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服騎射

司馬光 〔宋代〕

趙武靈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至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曰：“愚者所笑，賢者察焉。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

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聞中國者，聖賢之所教也，禮樂之所用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道，逆人之心，臣願王孰圖之也！”使者以報。王自往請之，曰：“吾國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哉？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暴吾地，繫纍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君丑之。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騎射焉。

戰國時趙武靈王即位的時候，趙國正處在國勢衰落時期，就連中山那樣的鄰界小國也經常來侵擾。而在和一些大國的戰爭中，趙國常吃敗仗，大將被擒，城邑被占。趙國眼看著被別國兼并。特別是趙國在地理位置上，東北同東胡相接，北邊與匈奴為鄰，西北與林胡、樓煩為界。這些部落都是以游牧為生，長於騎馬射箭，他們常以騎兵進犯趙國邊境。

趙武靈王看到胡人在軍事服飾方面有一些特別的長處：穿窄袖短襖，生活起居和狩獵作戰都比較方便；作戰時用騎兵、弓箭，與中原的兵車、長矛相比，具有更大的靈活機動性。他對手下說：“北方游牧民族的騎兵來如飛鳥，去如絕弦，是當今之快速反應部隊，帶著這樣的部隊馳騁疆場哪有不取勝的道理。”

胸有大志使趙國強盛的武靈王，對胡人騎兵的優越性，認識真切。他認為以騎射改裝軍隊是強兵的道路，就對將軍樓緩說：我國處在強敵包圍之中，怎麼辦？“吾欲胡服”。

因此，為了富國強兵，趙武靈王在邯鄲城提出“著胡服”“習騎射”的主張，決心取胡人之長補中原之短。

胡服就是採用胡人的服裝，即改穿短裝，束皮帶，用帶鉤，穿皮靴。這趙武靈王的胡服改制很徹底，他不僅要使軍隊將士改穿，還要全國上下臣民都改穿，所以這一改變穿著的革新觸及的層面就很廣，加劇了改革的困難。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命令還沒有下達，就遭到邯鄲許多皇親國戚的反對。公子成等人以“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為由，拒絕接受變法。趙武靈王駁斥他們說：“德才皆備的人做事都是根據實際情況而採取對策的，怎樣有利於國家的昌盛就怎樣去做。只要對富國強兵有利，何必拘泥於古人的舊法。”

趙武靈王抱著以胡制胡，將西北戎狄納入趙國版圖的決心，衝破守舊勢力的阻攔，毅然發布了“胡服騎射”的政令。趙武靈王號令全國著把袖子改窄，習騎射，並帶頭穿著胡服去會見群臣。窄袖交領右衽服裝在趙國軍隊中裝備齊全后，趙武靈王就開始訓練將士，讓他們學著胡人的樣子，騎馬射箭，轉戰疆場，並結合圍獵活動進行實戰演習。

公子成等人見趙武靈王動了真的，心裡很不是滋味，就在下面散布謠言說：“趙武靈王平素就看著我們不順眼，這是故意做出來羞辱我們。”趙武靈王聽到后，召集邯鄲城滿朝文武大臣，當著他們的面用箭將門樓上的枕木射穿，並嚴厲地說：“有誰膽敢再說阻撓變法的話，我的箭就穿過他的胸膛！”公子成等人面面相覷，從此再也不敢妄發議論了。

不過，趙武靈王事先預知反對者必強、阻力大。於是在趙國信都（今河北邢台）之信宮先找大臣肥義和將軍樓緩商議了五日。肥義和樓緩都十分贊同。武靈王乃下定決心，下令全國實行胡服。他自己首先穿了起來，又派專人去告訴他的叔父公子成，請他穿窄袖交領右衽的服裝。

使臣回報公子成持不贊成的態度，武靈王便親自去說服公子成，這樣公子成也穿窄袖交領右衽的服裝上朝。

貴族趙文、趙造、周袑、趙俊等勸阻不要實行窄袖交領右衽的服裝。趙武靈王反駁他們說：“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並指出，“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對於衣服，他說“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趙武靈王得到大臣們的支持，反駁了一些貴族的責難，特別是像公子成這樣很有影響的貴族，也穿上窄袖交領右衽的服裝，於是窄袖交領右衽的服裝就在趙國上下推行開來。

後來趙國攻下原陽（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東）后，把它改作“騎邑”，以訓練騎兵。有位叫牛贊的又出來反對，說“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武靈王駁斥他說：“古今異利，遠近易用”。“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忙下拜說“臣敢不聽令乎！”

