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工作委員會

文化工作委員會

文化工作委員會於1940年11月1日正式成立,下設三個組:第一國際問題研究組、第二文藝研究組、第三敵情研究組,於1945年3月30日解散。

歷史


郭沫若辭去三廳廳長后,周恩來與時任陳政治部長張治中說:“第三廳這批人都是無黨無派的文化人,都是在社會上很有名望的。他們是為抗戰而來的,而你們現在搞到他們頭上來了。好!你們不要,我們要!現在我們準備請他們到延安去。請你借幾輛卡車給我,我把他們送走。
”蔣介石得知此事後,突然召見郭沫若、杜國庠、馮乃超、田漢、陽翰笙,說明在政治部里成立一個文化工作委員會,宗旨是對文化工作進行研究,要三廳的人員留下來繼續工作,這是蔣介石害怕郭沫若等去延安而採取的羈縻政策。郭沫若等向周恩來作了彙報。周恩來說:“就答應他吧!他畫圈圈,我們可以跳出圈圈來幹嘛,掛個招牌有好處,我們更可以同他們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展開我們的工作。”
這樣,文化工作委員會於1940年11月1日正式成立。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郭沫若,副主任陽翰笙、謝仁釗、李俠公。專任委員10人,有:沈雁冰、沈志遠、杜國庠、田漢、洪深、鄭伯奇、尹伯林、翦伯贊、胡風、姚蓬子;兼任委員10人,有:舒舍予、陶行知、張志讓、鄧初民、王崑崙、侯外廬、盧於道、馬宗融、黎東方、呂振羽。文化工作委員會下設三個組:第一國際問題研究組,組長張鐵生(未到任),實際工作由蔡馥生擔任;
第二文藝研究組,組長田漢,由石凌鶴代理;第三敵情研究組,組長馮乃超。文工會薈萃了文學家、歷史學家、戲劇家、社會學家、法學家、經濟學家、音樂家、美術家、電影藝術學家、自然科學家等大批文化精英。
如著名作家沈雁冰、舒舍予,教育家陶行知,歷史學家鄧初民、翦伯贊,自然科學家盧於道。還有文藝家胡風代表“七月”派,姚蓬子為國民黨方面的文化人。在研究人員中更有許多進步文化工作者加入。
這表明,文化工作委員會團結了更多的文化界人士,擴大了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但是,國民黨在研究人員中也安插了釘子,但都先後暴露了他們的特務身份而陷於孤立。
總的說,頑固派對文化工作委員會的迫害不是放鬆而是在加緊,皖南事變后,更是如此。

事件


周恩來指出,文化工作委員會“近被政治部監視甚嚴,會內外之特務工作加緊,對外活動甚少。”儘管政治環境險惡,文化工作委員會還是開展了一系列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文化工作委員會跳出了國民黨只准研究的圈子,以學術活動方式推動抗日民主運動,舉辦了各種講座、演講會、報告會等,參與主講的有民主人士張瀾、沈鈞儒、張友漁、王芸生等,有國民黨左派邵力子、馮玉祥、王崑崙等,有著名學者如郭沫若《古代社會研究》的講座和文藝演講,鄧初民的《清國政治史》,翦伯贊的《新史學》講座,盧於道的《人類進化問題》,馮玉祥講三國故事,作家老舍講小說,田漢講戲劇,藝術家賀綠汀講音樂等等;在國際問題方面,主要依靠中蘇文協來開展活動。
文工會依靠王崑崙、劉仲容、侯外廬、屈武、許寶駒等人,舉行了紀念蘇聯國慶24周年活動,紀念馬雅可夫斯基、高爾基。以中蘇文協、中國作家或中國學者的名義,發表給蘇聯作家、科學院乃至斯大林的公開信。
同時也給美國作家和各國作家發公開信,呼籲實行國際主義的合作,反對法西斯侵略者。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東南亞和世界各地的華僑通過《中國報導》了解情況后,在道義上、經濟上給予了大力支持。
文化工作委員會在《新蜀報》等報刊上主辦專欄,為國際問題研究組負責編輯《國際問題周刊》,文藝組負責編輯《七天文藝》;在敵情研究和宣傳方面,文工會繼續編譯第三廳創建的《國際問題資料》和《敵情研究》,具有較高參考價值,為軍政各方面所重視,這些情報資料,經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而後轉到延安。
為開展對敵鬥爭,由日本作家池田幸子和鹿地亘夫婦發起,在郭沫若、馮乃超等人的推薦下,組成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簡稱“反戰同盟”),藉以瓦解日軍,收集日軍資料,進行反戰宣傳,同時在盟員中進行民主思想教育。

總結


文化工作委員會跳出了國民黨畫的圈子,廣泛開展抗日民主運動和抗戰文化運動。
他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為推進抗戰,呼喚民主,團結文化人,發展中華民族文化事業創造出累累碩果,作出了巨大貢獻。
正因如此,國民黨加緊迫害文化工作委員會,最後於1945年3月30日把它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