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

1926年2月12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召開中央特別會議。會議認為，中國革命的根本出路在於廣東國民政府的北伐，只有舉行北伐才能鞏固和發展國民革命勝利的局面。會議確定“黨在現時政治上主要的責任是從各方面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並決定要在北伐經過的湖南、

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加緊群眾工作，特別要注意發動和組織農民群眾，以建立工農革命聯合的基礎。

這次會議后，中國共產黨一方面積極推動和幫助廣東國民政府進行北伐戰爭的軍事和物資的準備；另一方面組織和發動工農群眾，為北伐戰爭準備牢固的群眾基礎。

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1926年5月，廣東國民政府派葉挺獨立團為北伐先遣隊入湘。7月9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舉行北伐誓師大會。7月14日，國民黨中央正式發表《國民革命軍北伐宣言》 。向全國人民宣布這次北伐的目的是打倒帝國主義，消滅賣國軍閥的反動勢力，建設一個人民的統一政府。

北伐戰爭的直接目標是打倒北洋軍閥，以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在中國的反動統治。北伐的主要敵人是直系軍閥吳佩孚和從直系分化出來的軍閥孫傳芳及奉系軍閥張作霖。

北伐戰爭開始時，湖南、湖北是主要戰場。北伐軍英勇善戰，在兩湖戰場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葉挺獨立團在汀泗橋、賀勝橋和武昌等戰役中，英勇善戰，屢建戰功，為第4軍贏得了“鐵軍”的光榮稱號。

北伐軍在兩湖戰場的勝利，使孫傳芳十分驚恐。8月間，孫傳芳陸續調集部隊入贛，準備同北伐軍決戰。9月初，北伐軍向江西孫軍發動進攻，開闢了江西戰場。11月5日，北伐軍佔領九江，8日，進佔南昌，北伐軍在江西戰場取得了重大勝利。

在北伐軍勝利的影響下，孫傳芳在福建的部隊紛紛倒戈。駐守粵閩邊境的國民革命軍第五軍3個師沒有經過大的戰鬥，於11月相繼攻佔漳州、泉州等地，12月5日，進佔福州，中旬佔領福建全省。

1927年初，北伐軍繼續向長江下游進攻，2月，相繼攻佔了安慶、蕪湖、杭州等地，3月，攻克南京。21日，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解放上海。這樣，東南5省廣大地區為北伐軍所佔領，孫傳芳的反動勢力基本上被消滅，北伐戰爭取得了又一重大勝利。

在南方北伐軍取得重大勝利的同時，原退守綏遠地區的馮玉祥的國民軍，在蘇聯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1926年9月在綏遠五原（今屬內蒙古自治區）誓師，宣布參加革命。隨後，馮玉祥採納了李大釗的進軍方略，經甘肅向陝西進軍，於11月佔領陝西全省。不久，打出潼關，進兵河南，策應北伐軍的進軍。

北伐軍出師還不到10個月，就消滅了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的主力部隊，佔領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江蘇等省，解放了長沙。武漢、南昌、福州、杭州、南京、安慶等大城市，基本上摧毀了北洋軍閥的統治，為革命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和農民運動的猛烈興起，工人運動也蓬勃發展起來。1926年9月2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告，提出在本年內要把武漢的各業工會建立起來，湖北、湖南必須召開全省工人代表大會，以便進一步發動和組織工人群眾參加國民革命，並要求全國總工會加強對武漢地區工人運動的指導。

1928年6月4日，張作霖當夜撤離北京，退出山海關外，張的專列在到達瀋陽附近的皇姑屯（京奉鐵路和南滿鐵路交叉的三洞旱橋），被日本關東軍埋下的炸藥炸毀，張作霖身負重傷，當日逝世。 6月8日，國民革命軍開入北京。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在東北通電東北易幟，宣布效忠南京中央政府，北伐至此宣布成功。

國民政府的北伐，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次由從南向北統一全國的例子（另一次是明朝對元朝的北伐），雖然它所達成的統一在很多方面來說都只是屬於形式上的，當時更有“軍事北伐，政治南伐”的說法。

北伐一直是孫中山的革命理想。概攬孫中山的北伐戰爭觀，它有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高舉護法大旗。孫中山歷來視《臨時約法》和國會為中華民國的主要象徵和共和制度的可靠保證。他曾指出，“約法與國會，共和國之命脈也，命脈不存在，國體將安托？須知國內紛爭，皆由大法不立；”“共和國家之總樞全在國會，國會為民國中心，憲法為立國大本”；故“今日言和平救國之法，惟有恢復國會完全自由行使職權一途。”可見約法和國會在孫中山北伐觀中的地位。

