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心如

康心如（1890——1969年），陝西城固人，生於四川綿陽；名寶恕，號以行；1911年加入同盟會，不久，去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在成都籌設中華民國聯合會四川分會，創辦《公論日報》。后往來於北京與上海之間，參與反袁世凱鬥爭。

1919年開始經商，任四川美豐銀行協理；一九二六年任經理；依靠劉湘主持，得以迅速發展；抗戰期間，自任重慶臨時參議會會長，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

美豐銀行的奢華時光，在抗戰勝利后，漸漸不復存在；1945年後，美豐仍四處擴張分支機構，康心如還赴北美考察，但國共內戰日漸升級，國統區經濟一日不如一日；國民黨“幣制改革”失敗，美豐銀行內部匯兌業務亦受重創，在一系列的應對措施都失敗后，重慶迎來了解放的一天。

1950年，美豐銀行的經營已經無法維持，瀕於崩潰；康心如曾想將美豐大樓抵押，用以貸款，未能如願；這一年的4月3日下午，美豐銀行召開緊急行務會議，商討救亡之策，直至深夜，仍無有效解決方案；康心如終於認識到，私營銀行業務在新中國已發生巨大變化；第二天，這家存活了二十八年歷史的銀行，宣告停業。

新中國成立后，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財經委員會委員，全國工商聯執委等並參加了民主建國會；康心如在學習和逐步深入了解了黨的各項經濟政策和方針之後，也曾非常希望能盡自己的微薄之力為祖國效勞。特別是在安置批發商轉業的問題上，做了大量工作，並提出過籌集資金支援社會主義建設。其本意依然是無論誰掌政權，他康心如都希望這個政權能將經濟搞上去，從而徹底改變祖國貧窮的面貌。

1969年11月十六日，文化大革命期間，戴著“右派”帽子的康心如病逝於北京；終年七十九歲。

2010年，康心如誕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際，重慶歷史名人館舉辦了一場紀念會，追思這個曾在中國金融界叱吒風雲，並為八年抗戰作出貢獻的大金融家。

1890年康心如出生，是四川美豐銀行老闆。從 1922年開業到1950年關門，他經營美豐二十八年。

我爺爺原籍陝西城固，在清朝做過四川彭山知縣（後來定居成都），縣誌上有記載，在彭山還有一個他的紀念碑，老百姓認為他是一個清官。

我爺爺比較開明，當時主張維新的，所以他把四個兒子都送到日本留學。我父親在日本念的是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專科。

辛亥革命成功以後，他在段祺瑞政府工作過一段時間，很短，是國務院僑務局的僉事。自己辦過報，經營過民立圖書公司，一度還是中華書局的股東。

1921年，我們康家一個世交叫鄧芝如的，到北京找外國人合夥開銀行。鄧芝如很有錢，在重慶開有幾家字型大小，可銀行的事一點也不懂。他在北京人地生疏，就住在我父親家裡。當時有個美國人雷文，是上海美豐銀行總經理，剛巧也想找人合作在重慶再開一家美豐銀行。他們談了幾次，商量定了。這中間，雷文見過我父親，覺得他的新知識很多，就拉他一起干。但是按照當時美豐的規矩，做高級職員必須是股東，我父親又沒有錢，怎麼辦？鄧芝如答應借錢給他做股本，後來借了他一萬兩千塊。

四川美豐銀行是1922年4月10日正式開業的，地點在重慶。雷文做總經理，鄧芝如和我父親是協理。銀行開業前前後後那些故事、坎坷，包括中外之間、股東之間那些糾葛，我就不談了。

這家中外合資的銀行，後來怎麼變成中國人自己的銀行了呢？

事情的起因是1926年的“九五事件”，9月5日英國軍艦炮轟萬縣，死了上千人，這時四川就掀起一個排外運動。第二年2月，四川的外國人紛紛奉命撤離。當時四川美豐的經理是美國人海翼德，他也接到了美國領事館的通知，準備撤離重慶。我父親就問，說你們要撤出美豐銀行怎麼辦？他說那就鎖門，等事情完了以後我回來再開門。我父親說那還了得，你把門一關這些儲戶怎麼辦啊？這可不行。那怎麼辦？我父親就開始找當時的四川王劉湘，劉湘同意組織一個“新財團”，募集了大概三十幾萬塊錢，收購了全部美國人的股本。當時倉促到什麼程度？3月30日，美國兵艦在長江邊升火待發，這邊各方一邊談判，還要等上海雷文的電報指令，指令到了又辦理交接手續，弄到深夜，劉湘專門下令准許半夜開啟城門放美國人出城上船。

