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鴻哲

孫鴻哲，字揆百（揆伯），號寒松，江蘇無錫人。北洋大學機械科畢業后，留學英國，入愛丁堡大學機械系學習。在英期間與孫中山、吳稚暉等結識並成為摯友。孫中山先生在英國發展同盟會，孫鴻哲是最早加入的老同盟會會員之一，並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勸說吳稚暉加入同盟會。孫鴻哲還酷愛攝影，孫中山、吳稚暉等在英國活動期間的很多珍貴照片均為孫鴻哲所攝。

回國后，孫鴻哲避開政壇不入，而來到唐山，就任京奉鐵路機廠（今唐山軌道客車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管（總管需為英國人）。雖然孫鴻哲並未過多涉及政壇，但一直在交通部、鐵道部內具有重要的影響，也因此被認為是當時政壇“新交通系”的重要人物，當選鐵路協會候補評議員、扶輪中學董事。因其主要任職——京奉鐵路機廠廠長、北寧鐵路局局長、交通部唐山大學校長等職均在唐山附近，因此也被戲稱為“唐山王”。

1921年，葉恭綽計劃將交通部部屬各校統一為交通大學，特派孫鴻哲與周貽春赴上海工業專門學校（今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前身）考察、評估。

1924年，出任交通部唐山大學（即唐山交通大學，今西南交通大學）校長，任內開設市政及衛生工程科，這是中國第一次開設市政規劃、給排水方面的課程。

1926年，辭去唐山大學校長職務，由茅以升接任。

1928年5月，北伐戰爭勝利后，以國民政府代表的身份，接收交通部唐山大學，並再次擔任校長。

1930年，就任江蘇省政府委員、建設廳廳長。聘茅以升為水利局局長，全力支持茅以升整治運河、淮河。

1931年，蘇北大水，孫鴻哲主動引為己責，全力修築堤壩防禦洪水。但不幸淮河潰堤，民眾受災。孫鴻哲全力布置賑災事宜，並將全部責任攬在己身，“茅局長無愧職守，所有水災事由我廳長負責”，意在保護茅以升。

1932年8月，再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學（時稱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校長，此時日寇侵華愈顯，並在冀東建立了偽政府。在孫鴻哲的主持下，那時在冀東二十二縣土地上，唯唐山交大獨掛國旗，成為冀東人民心中的聖地。孫鴻哲全力維持學校，直至 1937 年“七七”事變后，悲憤交加，病逝於北平。

孫鴻哲先生雖非唐山交大校友，但始終關懷著學校的發展。早在五四運動期間，孫鴻哲正在京奉鐵路機廠副總管任上，雖居高位，但仍以一個革命救國教育家的情懷，期望青年，愛護青年，同時願意指導青年向革命救國的大道上走去，因此當愛國學生為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即唐山交通大學，今西南交通大學）學生救國團發行《救國月刊》時，收到用筆名“寒松”的來函和投稿，主張在唐山辦鉛印廠，印行報志，以啟發民智。那個時候，孫鴻哲先生雖尚未與唐山交大發生關係，但在校牆以外不知不覺的已成為同學們的“無名導師”。

從1924年11月開始，孫鴻哲先生先後三次擔任唐山交通大學校長。前校長劉式訓曾談及：“揆百是我的師兄，提到他，我是最佩服的了！您看，他的尊大人為北洋武備學堂算學教習，馮國璋是他的學生。揆百在回國的時候，正是馮最得勢的時候，那時有多少朋友勸他找馮國璋，並且馮也有意要借重他。可是他不去，他卻只願意到唐山機械廠做工程師，埋頭實幹，一連就十多年，許多人替他可惜錯過做官機會。其實他是有主張，有本領的，我最佩服這樣人，他做唐山校長，再好不過了。”1928年6月，北伐戰爭迅猛發展，孫鴻哲以國民政府代表身份接管唐山交大，並再次擔任校長。孫先生第三次擔任校長是在“九·一八事變”后的半年，一直到“七七事變”那年10月23日，病逝於北平協和醫院為止，一共是五年。

在孫鴻哲先生第三次擔任唐山交大校長期間，正是日本帝國主義逐步侵入中國的時期。他上任之時，東北已經淪陷，地處冀東的唐山已在前線，《何梅協定》簽署后，冀東偽政府成立，唐山交大情形更加危急。幸賴孫鴻哲先生全力周旋與堅持，唐山交大才能屹立於日偽統治中而不倒。可以說，那時在冀東二十二縣土地上，唯唐山交大獨掛國旗，成為冀東人民心中的聖地。國旗是祖國的象徵。當時冀東大地上只有唐院每天還升中國國旗，在冀東大地上只有在唐院還能看到迎風招展的中國國旗。孫院長說：“人家要我們躺下，我們偏要站起來。”這面國旗不僅鼓舞了全校師生，也鼓舞了冀東人民，讓冀東人民看到一線曙光，這是微亮，鼓舞著人們要挻過去，希望還在。一所教會中學校長說：孫院長能使國旗懸掛在唐山工程學院旗杆上不僅給我們唐山老百姓以無限安慰，便是冀東22縣，乃至關外民心都覺得祖國不會忘記了他們。

