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

《中國》是一本什麼雜誌，到底有什麼價值？現在已經很少有人知道了。《中國》的存在時間是1985年初到1986年底，起初是雙月刊，後來改為單月刊。丁玲去世后它被改為專門發表長篇小說的季刊。為此，北島等作家憤而退出作協。

一本雜誌，讀者拿到的時候往往關注的只是內容，但它作為一個產品，更多的製作功夫在外圍：刊號，審批，印刷，發行，監管，等等。而每一個環節都無比瑣碎和具體，都需要人脈，需要錢，需要上上下下的跑關係。丁玲為此找習仲勛，找胡錦濤，找李銳，找皮包公司借錢，能動用的關係她都動用。書里收了她寫給這些人的信以及這些人給她的回復的照片原件圖。文化界、文學界的巴金、葉聖陶、孫犁也給了她一定的支持。

創刊宗旨是一本老作家的刊物，但產生之後，它卻慢慢開始在八十年代末之前承擔了承上啟下的功能，也部分承擔了文學干預現實的功能。文學“新生代”的崛起，《中國》功不可沒。它發表當時備受爭議的遇羅錦的散文，發表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文章，發表了北島、韓東的詩歌，發表了殘雪、格非的成名作，發表了賈平凹的小說。雜誌的價值和意義也開始慢慢顯示。但是這個時候，刊物的編委內部卻出現了很大的分歧。劉紹棠憤而離開，其他編委也紛紛表示要散去。

從丁玲辦《中國》的過程中就能看出，為什麼作協會有那麼多的是是非非，而是是非非背後為什麼說起來總是沒完沒了，糾纏不休。牛漢撰寫的《中國》的終刊詞引用了一位詩人的詩句：“我要這樣宣告，我們無罪，然後我們凋謝。”

現在的人，即使是中文專業的，恐怕也是大多熟悉丁玲的名字，對她小說的價值認識卻不一定清楚，反而更多的人第一反應她是一個馬列主義老太太。其實，她只是一個個性非常鮮明的人。在中國，個性鮮明總是異類，尤其是在大時代動蕩的時候。而左、中、右在建國后的中國，何曾是鐵板一塊來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