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祖詒

1914年貝祖詒進入中國銀行北京總行，先後擔任廣州、香港、上海分行經理及總行副總經理。抗戰勝利后，時任行政院長、掌握財政金融大權的宋子文，極為賞識已是中國銀行副總經理的貝祖詒。由他推薦，貝祖詒於1946年3月1日出任中央銀行總裁。

在一年的任期內，貝祖詒致力於外匯管理，被視為最有才幹的財務官員。後為了對付通貨膨脹，主張開放外匯，拋售黃金，因捲入黃金風潮案，再加上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1947年2月宋子文被迫下台，貝祖詒被撤職查辦。1973年貝在任香港上海商業銀行辦事董事11年後退休，寓居紐約，1982年12月27日去世。

貝祖詒雖曾身居要職，但在他負責的銀行中不用親戚，眾多兄弟，子侄從事金融工作，但沒有一人是在貝祖詒的銀行工作的。

另外，他是著名建築師貝聿銘之父。

舊上海黃金風潮案

1946年3月初，國民政府決定開放外匯市場，實施黃金買賣政策。此事的起因是，當時國統區物價狂飆，民不聊生，國民黨官方貨幣——法幣的地位岌岌可危。在行政院長宋子文的主持下，國民黨政府企圖以此來回籠泛濫的流通貨幣，抑制洶湧的通貨膨脹。但在拋售黃金的過程中，官僚特權勢力狼狽為奸，趁機大肆貪污營私，從而引發了一場極為混亂的社會動蕩，上海市民連稱：“國民黨氣數已盡”。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黃金風潮案”。

拋售黃金無濟於事

黃金買賣由中央銀行負責辦理相關事宜。所謂“買賣”，主要還是大量低價拋售為主，中央銀行間或有買進黃金，但數量極少，而且都是礦金，做做樣子而已。實際上只有“賣”，沒有“買”，因而在一般市民眼裡，買賣就是拋售。

拋售的辦法分為兩種，第一種是明配。每天上午10時，由中央銀行根據當日上海黃金市場的金價規定牌價，由上海的金號、銀樓公會會員，提出當日申請購進的黃金數量，交由公會負責人報請央行業務局配給。上午由央行將黃金配下，下午金市收盤時，配售戶將配給的黃金的價款繳庫。

第二種是暗售。因為當時明配的黃金數量總是供不應求，遂由央行根據市場波動情形，暗地將黃金交由委託的幾家金號、銀樓，向市面拋售。央行不直接露面，說是為了便於控制，實際上是為了便於勾結舞弊。

黃金買賣的中心，自然是號稱遠東金融中心的上海。

央行拋售黃金的市場代理人，是上海金業公會和上海銀樓業公會，具體由同豐余、太康潤、大豐恆三家金號，方九霞昌記、楊慶和發記兩家銀樓負責，他們經領和分發所有中央銀行配發的黃金。

在最初的幾個月內，上海的黃金市價波動還比較小。全權負責的宋子文，對黃金買賣的動向十分關注，要求中央銀行總裁貝祖詒、央行業務局正副局長林鳳苞、楊仁安等人，每天向他彙報黃金市場的動態。財政部長俞鴻鈞則被架空在一邊，無權過問此事。

然而，局勢正慢慢變得失控，所謂不以少數人的意志為轉移，誠哉是言。

1946年10月以後，隨著國共內戰的演進，戰局對國民黨越來越不利，軍費開支猛增，金融市場便出現大幅度的波動。到了1947年初，市面金價一天幾波，中央銀行雖然逐日拋售金條，但漲風仍不能平息。當時，全國各地的金價普遍高於上海，以1947年2月11日的金價為例，每根金條上海最高為734萬元，北平為860萬元，南京為930萬元，武漢為950萬元，重慶為950萬元，廣州竟高達1100萬元。

於是乎，全國各地遊資紛紛流向上海搶購黃金。許多高級軍官，都把領到的軍餉鈔票暫不下發，大批裝運到上海來搶購黃金美鈔。運送戰備的火車，成為運送鈔票的專列，各大派係為了爭奪交通工具，還大打出手，軍心一片混亂。連中航的飛機，也被人用來運金。

上海黃金庫存很快見底，宋子文急忙調用運輸機，從重慶的黃金庫存向上海輸血。最高的一天，曾拋售黃金10萬兩，但也無濟於事。

停售黃金引來搶購風潮

60年前的1947年初，上海各報上這樣的標題比比皆是，令人不寒而慄：“物價如脫韁之馬，各地糧價飛升，平民叫苦連天。”“百物一致暴漲，市上一片混亂。”

而此時，金融市場也一片混亂，並帶動物價一再狂漲，社會動蕩不安。上海的米價1946年漲了15倍，1947年則漲了20倍。其他與市民生活密切的商品，也無一不漲。市民一覺醒來，往往發現原先夠吃一天三頓飯的伙食費，這時候已經只能吃兩頓飯了，晚飯需要勒緊褲帶了。

