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良

其父在江西任總兵期間，隨父攻讀詩書、兵法。后加入海勝軍。

宣統二年，選為山東省蘭山縣資政院議員。

宣統二年九月九日（1910年10月11日），同王沂華捐資成立團練，招兵保家。

宣統三年十月初一（1911年11月21日），藉助於沂防營兵力，率兵剿匪，終獲大勝。因多次剿匪有功，被江北行督蔣雁行委任為“海州軍政支部長”，后又升陸軍少將，領“三等文虎嘉禾樂章軍政執法官官銜”。

民國元年（1912年）起，先後擔任贛榆縣民政長、縣長，主政長達十三年之久。當地民間皆以“二大人”稱之。

民國元年（1912年3月11日），王佐良就任江蘇省贛榆縣第一任民政長。

民國十六年（1927年）秋，國民革命軍第二路軍在東隴海鐵路沿線作戰失利，部隊南撤；張世也隨之撤走。江浙聯軍李寶昌旅進駐贛榆后，王佐良復任縣長。十二月十九日，北伐軍到來，王佐良再度倒運。后江蘇省政府就委任王蘭卿來贛榆當縣長。但王佐良誤信有人發電給省里要挽留他，便拒不交印。於是，被關押。之後，國民黨贛榆縣黨部隨即成立“反王大同盟”，搜集到他的“十大罪狀。

民國十七年夏，被判無期徒刑。

民國二十年（即關押王佐良三年後），被“保外就醫”。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病逝，享年63歲。

清末民初，蘇魯交界地區土匪猖獗。當地有“羽山到末山，蟊賊出萬千”之說。而當時赫赫有名的總兵府——王家大院，就處於這土匪最活躍的地區。

宣統二年九月九日（1910年10月11日），王佐良趁資政院休會之際趕回老家，會同侄子王沂華（胞兄王澤鳳的養子），捐資成立團練，招募鄉兵以保家。同時，他又出面找到沂防營管帶李魯卿，共商剿匪之事，得到李的支持。

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軍舉義。海州屬地土匪趁世變蜂起。贛榆縣境內以孫秩墜、王西斗等為首的各路股匪也不斷騷擾各地，對縣城和青口鎮造成極大威脅。

宣統三年十月初一（1911年11月21日），藉助於沂防營兵力，率鄉兵第二次向末（磨）山周圍的土匪發起圍剿。在戰鬥中，王佐良叔侄倆身先士卒，親冒矢石之險，四齣堵截匪徒，終獲大勝。次日，又乘勝克複駐苘庄湖（今東海縣青湖鎮）的鹽防營壘。

十月初二夜，海州鹽務營又發生兵變。海州的紳、商界聽說王家鄉兵剿匪勇猛，便火速發函請求王佐良前去海州平亂。王佐良因父親王得勝曾在海州當過武官，便欣然同意出兵。

初六，和侄子王沂華率兵去海州。路過大沙河時，聽說王西斗匪幫正在浦南燒殺搶掠，便於七日黎明帶領團練鄉兵包圍了浦南，擊斃了王西斗和不少匪徒，解救了浦南民眾。隨後，他們進駐海州，鎮守海州城。

因多次剿匪有功，不久被江北行督蔣雁行委任為“海州軍政支部長”，后又提升為陸軍少將，領“三等文虎嘉禾樂章軍政執法官官銜”。

民國元年，到贛榆縣主政以後，又兼任海屬警備隊統帶官。

宣統三年（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后，英帝國出面誘脅革命軍與袁世凱妥協，“調停”南北的對峙關係；來自山東的沂防營兵勇也打算撤回。贛榆境內的殘匪聞風蠢蠢欲動。此時，王佐良已有軍職。當他得知贛榆縣城僅有練勇50人，難以自保，就勸縣知事曹運鵬擴兵防匪。但曹運鵬竟以難籌軍餉推諉不辦。

