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頂立
林頂立
林頂立（1908—1980），台灣雲林縣人，早年就讀於鼓浪嶼英華書院，后赴日本留學，先後畢業於日本陸軍經理學校、日本明治大學。抗戰爆發后決心回國參加抗戰，從此開始了一段“潛伏”的驚險生涯。他成立俱樂部，吸引各界愛國人士，逐步滲透到廈門日偽政權的各個部門。他領導的潛伏組將高質量的日軍情報傳遞給重慶國民政府，極大削減了日本特務機關對東南沿海及內陸的滲透和破壞。抗戰勝利后，擔任國民政府保密局台灣站站長。二二八事件爆發時，組織“特別行動隊”，協助國民政府清鄉、逮捕台籍菁英。1980年因病在台灣逝世。
林頂立與黃朝琴、連震東、黃國書等人都是“半山”派的政治人物。
林頂立（1908—1980），台灣雲林縣人，東方諜報史上一個如同變色龍一樣的神秘的人物。林一平、林介之助、林頂立、“十一龍頭”、“金門半山”，都是他在不同場合使用的化名或者代號。提到林一平這個名字，大家都比較陌生。那麼，林頂立呢？恐怕還比較陌生。
今天台灣的新聞系統，最有名的大概就是《聯合報》，而聯合報的第一個老闆，就是這位林頂立。如果和某些台灣人比如陳水扁提到林頂立，那是絕對不會陌生的。他雖然後來做到台灣省議會副議長，《全民日報》、《聯合報》的老闆，在台灣，林的形象始終陰森可怖，帶著一道暗色的血腥。
“軍統台灣站站長林頂立”——這是一個當年令台灣人談虎色變的名字，並且和“二二八凶魔”聯在一起。在二二八事件中，真正直接負責鎮壓的，不是大陸來的軍警部隊，正是這個林頂立率領的“行動隊”和軍警“義勇總隊”。林頂立的手下是對二二八參與者的直接行刑部隊，被稱作手段殘忍，殺人如麻。民進黨也承認，鎮壓二二八事變，國民黨將台灣“蜂起領導人”二百多名一網打盡，“並非全是外省人的主意……外省人對台灣各地各界的領導者不可能知道得那麼詳盡。是從重慶回來的半山乾的，他們是劉啟光、林頂立、游彌堅、連震東（連戰之父）、黃朝琴等人”。今天，在煽動台獨的文章中，台灣的媒體還在煽情地宣傳幾百名幾百名被解除了武裝的台灣造反者怎樣被林頂立的行動隊集體處決，雖然證據並不確鑿。二二八事件，大陸至今仍然未改其性質的認定，認為是一場“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罪惡統治的人民起義”，所以林頂立這個最得力的鎮壓執行者，當然是“劊子手”；在台獨分子眼裡，這林頂立，不但是個魔王，而且是台灣人的“叛徒”。所以，海峽兩岸，這都是一個“臭名昭著”的人物，其生平如隱霧中，也是正常的。
察看史料，二二八事件的核心分子，很多是日佔台灣時期的親日頭目和從南洋歸來的台籍日軍，其台獨和親日性質，現在已經越來越鮮明地被揭示出來，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起義”，而且成了台獨分子的一塊招牌。兄弟以為，林頂立這名字雖然現在並不為很多人所知而且不好聽，將來或許還有改換形象的一天呢。
林頂立真正的傳奇，是他在抗戰中的經歷。他公開身份是日本在台灣警視廳特高課的高級特務，擁有日本國籍，名字叫作林介之助，而他真實的身份，則是中國在日本特高課中最出色、最隱蔽的雙面特工。這是一個黃皮膚的左爾格。
現在有一種看法，就是台灣人在日佔時期感恩戴德，也許李登輝先生的老爹是這樣的，那位可以放鞭炮送他媽媽去做日軍慰安婦的許立委是這樣的，而台灣人中心懷故國的血性男兒也並非少數。1912年，同盟會員羅福星發動眾友會起義，1930年，霧社起義，1937年，抗戰開始第一年，就有李友邦將軍為首的五萬名台灣人內渡投入全面抗戰。這位表面上換了日本名字林介之助，講的一口流利日語的林頂立，就是一位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典型台灣人。因為他精明幹練，從少年時期就被日本黑龍會在台灣的組織看中吸收，不久轉入警視廳。林以精通各種特工手段，做事機警敏捷，熟悉華人情況而不斷得到重用，1931年便成為日本特高課的高級特務。