從1927年3月31日起，美豐完全就變成中資了，於是就由 我父親來經營，直到共產黨進重慶，1950年4月4日停業。

我父親接手美豐后總的方針是發展實業。當初他去重慶時，重慶沒有自來水，沒有電，就是他在那兒跟大家一起籌建了自來水公司、電力公司，這樣才把重慶的公用事業搞起來。後來我到重慶，有的老人對我說，一開電燈就想到康心如，一打開自來水就想到康心如。因為是他到重慶以後才搞起來的。

緊接著就到了抗戰時期。1937年11月，國民政府主席楊森帶上文官和國民政府的大印全部撤到重慶，後來陸續又接收一百多萬人，包括大批的難民、傷員，如果當初這些公用事業不搞起來，突然湧進來的一百多萬人是根本沒法維持的。

1939年，蔣介石成立了重慶臨時參議會，任命我父親為議長（他連續做了兩屆，八年）。我父親就以臨時參議會議長名義正式給蔣介石上書，建議定重慶為陪都，蔣介石甚為高興，據說接見了他兩次，國民政府後來正式立重慶為永遠陪都。整個抗戰期間，參議會做了很多的工作，現在我還沒有看到有誰專門研究這些事情。我所知道的，當時我父親在孤兒院就認養了三四十個孤兒，因為每年他們要來家裡拜年，我父親讓我去接待，所以我的印象很深。由於抗戰時期中國的政治中心轉到了重慶，而我父親當時在重慶的影響比較大，就結交了很多黨政要人。我知道的，邵力子一家就長期住在我家，于右任一家（包括屈武）住在我三叔康心之家，經常來往的，象張群、杜月笙、關麟征、杜聿明、何應欽、谷正綱、谷正倫、范紹增、王陵基等。甚至年幼的我都和蔣介石夫婦有過一段交往，我家在重慶南岸汪山的別墅和蔣介石黃山別墅不遠，每到周末，蔣介石夫婦回別墅休息，常常帶著我和妹妹去山上散步、聊天。我那時候膽子也大，不怕陌生人，也不怕“大人物”，蔣介石問什麼，我回答都很從容，所以他很喜歡我。我妹妹第一次被宋美齡牽著手散步后，發現手上留下了很好聞的香水味，到處給別人聞：“蔣夫人的手好香啊！”宋美齡訪美回來，送我一支派克筆，還附了張名片：蔣中正。我父親的一些同事還對他開玩笑說，你兒子比你有本事，委員長要見你，是給你下條子；委員長給你兒子送東西，是遞名片。

監察院長于右任和監察院的一些人也拿我打趣：汪山有兩個要人，一個是張季鸞（《大公報》總編輯），一個是康國雄；別的人到黃山官邸去見蔣委員長，侍從室都要打招呼，叫自己看錶掌握好時間，一般不能超過半小時，只有張季鸞和康國雄去，侍從室不限制時間。——由於我有這段經歷，後來被誣為“蔣介石的乾兒子”，遭到批判。這是后話。

美豐的黃金時期是1931年到抗戰勝利，在四川投資了八九十家企業。我現在查了下資料，停業的時候還有工礦和公用事業、商業、交通運輸、金融保險信託、文化新聞等五類六十六家企業，比如重慶電力公司、重慶自來水公司、四川水泥公司、四川絲業公司、天府煤礦公司、民生實業公司、太平洋航業公司、四川旅行社、寶豐實業公司、和記地產公司、永成銀行、大夏銀行、四川商業銀行、中國人事保險公司、中華實業信託公司、國民公報、新民報等等，所以美豐在重慶、在四川，可以說在西南都是一個很大的銀行，康心如的影響都很大。

說實在話，由於一九四九年共產黨來的時候我還在讀高中，作為一個孩子，我對父親的情況，特別是怎麼經營他的事業真不是太了解。可是這些年，我看到一些材料，又參加了美豐聯誼會的一些活動，知道了不少他的故事。他的銀行能辦的好，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一個“一諾千金”的行訓，特別重視信譽。比如美豐的業務人員在外談生意，曾經被人“抬轎子”，就是被幾方面聯手設局騙了，回來以後有的高級職員就說不行，我們被人抬轎子了，這趟生意不能認。我父親就說我們既然承諾了，當然就得認，只能作為一次教訓，已經答應的，說出的話就要承認。有的業務員在外面算錯了帳，多給別人算了，我父親也主張認賬——簽字就要認。

