同時，需要積極主動地布局下一步改革，走出一條短期和中長期兼顧、標本兼治的新路子。遲福林認為，我國發展當前面臨的困難是國際金融危機與國內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滯后的交織，是短期保增長與中長期經濟結構調整壓力的疊加，集中表現為體制性、結構性缺陷造成的內需不足。擴大內需既需要對相關政策進行重大調整，更需要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他認為，在提高城鄉居民消費傾向的一系列社會變革措施中，比較有效的辦法是建立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從短期看，它有利於提振信心，形成擴大內需、拉動消費需求的重要制度保障；從中長期看，它能夠在很大程度上破解新階段增長方式轉變和公共需求轉型的難題，成為新階段改革的重要內容，成為經濟改革、社會改革、行政改革的結合點，成為進一步凝聚改革共識和改革動力的社會基礎。遲福林在其主編的《危機挑戰改革》結語中指出：“中國改革開放30年後的今天，國際國內發展環境發生重要而深刻的變化。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實現發展方式轉型，對30年後的改革提出階段性的新要求”。這就需要有更多關注改革，為改革竭心盡智、無私奉獻的人。對於遲福林這位多年如一日殫精竭慮促改革的學者而言，改革研究必將是其一生追逐的夢想和事業！

2017年9月28日，海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第五次代表大會海口召開，聘請遲福林為省社科聯名譽主席。

2002年被中組部、中宣部、人事部和國家科學技術部聯合授予“全國傑出專業技術人才榮譽稱號”；曾獲“全國五個一工程”獎、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中國發展研究獎、全國優秀社會科學論文一等獎、蔣一葦企業改革與發展學術基金優秀論文獎、全國行政管理科研成果一等獎、全國人文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等獎項。

2009年，入選“影響新中國60年經濟建設的100位經濟學家”。

1、專著《邁向新體制——中國經濟轉軌時期若干改革問題研究》一書出版后，中國經濟出版社將此作為優秀著作向中宣部推薦，並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英文版。

遲福林在演講

2、主編的《海南新體制構架與實踐》一書獲國家新聞出版署頒發的國家“八五”重點出版圖書獎。

3、“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一文獲“全國五個一工程”獎、海南省第七屆（1997—1998年度）優秀精神產品獎、海南省第三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4、撰寫的“市場經濟環境下國有經濟的發展”一文獲蔣一葦企業改革與發展學術基金首屆優秀論文獎。

5、“當前確立勞動力產權至關重要”一文獲優秀社會科學論文一等獎及國際人才評價委員會專家學者評審一等獎等5個項獎。

6、“海南：希望與出路的選擇”獲海南省精神文明產品獎。

7、“中國經濟轉型時期的政府改革”一文獲《第二屆全國行政管理科研成果》一等獎、海南省第三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8、“加快以市場化為目標的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一文獲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文獻叢書《中國改革開放的理論與實踐》一書優秀論文評選一等獎。

9、“我國股份制經濟健康發展的正確方針”一文獲全國人文科學優秀成果評選一等獎。

10、主筆的“加快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一文獲“第十一屆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

11、主編的《2005中國改革評估報告》一書獲中國發展研究獎和海南省第五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特別獎。遲福林的主要論著

1.遲福林：《第二次改革——中國未來30年的強國之路》，中國經濟出版社，2010年.

2.遲福林：《第二次轉型——處在十字路口的發展方式轉變》，中國經濟出版社，2010年.

3.遲福林：《十字路口的抉擇——遲福林談第二次改革》，中國友誼出版社，2010年.

4.遲福林：《轉型中國——中國未來發展大走勢》（合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

5.遲福林：《痴心熱土——20年的夢想與追求》，人民出版社，2008年.

6.遲福林：《起點——中國改革步入30年》，中國經濟出版社，2007年.

7.遲福林：《門檻——政府轉型與改革攻堅》，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年.

8.遲福林：《改革與多數人的利益》，中國發展出版社，2004年.

9.遲福林：《中國改革進入新階段》，中國經濟出版社，外文出版社，2003年.

