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杜（1921年12月17日～1957年9月21日），胡適先生幼子，1921年12月17日出生，生性好玩，喜交朋友，因不好讀書，在美國八年轉了兩所大學也未畢業。
1948年回國后被安排在北大圖書館工作。北平和平解放后胡思杜被派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政治研究院去學習，學習會上他踴躍發言，表示要與父親劃清思想界線。1950年9月22日胡思杜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了《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言辭尖銳，鋒芒直指胡適。此後，胡思杜被分配到唐山鐵道學院馬列部教文史。
1957年9月21日“反右”期間，被定為“右派”分子，他不甘受辱，自殺身亡。
大事件
1921年12月27日出生。為了表示對恩師美國哲學家
杜威的感激之情，取名為思杜。因在孩子中排行第三，故此小名叫小三。
小三胡思杜少年時候，患有肺病，時讀時輟，所以胡適專門請家教對其進行輔導。其中有一個家庭教師，就是胡適的高足，後來成為著名歷史學家的羅爾綱。
1932年冬天，魯迅返北平探母，曾往胡宅訪問。胡家向來不絕高朋貴客，但少年胡思杜從來也沒有給哪位客人接大衣之類的恭敬，這回他卻“趕著去幫魯迅接大衣”了。
抗戰開始后，胡適赴美出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
1939年在西南聯大學習航空機械專業的
胡祖望去美國留學，進入其父胡適曾就讀過的名校———康乃爾大學。胡思杜則隨母親
江冬秀避難上海。胡適委託一位竹姓朋友照看他。
胡適在1941年5月託人將胡思杜帶去美國。胡思杜在國內學的文科，曾先後在上海大學、
東吳大學讀社會科學。到美國后，胡適將他送進教會學校海勿浮學院就讀歷史。
胡思杜在美國連續上了兩個大學，但均未畢業，只得於1948年夏隨胡適的一個朋友回到了北平，來到早已歸國的父親胡適身邊。回國的原因，據羅爾綱先生說，是因為在美國染上了吃喝的惡習而荒廢了學業，被學校驅逐。
胡思杜回國后，被胡適安排到北大圖書館工作。
1948年12月，解放軍包圍了北平，平津形勢危急。蔣介石親自打電話催促北京大學校長兼北平圖書館館長鬍適飛來南京，並於12月14日派專機到北平“搶救”名流學者。胡適馬上聯繫
輔仁大學校長
陳垣、清華大學校長
梅貽琦以及著名學者
陳寅恪等人。結果，不但陳垣不願意離開北平，就連胡適小兒子胡思杜也不願隨父母南行，他說：“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共產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的。”
胡適實在舍不下東廠衚衕（即今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幾大間屋的書籍，很想有人照看這些被其視為生命的書，現在既然小三思杜不願走，那留下照看一陣子也不是不可以，因為在他看來有美國人撐腰的國民黨政權，遲早還會捲土重來。所以他只挑選了他視為寶貝的一部16回殘本的《石頭記》抄本和《水經注》稿本隨身。而江冬秀不願意扔下小兒子，對骨肉分離感到非常難過，留下一箱細軟和金銀首飾，說是讓思杜日後結婚用。
最終也只有梅貽琦、陳寅恪等少數知名學者隨胡適一起飛到了南京。哪知，幾個月後，竟翻天覆地，滄海變桑田，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北平和平解放后，胡思杜被分配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政治研究院二班七組學習。主動上交了父母留下的一箱財物，還將胡適留下的書籍裝進108個大木箱獻給新中國，這些書成為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近代史研究所的“鎮庫寶物”。
學習期間，在組織的啟發下，他總結了自己的思想寫了一份《思想彙報》：《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表示與胡適劃清界線。
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結業后，作為副教授，被分配到唐山鐵道學院（現在的西南交通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又名馬列部）教歷史。
1949年9月22日，香港《大公報》又公開發表了胡思杜的文章———《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
1951年11月，胡思杜的文章在《中國青年》刊物上轉載，接踵而來的便是大陸方面以此為契機，興起了第一輪胡適批判高潮。
1954年，兩個“小人物”批判紅學權威
俞平伯，因為俞平伯是胡適的弟子，所以風潮便很快地又向胡適捲來。