但是林實際上對做漢奸深惡痛絕，曾經設計潛入大陸，投報黃埔軍校。只是因為中國政局動蕩，英雄無用武之地，才不得不返回台灣，暫時棲身。這期間，林結識台灣江湖豪傑林仔滾、福建黑道大豪羅又章等，組成了閩台地區著名的黑道組織——“十八大哥”，自己排行十一，人稱“十一龍頭”。隨著日軍侵華的深入，林頂立這樣在中國黑白兩道通吃的優秀人才，更得到進一步的重用。日軍派遣林前往剛剛攻佔的廈門，擔任日本在福建的“太上皇”、大特務澤重信的副手，作為日軍切實掌握福建沿海地帶的一著重要棋子。林遂藉此機會，取得林仔滾的介紹，先訪香港，拜謁陳策將軍，提出攜帶日軍機密情報反正。
這樣一個原特高課高級特工的反正，其價值對中國方面來說不可估量。
林頂立對軍統的巨大貢獻之一，是從內部挖到日方底牌，為軍統的“對日經濟戰”提供了保障。
從抗戰開始，戴笠的軍統就奉命對日實施經濟作戰。戴對經濟作戰一竅不通，因此在軍統內成立經濟處，網羅專家進行實施。戴本來是布衣出身，不免在對“專家”問題上犯現在很多公司共同的錯誤——學歷第一。他請來的第一任經濟處處長是留學德國的經濟學博士費同澤，費博士學問是好的，但是卻沒有實際應用經驗，所以經濟戰進展得很糟糕。戴還算聰明，一看這戴眼鏡的不行，馬上換人，架空費博士，任命出色的對日經濟學家鄧葆光擔任副處長，負責實際工作。
鄧是經濟戰的天才，而且熟知日本經濟，他曾經準確地推斷出日本將在1945年第三季度投降，其判斷依據就是日本各種物資的儲備和消耗，令重慶嘆為觀止。他指揮的經濟作戰也別開生面，是以製造偽鈔為主，一箭雙鵰。
鄧認為日本佔領中國華東、華北地區，目的在於進行經濟掠奪，因此，製造大量偽鈔，和敵人爭奪物資，就成為有效的經濟戰手段。當時，銀行家貝祖貽是軍統在上海的暗線(此人，大家有印象么？他兒子很有名，叫做貝聿銘，就是在香港造中銀三棱刮刀大廈的那位)利用職務之便定期收集日佔區的各種鈔票交給軍統，戴笠便下令在重慶巨額仿造，而後通過安徽界首武裝偷運入日佔區，瘋狂搶購各種物資，並用來賄賂拉攏偽軍將領。這一手給日軍造成了極大的經濟壓力，物資大量流失，物價飛漲，因此日軍在特高課成立專門機構實施反經濟作戰，不斷更改鈔票，增加檢查手法，意圖恢復對佔領區的經濟控制。
這樣，軍統的假鈔經常被查獲，而如果偽軍將領使用假鈔，又很容易暴露其和重慶的聯繫。
自從林頂立加入，這個問題就不復存在了，特高課每發現一種新的假鈔，或者每策劃一種新的檢查手法，林都能從內部預先獲得消息，提前通知軍統，因此軍統的印刷廠馬上進行相應調整，使日軍雖然變化萬端，依然防不勝防。
這套經濟作戰的方法貫穿整個抗戰，它破壞了日本對佔領區的經濟掠奪，為重慶獲得了大量急需物資，同時，大概也是最重要的，養活了日益膨脹的軍統。據鄧葆光的報告，每年軍統利用“經濟作戰”獲得的財富達到幾萬根金條，當時軍統的富有連蔣委員長都意料不及。而其他的部門，比如中統雖然幾次試圖分一杯羹，一來遭到軍統的打壓，二來仿製的鈔票經常被查獲，始終不成氣候。
林頂立的另一個巨大貢獻是將日陸海軍在東南沿海的布防情報準確地傳送給軍統，包括日軍布雷區、軍艦出入港等情況，二戰後期盟軍潛艇在東海、南海的作戰，許多就依據了林的情報。1945年，因為日軍困獸猶鬥，抵抗激烈，美軍曾計劃在中國東南沿海登陸，為此，林的情報組也提供了大量當地日軍布防和戰鬥力，以及水文氣象方面的情報。由於日軍8月投降，這一戰役未及實施。