辛亥年臘月二十一日(1912年2月8日)，南面響水縣的海匪突然竄來，偷襲縣北部的海頭圩。王佐良只好暫離贛榆縣城，帶鹽防營和商團兵40多人前去剿匪。恰在這一夜，全縣各路土匪聚數千之眾攻破了縣城。縣令曹運鵬只好縋城逃往青口鎮避難。第二天，曹運鵬會同贛榆縣商會和青口團練局的紳董們，向江北行督發電，報告了土匪陷城之事，並表示贛榆縣已歸順民國，請求派兵剿匪復城。行督府隨後命令海州民政長、十三協統領何鋒發兵贛榆剿匪。何到贛榆后，安排本縣的商團兵、鹽防營，以及由他帶來的完字營，合兵於十四日攻城。經官兵的輪番攻擊，土匪於二十一日夜棄城潰散。

縣城克複后，避難於青口鎮的全縣鄉政局長和董事們，按照民國的章程，醞釀推選縣民政長。因縣令曹運鵬在剿匪守城中無所作為，而王佐良近年在多次剿匪中出力最多，大家便一致推選王佐良出任此職。

會後，有人將該提議致電在外地的贛榆縣名流許鼎霖，由許首肯，再上報江北行督府，得到允准。

民國元年（1912年3月11日），王佐良就任江蘇省贛榆縣第一任民政長。王佐良上任后，匪勢依然嚴峻——最近被趕出縣城的匪首孫秩墜雖已在出逃途中喪命，但少數亡命之徒混跡於民間。特別是有個叫仲兆琚（仲八）的匪首，他的匪幫占縣城那幾天，搜獲了不少鋼槍彈藥。他們退出縣城時，人馬也沒受損失，留下了巨大隱患。王佐良深知：要想穩定地方治安，就必須先制服土匪。為此，他上任之初便加強了城防的軍事部署。同時，他決定成立有馬、步卒共180人的縣警備隊，由王沂華任管帶，平時維持縣城治安，戰事守城禦敵；保留商團300人專守青口鎮；由商會籌款招兵勇150人，購兩艘大船，並借許鼎霖屬下的海豐麵粉公司小炮3門（帶炮手），裝備護航炮船，駐防海口。

四月，為加強城防設施，王佐良又報請上級批准，動用稅銀1407元重修城牆、縣署和監獄。

六月，城防工程剛竣工，窩在羽山的仲兆琚股匪又竄來夾谷山騷擾。於是，王佐良親率縣警備隊進擊，將這股裝備好、從沒吃過虧的匪徒消滅殆盡。從此，周邊地區每有土匪出現，王佐良都派王沂華帶警備隊出征，且所戰皆勝。經一段時間的肅剿，各地土匪的氣焰大為收斂。王佐良見大股土匪已經潰敗，就通過各種關係，對可以爭取的匪徒加以安撫。對此，有些人便製造傳言，說王佐良“通匪”、跟某些匪首訂有“君子約定”。但在對付罪大惡極的匪徒，王佐良從來不手軟，而且他有權拍板定案，將罪犯“斬立決”。

除治匪之外，王佐良對手下辦事人員的管理也較嚴厲。民國二年，錢糧房僱員周振宗欠庫錢一千二百串，畏罪潛逃。他下令追捕治罪。周母多方借錢，把兒子的欠賬還上后，周振宗悄悄地回了家。王佐良聞訊后，責周不來縣裡主動自首，便派人把周抓捕歸案，終將周“明正典刑”。

作為縣民政長兼警備隊統帶官，王佐良除了對付土匪之外，還要處理民事、政務、商貿、以及海防等諸多事宜。而在這方面，因為有時會觸及地方勢力的利益，就必然要受到少數人的抵制。在這種情況下，王佐良有時不得不權衡利弊、騰挪躲讓，甚至違心行事。

據有關資料：王佐良之所以能長期主政贛榆縣，其為官之道有三招——

一是依附豪門。在當年贛榆縣的豪門大戶中，以青口鎮的許家勢力最大。其代表人物許鼎霖是當時著名的實業家、政界要員（王佐良出任34人物春秋贛榆縣民政長，也是經許首肯的）。王佐良主政贛榆后，許鼎霖雖然在外地，可他的大兒子許仲來還在家主事，他的四弟許鼎馨（許四）是青口商會的頭頭，六弟許鼎年（許六）也在外地為官。為依附許家這樣的地方權勢，王佐良主政贛榆后，凡有公務大事都要請許四商議。