美豐銀行的老人、做過廣東省政府某廳長的尹登甫先生給我講：一九四四年日本人打獨山，貴陽吃緊了，大家就要逃難，有的銀行關門就跑了，美豐怎麼辦？當時貴陽銀行的人打電話來請示老總，突然有一天機要股的股長就把我帶到你父親康老總那兒去，你父親從頭到腳把我看了一遍，“好，這個任務我就交給你了。”什麼任務呢？帶三千兩黃金去貴陽。他派了輛吉普車，由衛戍區警察帶了一個命令，說這車有特殊任務不得攔截，連夜趕到貴陽，為了保證貴陽的儲戶能取到錢逃難。唉呀，真是“一諾千金”啊！這時候說實在的你把銀行關了，跑了，怎麼都說得過去，日本人打來了嘛，但是他沒有那樣做，反讓我連夜帶上三千兩黃金趕到貴陽，說實在的這影響當時是很大的——難民逃難需要錢啊。尹老先生還講了一個故事，說國民黨的時候發行銀圓券，來存錢的，有的是存袁大頭（銀元），有的是存紙幣，你父親做了一個規定，凡是存銀元的都給他寫做“圓”，凡是存紙幣的都寫“元”，將來他們來取錢時，從前存銀元的一定給銀元，他們就不受貨幣貶值影響。這些做法當時影響都是很大的。

美豐的衰落是在國共內戰時期。本來抗戰勝利，我父親是想大幹一番，一方面，他在全國恢復和新設了很多分支機構，一方面，他本人專門去美國、加拿大考察，準備擴張美豐的事業。哪知內戰一來，整個的經濟就開始緊張。

有幾件事，給美豐帶來重創。

一個是國民黨發行金圓券。我父親當時正在美國考察，得到消息，沒考察完就回國了。到了上海，財政部次長徐柏園找我父親談話，要他把黃金全部交出來，兌換成金圓券。我父親在壓力下，把黃金、美鈔、黃金公債、豬鬃、桐油都拿出來，總共價值九十五萬三千九百多美元，全部兌換成了金圓券。沒有過幾天金圓券貶得一塌糊塗。

第二個，接著國民黨又搞了一個銀圓券。因為我叔叔康心之當時在中央銀行當顧問，給我父親送了個消息，說這次的銀元非常充足，你就大量的用吧。所以越是人家不敢收銀圓券美豐銀行就收，這樣就大量收了銀圓券，結果銀圓券又貶值，又虧損了四十一萬三千多銀元。

第三個是1949年6月的“設計股事件”。當時局勢越來越緊張，金融一蹶不振，美豐很難維持。我父親就想收縮規模，把各分支機構的富餘人員集中到總管理處設計股，先維持，看形勢發展再說。這些人就認為這是準備裁員了，他們要求“合理遣散”，並把公司內部的賬搬走，威脅要曝光。我父親沒辦法，只得答應他們的要求，花了二十幾萬銀元平息了這件事。

還有“楊森退股事件”。國民黨重慶市市長楊森有一批美豐的股票，在逃離重慶前，他叫重慶衛戍副司令夏斗樞到我家去退股。有限公司沒有退股的啊，這個公司沒垮怎麼能退股呢？只能是賣。可那個時候兵荒馬亂，解放軍要打過來了，誰買啊？夏斗樞就要挾我父親，把手槍都拿出來了：“康心如我告訴你，碼頭、飛機場我都安排好人了，你不要想跑。”我父親說：“我根本沒準備走。”“那你投降啊？”我父親說：“兵臨城下，不投降也要投降”。兩個人就談這麼僵。最後銀行協理出來解圍，說他現在要跑，要錢，你拿錢把他的股買下來就算了。我父親只得拿錢買下楊森的美豐股票。聽鮮特生的兒子鮮恆（做過歐美同學會的秘書長）告訴我，我父親當時拿了二百條黃金。就由楊森這一個案，造成了一系列的退股事件，總計退股66人共90戶，結果美豐又支付了十四萬四千多銀元。

這幾件事，把美豐的流動資金基本上給掏空了。

那麼，美豐是怎麼停業的呢？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解放軍進的重慶，美豐銀行是五零年四月份就停業了。停業以後，有人說康心如不跟共產黨合作。台灣廣播了：我們在的時候美豐銀行怎麼發展，共產黨剛進來幾個月給整垮了。其實事情並不那麼簡單。