1957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各級黨組織紛紛召開各種形式的座談會和小組會，聽取黨內外群眾的意見，歡迎大家“鳴”“放”，以幫助黨整風。胡思杜認為對黨作出新貢獻的機會來了，於是就響應號召，一馬當先的積極主動地給他所在的院部領導提了關於教學改革的建議。5月20日，《人民日報》以《河北高等學校教授針對教育領導工作提出批評》為題，發表“本報訊”，報道唐山鐵道學院機械系主任孫竹生及教師胡思杜“使用卑鄙手段，妄圖奪取學校領導權”。自此，胡思杜一下子由狂熱擁護中國共產黨的積極分子，成了“漢奸”、“走狗”、“賣國賊”、胡適的餘孽和妄圖篡奪革命領導權的階級異己分子。9月21日晚上上吊自殺身亡，年僅36歲。
1980年11月，胡思杜才被組織上重新審查，平反昭雪。
胡思杜生命中的最後幾年唯一的親人是他遠房堂兄胡思孟，其他在北京的親戚如堂兄胡恆立、堂舅父江澤涵等，身份都是
民盟盟員。胡思杜怕連累他們，不常往來，而胡思孟則是個工人，目不識丁，沒什麼可怕的。
唐山鐵道學院給跟胡思杜來往最多的胡思孟打了電報，讓他速來唐山。後來胡思孟回憶道：他到唐山鐵道學院后，“看到滿院子的大字報，都是批判他（指胡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適的。跟思杜在一個系工作的一位黨員教師告訴我，思杜死前曾給我留了一封遺書，寫好后壓在了他的枕頭下。組織上也告訴我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殺’，並給我看了一下思杜的遺書。我要帶走遺書，但單位的人不肯，只給我抄了一份”。遺書滿紙辛酸，多年以後，粗識幾個大字的胡思孟，在接受讀者採訪時還能一字不漏地將它背下來：
“現在我沒有親人了，也只有你了。你來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個同事，他會告訴你我的一些情況。你是我最親的人了，現在我已經死了，你不要難過。你能吃苦，耐勞。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錢，公債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學的話，供給他們上大學。一個手錶也給你，留個紀念。希望你們努力工作，你的孩子們好好學習，為社會主義立點功。”
料理完胡思杜的後事後，胡思孟便把他的書籍和衣物託運回北京，其中《新華月刊》就有一大箱子，還有許多外文書。胡思孟講，“後來，由於家裡沒有多餘的房子放他的書刊，我就把大部分當廢品賣掉了，現在只剩有十幾本外文書了”。因為有胡適的社會關係，胡思孟在“文革”中被打成了“黑幫分子”，被趕出鐵道部北京印刷廠，押送到
寶雞去修鐵路。至於胡思杜那個浸滿血淚的遺書的抄件也在文革期間被胡思孟嚇得撕掉了，只保留下殘存的一角，那上面還可以依稀地看到這樣的話，（希望你們努力）“工作，好好學習，為社會主義立點功”。
1958年3月，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參加“東方學術”座談會，偶爾從“泛亞社”香港來電獲悉：胡思杜已被革除副教授一職下放勞動。此時的胡適心中雖犯嘀咕，但並沒有向最壞處想，只是在心中默念上帝保佑他這個不幸的兒子。到了這年的5月初，胡適回台灣作關於“五四”運動的廣播講話，還是從“泛亞社”香港來電中看到胡思杜已於“去年8月自縊身死”的消息。胡適先是一驚，差點一頭栽倒地下。但待鎮定下來又將信將疑，且從心理上對這個消息的真實性予以排斥，猜想可能是一種有惡意的謠言，因為按照他小兒子的那種玩世不恭的性格是不可能自殺的。而事實上，胡思杜真的死了，且已死去了8個多月。
胡適一直不相信他的小兒子會先他而去。1957年6月4日，他在美國紐約預立遺囑時還在第六條里寫道：“去世之後，如果留下遺產，留給夫人江冬秀女士，如女士先行去世，則留給兩子胡祖望、胡思杜……如兩子均已去世，則留給孫子。”
1962年胡適因心臟病猝死台灣，一直到逝世，他也不知道他的次子在大陸早已“畏罪上吊自殺”了。
“文革”後期，胡祖望從美國給在大陸的堂舅父江澤涵夫婦寫信，了解他們的近況，並問及他弟弟胡思杜是否還活著？
被人譽為數學泰斗的江澤涵（1902—1994）在北大執教幾十年，桃李滿天下，享譽海內外，但因與胡適的社會關係，在“文革”中被整得抬不起頭，喘不過氣，不敢貿然給胡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關係”、“胡適關係”而惹出新的禍端來。於是就把胡祖望給他的這封信交給學校領導，徵求領導意見；學校領導卻一直沒有明確回復江教授夫婦；這樣他也就不敢回信告訴實情。後來胡祖望終於託人（陶孟和之女陶維達）打聽到了實情。生活在美國的胡祖望一直沉浸在巨大的悲哀中。
1980年11月，也就是胡思杜死後23年，他才被組織上重新審查，平反昭雪。一個時代的悲劇就這樣結束了。
胡適長子胡祖望先生於2005年3月12日病逝於美國，享年86歲，遺妻子曾淑昭和獨子
胡復。
胡祖望生前曾表示，願死後葬在台北的父母墓旁，並與弟弟相伴。在胡適夫婦墓地的東南側，有一塊胡祖望為其弟弟胡思杜而置的約四平方尺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紀念碑 胞兄胡祖望泐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