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拉弗

阿瑟·拉弗（Arthur Betz Laffer）生於1941年，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大學商學研究院教授，在尼克松政府時期曾擔任行政管理和預算局的經濟學家。也許冥冥之中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因素在起作用，當拉弗還是斯坦福大學研究生時，就預言里根會在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競選中獲勝，他的同學對此頗為懷疑，但事實證明拉弗是對的。經過拉弗的努力，拉弗成為里根的好友，這對日後供給學派理論成為“里根經濟學”的核心部分也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里根政府時期，他是總統經濟政策顧問委員會成員。拉弗之所以引人注目，最主要的還是他所提出的描述稅收與稅率之間關係的曲線——“拉弗曲線”，儘管這一曲線最初是畫在華盛頓飯店餐巾紙上的，但由於其對稅收政策影響經濟的解釋更形象、更形式化，從而確立了“拉弗曲線”作為供給學派思想精髓的地位。

一般情況下，稅率越高，政府的稅收就越多，但稅率的提高超過一定的限度時，企業的經營成本提高，投資減少，收入減少，即稅基減小，反而導致政府的稅收減少，描繪這種稅收與稅率關係的曲線叫做拉弗曲線。

1974年的一天，經濟學家阿瑟·拉弗和一些著名記者及政治家坐在華盛頓的一家餐館里。他拿來一張餐巾並在上面畫了一幅類似傾斜的拋物線的圖，向在座的人說明稅率與稅收收入的關係：稅率高到一定程度，總稅收收入不僅不增長，反而開始下降。這便是著名的拉弗曲線。拉弗曲線問世二十多年來，並沒有多少國家的實踐證明拉弗的這一假設，但經濟學家們大都相信：稅收會造成社會總經濟福利的減少，過高的稅率帶給政府的很可能不是稅收增加的美好前景。美國經濟學家曼昆把稅收造成的總福利的減少稱為稅收的“無謂損失”。

拉弗曲線說明的是這樣一個問題：總是存在產生同樣收益的兩種稅率，所以減稅未必使政府稅收收益減少，於是可以通過減稅增加供給又不用擔心會減少政府收入。如果稅率為零，意味著人們可以獲得生產的全部成果，政府的收益自然就為零。這樣，政府對生產沒有妨礙作用，生產即可達到最大化。但是，由於稅率為零，政府的收益也為零，政府就不可能存在。如果稅率為100%，政府的收益仍為零，這是因為由於人們的所有勞動成果都被政府徵稅，他們就不願意再工作了。生產中斷，自然沒有什麼可供100%的稅，因此，政府的收益就等於零。稅率從0—100%，稅收總額從零回歸至零。在一定的稅率之下，政府的稅收是隨稅率增加而增加的，而一旦稅率再增加而越過轉折點，政府的稅收將隨稅率進一步增加而減少。

理論上，拉弗曲線缺乏體系的完整性，它僅是解決“滯脹”的一種對策而已，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第一，拉弗曲線的成立必須滿足一定的前提條件。郝碩博認為必須滿足五個條件:“私有制生產關係和市場體系、封閉經濟背景、國民收入的預算分配效應低於企業和私人的分配效應、儲蓄轉化為投資、不存在稅負轉嫁。”我們可以將其歸納為兩點: 完全競爭市場體系和封閉經濟環境，然而，在現實經濟中這兩個前提都不存在。完全競爭市場是一種理想的市場體系，在現實生活中難以找到。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在國際間較易自由流動的是資本要素，而不是勞動力。資本天生具有追逐剩餘價值的特性，投資者會選擇稅率低的國家和地區，低稅率給資本輸入國家和地區帶來就業和稅收收入的大幅增長。資本的低稅率“比較優勢”，使開放經濟的稅率與稅收的函數關係表現為一條單調遞減的曲線。而勞動力受國家政策、文化環境、歷史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國際間流動很困難。在這點上，拉弗曲線最多只能為降低企業所得稅提供理論依據，而無法為降低個人所得稅提供理論依據。

