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良

1922年就學漢口寧波小學。

1928年入武昌文華中學學習。

1935年考入北平清華大學外語系，抗戰爆發后，隨校遷往雲南昆明，即西南聯大。

1939年-1946年西南聯大畢業。

1947年秋考取庚款公費留學，入英國牛津大學，成為茂登學院研究生，師從英國文藝復興學者威爾遜教授，獲B.LITT學位。

畢業后，留校任助教、教員、講師。

1946年秋回到北京，任清華大學講師。

1949年9月回到北京。分配到北京外國語學院任教。

《外國文學》主編。

1995年1月19日，於北京去世。

當然，他最廣為流傳的篇作是翻譯培根隨筆集其中的《論學習》等，該譯作的語言精鍊優美傳神，被廣大讀者視為是最權威的版本。

中國莎士比亞學會、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第一屆副會長，中國英語教學研究會第一屆會長，北京外國語學院顧問兼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二屆學科評議組成員。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二屆學科評議組成員，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在徠人們的心目中，王先生是一位造詣很深的教育家、散文家和詩歌翻譯家，他的這些成就無疑值得尊敬，不過，從我與王佐良交往的切身感受中，覺得他更令人懷念和尊敬的，乃是他待人處世那份難能可貴的真誠。

①正統教育，不守成規

1980年春《譯林》創刊后不久，我慕名找到王佐良想請他出任編委。起初以為，他出身牛津大學，又長期從事英國古典文學研究，對於《譯林》以介紹外國健康的通俗文學為主未必會支持，他坦言，不能以自己的愛好要求別人。“文革”害得許多人都不看書了，多登一些好看的通俗文學，能把人們吸引過來看書，這就了不起。他答應當編委，但有個要求，希望刊物也刊登一些外國詩歌。在後來的辦刊實踐中，我努力照他的話去做。1986年秋，我突然收到他的一封信，說他雖然不大看足球比賽，但讀了《譯林》上介紹法國球星普拉蒂尼的人物傳記，增加了許多足球知識，文章也有趣，希望多登類似作品。這充分表明他的思想一點也不守舊。

②治學嚴謹，不容浮誇

1987年，我和卞之琳、王佐良等好幾位譯界學者赴香港出席“當代翻譯研討會”。會上，由於王佐良的英文報告要比卞之琳的中文報告受到更熱烈的歡迎，我在會議通訊中寫了“王佐良教授所做的主旨報告，獲得與會人熱烈的歡迎”。他發現后相當嚴肅地要我更正，他說，卞先生是在大會講，他只是在分組會上講；卞先生講了“五四”以來中國的詩歌翻譯，他只是講近些年部分英詩中譯情況，所以做主旨報告的，只能寫卞之琳而不能寫他。還有一次他告訴我，他著《英國詩史》書稿，壓在一家出版社快兩年了。我笑說：“您跟他們社長那麼熟，打個電話催一下，還怕他不出？”他說：“越是熟人，我越不想靠關係來出書。我的書，全憑它的學術價值。”看他這麼自信，我就進言：“把書稿給我看看，好嗎？”他爽快回答：“行。但你絕不要礙於我的人情。”後來書稿很快由譯林社出版了，還榮獲了“全國優秀外國文學圖書獎”的一等獎。

③不擺架子，自視平凡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約了梅紹武、屠珍夫婦去清華園王家探望。王佐良住的還是老清華的舊式平房，冬天還靠燒煤爐取暖。我問他怎麼還住這種房子，他笑答，北外那邊宿舍很緊，他老伴又在清華工作，老房子住慣了就湊合著住吧。在生活上滿足於低標準的“湊合”，這正是王佐良身居高位卻自視平凡的一種境界。我又回想起，1987年在南京召開全國外國文學學會年會，有一天傍晚，我請王佐良、李賦寧去夫子廟吃小吃。本與司機約好時間來接，哪知因出了交通事故車子被扣。那時南京計程車還很少，我只好帶著兩位老先生倒了兩次車回到飯店。事後那位司機要我帶著他去向兩位先生“賠罪”。王佐良聽后大笑：“這麼多人都乘公共汽車，為什麼我們乘了你就有罪？我們也是普通人啊！”還有一次在香港，正巧我與王佐良同住一個房間。香港賓館客房裡一般不供應開水，需要的話，要打電話叫人送。可是王佐良常常是自己去熱水爐打開水，而且還替我多帶一瓶。每到用餐，王佐良找個乾淨、方便的吃處就行。在那不起眼的小飯館里，人們想象不到，他就是周遊過許多國家、中英文都精通的大學者。

王佐良先生雖然走了，但他的學術風範和人格品德，將永遠銘記在後人的心中。

附：王佐良談英語學習方法

通過文化來學習語言，語言也會學得更好。

語言之有魅力，風格之值得研究，主要是因為後面有一個大的精神世界：但這兩者又必須藝術地融合在一起，因此語言表達力同思想洞察力又是互相促進的。

文體，風格的研究是有實際用途的，它可以使我們更深入地觀察英語的性能，看到英語的長處，短處，以及我們在學習英語時應該特別注意或警惕的地方。因為英語一方面不難使用，一方面又在不小心或過分小心的使用者面前布滿了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