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琦

鄭琦老師看到“林果大王”阮建平收穫的青李子不禁喜上眉梢。9年前，湖北省當陽市廟前鎮清坪河村青年阮建平以一分之差中考落榜，心灰意冷。在鄭琦老師的幫助下，他重新燃起生活的信心之火，成為當陽市果樹種植大戶、農村致富帶頭人。

2000年，鄭琦老師從井崗小學退休后，賣掉了原來的住房，創建了井崗小學校外輔導站（后發展為桐樹埡青少年活動中心）。在他的精心籌劃和社會各界的支持下，活動中心籃球、羽毛球、單雙桿、吊環、樂器、電視、電腦等文體設施一應俱全，青少年讀物、少兒畫冊、文學名著、科普書籍、期刊雜誌等各類藏書達3000多冊。每到放學之後和節假日，活動中心就成了孩子們的樂土，他們在這裡唱歌跳舞，寫字畫畫，打球下棋，讀書看報，種樹養花。

下面的文字，是採訪湖北宜昌當陽市退休教師鄭琦的部分錄音整理。聽一聽這位65歲老教師的獨白―― 我是個普通的鄉村教師，初師畢業，文化水平有限。40多年來，我教過五年級語文1次，一至四年級語文幾次，一般教一、二年級語文。我從來沒想過當典型，甚至連做夢也沒想到會獲得這麼多榮譽。當了典型，我感覺壓力很大，只能幹好，不能幹壞。要問我有沒有擔心年紀大了，沒人接班，孩子們會不會沒有人管了，我還真沒想過這些。我只想在有生之年，把教育未成年人這件事做好, 社會上有這麼多熱心人，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來關心孩子們，有更多的人參與平凡的小事。

採訪先進典型人物，循例是要做些準備工作的。但這次的採訪對象湖北宜昌當陽市井崗小學退休教師鄭琦，卻使我們作了難。他的履歷可以簡要地概括如下：

“在40多年的教學生涯中，他長期擔任一年級語文、音樂課及班主任，最高只擔任過一任五年級班主任。”

顯然，這是一位再普通不過的鄉村教師。鄭琦的鄉親們，桐樹埡村口蹲著聊天的村民也同意這個說法。不過他們提出一個問題，用村民阮吉成的話說：“鄭琦老師的確很平凡，但鄭老師走在路上，有誰不敬重他，又有誰不主動和他打招呼呢？”

在農村，這就叫“口碑”。接下來的採訪，使我們對鄭琦老師的平凡，以及因對這平凡的堅持而獲得的敬重，有了直接的認識。我們記下幾天來的所見所聞，為鄉村教師鄭琦畫一小像，立此存照。

永遠的“孩子王”

2005年5月27日，桐樹埡的清晨風有些涼。走過一池睡蓮，一個紅磚小院，院牆低矮，當庭兩棵枝繁葉茂的香樟樹，花壇里栽種著一些不知名的花兒，高矮雜然。

65歲的鄭琦站在門口迎接我們，與我們一一握手。他似乎還不習慣與人握手，滿臉漲紅，拘束地搓著手招呼我們進屋。他的臉上除了慈祥，再也找不出別的。我們試著從他那雙和年齡極不相符的年輕的眸子中，閱讀這個退休教師的故事。

1958年，鄭琦從當陽初級師範學校畢業，做小學教員的母親送給即將走上三尺講台的兒子八個字：“德高為師，身正為范。”

正如那個年代所有的有志青年一樣，這個和雷鋒同齡的年輕人主動提出，要到最艱苦的邊遠山區任教。18歲的他來到了當陽最偏遠的陳垸鄉王家（土加旁）小學。在這個連公路都不通的地方，鄭琦開始了他一生的事業。

1963年春，鄭琦調到當陽漳河小學。有一天，附近的幾個孩子跑到學校的菜地揪蠶豆葉，校長趕來“抓賊”時發現菜地旁站著學校的一名少先隊大隊委員。校長激怒了，認為這名學生見到有人損壞公家財物沒有制止，應當給予記大過處分。在那個年代，記大過將是伴隨一生的“污點”。

鄭琦當時是少先隊輔導員、校務委員會成員，他當即表示反對：“孩子還小，有錯可以批評教育，這麼處分太重了！”校長不能容忍鄭琦的頂撞。1964年11月，學校以“抗拒學校領導”為名，開除了鄭琦的公職，他回家當了農民。