第二，拉弗曲線描述的是長期經濟條件下稅率對稅收和經濟的影響。在短期，各項政策從制定到實施，再到結果，具有一定的“時滯性”。正是這種“時滯作用”，使短期稅率與稅收的函數關係表現為一條單調遞增的曲線。

第三，拉弗曲線忽視了階層分析方法，只注意了收入與賦稅的關係，而忽視了收入後面不同收入階層的人群，把不同收入的人簡單地抽象為“人們”。累進稅分為超額累進稅和全額累進稅兩種，各國一般採用超額累進所得稅。累進稅意味著，收入越多、徵稅的比例越大。低收入者並不負擔高稅率，因而不會受高累進稅率的傷害。真正負擔高稅率的只是高收入者額外高的那部分收入，所以高稅率只對這部分收入產生較大的負作用。

第四，拉弗曲線的工作觀是功利的，不能完全解釋人們努力工作的原因。高累進稅率影響工作的結果可能有三種，一種是拉弗曲線所預言的，一些高收入者寧願要更多的閑暇而不是更多的工作; 一種情況是一些人會更努力工作，以便賺更多的錢來彌補賦稅的損失; 而對於“那些欣賞自己的工作以及工作所帶來的權力觀念或成就觀的眾多的醫生、科學家、藝術家以及企業經理們將為8 萬美元就像為10 萬美元一樣努力地工作。”

第五，拉弗曲線將個人收入全部視為勞動收入，而忽視了非勞動收入。根據拉弗曲線理論，邊際稅率越高，閑暇的代價就越小，因而曠工增加，加班減少，人們用於提高技術水平的時間也相對減少，因此，高邊際稅率妨礙人們的工作積極性，勞動生產率下降。“合理的稅率應當既能獲得財政收入，又能刺激生產，因而不易過高，這也是西方國家20 世紀70 年代之後經常使用減稅政策的原因。”這種說法看上去理由充分，但是，個人所得分為勞動收入和非勞動收入，徵收對象不同，稅率對勞動供給的影響亦不同。隨著個人所得稅率的逐步增加，理性人將通過增加勞動時間來增加收入，直至工作極限; 然後，增加閑暇時間，減少工作時間，個人收入也隨之減少。因此，對勞動收入輕徵稅、對非勞動收入重徵稅，有助於鼓勵勞動者的工作積極性。

20世紀80年代的政府對稅率進行了改革，採取了大幅度的減稅措施，至1989年裡根總統離任時，聯邦政府徵收個人所得稅的水平已由70%下降到28%，公司所得稅由48%下降到24%，這些減稅措施使美國擁有現今主要的大型經濟體中最有效率的經濟體系。美國經濟在六七十年代表現並不搶眼，而此時美國經濟有了一個突然的飛躍，作為一個大型的發達經濟體它開始有了快速的增長，80年代供給學派革命主要起源阿瑟·拉弗的思想，還有其他一些人將這些思想運用於實踐，使美國在那個時期生產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經濟得到了快速增長。

在里根的實踐中，宣稱減稅與預算平衡兼得的拉弗曲線實際上遭到了失敗。拉弗曲線沒有被既往的歷史證明。1982 年D·福勒頓曾考察了幾個有關工作努力程度對稅率的反應的實例，計量經濟研究之後做出了美國的實際拉弗曲線，最大稅收點“似乎出現在遠離過去幾十年中經濟所實行的稅率的右邊。”“這種考察所做出的預言是：減稅將引起納稅收入幾乎按比例地減少。”

同時，拉弗曲線也沒有正確指導政策。無論是拉弗曲線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關注和爭議的焦點，不在於該曲線的一般性理論內涵，而在於其政策性含義。針對20 世紀70 年代(1973～1982 年) 出現的滯脹現象，供給學派在拉弗曲線的基礎上，提出了減稅政策。他們認為減稅政策能夠使美國經濟走出滯脹的泥潭，在促進總產出的同時政府收入不受影響。減稅政策在美國進行了充分的實踐。但是，美國20 世紀80 年代的有關經濟數據可以對減稅政策的效果做出充分的評價。