由於實行胡服，趙國建立起以騎兵為主體的一支軍隊，它在戰爭中的作用即刻顯示出威力來。就在行胡服的次年，趙國就向侵略趙國已久的中山國發動進攻，一直打到寧葭（今河北獲鹿縣北）。又西攻胡地，到達榆中（今內蒙古河套東北岸地區），“闢地千里”，林胡王向趙貢獻良馬以求和。趙武靈王讓代地的相趙固專主管所佔領的胡地，向內地提供騎兵。

趙武靈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05年），分三路大軍進攻中山國，奪取了中山國的丹丘、華陽、鴟之塞、鄗、石邑、封龍、東垣等地。中山王獻4邑請和，趙軍才停止攻擊。趙武靈王決心要滅掉中山，於二十三年、二十六年相繼再攻中山，到趙惠王三年（公元前296年），終於最後滅掉中山，把中山王遷到膚施（今陝西綏德縣東南）。

趙國在加緊進攻中山的同時，還向北方的匈奴侵略者出擊，“攘地北至燕、代”。向西邊林胡、樓煩用兵，到達雲中（今內蒙古托克托縣）、九原（今內蒙古包頭市）。

可以說，經過“胡服騎射”改革的趙國，成為當時除秦國外，國力最強的國家。

“胡服騎射”前的趙軍，以步兵和車兵為主，官兵的衣服都是根據步戰和車戰的要求而做，基本類似於平民的短打；用在騎兵上，則顯得不太適合作戰，在與胡人騎兵的交戰中往往處於劣勢。相反，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長褲，作戰騎在馬上，動作靈活方便。因此，在實行“胡服騎射”前的18年中，趙屢敗於齊、秦、魏等國，損兵折將，不得不忍辱割地，甚至林胡、樓煩也乘此機會，連年向趙發動軍事掠奪，趙國幾乎沒有還擊之力。

趙武靈王認識到：趙國被動挨打，並非趙國國弱民衰，而是在於軍隊軍裝不適於騎兵和車戰的作戰形式。他認為，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被動局面，弘揚先祖趙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諸胡”的偉業，靠中原傳統的步兵和戰車配合作戰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為笨重的戰車只宜在較為平坦的地方作戰，在複雜的地形中運轉十分不便，眾多的步卒也無力對付那賓士迅猛，機動靈活的騎兵。只有學習諸胡的長處，以騎兵對抗騎兵，才能增強趙國軍事力量，徹底改變被動挨打的局面。同時，只有改中原地區寬袖長袍的服裝為短衣緊袖的胡服，才能適應騎戰的需要。鑒於這種情況，趙武靈王於公元前307（武靈王19年）年開始實行“胡服騎射”，推行服制改革。其步驟是首先要求朝中官員改裝，此後“邯鄲命吏大夫奴遷於九原，又命將軍、大夫、適子、戍吏皆貂服”（《竹書紀年》）。

自此以後，趙軍改穿胡服。“胡服”的具體式樣史載不詳，只能從間接途徑了解。漢人所刻畫的匈奴人肖像，具有如下特徵：身材矮小，粗壯，頭圓而碩大，臉寬，顴高，鼻翼撇開，眉毛濃重，眼睛凸出，如杏仁一般，目光靈動有神；上唇須稠密，除了在頷上的一簇硬毛外沒有鬍子，耳上戴穿孔的長耳環。除了頭頂上留有一束頭髮之外，頭一般是剃光的。他們穿著寬大的、兩旁開口、長到下腿的袍子，腰帶的兩端垂在前面。因為天冷，他們的袖口緊緊地密封在手腕上。他們肩上披著一條毛皮的短圍巾，頭上戴著皮帽子，鞋是皮製的，寬大的褲子用一條皮帶緊緊地系住。弓袋系在腰帶上，垂在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帶上橫在胸前，箭尾朝右邊。漢代距戰國為時不遠，趙武靈王所推行的“胡服”，與此相近，是穿窄袖短衣、長褲，腳登皮靴，腰系皮帶，戴有貂尾蟬蚊裝飾的武冠，束金鉤。趙國所推行的胡服，文獻資料稱其為“貂服”。“貂服”，據清代學者全祖望研究，當為貉服之誤，北方豸種曰貉，用貉之皮毛製作的衣服稱為貉服。