二是重用能人。王佐良當縣官，除依靠許四之外，還有幾個心腹，即縣參議長李裕澤（李三）、師爺仲丹魁（仲二飛刀）和縣農會長喬文瀾。仲丹魁原是縣議會的錄事，由議長李裕澤推薦給佐良。仲有辯才、善訴訟、深通律例，很快就受到王佐良重用。

三是穩住基層。王佐良為保住自己的“寶座”，對各鄉鎮的紳董們也很注意團結，以利用他們為自己辦事。

民國九年，在上海求學的贛榆人陳文彬等控告王佐良，狀子遞到督軍齊燮元和江蘇省署那裡。督軍要省署辦理，省長王瑚遂密派兩位委員到贛榆查訪。王佐良與李裕澤、仲丹魁得知后，急忙調動了全縣的鄉鎮董事齊聚青口，求見省里來的委員，為其辯護。這倆人回省里之後，贛榆縣的鄉董們又選出以沙河鎮名流朱壽石為首的40名代表，於民國十年春赴南京為王佐良伸冤。他們除向王瑚請願外，還通過督軍署參議、贛榆籍人余念慈、督軍署軍官王天黨等向督齊燮元傳話，終於“保王”成功。

王佐良年輕時就喜歡“老樹、怪石、奇花”。早在其父王得勝為官期間，他就在老家朱樊村建造一處家庭花園。該園起名“菊園”，內有菊花600多種，並植有桂花、鐵樹、毛竹等奇花異草；花山、花窖、花亭、花廳、太湖石、小橋、流水等，也布局得當；素有“江北第一園”之譽。

王佐良不僅把菊園營造成觀賞性花園，而且把它搞成園藝實驗園地。民國五年，他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寫成葉樹藝淺說曳一書。該書近4萬字，並配有圖像，介紹了常見樹木、蔬菜、經濟作物的栽種技術；另外還附有養柞蠶、椿蠶的方法。時任贛榆縣農會會長的喬文瀾為該書作序，行文說：“緯宸先生於樹藝一道，推究最精，富有經驗”；“栽植之法，物土之宜，純自經驗中來，切近詳明，皆以前農書所未道及者。”又說，這些方法，“農人試無不效”。

在園藝研究方面，王佐良態度也非常謙虛。他在該書的“前言”結尾時寫道：“贛榆亦桑梓邦也，忝作行政長官，深望各紳董父老、學子，以身作則，先行提倡”，並表示：“倘有人願來署面余討論者，余極歡迎，定優禮相加。”

清光緒二十六年，76歲的王得勝為慶賀帶有“雙六”的壽辰，為自己立“功德碑”。其碑文對後代提出希望：“余今年七十有六矣，養痾林下，將平生事迹大略，勒石於祠堂側，俾後嗣知余創立之不易。長守此中正勤儉之訓，即為居官治家要法。倘更王家菊園布局圖，當時肖華主任住在菊園花亭35人物春秋能讀書奮志，昌大吾門，則余無有厚望焉。”

王得勝立這塊碑時，王佐良對父親的心情不會不理解，但是，誰料後來率先違背“父訓”的人正是他自己。在這裡，且不說他為官是否“中正”，單看父親要求的“勤儉”治家，他就沒有做到。首先，他吸食鴉片。這既違父訓，又違反朝紀國法。更可悲的是，他的獨子王裕昆，身為王家第三代大少爺卻不理家務，也像他那樣嗜毒成癮，人送綽號“煙龍”（實則是“煙鬼”）——父子兩代吸毒，偌大家產都在他爺兒倆的煙槍里，化成了裊裊煙霧。

王佐良不僅沒有教育好兒子，也管不好身邊的人。他做贛榆縣官期間，由姨太顧做“壓印夫人”。但顧沒有幫助他好好治家理政，反而依仗他的權勢，叫人替她在賭局裡放高利貸取利。顧的弟弟顧金山來贛榆生活之後，也不務正業：天天放鷹、遛狗、玩鵪鶉，到賭局裡聚賭抽頭、敲詐勒索；更嚴重的是，他以姐夫為靠山，常常為人包攬訴訟，從中撈錢——顧氏姐弟倆如此造孽，也就必然造成公眾對王佐良的不滿。