這一走就是15年。24歲到39歲，人生中最黃金的時間裡，鄭琦沒能從事他最鍾情的教師職業。有人說他“不值”，鄭琦卻說：“我耽誤的雖然有十幾年，但學校的一個錯誤決定，會影響那個孩子一輩子。”

1979年9月，歷經坎坷，鄭琦被落實政策重上講堂，到煙集小學任教，一年後調到井崗小學。年過40的鄭琦被任命負責學校少先隊工作。他組織學生開展夏令營、文藝活動和興趣小組活動，培養學生的個性特長，寓教於樂。他組建了“紅領巾義務投遞站”，幾年間，“鄉間小鴻雁”為鄉親們投遞報刊信件2萬多件；看到農村孩子沒有什麼課外活動，放學就等於“放羊”，他先後建起9個校外“少年之家”，組織少先隊員開展豐富多彩的創造性活動，井崗小學少先隊被中國兒童報授予“勤巧小隊”榮譽稱號。

1984年，鄭琦被團中央、教育部評為“全國優秀少先隊輔導員”，他光榮地參加了第一次全國少代會。在這次會上，時任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的胡錦濤同志在報告講到“紅領巾事業是太陽底下最美麗的事業”，鄭琦聽后激動不已，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抱定了終生獻身於紅領巾事業的決心。”

1999年秋，鄭琦離退休只剩1年時間。女兒、兒子都勸他和老伴到城裡住，照顧著方便些。鄭琦不願去，他動員老伴和他一塊留在農村：“住樓房，像是關在鳥籠子里，不舒服；大家生活、觀念都不一樣，萬一婆媳關係處不好，倒不合適！”

老伴知道丈夫打的什麼主意，她知道，丈夫這一輩子就喜歡做孩子們的工作，他離不開孩子們，他想把耽誤的15年在退休后找補回來。

鄭琦有個“大膽”的想法：建一個像城裡那樣的活動中心。

為了實現這個夢，鄭琦賣掉舊居，在距三國古戰場——長坂坡不到5公里的地方，買下了桐樹埡村水牛山下的一棟“連三間”農舍。鄭琦和老伴著手對房子進行裝修改造，幾個過去的學生也趕過來幫忙。

老兩口起早貪黑，一鋤頭一鋤頭地挖，一鍬一鍬地鏟，一車一車地推，幾天下來，手上磨得都是血泡。不過，成績也是顯著的：一共搬走了100多方土石，平整了800多平方米的場地。他從兒子車上鋸下一塊鐵板，從廢品回收公司買回兩段鋼管，焊成一個蹺蹺板；老兩口還請來瓦匠砌了個水泥乒乓球台；選那較粗的樹枝丫上裝了一副吊環和鞦韆；建起了藏書3000多冊的圖書室。

2000年10月，鄭琦的“井崗小學校外輔導站”掛牌成立了。從此，那些雙休日、節假日呆在家裡的孩子們，那些家長因為工作忙無暇顧及的孩子們，都慢慢被吸引來了。他們在這裡盪鞦韆、打球、下棋，在這裡看書讀報、學文化，在這裡練書法、學畫畫、唱歌跳舞、種花植樹。

幾年後，校外輔導站擴展成了活動中心。為建這個活動中心，鄭琦先後投入了5.6萬元，花光了自己全部積蓄的鄭琦，至今還有近萬元借款沒有還清。

“搞這些沒有報酬的，”鄭琦說，“我退休後有工資，一個月1200多元，在農村算不錯了。什麼都不做，白拿這麼多錢，我心裡不安。”

採訪鄭琦時，記者見到了1987年6月11日出版的《宜昌報》。紙張泛黃的舊報紙醒目地刊登著一篇通訊《孩子王——記全國優秀少先隊輔導員鄭琦》，那一年，鄭琦47歲；18年後，65歲的退休教師鄭琦還是一個“孩子王”。

師愛無限

鄭琦的日記中寫著這樣一句話：“只有對孩子們傾注全部的愛心，才能呵護其心靈，撥動其心弦。”

1980年秋，鄭琦到井崗小學工作。開學頭一天，細心的鄭琦發現，年級20多個學生的鞋子、褲腿全都濕淋淋的。放學后，他護送學生回家，途經瓦家河時，只見這些七八歲的孩子卷著褲子、提著鞋子，歪歪扭扭地行走在一排淹在水中的小石墩上。鄭琦的心一下子緊縮了，他急忙跳進河中一個一個地將學生們背過河，20多個學生背下來，河水混著汗水，衣衫透濕！