2月中旬，上海多家米店、銀樓，被憤怒的市民搗毀。隨後，廣州、武漢、長沙等地，相繼爆發相同的事件。

面對這種情形，蔣介石再也坐不住了，決心停止拋售黃金。他叮囑宋子文說：“今日所應急切圖之者，尤莫重於改變經濟政策。”宋子文還想變更外匯匯率和繼續拋售黃金，被蔣介石一口拒絕。但下一步如何走，他也不知道，只好走一步看一步。

2月16日，行政院發布《經濟緊急措施方案》，重新實施黃金管制，禁止黃金買賣。並且組成了經濟監察團，對商民持有的黃金和美鈔，加以充公或按市面牌價兌換，從市民手中搶得僅有的一點物資和金鈔。

但是，停售黃金，卻引來了更為嚴重的搶購風潮，社會危機如決堤之水，無法抵擋。

風潮由上海始，蔓延至全國各地。金價狂漲帶動了物價狂漲，百姓生活成本大幅上升，許多家庭財產縮水三成。商店則囤積居奇，不願出售貨物。市民也開始加入到搶購物資的風潮中去。一些中小工商業者為了保本保值，只得從流動資金中移出一部分，購買與生產無關的物資。許多企業都在風潮中破了產，市面混亂不堪。

由於黃金風潮鬧得民不聊生，國民黨內就有人呼籲，要徹查黃金案的責任。有的人則把矛頭直指宋子文，想乘機把他趕下台。著名學者傅斯年，在世紀評論上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一文，更是火上澆油。不同的動機，匯成了一股打倒宋子文的浪潮，釀成國民黨內部異常激烈的鬥爭。

在此情況下，蔣介石為了以示公正，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徹查“黃金風潮案”。

調查分三條線進行：在軍隊，由國防部二廳廳長鄭介民組成調查團，負責調查軍人在風潮中挪用軍費搶購黃金的情況；在民間，由淞滬警備司令宣鐵吾組織“經濟監察團”，負責調查上海商民投機倒把、違反金融管理規定的行為；在上層，由監察院委派何漢文、谷鳳翔、萬燦、張慶楨四名監委，負責此案的清查。

“金牛黨”狼狽為奸營私舞弊

這三條線，關鍵還是監察院的那幾個老傢伙，許多人還指望他們扳倒宋子文呢。

監察院院長是民國元老于右任。他早就對宋子文看不順眼，想通過查案，一掃人稱“養老院”的監察院的萎靡之風，給世人一個交代。他說：“這次的查案，監察院必須下決心打老虎，不要只拍蒼蠅。”四監委深受鼓舞，決心查個水落石出。

通過一段時間的明察暗訪，四監委查獲了上海金業公會主席、同豐余號經理詹蓮生，利用公會主席的地位以及熟悉中行庫存情況，操縱上海金市攫取20多萬兩黃金的事實。

這是因為，拋售雖說面向公眾，其實仍是暗箱操作。黃金的拋售都歸同豐余號經理詹蓮生負責，再由同豐余號分配給有關係的金號、銀樓，他們利用“火耗”等名目，從中大肆剋扣，中飽私囊。

據當時任中央銀行稽核處的李立俠回憶：“甚至中央銀行以所存400兩一塊金磚，熔化為市面通行的10兩一根金條，也不經過當時的中央造幣廠，而直接交詹蓮生分配給有關金號、銀樓代熔，每條付給三分火耗。”

其實，詹蓮生所獲得經營暴利，何止火耗一項，當時查案的監委就收到舉報，說詹“一年中所賺得的黃金有10萬條以上”。

監委們曾詢問詹蓮生：“你賺得的大量黃金哪裡去了？”

詹蓮生毫不在乎地回答說：“賺項大，應酬也大，並沒有得到多少金子。”接著又大談他和宋子文、貝祖詒的關係，嬉皮塌臉，有恃無恐。

顯然，詹蓮生是上海黃金商人和央行之間的紐帶，而且神通廣大。因為詹蓮生雖只是個小小的經理，卻包辦了中央銀行暗售的所有黃金配額，而其他幾家代理金號、銀樓的黃金配額，也要靠他來分配。

說穿了，這其中自然少不了詹蓮生與中行總裁貝祖貽、業務局局長林鳳苞和副局長楊安仁等人的勾結。

詹蓮生與貝祖詒同為蘇州人，與貝家有親戚關係。早在貝祖詒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時，兩人已經狼狽為奸，在外匯買賣上大撈了一票。林鳳苞、林仁安則一直是貝祖詒的親信，原先也在中國銀行任職。貝祖詒任中央銀行總裁，就把這兩個親信捎上，當了央行業務局的正副局長。

貝、詹、林、楊，實質上是以同豐余為掩護的一個貪污團伙，被上海市民稱為“金牛黨”。

宋子文的推託

事情越查越多，正所謂拔出蘿蔔帶出泥。可笑的是，同豐余竟是一家沒有向政府備過案的黑店，這下監委們似乎找到追究的把柄了。

他們向上海市社會局質問道：“何以同豐余沒有批准立案，而經理這樣重大的業務，你們不加以取締呢？”

