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流域文明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象徵，它不僅僅是一條大河---黃河，而且與黃土地，黃帝，黃皮膚以及傳說中的“幾”字形中國龍構成了中華民族形象的表徵，因此，人們把這條流經神州大地心臟地區的濁流升華為“聖河”。從左河水“雪原雷動下天龍，一路狂濤幾縱橫。裂壁吞沙驚大地，東奔致雨嘯蒼穹。”的詩句中，可以領略到黃河猶如中華民族那種氣勢磅礴，幾經曲折縱橫，經久不息、勇往直前的偉大氣魄與生命力。《漢書·溝洫志》就把黃河尊為百川之首：“中國川源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黃河為宗。”

黃河流域的先民從與自然鬥爭的經驗中得知，生存只能依靠自己，雖然他們也有原始宗教，也祭祀神靈，但和其他文化不同的是，他們不祈求神靈的幫助，他們認為自然規律(天意)是神靈也無法改變的，因此他們主要發展卜巫術，力圖預測吉凶，以便依靠自己“趨吉避凶”。大量出土的甲骨文都是卜巫的結果。

在160多萬年前的山西芮城西候度人類活動遺址中，人們找到了被火燒過的動物化石和鹿角化石，在100萬年前的陝西藍田人類遺址中，人們找到了多處碳末堆積。

從那以後，藍田人、大荔人、丁村人、河套人，都在黃河的臂灣里繁衍生息。直到6000年前，黃土地上出現了以半坡文明為代表的母系氏族文化。

我們的祖先，就在這樣一片綠野間狩獵採集，度過了華夏文明的金色童年。

這裡確實最早沐浴了文明之光，這裡也難免最早接受了文明之火。上古傳說，神農氏曾教民稼穡。耐人尋味的是，神農就是炎帝，也就是火神，他所傳授的實際上是焚林墾殖。《孟子》中記載了三皇五帝燒山林的“功績”：“當堯之時．．．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在《詩經》中，我們聽到了先民們砍伐時的吟唱：“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伐木叮叮，鳥鳴嚶嚶。”

黃河文明的主要特徵之一就是農耕文明。半坡文明留下了許多器具如半坡人面網紋盆，半坡陶器，他的生產工具，一些動物骨骼。黃河流域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社會母系氏族村落遺址。半坡遺址的發掘，首次對一個原始氏族聚落遺址進行大面積揭露，確立了一個新的文化類型，為研究中國黃河流域原始氏族社會的性質、聚落布局、經濟發展、文化生活等提供了較完整的資料。對研究中國原始社會歷史和仰韶文化的分期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

在中國北方，400毫米等雨線構成種植業與畜牧業的自然分界，但奇妙的是中國古代的長城走向大致與此重合。長城南側屬於暖溫帶，北側屬於中溫帶；南側是半乾旱地區，北側是乾旱地區；南側屬於森林草原，北側是乾草原與荒漠草原、荒漠；南側是黃土分佈的北界，北側廣泛分佈著荒漠類土壤；北側地貌以風蝕為主，南側以水蝕為主；這些特殊的自然條件決定了農牧產業的特點，長城以南以種植業為主，以北牧業生產佔優勢。中國王朝的盛衰強弱、農牧的進退消長、民族的衝突融合，大致都是緣長城而展開。

遒勁的畜牧文明，是以北方少數民族為主體的產業與文化表達。春秋時代以尊王攘夷相號召，拉開了農牧地域分異的序幕。農牧分界線視中原王朝與北方民族政權實力之消長，而在龍門（陝西韓城）、碣石（遼寧綏中）至長城沿線之間南北推移。這一介乎農區與牧區間的半農半牧區，成為中國古代農牧兩種生產類型搏羿、交流與融合的大舞台。

秦嶺淮河一線是北亞熱帶和暖溫帶的過渡地帶，是一月份0度等溫線與800毫米年等雨線。秦嶺淮河南北是截然不同南方稻作與北方旱作農業類型。稻作農業雖然起源很早，但是時至秦漢江淮以南尚未得到充分開發。司馬遷說“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少數民族入據中原，中原人口大量移徙流寓江左。他們帶去了充裕的勞動力和先進的生產技術，促進了江南的開發。唐宋之間以農業科技發展為動力，以歷史時期的不斷開發為積澱，江南地區的農業氣候、生態資源優越性漸次得以體現。江南農區開發呈加速度趨勢，乃至完成了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過程。水稻躍居糧食作物首位，是江南農業地位上升的重要標誌。

