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工作委員會

郭沫若辭去三廳廳長后，周恩來與時任陳政治部長張治中說：“第三廳這批人都是無黨無派的文化人，都是在社會上很有名望的。他們是為抗戰而來的，而你們現在搞到他們頭上來了。好！你們不要，我們要！現在我們準備請他們到延安去。請你借幾輛卡車給我，我把他們送走。

”蔣介石得知此事後，突然召見郭沫若、杜國庠、馮乃超、田漢、陽翰笙，說明在政治部里成立一個文化工作委員會，宗旨是對文化工作進行研究，要三廳的人員留下來繼續工作，這是蔣介石害怕郭沫若等去延安而採取的羈縻政策。郭沫若等向周恩來作了彙報。周恩來說：“就答應他吧！他畫圈圈，我們可以跳出圈圈來幹嘛，掛個招牌有好處，我們更可以同他們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展開我們的工作。”

這樣，文化工作委員會於1940年11月1日正式成立。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郭沫若，副主任陽翰笙、謝仁釗、李俠公。專任委員10人，有：沈雁冰、沈志遠、杜國庠、田漢、洪深、鄭伯奇、尹伯林、翦伯贊、胡風、姚蓬子；兼任委員10人，有：舒舍予、陶行知、張志讓、鄧初民、王崑崙、侯外廬、盧於道、馬宗融、黎東方、呂振羽。文化工作委員會下設三個組：第一國際問題研究組，組長張鐵生（未到任），實際工作由蔡馥生擔任；

第二文藝研究組，組長田漢，由石凌鶴代理；第三敵情研究組，組長馮乃超。文工會薈萃了文學家、歷史學家、戲劇家、社會學家、法學家、經濟學家、音樂家、美術家、電影藝術學家、自然科學家等大批文化精英。

如著名作家沈雁冰、舒舍予，教育家陶行知，歷史學家鄧初民、翦伯贊，自然科學家盧於道。還有文藝家胡風代表“七月”派，姚蓬子為國民黨方面的文化人。在研究人員中更有許多進步文化工作者加入。

這表明，文化工作委員會團結了更多的文化界人士，擴大了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但是，國民黨在研究人員中也安插了釘子，但都先後暴露了他們的特務身份而陷於孤立。

總的說，頑固派對文化工作委員會的迫害不是放鬆而是在加緊，皖南事變后，更是如此。

周恩來指出，文化工作委員會“近被政治部監視甚嚴，會內外之特務工作加緊，對外活動甚少。”儘管政治環境險惡，文化工作委員會還是開展了一系列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文化工作委員會跳出了國民黨只准研究的圈子，以學術活動方式推動抗日民主運動，舉辦了各種講座、演講會、報告會等，參與主講的有民主人士張瀾、沈鈞儒、張友漁、王芸生等，有國民黨左派邵力子、馮玉祥、王崑崙等，有著名學者如郭沫若《古代社會研究》的講座和文藝演講，鄧初民的《清國政治史》，翦伯贊的《新史學》講座，盧於道的《人類進化問題》，馮玉祥講三國故事，作家老舍講小說，田漢講戲劇，藝術家賀綠汀講音樂等等；在國際問題方面，主要依靠中蘇文協來開展活動。

文工會依靠王崑崙、劉仲容、侯外廬、屈武、許寶駒等人，舉行了紀念蘇聯國慶24周年活動，紀念馬雅可夫斯基、高爾基。以中蘇文協、中國作家或中國學者的名義，發表給蘇聯作家、科學院乃至斯大林的公開信。

同時也給美國作家和各國作家發公開信，呼籲實行國際主義的合作，反對法西斯侵略者。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東南亞和世界各地的華僑通過《中國報導》了解情況后，在道義上、經濟上給予了大力支持。

文化工作委員會在《新蜀報》等報刊上主辦專欄，為國際問題研究組負責編輯《國際問題周刊》，文藝組負責編輯《七天文藝》；在敵情研究和宣傳方面，文工會繼續編譯第三廳創建的《國際問題資料》和《敵情研究》，具有較高參考價值，為軍政各方面所重視，這些情報資料，經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而後轉到延安。

為開展對敵鬥爭，由日本作家池田幸子和鹿地亘夫婦發起，在郭沫若、馮乃超等人的推薦下，組成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簡稱“反戰同盟”），藉以瓦解日軍，收集日軍資料，進行反戰宣傳，同時在盟員中進行民主思想教育。

文化工作委員會跳出了國民黨畫的圈子，廣泛開展抗日民主運動和抗戰文化運動。

他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為推進抗戰，呼喚民主，團結文化人，發展中華民族文化事業創造出累累碩果，作出了巨大貢獻。

正因如此，國民黨加緊迫害文化工作委員會，最後於1945年3月30日把它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