弱化了服飾的身份標示功能，強化了其實用功能，使“習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國服飾變化的總體傾向。服飾，具有防寒保暖、遮羞的實用功能及顯美功能，也有身份標示功能，“胡服騎射”前的華夏族服飾，既是每個人身份高低的標誌，也是夷夏不同民族身份的標誌。在“胡服騎射”以前，統治者以嚴格的等級服飾來顯示自己的尊貴和威嚴。 “胡服騎射”之“胡服”首先是為便“騎射”，也便利了人們的生產勞動與其他社會活動，這就強化了服飾的實用功能，同時，因其打破了服飾的民族界限，弱化了身份界限，使君臣、官民服飾的差別大大減小，自然弱化了服飾的身份標示功能。

自此以後，“習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國服飾變化的總體傾向，漢族居民不斷吸取少數民族的服飾文化來豐富自己的服飾文化。趙武靈王雖並沒有強制百姓改穿胡服，只在官吏、軍隊中強制推行，但上行下效，自古皆然，加上胡服的便利性，趙國百姓紛紛效仿。貉服、胡服之冠、爪牙帽子、帶鉤等胡人風格的服飾開始在趙國百姓中流行。漢代，穿開襠的褲子，外罩以裳或深衣。褲子顯然來源於胡服。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大量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地區，胡服成為社會上司空見慣的裝束，一般平民百姓的服飾，受胡服的影響最為強烈。他們將胡服中窄袖緊身、圓領、開衩等因素吸收到原有的服飾中來。漢族貴族也在胡服的基礎上加以變化，方法是將其長度加長，加大袖口和褲口，改左衽為右衽。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實施促進了各地區，尤其是中原漢族與邊地各少數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漢人因為胡服勞作方便而穿上胡人的服飾，胡人因漢人的服飾飄逸而穿上漢人的服飾。“胡服騎射”導致了中原華夏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飾融合，也縮短了趙人、胡人心理上的胡、漢差異。從而減弱了華夏民族鄙視胡人的心理，增強了胡人對華夏民族的歸依心理，縮短了二者之間的心理距離，奠定了中原華夏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服飾融合的基礎，進而推進了民族融合，促進了秦漢時期全國各民族大一統局面的形成。

此外，胡服騎射也促進了武藝的發展：“騎兵的發展，促使了騎技和騎射技能的發展，加快了武藝向多樣化、複雜化發展的進程。”

從軍事影響上看，在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之後成為我國軍隊中最早的正規軍裝，以後逐漸演變改進為後來的盔甲裝備。

胡服的推廣，它不僅直接為趙國贏得了赫赫武功，而且對軍隊歷史的發展演化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開創了我國古代騎兵史上的新紀元，從此我國軍事史中除車兵、步兵和舟兵外，出現了騎兵這一嶄新的兵種。

趙國新建騎兵在戰爭實踐檢驗中顯示出的巨大優越性，很快刺激了其他國家也發展這一全新兵種，馬拉戰車就此在戰場上被淘汰而改為運輸之用。

趙武靈王實行軍事變革的諸多成果，被秦國全面運用，到漢代一度發揮到極致。胡服騎射的實行，不僅使華夏民族建立起能夠同匈奴相抗衡的騎兵，在社會上也培養起彪悍驍勇的尚武風氣，漢武帝時代才能創造出世界軍事史上農耕民族以騎兵擊敗游牧民族的奇迹。

趙武靈王，約生於趙肅侯十年（前340年），卒於趙惠文王四年（前295年），名雍，三家分晉後趙國的第六代國君（前325年至前299年在位，執政27年）。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他將王位傳給了次子趙何，即趙惠文王，自稱“主父”，史家又稱他為“趙主父”。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是我國古代軍事史上的一次大變革，被歷代史學家傳為佳話。特別是趙武靈王以敢為天下先的進取精神，在中原王朝把少數民族看作“異類”的政治背景下，在一片“攘夷”的聲浪中，力排眾議，衝破守舊勢力的阻撓，堅決實行向夷狄學習的國策，表現了作為古代社會改革家的魄力和膽識。趙武靈王不愧是一位值得後人紀念和效法的傑出歷史人物。

梁啟超認為趙武靈王是自商、周以來四千餘年中的第一偉人，他與秦始皇、漢武帝以及南北朝的宋武帝（劉裕）一樣，是中國歷史上四位取得對北方游牧民族戰爭勝利的人之一，而且是最值得後代子孫驕傲的一位。1903年，梁啟超發表《黃帝以後的第一偉人——趙武靈王傳》，評價說：“七雄中實行軍國主義者，惟秦與趙。……商鞅者，秦之俾斯麥；而武靈王者，趙之大彼得也。”他甚至把這位堪比俄國彼得大帝的趙武靈王盛讚為“黃帝之後第一偉人”。

趙武靈王是我國封建社會初期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所推行的“胡服騎射”政策，對於當時和以後中國社會的發展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