黃河農耕文明是以北方旱作農業為基礎而形成的社會經濟文化科技體系。但是歷史時期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產生重大作用與影響的，仍為厚重的黃河農耕文明。無論是中國基本經濟區的東西軸心時代（周秦、漢唐）還是南北軸心時代（宋元、明清），黃河流域始終處於聯結南北、溝通東西的中心地位。司馬遷以五帝時代為中華文明之始，五帝活動範圍雖廣，但基本地域仍在黃河中下游地區。超越四裔的華夏農業，是黃河文明較早發育的物質基礎。夏、商、西周三代分別以黃河流域的汾涑、濟泗、涇渭農區為依託，形成了最早國家形態，確立了中華民族的基本特質，建立了完善的禮樂制度，促進了中原農區的深度開發。《史記·貨殖列傳》將戰國秦漢的基本經濟區劃分為山西、山東、江南、龍門碣石以北等四個地區。以崤山（或華山）為界的所謂山東、山西，實際上就是黃河中下游流域。山東的魏、韓、齊、魯諸地“地狹人眾”，農業向“治田勤謹”、“務盡地力”的精細方向發展，奠定了中國傳統農業科技的基礎。山西乃戰國秦地，秦漢王朝強幹弱枝、徙實關中，致力於京畿農區的改良與開發，農田水利建設與鐵犁牛耕推廣的規模與效益明顯超過周邊地區。時謂關中“於天下三分之一，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隋唐時期中原地區經過長期的民族融合，胡漢界限漸趨消彌、農牧結構漸趨合理、生產關係得到調整，社會經濟發展重煥生機。隋唐盛世使得中華文明第一次真正奠基於統一的、發展水平相若的三大農業類型（北方畜牧業、中原旱作農業、江南稻作農業）之上。民族融合、南北統一所產生的政治、經濟、文化“合力”，鑄就了充滿生機與活力、自信與開放的隋唐文化，表現出空前的繁榮昌盛景象。黃河農耕文明發展到了它的顛峰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盛極一時，深刻影響了中國乃至世界的歷史進程。

中國古代以血緣群體為基本生產單位的農業社會衍生出了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即所謂的“家是小國，國是大家”。將宗法禮樂推而廣之以維護社會秩序、約束行為舉止、陶冶道德情操、保證和諧安定，基於這一認識的治國施政理念多了一份關愛與溫情，並由此形成了有別於西方功利文化的中華禮樂文明。禮的作用是區別與約束，使各等之人按禮數去行動、生活。樂的作用是教化與協調，以增強親合、凝聚功能。在中華禮樂文明形成的過程中，周公制禮作樂形成了系統化的典章制度和行為規範，並使其具有了深刻的道德倫理內涵。孔子整理、傳播了禮樂經典，強調禮樂文明的人倫教化和治世功能。這一文明體系影響了中國數千年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它是深入到我們骨髓里的東西。時至今日，我們雖然已經進入工業化、信息化時代，但是基本的道德、倫理、禮節、習俗仍然深刻制約和影響著我們的行為規範與思想方式。在黨和國家有關構建和諧社會、堅持科學發展觀、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等的方針政策里，我們仍能體味到濃郁的禮樂文明氣息。

老子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復”。這一觀念的形成，與農作物周期性的生產規律有關。春種夏長秋收冬藏的循環往複，產生了逐月安排、組織農事活動的月令體農書。中國古代的月令體農書，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小正》、《詩·豳風·七月》。先民們以農耕者的眼光觀察他們周圍的天地萬物，於是天地萬物也就打上了明顯的農業文化烙印。在這裡時間不是直線流逝而是循環往複的，空間不是無限擴展而是隨時間流轉的。時間的量度單位雖有年月日等計量單位，但與空間相聯繫的天干地支占重要地位，而且其基本的標誌和內容是特定的農業物候。最重要的是，在這裡以時間為座標建立起一個自然、社會運行體系。在這一體系中天序四時，地生萬物，人治諸業，人與天地相參，科學地反映了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相互作用與基本關係。這一體系強調秩序、平衡與和諧，並以此來規範人與人、人與自然間的關係，建立起典型的農業社會行為約束機制。月令圖式特有的陰陽、天地、時空認識，表明中華民族已由農業而進於文化，並以此表達了他們對世界的基本看法，豐富了中華民族的傳統哲學內涵。這種由物候、天象、農事活動的周期性變化而引發的圜道觀念，是農業民族特有的思維特徵之一，它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古代的自然觀、歷史觀、價值觀以及科學技術思想的發展。

如果說周禮意味中華農耕文化特質的形成，那麼諸子學說則是中華農耕文化的多彩表達。諸子學說，受農耕母體文化之滋養，都不同程度地重視或強調農業。“重農思想貫串著二十世紀以前中國的經濟思想史，無論任何學派或任何歷史階段均系如此”。儒家主張施行德政、仁政，規範農業社會運行模式，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法家的耕戰政策、本末思想，無不以重農為治國之要；道家所倡導的無為觀念，是對農業自然再生產特徵的引申與發揮。道家循環式的自然與歷史觀，是對農業周期性生產規律的觀察與體悟。道家“因”的學術理念，要求做到因時、因地、因物制宜，達到“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的客觀效果。墨家貴儉、兼愛、尚賢、非攻，充分反映了獨立小生產者的利益與思想；兵家專言軍事，然“委積不多則士不行、器用不備則力不壯”，視農業為支撐戰爭的必要物質基礎；農家以農立學，他們或申君民並耕、市價不貳之道，或重耕桑足食、經驗技術之器，屬真正反映農業生產和農民思想的學術派別。

中西飲食的巨大差別，在於西方人肉食占的比重很大，而中國人則以植物食物為主，這種習慣的形成自然與各地出產的不同有關。中國古代以農立國，農業是人類最基本的衣食來源。中華飲食文化是以農業為基礎的,《黃帝內經·素問》以“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的說法，基本反映了中國古代食物資源的實際情況，表現出鮮明的東方飲食結構特色。所謂五穀：稷、菽、麥、稻、麻；五果：桃、李、杏、栗、棗；五畜：牛、羊、豕、犬、雞；五菜：葵、藿、薤、蔥、韭。“養”是主食；“助”指佐養；“益”為增補；“充”意豐備。科學合理的飲食結構，既避免營養不足又防止營養過剩，確實是一種明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