10.遲福林：《中國：改革決定未來》，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

11.遲福林：《改革還有很長的路》，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

12.遲福林：《深化產權制度改革》，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

13.遲福林：《轉向結構性改革》，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

14.遲福林：《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

15.遲福林：《邁向新體制——中國經濟轉軌時期若干改革問題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中國外文出版社，1996年

16.遲福林：《論轉型時期的經濟改革》，中國改革出版社，1995年.

17.Chi Fulin.The Road To Prosperity——In The Net Three Decades.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2010.

18. Chi Fulin.Change Of China’s Developmengt Models At The Crossroads.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2010.

19. Chi Fulin.Starting Point: Thirty Years of Reform in China，Foreign Language Press，2008.

20. Chi Fulin.The Threshold——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the Reform，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5.

21. Chi Fulin.China The New Stage Of Reform，Foreign Language Press，2004.

22. Chi Fulin.Alarming Bell——China: SARS Crisis and System Reform，Foreign Language Press，2003.

23. Chi Fulin.Reform Determines Future of China，Foreign Language Press，2000.

24. Chi Fulin.Several issues arising during the retracting of Chinese economic，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97.

遲福林：《第二次改革》出版

探索中國未來30年的強國之路這是一本鮮明提出“第二次改革”的研究專著，是一本改革版的“大國崛起策”。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進入第二次改革的偉大時代。

第二次改革的背景、大思路是什麼？改革的主線是什麼？改革的動力何在嗎？著名專家遲福林最新著作《第二次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為什麼提出“第二次改革”？

本書努力找尋一條未來30年中國強國之路

——外部環境變化：后危機時代中國發展的機遇何在？

——內部環境變化：發展型新階段的新需求是什麼？

——內外環境變化下：未來30年中國強國之路何在？

怎麼進行“第二次改革”？

本書抓住“五個時代”，深入剖析內外環境變化下的應對之策：

——消費主導時代

——城市化時代

——低碳經濟時代

——公共產品短缺時代

——政府轉型時代

“第二次改革”應從哪些領域突破？

——市場領域：堅定地推進市場化改革

——社會領域：構建發展型社會的體制

——行政領域：高舉政府轉型這一旗幟

這是遲福林教授開出的“第二次改革”妙方，也是本書精華之所在。

《第二次改革》：強國之路在改革

張卓元

未來30年，是我國走向強國之路的關鍵30年。經過改革開放以來30年的努力，我們已經成為一個經濟大國、一個開放大國；在未來的30年，我們能否儘快成為一個經濟強國、一個開放強國，基本實現現代化，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重大問題。對這個問題的不同認識，決定了未來30年我國將採取什麼樣的改革、開放、發展戰略。不少經濟學家都在關注和思考這個問題。遲福林新著《第二次改革——中國未來30年的強國之路》是他近兩年來對未來30年強國之路這一問題集中思考的成果。應當說，他提出的一些大判斷、大思路、大建議，是很有啟發性的。我很贊同遲福林的核心觀點，即未來30年我國要走上強國之路，實現強國之夢，關鍵在於加快推進改革。

遲福林的一個基本判斷是未來30年我國發展的內外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內部發展環境上，我國已經從生存型階段進入到發展型階段，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從2007年作者開始就提出了這個判斷，並且在這本書中做了系統的分析。發展階段的變化使我國社會需求結構發生明顯變化，也使我們發展的主要矛盾有了階段性特徵。未來30年能否實現強國目標，關鍵在於能否適應社會需求結構的變化趨勢。我認為，提出“從生存型階段進入發展型階段的階段變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值得進一步深入、系統地研究。

在外部發展環境上，遲福林提出了后危機時代國際環境變化趨勢的基本判斷，歸納為“一個到來、兩個終結”，即世界範圍內經濟結構大調整時代到來，我國“大進大出”時代結束和“高投資、高增長”時代的結束。

在內外環境變化的大判斷下，他提出，我國傳統發展方式到了難以為繼、非改不可的地步。過去30年中積累的發展方式的弊端，需要通過更大決心的改革進行全面矯正。為此，需要儘快推進以發展方式轉型為主線的第二次改革。

