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懷

阮籍的《詠懷詩》，解者常嘆其旨意遙深、難以情測，但這首詩卻無論是語言還是旨歸，都言近意明。它通過生動的描繪，揭露了“洪生”虛偽的嘴臉，表明了自己對禮法之士厭惡和憎恨的情感。

司馬氏在奪取曹魏皇位的過程中，為掩飾其犯上篡權的醜行，虛偽地提倡以禮法治天下；於是，善於鑽營的小人，無不把自己打扮成禮法之士。如何曾，就以維護禮法者自居，借“居喪無禮”為名，欲使司馬昭放逐阮籍，“無令污染華夏”（《晉書·何曾傳》）；如鍾會，也曾以嵇康“言論放蕩，非毀典謨”為口實，鼓動司馬昭殺之“以淳風俗”（《晉書·嵇康傳》）。這些都是典型的“禮法之士”的偽善嘴臉。但正是這樣一些人，卻也干出過非毀禮法之事，乃至無君無父。阮籍這首詩，正是對這些“洪生”的形象的揭露。

“洪生資制度”一句是總起全詩。“洪生”本是鴻儒之意，這裡是指那些假禮法之士。他們總是標榜自己的行動都是遵禮守法的。“資制度”是憑藉、按照禮法制度之意。以下七句就是把他們“資制度”的行為具體化。“被服”句寫其穿戴上也遵循禮法規定。“尊卑”二句是說他們平時遵守著尊卑高下的等級次序，處事接物也遵照著禮法綱常。“容飾”二句寫他們朝見時也容飾整潔，神色莊重，手執圭璋，行禮有儀。“堂上”二句是寫他們在祭祀時的表現。“玄酒”，是古代祭祀時用的水。《荀子·禮論》曰：“饗，尚玄尊（盛清水的酒杯）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梁。”所以這二句詩是說洪生在祭祀時也按照禮法以玄酒、稻粱作祭品。從以上的八句看，“洪生”似乎是無可指責的，他們的一切行動無不遵禮合制，他們的形象也無不道貌岸然。但這只是詩人的欲抑先揚，欲擒故縱，接下來，詩人筆勢一轉，以鋒利的筆觸揭示其內心的醜陋。

“外厲”二句說他們在外高談禮法，言論純正，但在家中卻不見高尚的言行。“滅”字用在此頗有份量，揭示其在“戶內”無一點“芬芳”可言，出語辛辣有力。如果說“外厲”二句是說他們的言行不一，則“放口”二句就進一步揭露了他們即使在語言上也真假不一：當他們隨口而言時說的倒是真心話，但隨即又假正經起來，口發道德仁義的虛偽高論了。這四句，形象地刻畫了“洪生”變幻詭譎的偽善面孔。

最後，“委曲周旋儀”一句總收全文：原來以上所寫的“洪生”的一切言行，無不是在矯飾作偽，只是一種“委曲周旋”的假象！“姿態”句是詩人抒發的感慨。不過“愁”字在這裡倒並不是為“洪生”發愁，其寄託的感慨是十分深刻的。當時的所謂“禮法”實在是“坐制禮法，束縛下民”，而“禮法之士”也無不“欺愚誑拙，藏智自神。……假廉而成貪，內險而外仁”（《大人先生傳》），由此而弒主篡權，國家喪亂，詩人之愁當是為此。

這首詩在藝術上除上文分析時已說到的外，尚有以下幾點：首先，人物描寫的多面化。全詩從外貌到內心，從語言到行動，多方面地塑造了“洪生”的形象。其次，運用了對比的手法。前八句從正面描寫“洪生”之岸然道貌，接下四句從反面刻畫他的虛偽嘴臉，一反一正，形成強烈的反差和對比，極有力地烘托出人物全貌。而且后四句中每兩句中又相互對比，具體而微地描繪了人物語言和心理活動，使“洪生”的滑稽模樣可笑而又可卑，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阮籍（210年—263年），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開封）人，三國時期魏國詩人，竹林七賢之一，曾任步兵校尉，世稱阮步兵。

正始三年（242）蔣濟準備徵辟阮籍做自己的掾屬。正始八年（247）前後，阮籍與王戎的父親同時任尚書郎。不久又受曹爽的徵辟，招為參軍。正始之後，阮籍與嵇康、山濤、劉伶、王戎、向秀、阮咸諸人，共為“竹林之游”，史稱他們為“竹林七賢”。正始十年（249）四月改元嘉平，阮籍時年恰四十歲，阮籍做了司馬懿的從事中郎。嘉平三年（251）司馬懿卒后，阮籍又做了司馬師的從事中郎，他擔任此職一直到嘉平六年（254）。嘉平六年，高貴鄉公曹髦即帝位之後，司馬師為了籠絡人心，大肆封官晉爵，阮籍也被賜為關內侯、徙官散騎常侍。甘露元年（256），也即正元三年（六月改元甘露），阮籍請求作步兵校尉。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著有《詠懷八十二首》《大人先生傳》等，其著作收錄在《阮籍集》中。

景元四年（263）冬逝世，享年五十四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