這一背就是三年。村民們心裡不安了，他們發誓：不吃不喝也要為孩子們修一座橋！52歲的鄭琦課餘趕來與村民們一道壘砌被急流沖毀的石墩，蹲在冰冷的河水中一干就是三四個小時。

橋修好了，村民們稱它為“尊師愛生橋”。

鄭琦任教的學校都是偏遠的鄉村小學。他總想給山區的農村孩子們一種和他們父輩不同的東西。

鄭琦喜歡帶孩子們到大自然中去。他的學生都太小，看不懂“論語·侍坐”中“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涵義。天氣好的時候，他愛帶孩子們去爬山，孩子們累了跑不動時怎麼辦？唱歌！

“跑跑跑，跑跑跑，努力向上跑；暖風吹，太陽照，今天天氣真正好；花兒開，鳥兒叫，我們努力向上跑！”就這麼一路唱著、跑著，所有的人都能爬到山頂，沒有一個孩子掉隊！

鄭琦“偏愛”自己的農村學生，他要讓自己的學生擁有城裡學生擁有的東西。

有一天，幾個孩子在宿舍里看到了一份《輔導員》雜誌，封底是男孩子海軍褲、女孩子荷葉邊裙子的圖片。鄭琦對同學們說：“這是校服，雖然我們鄉下沒見過，但城裡的許多孩子都有。”孩子們羨慕地用手撫摸著美麗的圖片，覺得那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鄭琦說：“只要我們想辦法，也能穿上這樣漂亮的校服！”

揣著這個夢，鄭琦帶著同學們開墾山上的荒地，利用學校閑置的農田種水稻、種花生、點黃豆。豐收的季節到了，同學們掙了一大筆錢，鄭琦高高興興地給他們量尺碼，寄出匯款單。在其他農村小學還不知道校服是什麼的時候，井崗小學的孩子們已經穿上了從北京訂做的校服。

許多年後，孩子們還記得，全校學生第一次穿上校服的那年“六一”兒童節，慶祝儀式格外莊嚴。晨曦里，鄭琦老師像往常一樣戴著紅領巾高呼：“準備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同學們用比平時大了無數倍的聲音響亮地回答：“時刻準備著！”

儀式結束后，孩子們激動地流下熱淚。20年後，已經成為當陽市東門小學音樂教師的楊靜回憶說：“眼淚不知不覺就湧出了，這是一群農村孩子戰勝自卑，實現夢想之後喜悅的淚。”

說起來，這個漂亮的音樂教師的人生歷程，正是一個《長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故事。

那時候，鄭琦是楊靜的班主任，他同時還教全校的音樂課。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井崗小學只有一台破舊的腳踏風琴。鄭琦發現楊靜樂感特彆強。鄭琦來到楊靜家，建議她媽媽買台電子琴，幫助楊靜學音樂。楊靜媽媽問：“農村孩子學音樂有啥作用？”鄭琦生氣了：“農村孩子怎麼了？只要是塊料，我們做老師的、做家長的就不能耽誤她。”楊靜的媽媽沉思了一陣，大聲說：“音樂我們不懂，但我們相信你鄭老師，只要你覺得她行，我們就是砸鍋賣鐵也支持。”

媽媽為楊靜花100多元錢買回了電子琴。從此，鄭琦有空就教楊靜練指法。初中畢業后，楊靜考上了當陽師範學校音樂專業。

時至今日，楊靜仍很感慨：“如果不是鄭老師，我中學畢業后也許會像村裡其他的女孩一樣，嫁人、種田、打工或圍著灶台轉……”

鄭琦說：“如果發現了一塊玉而不去雕琢它，就是教師的失職。”

不斷延伸的“責任半徑”

桐樹埡青少年活動中心門口的牌子特別“多”：“當陽市公安局廟前派出所關愛幫扶青少年工作站”“當陽市教育局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桐樹椏校外輔導站”“校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活動基地”……

每一塊牌子都意味著一份責任。

鄭琦把自己的“責任半徑”劃得特別長。他說：“我要一輩子對孩子們負責，要對孩子們的一輩子負責。”