“發展方式轉型”，我是首次在遲福林主持的《十二五改革規劃》課題成果中看到的。這個提法包含了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又超越了經濟發展的方式轉型，很值得進一步研究。在作者看來，發展方式轉型有三層含義。一是強調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充分發揮其重要作用；二是強調社會需求轉型，構建適合我國特點的發展型社會和政策體系；三是強調政府轉型，尤其是突出強調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應當說，提出這個大的思路，很有啟發性。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之所以不太順利，很大程度上在於我們尚未找到制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因素。現在看來，單純地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還遠不夠，要全面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社會發展方式轉型以及政府轉型。

把發展方式轉型作為第二次改革的主線，就決定了第二次改革是一場全面、深刻的改革。在這本書中，作者提出了第二次改革的基本目標和重點任務，我認為很有意義。第二次改革的基本目標是：以發展方式轉型為主線，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和行政體制改革。在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的同時，加快建立公共服務體制，加快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形成有利於擴大內需、增強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基礎制度；為我國實現科學發展和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提供體制機制保障。

作者認為，第二次改革的重點任務，概括起來是三個領域的全面改革：一是推進以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為主線的經濟體制改革；二是以適應社會公共需求轉型為主線的社會體制改革；三是以政府轉型為主線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從促進發展方式轉型角度出發，遲福林系統地提出了“三個改革”與“三大力”的關係，即：以市場化改革釋放轉變發展方式的活力；以社會體制改革形成轉變發展方式的動力；以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形成轉變發展方式的合力。這個系統的提法，令人耳目一新。

本書還重點分析了三個時代特徵的改革，即“消費主導時代”、“公共產品短缺時代”以及“政府轉型時代”，並就每個領域提出了相應的改革建議。除了內容的系統性外，這三個部分給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有以下幾點：

一是遲福林提出了經濟增長方式從生產主導型向消費主導型轉變的命題。遲福林認為，消費主導時代重要的是實現從“生產-消費”向“消費-生產”轉變。其實質是轉變政府主導型的經濟運行機制。這是一個新的分析角度。

二是遲福林對基本公共服務在轉變發展方式中的作用作了系統的分析。無論是擴大內需還是緩解收入分配差距，無論是促進人的自身發展還是完善鄉村治理結構，都與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直接相關。這拓寬了人們對公共服務的認識。

三是遲福林從發展方式轉型的角度進一步分析了政府轉型。本書從發展方式角度分析了政府轉型的重要性，指出未來30年要實現發展方式轉型的實現性突破性發展，無論是推進經濟增長方式、適應公共需求變化還是推進政府自身建設，關鍵都在於政府轉型。

作者在全書結束語提出了“走向結構性改革”。這也是作者長期跟蹤研究的一個重大命題。長期以來，我國面臨的體制矛盾，呈現出明顯的結構性特徵。這既表現在體制與政府的不協調上，也表現在體制與體制、政策與政策之間的不協調。作者提出的“第二次改革是以政府轉型為主線的結構性改革”的判斷，值得大家深思。

縱覽全書，作者希望通過第二次改革使我國儘快走上強國之路。為此，作者提出了自己獨到的、比較系統的分析框架、分析結論和政策建議。作者的愛國、強國情結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儘管該書的某些分析還有待進一步深化和完善，但我仍然非常樂意向每一位關注我國改革發展事業長期性、戰略性、全局性問題的讀者推薦《第二次改革》。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研究員）

《第二次改革》

2009年12月28日，遲福林在《第二次改革》新聞發布會上，以《第二次改革與發展方式轉型》為題做了演講。指出，剛剛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次改革》，是這兩年改革研究思考的彙集。本書中，觀點可以用一句話概括，那就是：我國實現未來30年的可持續發展，出路在於推進第二次改革。

基本思考

應當說，產生並形成“第二次改革”的思路，並不是今天才有的。至少在過去5年的研究中，我從矛盾變化的研究、發展階段的研究、反危機的研究中，愈來愈感覺到，當前的改革，與過去30年相比，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