剛解放，共產黨接到國民黨這個爛攤子，經濟上很亂，銀行又大量需要鈔票（尤其是解放以後要用人民幣了），而美豐大量地投資實業，全是不動產，就是沒有流動資金。所以我父親就想了一系列辦法。

當時家裡開了個家庭會議，把我的三叔康心之、四叔康心遠和孩子們，還有我們全家集中在一起，動員大家把家裡的黃金、珠寶全拿出來救美豐。一共籌集了二十二個億現金（舊幣）。有人後來評價說這是“毀家救行”。

這也不夠啊，銀行天天就是鈔票進鈔票出的。於是就跟人民銀行談貸款的事。群林大樓是我父親的私產，在解放紀念碑那個地方，重慶最好的地段一座六層的商業大樓，當時值二十個億。我父親提出抵押給人民銀行貸十個億來經營美豐，結果沒談成。又說拿美豐大樓做抵押，人民銀行也不理。我父親說你不給我鈔票，我這銀行就只能關門。那些人也不懂，還氣勢凌人那個勁：你關門就關門吧。我父親這個人也是很有個性的，那你叫我關門我就關，就選擇了停業。

1950年4月4日下午被迫宣布自動停業。停業以後我父親又給人民銀行打了兩次報告，我負債多少，我還有倉庫、房屋等不動產，資產減去負債，還剩下多少，我還能繼續經營，人家還是不理。

停業以後，我的父親很痛苦，幾個晚上沒有睡覺。因為他一生就是搞美豐銀行的，而到了今天什麼都沒有了，所以他很傷心。不是康心如不想合作，實在是沒有流動資金來經營了，如果不想跟共產黨合作，他幹嘛毀家救行啊？大家把黃金、外匯自己拿著過活吧，幹嘛要交出來救行呢？當時這可是不小的一筆數目呢。

之後就組織了清理，這一清理就是十年。到六零年清理結束（我父親當時已經是“右派”了），美豐還有多少錢呢？一百五十萬元。照當時的政策應該分給資本家，又不願意分，壓了四年，直到六四年才分給大家，另外分了些定息。劉文輝領了錢高興得很：“我們倒是領到錢了，犧牲了一個康心如……”。解放前做過四川省水利廳廳長的何北衡，在四川也是名人了，他領了一些錢，說“早知這樣，多甩點錢在美豐喲”。馬寅初高興極了，到我父親在北京的住所打聽：“唉呀，美豐要分了……”跑來拿了一些錢。

六六年文革一來，公私合營贖買政策中斷了，我們領定息才兩年就不給了（我現在還有領定息的卡呢，一年三萬多塊錢）。美豐銀行就這麼結束了。

為什麼要清理十年？現在我清楚了，因為美豐銀行停業很早，剩了一大堆財產（它都是投到企業裡面的），比如房地產，各個分行都有自己的房子，甚至有倉庫，這些都是不動產。這麼大一個數，政府是絕對不願意給資本家的，但是按當時的政策又不能沒收，就拖著。這裡有個可以參照的例子：重慶還有一家很大的銀行叫聚興誠，比美豐還老，是從票號轉過來的，老闆楊粲三，楊家和我們康家是交換親，我的一個姐姐嫁到楊家，一個哥哥娶的是楊家的姑娘。到五六年公私合營的時候，它一點資產也沒有了，倒欠政府的錢。最後政府給了兩萬塊錢叫光榮股，大家分一分，象徵性的拿些錢。從這個事情去推想，它和共產黨合作，經營幾年不僅虧完了，還倒賠；你美豐沒有合作，一解放就關門，結果到六零年還剩一百五十萬元，政府怎麼能情願分這個錢？

清理的過程中，有些事就說不清了。舉幾個例子：一個是上面說過的“楊森退股事件”。我父親不是被逼得拿出二百根金條“買”了楊森的股份嗎？因為楊森是戰犯，所以這叫“轉移敵偽財產”，你得賠給政府——他拿走多少你得交出多少。

