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務軍銜

職務軍銜，類似的制度在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實行，或稱為臨時軍銜、或稱為職級軍銜。如美國規定，軍官正式軍銜晉陞時限未到，若被正式任命或臨時任命某一職務，而該職務通常適用於更高級軍銜時，則授予同該軍官新任職務相適應的臨時軍銜。被授予職務軍銜者，其軍銜式樣以及權力地位和正式軍銜者相同。職務軍銜，一般都高於本人的正式軍銜，職務下降時，職務軍銜亦隨之下降，但不低於正式軍銜。英國、印度等國，也實行職務軍銜制度。

軍銜晉陞制度是軍銜制度的重要構成，在軍人獲得軍銜后，正常情況下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晉陞。國民黨軍隊初建時，相對於北洋軍閥和各地大小軍閥來說是一支年青的、充滿朝氣和活力的軍隊。由於黃埔學生構成了北伐戰爭時第1軍軍官的主力，國民黨在北伐戰爭后隨之建立南京政權，年青的黃埔學生也就成為國民黨軍隊的中堅力量。從革命的位置轉移到掌權的位置，軍官年輕化的優勢漸漸喪失，而問題日益暴露。軍官們經過的歷練不夠，卻過早地表現出官僚化傾向，形成了愛虛榮、好攀比的不良風氣。

1934年4月26日，軍事委員會銓敘廳成立，專門負責軍官的人事任免與晉陞獎懲。該廳設中將廳長1人，由林蔚擔任；中將或少將副廳長1人；少將處長3人。國民黨當局希望通過制定嚴格的軍銜晉陞制度來防止晉陞過快導致軍官素質下降的問題。嚴格的晉陞制度是符合蔣介石理想中的軍事等級觀念的，但是現實情況使他認識到，這樣的制度依然存在問題。一方面是由於戰爭的頻繁，軍官隊伍增長更新很快，嚴格的晉陞制度使得軍銜跟不上實際軍事需要，有些軍長、師長的軍銜僅為中校、少校，影響正常的軍事指揮。另一方面是由於軍銜能夠發揮收買敵對陣營將領、安撫異己勢力以及籠絡人心的功能，嚴格的晉陞制度則限制了這種功能的使用。在嚴格的軍銜晉陞的制度面前，蔣介石不得不從實用主義的角度考慮進行某種變通，以實現自己的政治意圖。

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銓敘廳對軍人晉陞辦法和軍銜評定進行研究之後，制定出一套官階職級分離、任職有別於任官的方案，在正式軍銜外另設置職務軍銜，以滿足現實需要。國民黨軍隊的正式軍銜和職務軍銜的授予程序及嚴格程度有很大差異。從1935年4月1日“蔣中正任為特級上將”開始，正式軍銜都必須通過“國民政府令”授任，由國民政府主席簽發任官狀。職務軍銜的授予程序則簡單得多，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根據職務簽發任職令即可。

正式軍銜的任官狀上寫的是任某人為某軍銜，如“中將”、“少將”；而職務軍銜的任職令上寫的是任某人為某銜某職，如“中將參謀長”、“少將參議”。職務軍銜的“中將”只是根據習慣上參謀長可以對應的軍銜確定的，並不表明該參謀長實際擁有中將軍銜。

雖然從法理上說，只有正式軍銜才是軍銜，職務軍銜只是職務的象徵，但由於職務軍銜更易獲得，且通常高於正式軍銜，而且正式軍銜與職務軍銜從領章等標識上並無分別。雖然職務軍銜不是正式的軍銜，但也必須按照有關規定認定和授予。但是該制度出台不久，就出現了違反程序的現象。由於營長、團長級別的軍官數量太多，按職務軍銜程序授予仍嫌繁瑣，因此通常由軍、師等指揮機構先行任命，再上報軍事委員會核准。師長、軍長等高級將領的職務軍銜才按照規定由軍事委員會授予。

施行情況

職務軍銜施行之後，就和正是軍銜混淆在一起，產生了軍銜泛濫的問題。因此，國民黨軍官往往以職務軍銜自居，如戴笠自稱中將，實際上他死後才追贈為陸軍中將。甚至很多當代的民國史和軍事史研究者在其著述中都分不清這兩類軍銜的區別，常常將某人的職務軍銜當作其正式軍銜。在職務軍銜的制度產生之初，蔣介石就預見到兩種軍銜混淆的問題。他在1935年8月25日出席峨嵋軍官訓練團第1期畢業典禮時，告誡受訓軍官要正確對待職務軍銜與正式軍銜的區別。他說：“今天在場的無論官長學員，都是現任連長以上的官長，但是究竟是不是可以算是軍官？我可以告訴你們：除了極少數之外，大多數的人，還不能算是軍官。”接著，蔣介石就什麼是“正式的軍官”作了一番解釋，實際上也就是在說明正式軍銜與職務軍銜的區別。

到了抗戰期間，由於番號變更、軍官傷亡、軍隊調動、偽軍反正等事宜需要頻繁變動職務軍銜，新上任的軍官不僅未能經過正式軍銜的晉陞程序，連職務軍銜的授予程序都省略了，甚至連師長一級的職務都由各作戰單位自行任命。到抗戰結束時，國民黨軍隊的人事制度已經混亂不堪，正式軍銜的晉陞程序業已破壞，大量軍官沒有經過嚴格的停年就獲得了正式軍銜，職務軍銜就更是濫竽充數，民間以“少將滿街走，少校不如狗”的歌謠來諷刺這一亂象。象徵著軍銜的領章甚至隨處可購，八路軍幹部張蘊鈺在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工作時還鬧過“買錯領章”的笑話。

抗戰結束后，國民黨當局就著手採取實際措施進行整頓，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裁撤軍隊、精簡軍官隊伍。從具體實施來看，裁撤兵額逾200萬，大量的軍級單位縮編為師，師級單位縮編為旅，裁汰將、校、尉各級軍官18萬人。很多國民黨軍官看到抗日成功，舉國同慶，自己卻面臨著要麼退伍複員、要麼降級降職的情況，產生了不滿和抵觸心理。這種不滿和抵觸。但是，蔣介石以整軍為名趁機“削藩”，裁非中央系軍官近30萬人；另一方面錯綜複雜的人情關係和利益紐帶使得很多軍官成功規避政策，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如陳誠之“土木系”即多“倖免”）。因此，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整治軍銜泛濫的工作阻力很大，一些編余軍官組織抗議活動，甚至發起了轟動一時的“六百軍官哭陵”事件。不久，蔣介石撕毀國共和談的協議，挑起內戰。國民黨軍隊又重作馮婦，轉而進行擴張，縮編整軍前功盡棄。

“蔣介石的理想要求軍隊有嚴格的等級制度及與之相適應的軍銜制度，在實踐過程中他不斷用實用主義的態度對軍銜制度進行改造，改造出現問題后又陷入了理想和實用的衝突。雖然蔣介石對國民黨軍銜制度的缺陷有所認識，也提出了相應改進的方法，力圖加以補救。然而，蔣介石無法解決軍銜制度的深層癥結：國民黨及其軍隊的根本弊病。它已病入膏肓，難以根治，被一支更新的力量所取代也就成為歷史的必然。”（陳舒顏《理想與實用的衝突：蔣介石和國民黨軍隊的軍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