1.關於社會矛盾變化與政府轉型的提出

2003年SARS危機期間，我主編一本《警鐘——中國：SARS危機與制度變革》，提出由經濟建設型政府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政府轉型命題，並逐步得到各方面的認同。2005～2006年，在全國各地的實地調研中，我發現一個普遍的問題，這就是基本公共產品嚴重短缺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由此，我和我的團隊開始探討新階段社會矛盾的變化。我們認為，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和落後的生產力這一主要矛盾雖然總體上沒有變，但矛盾的階段性特徵表現突出，並有深刻變化。2005年我把它歸納為兩大突出矛盾：經濟快速增長同發展不平衡、資源環境約束的突出矛盾與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產品短缺的突出矛盾。並且，我在2004年和2005年就相關內容出版了《改革與多數人利益》以及《門檻——政府轉型與改革攻堅》兩本書。

2.關於社會發展階段變化的提出

2007年我院承接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中國人類發展報告》研究項目。研究中，我們得出結論，當前我國突出矛盾的產生源於我國發展階段的變化。基本的判斷是：經過30年的改革發展，我國已經實現了從生存型階段向發展型階段的歷史性跨越。但現行的體制機制創新與政策調整還不適應這一歷史性的變化。這個研究成果，我們在2008年出版的《惠及13億人的基本公共服務——中國人類發展報告2007/08》和2007年出版的《起點——中國改革步入30年》中有較深入的分析。

3.關於危機挑戰改革的提出

2008年以來，我的研究重點主要放在反危機的改革政策上。我認為，危機不是一次簡單的周期性調整，而是全球經濟發展模式的重大變化；不僅對我國短期保增長形成巨大壓力，更對我國發展模式提出嚴峻挑戰。正是在這個判斷下，我提出“大進大出”時代的結束以及“增長主義”時代的結束。這兩個時代的終結，對第二次改革提出歷史性的新要求。

4.關於以發展方式轉型為主線的改革思路的提出

2008年以來，在國家發改委委託的《十二五改革規劃研究》課題中，我們提出以發展方式轉型為主線的改革大思路，這是對“第二次改革”的一個系統性概括。也就是說，著眼於發展方式轉型這一歷史使命，我國需要儘快啟動“第二次改革”。

主要思路

我對“第二次改革”的研究，主要還是基於改革所處的歷史階段、改革環境、改革面臨的矛盾與30年前有明顯不同。

1、第二次改革與第一次改革有機聯繫但又明顯不同

應當說，第二次改革和第一次改革，既是相互聯繫的，又有鮮明的階段性特點。我之所以提出“第二次改革”，主要是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重大變化：

（1）第一次改革，我國總體上還處於生存型階段，解決溫飽問題是改革面臨的主要挑戰，基本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第二次改革”，我國開始進入到發展型的新階段，促進人的自身發展成為改革的主要挑戰，基本目標是建設可持續發展的體制基礎。

（2）第一次改革，面臨的主要矛盾是生產力落後的問題，是社會產品供給總量嚴重不足的問題；第二次改革，生產力已經得到極大釋放，面臨的是內需嚴重不足的突出矛盾。

（3）第一次改革，主要是在經濟領域中尋找解決問題的路徑，在很長時期內把轉變經濟總量增長方式作為改革的主要任務；第二次改革，實現發展方式轉型目標，需要推進包括經濟體制、社會體制和行政體制等在內的結構性改革。

2、實現從生產主導向消費主導的轉變是第二次改革的基本思路

我的看法是，第二次改革的目標是建設消費大國，主線是發展方式轉型，基本思路是推進從生產主導向消費主導的轉變。第二次改革就其領域而言，不僅涉及到經濟領域，也涉及到社會領域和行政管理體制；就其實質而言，不僅涉及到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而且也涉及到社會公共需求轉型和政府轉型；就其目標而言，不僅涉及消費，還涉及創新、公平、綠色。

（1）能否全面提高消費率，使消費成為拉動經濟的主要動力，是未來30年我國能否真正成為經濟強國的一個核心因素。

（2）從生產大國走向消費大國是第二次轉型的戰略目標選擇，走向消費大國將是長期的發展過程。為此，需要把構建消費大國的體制機製作為改革的主線。

（3）“十二五”是推進第二次轉型的關鍵5年。能否夠完成發展方式的轉型，關鍵取決於未來幾年能否下決心推進相關體制機制的重大突破。

3、第二次改革的時代性特徵

總的分析是，第二次改革要適應時代性發展趨勢，推進相應的轉型與變革。

（1）消費主導時代的轉型與變革。隨著我國內部需求結構的變化和外部需求的萎縮將成為中長期趨勢，促進消費結構升級和增長是必然選擇。這就需要圍繞推動消費推進相關方面的重大體制變革。