同時，軍統自身也充分利用了從林處獲取的東南軍事情報。戴笠和美軍共同組建特務機關中美合作所，為了獲得美方信任，戴笠攜美海軍中校梅樂斯親自赴東南敵後，車隊穿越日軍千里防線如入無人之境，直到東海之濱，令梅樂斯大為驚嘆，也對軍統的工作能力產生了更大的信任。他當然不知道，通過林頂立，戴早已經對日軍的布防了如指掌，當然知道怎樣趨避了。
戴笠對林頂立的價值非常清楚，因此反覆強調對林提供的情報只能“被動運用”，絕不主動要求林搜求容易導致暴露的情報。
但是林本人藝高膽大，更做出軍統意想不到的事情，他指揮的台灣挺進組不久建立了基隆、金門兩個分組，甚至在鼓浪嶼建立外圍組織“同聲俱樂部”，吸收福建、台灣愛國高級人士，形成了穩固的抗日團體，其團體成員則逐步控制廈門偽政權各個部門。在林的努力下，廈門等地的偽組織除偽市長李思賢外，基本被林所控制，在他們的運作下，廈門成為各日佔區組織中最為熱鬧，效率卻最為低下的一個部分，而日軍卻也不聞不問，因為當地負責調查控制偽組織的特高課、興亞院和憲兵隊，都控制在林一平，也就是林頂立的手中。
本來這些機關是由日本老特務澤重信控制的，澤重信，1899年生於大阪，士官學校畢業後轉入陸海軍特種訓練班，長期在總部設於台北的“大日本南支派遣特務機關”工作，擔任日軍在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陸海軍特務系統總負責人。1939年9月，廈門特務機關長田村崇則被中國特工刺殺，澤重信親自前往廈門坐鎮，公開擔任興亞院負責人、地方理事官、台灣總督府駐廈門囑託、海軍總部囑託、日本亞洲共榮會事務囑託、華南情報部部長等職務，是日方在廈門的最高指揮人員。他前往廈門的時候帶去了自己最為信任的部下林一平，卻不料給自己挖好了墓穴。
1941年，華南的一個日本女特工被軍統拉入組織，並為中方提供情報，日方覺察后將其逮捕槍決。與這個女特工有聯繫的若干軍統外圍人員被捕，根據審訊中的記錄，澤重信發現廈門暗藏著中國方面重要的特工機關，因此決定順藤摸瓜，投入力量進行偵破。
以日軍的效率和能力，林頂立這次在劫難逃了。對澤重信來說，不幸的是他找來商量的，正是頭號要犯林頂立。
林頂立第一個反應是迅速逃走，和軍統局閩南站負責人陳式銳商議。戴笠得到陳通報后，認為林的價值太大，放棄過於可惜，因此決定保護林繼續潛伏，派出漳州站長期潛伏的兩名殺手汪鯤、蘇群英，限期刺殺澤重信。並電陳曰：“此一敵酋若不及早加以制裁，將來羽翼豐滿了，不但華南半壁均要淪入敵手，則整個抗戰前途受影響至深。”
林頂立在關鍵時刻鎮定自若，一面提供澤重信準確的活動規律給行動隊員，一面因為澤重信經常去蝴蝶舞廳活動，通過黑道老大十八大哥林仔滾，把蘇群英安排到林仔開辦的蝴蝶舞廳擔任管賬。
1941年10月26日，槍法出眾的汪鯤從蝴蝶舞廳跟蹤澤重信到《華南新日報》門前，澤重信甩開保鏢，和報社社長漢奸林谷同行，似有要事商議，汪鯤果斷掩身路旁騎樓下水泥柱旁，連發兩彈，均中澤重信胸脅部位，澤重信應聲倒地，當場斃命。林谷大驚失色，抱頭鼠竄。汪乘亂閃入待人巷，輾轉經海岸路潛回藏身處所，伏匿於惠安同鄉、印尼華僑蘇孝盼家中，直至11月6日晚，才冒險潛至鼓浪嶼海灘，泅水至對面嵩嶼登岸，受到當地群眾集會熱烈歡迎。
事後，日軍進行調查之際，林頂立從中設計，抓捕與澤重信有隙的日僑多人，刑斃數人。
汪鯤，字宗海，惠安人，原海軍中尉，1940年加入軍統，專門從事除奸活動，抗戰勝利后，移居台灣陽明山。據他的《汪宗海人生八十年》，抗戰中軍統除奸，因日偽防範嚴密，往往與敵同歸於盡，而蘭子春之刺山本榮治、汪鯤刺澤重信后全身而退，則被認為是經典的成功案例。
林頂立從此更無顧忌，抗戰勝利后積功升任軍統台灣站第一任站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