社會局負責人苦笑著回答說：“貝總裁招呼我們不要管，我們只好不管。”

監委們詢問林鳳苞，林的回答更加振振有詞：“因為上海金業公會會員複雜，不可靠的多。詹是公會主席，熟悉情況，有信用，有號召力，貝總裁也知道他的負責可靠，所以選擇他負責。”

再去盤問貝祖詒，回答也是差不多的口氣。

四監委又向貝祖詒詢問拋售黃金的情況。貝傲慢地回答說：“央行原有庫存總數，從1946年3月至11月的拋售總數和現存底數都有，但事關機密，奉主席（蔣介石）諭，對任何人不能公開。”

四監委只得從其他渠道再打探，最後還是利用了孔祥熙與宋子文的矛盾，獲悉了中央銀行已經將全部庫存900萬兩幾乎售罄的內幕。

據孔說，他卸任財政部長時，交給宋子文的庫存共有900多萬兩黃金。央行在宣布停售黃金時，已經是庫存告罄，無金可售了。監委們核以央行每月售出黃金約70萬兩，共計12個月，約為850萬兩左右，孔祥熙的說法是靠得住的。

不過，央行拋售黃金沒有什麼法定的手續，一切都有宋子文、貝祖詒說了算，“ok”了事。同豐余連一本進出的賬目都沒有。也就是說，監委們沒有什麼過硬的材料可以拿到手，這使查案阻力重重，難以獲得突破性進展。

線索也就到此為止了。

世人都明白，這幾人的頂頭上司就是宋子文，宋子文的上面還有蔣介石，怎麼辦？如何查？

恰好宋子文那幾天在上海辦事，監委們聽說后，請示于右任，於答：“繼續查。”於是監委們趕往宋宅，正好把宋子文堵在家裡。

監委們得到的情報是，出售黃金經過政府的同意，而引起大風潮的停售黃金令，卻沒有經過政府的討論或同意，完全是宋子文個人的決定。於是監委們詰問這是怎麼回事？

宋子文一臉不屑，說：“停售黃金是奉主席的口頭指示，我不過是奉令行事。至於事先沒有提出討論，一來事機急迫，二來主席的意思，大家也不會另有什麼好辦法。否則，會徒然引起一些無謂的爭論，暴露國家的機密，影響戡亂大計。”他又說：“我能力有限，已經向主席提出辭職，一切聽上面決定處理。”

事情已經到了這個份上，監委們只好倚老賣老，硬著頭皮打電報給蔣介石，詢問停售黃金是否確奉主席的命令？

國民黨敗象畢現無遺

何徠漢文等人，一面探聽蔣介石的真實意思，一面先造聲勢。他們在監察院領銜10多名監委，提出彈劾“宋子文、貝祖詒案”。立法院開會時，還把宋子文、貝祖詒請來質詢，弄得兩人面紅耳赤，下不了台。接著參政會也向宋、貝兩人提出質詢攻擊。

事情進展到這一步，監委、立委們知道，接下來，關鍵要看蔣介石的態度如何了。但他們的電報發出后，卻遲遲不見蔣介石的批複。

監委們想見蔣介石，哪裡有合宜的時機。有老於此道的人出主意，讓他們到國民政府文官處查詢一下，看看蔣介石有無批複。果然，那裡有人拿出一份文件，笑笑說：“批示有的，不大好複電，你們看看吧。”

四監委拿過文件，原來蔣介石在電報上的批示是：“並無其事。事到如今，有何辦法。”四監委看了，都啼笑皆非，怪不得一直沒有迴音。看蔣介石的意思，顯然也沒有辦法，只能不了了之了。

的確，蔣介石也陷入兩難的境地。

據當時任中央銀行稽核處的李立俠回憶：“蔣介石對中央銀行是十分重視的。這是他的總賬房，不許別人為所欲為。由於宋子文亂花了他的家當，他就斷然把宋趕走了。”

不過他也知道，宋子文也是為他在辦事，試想，不是宋子文殫精竭慮，他打內戰的巨額經費，又從何而來？真要追究的話，自己是點過頭的，對於這一事件，應該負有主要責任。何況宋子文畢竟是自己的大舅子，關起門來始終是一家人。但他又對宋子文、貝祖詒在不知不覺中花掉大量外匯和黃金，惱怒不已。

但無論如何，事情總要有個交代。

1947年3月，中央銀行進行改組，貝祖詒被免去總裁職務，由張公權接任。宋子文也於1947年3月1日辭去行政院院長，黯然南下，就任廣東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長一職由蔣介石兼代，不久改由張群接任。兩張都是政學系的風雲人物，這番國民黨內部的鬥爭，政學系是得了大便宜的。

詹蓮生、林鳳苞、楊仁安三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詹12年；林、楊分別7年。但在美金、大黃魚的打點之下，三人後來獲得“保外就醫”的機會，依舊逍遙法外。

黃金風潮案就此告一段落，但國民黨政府的敗象已經畢現無遺。此後，國民黨政府的財政金融形勢一瀉千里，整個國統區的政治、軍事、經濟，都開始呈現崩潰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