（2）城市化時代的轉型與變革。城市是消費的主要載體，加快城市化進程是構建消費大國的戰略性選擇。當前，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滯后成為制約消費的重要因素。未來5～10年正是我國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的黃金期，城市化率有望提高10個百分點左右，達到55%～60%。如果這個時期城鄉一體化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有重大突破，城市化率有可能提高15個百分點左右，達到60%～65%。

（3）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的轉型與變革。我國從生存型階段進入發展型階段，伴隨著從私人產品短缺時代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為此，需要加快社會體制的轉型與改革，加大基本公共服務投入，使基本公共服務支出年均增長率至少達到5%，未來10年左右投入15萬億元左右。

（4）低碳經濟時代的轉型與變革。低碳經濟涉及發展方式，涉及制度安排。我國主動應對減排挑戰、發展低碳經濟，需要加快推進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能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和環境產權制度改革。

（5）政府轉型時代的轉型與變革。可以說，我國發展方式轉型的主要挑戰是政府轉型。這就需要儘快轉變“以追求GDP為主要目標、以擴大投資規模為主要任務、以上重化工業項目和熱衷批租土地為主要途徑、以行政推動和行政干預為主要手段”為特徵的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

第二次改革與第二次轉型

面對新的形勢和新的挑戰，需要儘快推進第二次轉型。從這個意義上說，第二次轉型與第二次改革相互聯繫、相互促進。推進第二次轉型直接依賴第二次改革。

1、第二次轉型的實質是發展方式轉型

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強調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但“十一五”的實踐表明，這一進展相當有限。問題的根源在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經受到其他更為廣泛的因素制約，比如說社會基礎和行政體制。因此，第二次轉型的實質是包括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社會需求轉型、政府轉型在內的轉型。這就需要強調發展方式轉型的三根支柱：一是強調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充分發揮擴大內需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強調社會公共需求轉型，構建適合我國特點的發展型社會和政策體系；三是強調政府轉型，加快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

2、第二次轉型與第二次改革具有明顯的結構性特點

應當說，發展方式轉型涉及的是結構性問題。比如：第一，體制與政策的矛盾。在這次反危機中，應當說政策調整很到位，及時地推出了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但相應的一攬子改革尚未順勢推出，使得引發危機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並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第二，體制與體制的矛盾。比如，投資消費失衡的突出矛盾，既有市場體制缺陷的原因，也有社會體制不健全的原因。解決投資消費失衡不僅要推進市場化改革，還需要把改革進一步延伸到社會領域、行政領域和文化領域。第三，政策與政策的矛盾。上下級政府間、政府各部門間政策打架的事情很多。應當說，政策與政策之間的矛盾對各領域改革工作的銜接和配套都有重大影響，同時也對市場的信心和預期產生較大影響。只有推動結構性改革，第二次轉型才能取得實質性突破。

3、在第二次改革中實現第二次轉型的基本目標

推進第二次轉型，必須啟動第二次改革。比如，要擴大消費，構建消費大國，需要儘快啟動國民收入分配體制改革，調整收入分配格局；要適應城市化時代，就需要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要解決公共產品短缺問題，需要加快推進公共服務體制建設；如果沒有低碳經濟體制機制建設和政策調整，低碳經濟難以得到有效發展；而以公共服務型政府為目標的政府轉型進程，直接決定了政府作用的有效性。

我研究改革近30年的體會是，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是豐富多彩的。儘管我力圖去找出其中的一般性規律，但仍有許多問題值得進一步深思，還有很多改革道路有待探索。我在這本書中提出了“第二次改革”的大判斷，不久，由我主編的我院2010年改革年度研究報告將推出以“第二次轉型”為主題的新書。這些研究希望能夠推動改革理論與政策研究，更好地服務於廣大百姓。由此，為我國走上經濟強國之路奠定堅實的體制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