民國十四年，江蘇省政權落到奉系手裡。省長鄭謙決定派余嘉謨到贛榆任縣長，王佐良下台。奉系軍隊進駐青口后，軍中有個營長王某，青口人，曾與王佐良有磨擦。於是他抓住這個公報私仇的機會，帶兵去抄王佐良的住所。王佐良事前聞信躲到城北馮頂村避難。奉軍士兵沒抓到王佐良，使他逃過一劫。然而，在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中，王佐良“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他的仕途也似漂流在大海中的扁舟，隨著潮漲潮落而跌宕起伏。

民國十六年（1927年）秋，國民革命軍第二路軍在東隴海鐵路沿線作戰失利，部隊南撤；受其委任做贛榆縣長的張世也隨之撤走。孫傳芳的江浙聯軍李寶昌旅進駐贛榆后，王佐良復任縣長。不料好景不長。十二月十九日，北伐軍第十七軍第一師來到贛榆，軍長曹萬順把軍部安在青口鎮。北伐軍的到來使王佐良再度倒運：沒過幾天，江蘇省政府就委任王蘭卿來贛榆當縣長。但王佐良誤信有人發電給省里要挽留他，便拒不交印。於是，北伐軍獨立師師長李明揚出面，派兵以武力幫助王蘭卿接收縣政權，並將王佐良扣押，交十七軍軍部看管。王佐良被關押之後，國民黨贛榆縣黨部隨即成立“反王大同盟”，搜集到王佐良的“十大罪狀”：（1）叛逆通敵；（2）勾結土匪禍害地方；（3）枉殺商保團護兵陳鴻玉；（4）錯殺錢糧房僱員周振宗；（5）聽任姨太放債抽賭；（6）縱容舅子包攬詞訟；(7)吸食鴉片觸犯國法；(8)貪污教育費；（9）放兔鶻不務正業；（10）玩鵪鶉遊手好閒。並寫成訟狀，上訴南京特別法庭。在“反王大同盟”督促下，王佐良被解送南京關押。

民國十七年夏，特別法庭開庭審判王佐良，贛榆縣“反王大同盟”派蒯竟同、劉振鵬等為代表作原告出庭。結果，法庭判處王佐良無期徒刑，並沒收其在歡墩鎮歡墩埠村開設的恆聚油坊。王佐良受審期間，曾支持他主政贛榆的青口人許鼎霖已去世多年；當年代表贛榆鄉董赴南京為他請願的朱壽石，也早已旅居上海；因此無人再替他“說話”。王佐良的案子宣判之後，他的親家、濤雒鎮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丁惟汾，在基本上了解王的案情之後，針對贛榆縣的訴狀偏重“政治”（通敵、通匪）、而輕“經濟”（貪污）的實質，對王佐良的案情分析使特別法庭難以反駁。法官們此時認識到：王佐良的案情雖已作出判決，但定性確有偏重之處。再者，王佐良與丁惟汾是親家，又讓法官們不得不思考以何種方式，給社會和丁惟汾作出合理的交代。特別法庭在充分權衡利弊之後，終於民國二十年（即關押王佐良三年後），作出決定：允許王佐良“保外就醫”。

王佐良經歷三年牢獄之苦，被“釋放”回到老家朱樊村時，身心交瘁，奄奄一息。當年赫赫有名的王家大院在他遭事之後，葉門庭冷落；名揚蘇北的菊園更是蕭條破敗。日落西山，時過境遷。此時的王佐良已無在官場上東山再起的可能。在朱樊村破落的王家大院里，他度過了一生中最為落寞的時光，於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病逝，享年63歲。

王佐良浮華而又蒼涼的人生，警醒了王家的孫輩，使他們不得不思考和尋求自己的人生出路。1942年春天，抗日烽火在濱海地區燃燒，王家大院入駐了八路軍115師師部、中共山東分局負責人和無產階級革命家劉少奇。從此，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踏上了抗日救國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