在鄭琦的活動中心，有一名特殊的“常駐學生”，他是14歲的魏明（化名），醫生說，這個孩子的智力只相當於4歲的孩子。

2004年春，魏明的父親要到廣東打工，臨行前找到曾教過兒子一年級的鄭老師，懇求他能教孩子認幾個字。鄭琦收下了這個特殊的學生，接下來的教育過程異常艱難。

10個橘子吃3個還有幾個？再從樹上摘來2個放在一起一共有幾個？從一個一個數橘子，到學會扳指頭。別的孩子認個拼音幾遍就記住了，魏明要教上百遍，過幾天還要鞏固上百遍才能記住。

一年過去，魏明會算20以內的加減法了，字也寫得方方正正了。

“將來孩子的父母都是要老的，得讓他學會自立呀！”鄭琦手把手地教魏明掃地、澆花、種菜。一開始魏明把垃圾都掃到自己腳上，鄭琦一次次躬著病痛的腰，給孩子擦乾淨鞋，再教。

孩子的進步使魏明父母驚喜得流淚，他們要感謝鄭老師。好說歹說，鄭琦只願收下150公斤大米和1000元生活費。

對於自己的學生，走到哪兒他都要管。1996年，鄭琦曾經教過的學生阮建平中考落榜，心灰意冷，到處閑逛。對於這個孩子，鄭琦的評價是：成績不好人品好，熱愛勞動。這一農村孩子身上最普通的優點，使得鄭琦一直都對他的這個學生抱有信心。

鄭琦找到阮建平：“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你家後面不是有一片荒山嗎？開發出來種上果蔬，就成了金山。”

阮家的果園傾注了鄭琦的太多心血。阮建平不懂果樹技術，家裡又窮，鄭琦掏錢幫他訂了兩年的《農家顧問》等雜誌；鄭琦和阮建平一道丈量、抽槽、挖渠……如今，阮建平成了方圓幾十里有名的種植大戶，每年純收入五六萬元。新修了兩層小樓，屋頂架著太陽能熱水器，地上鋪著瓷磚，裝修得不比城裡差。

對於思想上出了岔子、行為上有問題苗頭的少年，鄭琦更是全力去感召他們。鄭琦常說：“就是一塊石頭，我也要把它焐熱。”

雙休日，鄭琦創辦的桐樹埡青少年活動中心成了鄉下伢的樂園。

17歲的雨禾（化名）原來是鄭琦家的常客。2002年秋，鄭琦突然發現雨禾好長時間沒來了。一打聽才知道，雨禾的父母親鬧矛盾，且各奔東西外出打工去了，僅留下剛剛10多歲的他輟學在家。這個父母雙全的“孤兒”，今天吃東家，明天喝西家，不久便和外地的幾個“混混”混在一起，人稱“狗都嫌”。

鄭琦不嫌，他將雨禾接到家裡，為他買來牙刷、臉盆等生活用具，讓他住下，他不讓他的學生無依無靠到處流浪。

以後的日子裡，鄭琦每天帶著雨禾，到雨禾家裡幫他重新收拾已經破爛不堪的家，和他一起將已經荒蕪的責任田開墾出來，種上糧食和蔬菜。看到年過花甲的鄭老師為了讓自己有個家，累得腰都直不起來，雨禾開始轉變了。

今年初，雨禾外出打工了。前不久他給鄭琦打回電話說，現在每月能掙300多元工資，能養活自己了。

“要不是鄭老師把我從犯罪的邊緣拉回來，我真不敢想象今天是個什麼樣子。”懂事的雨禾感激他的鄭老師。

4年來，鄭琦創辦的活動中心幫助、關愛未成年孩子260多人，孩子們在這裡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園。

2005年5月30日，我們的採訪就要結束了，因為鄭琦老師當天要到北京去，參加中國少年先鋒隊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大早，鄭琦就睡不著了，他告訴我們，21年前參加第一次全國少代會，出發前的頭一天晚上，他也在床上翻了整整一夜“烙餅”！

老伴李應香也被“連累”著早早起了床——許多“要緊事”得跟她交代交代：“六一”期間，借書的孩子多，要做好登記，叮囑他們一定要寫讀後感；腳踏風琴旁的《歌曲集》注意收好，小心被孩子們撕毀……

哼著少先隊隊歌，退休教師鄭琦對著穿衣鏡，鄭重地繫上戴了一輩子的紅領巾。

這就是鄭琦老師，他的身上，寄託著鄉村教師所有的正直、善良、寬厚和仁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