美國20 世紀80 年代的減稅政策改善了“滯脹”問題，但其代價卻是巨額的財政赤字。可見，拉弗曲線理論沒有正確指導政策。里根總統第一個任期（1981－1985年）內創造了累計高達6002億美元的赤字，超過1933－1980年間美國歷屆總統任內赤字總和。第一任期以1981－1982年的嚴重經濟衰退為開端，以1983－1984年的強勁經濟增長為結尾，也正是這個戲劇性的結局讓他贏得了連任競選，但1983－1984年的強勁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來自龐大預算赤字所創造的需求，不自覺中依靠了凱恩斯學派。

拉弗曲線在個人所得稅領域的適用性是有限的，作為降低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的理論支持是乏力的。適當的個人所得稅稅率機制是既要得到最多的稅收又要保證最少的人受傷害。這種目標是可以通過免征額、起點稅率、邊際稅率等等的科學組合而達成或接近達成的。至少可以肯定地說，通過個人所得稅稅率機制的科學設計，我們可以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做一個接近合理的選擇，而不是簡單地將兩者對立。至2013年，中國個人所得稅制應該加重高收入者稅負，盡量不傷害中間階層，減輕低收入者稅負。

美國經濟學家阿瑟·拉弗2000年接受德國《經濟周刊》記者採訪語錄。 1、與壓縮開支或進行結構改革不同，降低稅負可以更好地刺激人們創業。最佳的稅收制度是：稅率必須儘可能地低，稅基必須儘可能地寬廣。

2、在80年代初降低稅負后，美國聯邦預算曾出現赤字的原因：

第一，當時我們把超支額用於投資，不是像現在德國那樣，把超支額用於社會福利和其他目的；第二，我不知道我們怎樣能夠把美國經濟在沒有預算赤字的情況下重新引向正確的軌道，80年代的預算赤字是現在預算盈餘的前提。

3、歐元國家規定預算赤字最高不超過3%，是錯誤的，因為預算差額是經濟政策的結果，不是獨立的經濟政策目標；此外，支出和稅收政策只能間接地對赤字產生影響。例如，如果縮減預算，赤字從長遠來看可能減少，但從中期來看，如果縮減預算阻礙經濟活動，赤字可能增加，事先誰也不能詳細知道這一點。

4、美國總統柯林頓1993年提高了所得稅稅率，增加了稅負。儘管如此，美國的經濟仍增長的原因：1993年提高稅負對經濟有害。但這個錯誤被抵消了，因為他大幅度減少資本收益稅，實行社會救濟金改革和降低關稅等等。

5、降低稅負的效果：

降低稅負給政府造成的稅收收入損失，必須通過加強對人們創造成就的刺激來彌補。但是，創造成就的刺激取決於最高稅率。共和黨現在希望降低起點稅率，這有什麼意義？由於每個人都按起點稅率納稅，如果降低起點稅率，政府將失去大量的收入。

降低起點稅率不會使社會更加公正，對富人實行高稅率會阻礙創造工作崗位，這無疑會使窮人繼續貧窮。

“拉弗曲線”理論在美國里根政府時期特別流行，“供給學派”也由此在經濟學界名噪一時，這又有一個故事：1980年1月，里根剛競選上總統，其競選班子特別安排了一些經濟學家來為里根上上課，讓他學習一些治理國家必備的經濟學知識。第一位給他上課的就是拉弗。拉弗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好好地向里根推銷了一通他的關於稅收的“拉弗曲線”理論。當拉弗說到“稅率高於某一值時，人們就不願意工作”時，里根興奮地站起來說：“對 就是這樣。二次大戰期間，我正在‘大錢幣’公司當電影演員，當時的戰時收入附加稅曾高達90%。我們只要拍四部電影就達到了這一稅率範圍。如果我們再拍第五部，那麼第五部電影賺來的錢將有90%給國家交稅了，我們幾乎賺不到錢。於是，拍完了四部電影后我們就不工作了，到國外旅遊去。”正因為里根本人的經歷與“供給學派”提供給他的理論如此契合，所以，他一主政，就大力推行減稅政策，從而也使得一開始並沒有引起人們注意的“拉弗曲線”理論登上了經濟學主流的大雅之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