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南將軍

三國時期始置鎮南等四鎮將軍征伐、鎮戍四方。魏四鎮將軍位第二品，統領荊、豫二州，屯駐新野。資深者為大將軍。

劉表（142年－208年），字景升，山陽郡高平（今山東微山）人。東漢末年名士，漢室宗親（漢魯恭王之後），荊州牧，漢末群雄之一。劉表勤勉好學，善於獨立思考。十七歲時，劉表就曾向自己的同鄉兼老師——當時的南陽太守王暢提出：“奢不僭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於世！”這段話是針對王暢過於簡樸的生活作風而提出的疑問，並且充分表明了自己與眾不同的獨特見解。青年時期的劉表沒有仿效當時流行的隱居山林的清流作風，而是積極地投身仕途，被大將軍何進闢為掾屬，很受何進的賞識，後來被升為北軍中候，掌管禁軍。初平元年（190年），原荊州刺史王睿被孫堅殺死，何進向朝廷推薦了劉表擔任荊州刺史，這也顯示出何進對劉表的偏愛及對劉表的能力和才華的肯定。當時的荊州形勢相當複雜。“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眾。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見《三國志·劉表傳》裴注引司馬彪《戰略》），而劉表卻是“單騎入宜城”。面對荊州混亂的局面，劉表顯得從容鎮定，沉著冷靜，並果斷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迅速穩定了局勢。首先，他爭取了當地具有很大影響力的蔡、蒯兩大家族的信任和支持，並徵求他們的建議。當時蒯良、蒯越兩兄弟都頗有才識名望，蒯良對局勢提出的見解是“眾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認為“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見《三國志·劉表傳》裴注）而蒯越卻有不同的意見，他說“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又認為“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眾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還建議劉表“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應該說蒯良說得比較虛一些，而蒯越的建議則是極富實幹精神的，劉表也用很高明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意見，他說“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臼犯之謀也”，先把兩個人都誇了一番，然後採納蒯越的謀略，“使（蒯）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眾多，或既授部曲”，一舉殲滅了宗賊勢力，後來他又平定了零陵、長沙等郡，扭轉了荊州的混亂局面，劉表自己也晉陞為荊州牧、鎮南將軍。經過幾年努力，劉表成為一個僅次於兩袁兄弟的一股強大勢力，“南收零、桂，北據汗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見《三國志·劉表傳》）說到這裡，誰還能說劉表是“虛有其表”呢？完完全全是一個有勇有謀的實幹家！劉表控制荊州以後，對於屬地的管理也是勵精圖治，有條不紊，貢獻良多，體現出一代能臣的本色，把荊州治理得有聲有色，之前“人情好擾，加以四方震駭，寇賊相扇，處處糜沸”的荊州，變成了“萬里肅清”的東漢後期最後一片樂土。在對外問題上，劉表採取了擁兵自重的正確政策，盡量避免發生大的衝突，以免造成老百姓流離失所、生靈塗炭；在經濟上，劉表有效利用了當地各大家族的勢力，推行了各種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得農業生產得到了很大的恢復和發展，荊州地區的百姓“大小咸悅而服之”。對劉表的這種評價，莫說是在後漢軍閥混戰時期，就是在局面相對平靜的三國鼎立時期，也是獨一無二，是別人所無法得到的。劉表“起立學校，博求儒術”，對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由於政局穩定，各方人才紛紛從各地遷往荊州，人數數以千記，其中既有像水鏡先生司馬徽這樣的名流，也有像徐庶、石廣元等青年才俊，甚至還有後來大名鼎鼎的諸葛亮等。試問，一個虛有其表之人能有如此輝煌的政績嗎？如此的“愛民養士，從容自保”，難道是一個虛名無實者所能做到的嗎？可以這樣說，劉表的確是一代能臣，他的有效管理讓各路諸侯羨慕不已，對於其治理下的荊州都是垂涎欲滴。魯肅就曾經對孫權這樣評價荊州：“沃野千里、士民殷富”，這也算是對劉表恰如其分的評價了。

劉弘(公元?—308年)，字和季。沛國相(今安徽濉溪縣西北)人。少時家住洛陽，與晉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累官侍中、荊州都督、車騎將軍。他在襄陽期間，討平了張昌之亂；斬殺了拒不受代的長水校尉張奕；並大力推薦荊州部屬守宰。張昌起義后，當時荊州所部守宰多闕，劉弘請求補選，晉帝採納了他的意見。於是他推薦伍朝補零陵太守，皮初補襄陽太守，陶侃為府行司馬，蒯恆為山都令，氵示鄉令虞潭轉補醴陵令，仇勃為歸鄉令，郭貞為信陵令。朝廷以為皮初雖有功，但襄陽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皮初，乃以劉弘女婿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襄陽太守，其餘的人選都同意劉弘的意見。劉弘則說：“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一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為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後為政哉?”於是他又表奏立有戰功的皮初為襄陽太守。結果朝廷同意了他的意見。同時，他還勸課農桑，寬刑省賦，體恤百姓；解除山澤之禁；廢軍中酒分三等；安撫流民；遣返太樂伶人等等，深得人心。

劉弘的下屬對劉弘非常有好感。“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百姓對劉弘“愛悅”。劉弘“卒於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矣。”後來荊襄大亂時，“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

劉弘的遺澤惠及其子劉王番。史載，劉弘死後，以高密王司馬略代鎮襄陽，結果“寇盜不禁”，後來朝廷起用劉弘之子劉王番為順陽(今老河口、谷城交界處)內史，江漢之間翕然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