再一個，馬步芳從西北逃到重慶，帶了一批黃金，他在美豐銀行租了一個保險櫃，存放黃金，走的時候他要取走吧？儲戶存在銀行的錢人家要取你沒道理不給吧？不行，這個也算你“轉移敵偽財產”——馬步芳也是戰犯啊，所以也得賠的。我怎麼知道的呢？我有個姐夫叫楊錫琪，他在解放前搞了一個小銀行（解放以後當然就完了，他跑到天津），我當時聽說重慶法院有判決，說是讓他賠，賠什麼我不知道。只要一有運動就讓他賠，就扣他工資，他那時候是科級幹部，一百多塊錢，只給十八塊錢生活費。據說楊錫琪幾輩人也賠不完這個錢。文化大革命中我問父親：“楊錫琪什麼事呀？”他說： “馬步芳帶著黃金到重慶來，存到美豐銀行。楊錫琪也從馬步芳手裡拉了一點兒黃金存到他的銀行（銀行嘛就是要吸收更多的存款啊），結果解放后，法院就判楊錫琪賠馬步芳的這筆黃金。其實大頭都在美豐，他就拉了一點兒過去。”所以，美豐在清理的時候馬步芳的存款也是一大筆。

第三個例子。美豐銀行在美國人手裡的時候，是發行鈔票的，叫美豐券。我父親一九二七年接過來以後，還發行過一段時間。國民黨統一貨幣以後，私人銀行不能發貨幣了，要求你把你發行的貨幣換回來。美豐券當時在市面上流行的很廣，信譽也好，誰都願意用美豐券，一塊一毛錢洋錢才換一塊錢的美豐券。特別是邊區，那個時候有鴉片生意，商人帶很多錢，帶洋錢當然不方便，都願意帶美豐券。但是鈔票使用中總是有損耗，火燒了、水泡了、丟了等等，有三萬多塊錢沒有收回來。這個事在國民黨就不管了，給政府報告一下就完了，美豐就入了內帳了。解放后這個錢也都是要拿出來的。

還有象我家在重慶的房子，賣了十七萬。但是，很有意思，賣完了十七萬沒全給我們家。因為當時我父親在北京需要買房子，才給了一萬塊錢，剩下十六萬存入人民銀行，作為美豐的股票入股。美豐銀行早都停業了，還能入股啊？入股當然只能領定息，所以就不值幾個錢了。而這次他買下的東四紅星衚衕一座十四間半房屋的獨門宅院，後來在文革中被強行安排入住了“群眾”，文革結束“落實政策”，卻又說“無法騰退”，在八三年由“公家”按每間二百元合計兩千九百元“收購”了——這是后話。

當時還搞些什麼名堂我就說不清楚了（即使這樣，也沒有把美豐的錢弄光）。

美豐停業，對我父親的影響太大了，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估計也和他對此表示不滿有關，因為當時給他的五條罪名，特別是第一條，最重的，說他議論“社會主義是暴政，過去有秦始皇，現在有斯大林”，他根本沒說過。我估計根子還是他對美豐停業前後發生的事情不滿。

打成右派以後，就什麼收入都沒有了。美豐早已停業進入清理，資產當然凍結了。解放后給了他一堆頭銜，什麼政協委員之類的，十一個，都是虛的，後來公私合營以後，把一些民族資本家的流動資金集中起來搞了一個投資公司，派他做總經理，定了個國家十三級行政幹部，每月有一百多塊工資，當了右派，這個錢就沒有了，醫療費也不報銷了，他就靠變賣東西過日子。

到六一年他病危，我叔叔就叫我回重慶去。我一看這情況我說你乾脆到北京吧，這樣我就把他接到北京來。後來通過章士釗給周恩來寫信，反映康心如的事情，說他兒女都在華北，他也沒工作，沒有收入，是不是把戶口落在北京，讓他做文史館的館員（章是文史館館長）？周恩來叫國務院秘書長齊燕銘落實，後來查到，他還剩下一個重慶市政協委員的職務，還應該有九十幾塊錢，從六一年起就由重慶政協付給他九十幾塊錢工資，在公家醫院看病的醫療費也可以到政協報銷了，又補發了五八年以來的工資，總共四千多塊錢。到六四年美豐分錢，他又拿了一筆。

文革一開始，不但工資又停發了，寄到重慶政協報銷的醫療費單據也被退回，上面還寫著：滾你媽的蛋！造你的反！接著就是抄家，抄家之徹底，就像“堅壁清野”，連我家裡的鍋碗瓢盆、換洗衣服、被子全部被搜光了，只留下幾張空床和他身上穿的那一身衣服！

我父親是六九年十一月去世的。病危時，送到協和醫院，醫院不收，家裡求章士釗開了個證明：此人是高級民主人士，請予收治云云。人家一看“章士釗”的名字，說“這個人也不怎麼樣”！沒辦法，又找到醫院軍管會，他們反覆討論，最後同意了。這前後一共五六天，人就躺在急診室，我和母親輪流照看，住進病房才三天，到十一月十六日，他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