在偽冀東政府成立的那一個關頭，校內學生一方面受著愛國心的驅使，一方面受著反動份子的宣傳，罷課開會要離開唐山去到南京請願，他便嚴厲地訓斥學生道：“我們倘使離開唐校去南京請願，便無異為偽冀東政府撤出一個最好的辦公處所，你們去得回不得，你們無端地放棄了這塊“國土”，所以我敢說，誰主張放棄這塊“國土”,誰離開學校的，誰就是漢奸！我現在已將校門封鎖，圍牆四周派警衛守起，誰要衝出去，我讓他在校內流血，免得在校外流血。”他的聲調沉痛而激昂，即刻有頑廉懦立的效果，因而壓下這一幕“毀校請願”運動。因為他認定當時校牆以內地方，在國旗招展之下，是為真正的國土，但能保留一時便是一時！

可是這種保留並不是容易的事，實在可以說是奇迹，因為既在這塊國土上，我們便得盡我們國民應盡的義務。在長城抗戰前期，唐山的工程界組織了“義勇工程隊”，在敵偽發動綏遠攻勢時，唐山交大全體師生工友都捐款援綏，並將真實姓名公佈於報端，都是孫鴻哲先生領導著做的。他和他所領導的唐山交大所表現出來的正氣，甚至影響到了冀東這城內的敵偽人員。尤其是在“七七事變”前五六個月內，華北中央化的趨向極為明顯之時，偽組織的重要人員都自動的向孫先生表明心跡。那時，大家笑稱孫先生為“唐山無冕之王”，而他更喜歡稱唐山交大為 House of Tangshan（唐山氏系）。有一天，在唐山交大旁的一個教會中學校長對我說道：“孫院長能使國旗懸掛在貴院旗竿上，不僅給我們唐山老百姓以無限的安慰，便是冀東二十二縣，乃至於關外民心，都覺得中央不會忘記了他們。同時作為平津學府的屏障，那是太有意義了！”我將這話轉告孫先生，他笑對我說，“我們上次援綏捐款，將我們的姓名披露在天津報章上，便有一個礦務局的朋友警告我道：“你真大膽，你看在天津的學校捐款只是張先生，無名氏，真姓名露了，不怕危險!”我說這有什麼可怕，最大危險不過勒令這學校關門，我想學校要因為這光明正大的愛國行為而關門，也關得值價了!”

孫鴻哲先生領導唐山交大不僅堅持下來了，而且努力做到了最好！唐山交大校牆之內，在孫先生的第三任期中，自校園到宿舍，自禮堂到講堂，均修整得空前的雅潔而美觀，無間冬夏，他總是一早便走遍校園各處一次，發現有不整潔的地方，即刻糾正。同時圖書館，試驗室乃至學生體育運動的設備，無日無時不在積極充實與改進中。所以有一次，一位英國使館的參贊，因調解開灤礦工風潮來唐山，順便參觀唐校，說道：“我怎麼也未想到這個市鎮里，有這樣好的學府，那在英國也很難尋得的！”但是有些短見的人們也批評過孫先生不該這樣不顧外間惡劣環境，而只管改進內部，將來給敵人拿去，豈不可惜。他對這種批評者向不介意，但有時也輕鬆的解答道：“國土果然淪陷於敵人手的話，該有多少寶貴東西犧牲了，這一種校址還值得計算在內，真是小氣得可憐”。在孫先生的領導下，雖然外部環境極其惡劣，但唐山交大的教學沒有絲毫的鬆懈，一批批輕年才俊從這裡獲得了知識，正如他所說：“中國現在已處在”“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地步，我們的教育也只有跟著走，要置之死地而後生。只有在這種艱苦危險的環境中，才能培養出耐得風寒的種子！”，也如在答覆校友勸他遷校時，他所說的：“我們不在前線挺著，誰應去挺，我認為只有在唐山這險惡環境，才可以培養出真正的救國人才”。也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樣，在他第三任期內，唐山交大確確實實培養了很多傑出的人才，例如水利學家黃萬里教授（唐山交大1932屆），還有著名的唐山交大1933屆（其時唐院一年畢業二三十人而已，這一屆就有張維、嚴愷、劉恢先、林同驊等四位院士）。

但是孫鴻哲先生卻為唐山交大操心過度，致得肺癰而於1937年10月23日去世，去世前對前去看望他的朱皆平（朱泰信）教授說：“我看中日戰爭是不可免的了，結果勝利一定屬於我們，但是我們的國家準備太差，這也不知道要犧牲多少人民生命，才能換取勝利。我是一個愛國主義者——狹義愛國主義者，我只知道先把中國弄好，才能談到全世界，我們怎樣能減少我國的犧牲呢?”在他的生命走向終點時，他想的還是國家。愛國從來是唐山交大人的最寶貴的情懷，這種情懷，在國難當頭時，尤其顯示出它奪目的光輝。在敵偽包圍中的鬥爭僅僅是它的序幕。師生們懷念孫鴻哲院長治學的功績，學校遷到貴州平越后，將男生宿捨命名為鴻哲齋。把唐山校園湖中的小亭起名為寒松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