重視軍事鬥爭。孫中山為恢復約法和國會，先後進行過多次護法戰爭。如辛亥革命時期的北伐；1917年第一次護法戰爭；1922后第二次護法戰爭和1924年江浙戰爭爆發時孫中山領導的北伐等等。這一切都足以說明孫中山對軍事北伐的重視程度。

聯合其他力量。早期的孫中山沒有自己的軍事武裝，進行軍事北伐只能依賴地方軍閥。採取利用或聯合一派軍閥反對另一派軍閥的做法，致使他領導的多次北伐都因地方軍閥的反對和破壞而失敗。在共產國際和共產黨人的幫助下，孫中山認識到聯合革命力量的重要性，進入了以革命的武裝進行北伐的新時期。

國民政府在戰爭初期以兩廣為基地，策略以“打倒吳佩孚，聯絡孫傳芳，不理張作霖”為主，實行各個擊破。

早在1925年9月，蘇聯軍事顧問加倫就提出了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北伐軍事戰略方針。但是，由於國民革命軍將領各有自己的算盤，所以在1926年4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制定的北伐進軍計劃中，提出同時向湖南和江西進軍，即同時與吳佩孚和孫傳芳作戰。加倫回到廣州后發現這個問題，立即要求修改計劃。經過加倫的勸說和多次磋商，各軍將領才同意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戰略方針，即首先向湖南、湖北進軍，長驅直進，迅速消滅吳佩孚所部；同時和孫傳芳進行談判，並向湖南、江西邊境和廣東、福建邊境分別派出部分兵力進行監視和防備，待兩湖戰場取得勝利后，再集中兵力消滅孫傳芳；最後，集中兵力消滅張作霖，統一全中國。後來的事實證明，加倫的戰略構想是北伐戰爭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條件。

軍事指揮方面，北伐軍在戰爭中發揚長驅直入，運動殲敵，窮追猛打，速戰速決，英勇頑強，連續作戰的作風；審時度勢，靈活運用兵力，適時轉變戰法，保持戰爭的主動權；分化瓦解敵軍，補充擴大自己。這些都是國民革命軍能以少勝多的重要因素。

北伐的成功是國共兩黨共同努力的結果。北伐戰爭期間，隨著革命形勢的勝利發展，依靠中國共產黨的積極動員和有力組織，為北伐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主要有以下方面：

共產黨員直接參與北伐。在北伐軍中，一大批共產黨員擔任各級黨代表或政治處長，或者擔任基層指揮員、戰鬥員。一些著名的共產黨人，如周恩來擔任第一軍副黨代表，李富春擔任第二軍副黨代表，朱克靖擔任第三軍黨代表，羅漢擔任第四軍黨代表，林伯渠擔任第六軍副黨代表，肖勁光擔任第二軍第六師黨代表等。周恩來、毛澤東、林伯渠、張太雷、鄧中夏、蕭楚女、惲代英、李富春、聶榮臻、蔣先雲等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實際上領導了北伐軍的全部政治工作，對北伐勝利進軍起了重要作用。

工人運動的迅猛發展。湖南、湖北的工會會員，到1926年年底左右，發展到30餘萬人，在許多地區，工人還建立了自己的武裝糾察隊。1927年1月，漢口、九江工人群眾在李立三、劉少奇的領導下，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帝示威，先後收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上海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了配合北伐軍的勝利進軍，先後舉行了三次武裝起義。

農民運動的蓬勃發展。在北伐革命戰爭期間，同工人革命運動一樣，農民運動也在大半個中國蓬勃開展起來。到1927年6月，全國已有201個縣成立了農民協會，人員發展到1000多萬人，對農村的封建勢力進行了一次空前的掃蕩與衝擊。

吳佩孚部盤踞兩湖、河南京漢路沿線，兵力號稱二十萬。孫傳芳部由閩、浙、蘇、皖、贛軍閥組成，號稱“東南五省聯軍”，兵力亦約二十萬。奉系軍閥張作霖竊據北京政府，盤踞京、津、直隸、熱河及東北三省，兵力約四十萬。盤踞山東的張宗昌也有十餘萬兵力。北伐開始時，張作霖希望借北伐軍的力量打擊吳佩孚的勢力，對戰爭採取觀望態度；孫傳芳打著“保境安民”的旗號，暫時保持中立。吳佩孚的主力部隊正在北方進攻馮玉祥的國民軍，而在湖南、湖北的兵力包括戰鬥力很弱的各種雜牌軍在內只有10萬人，用以攻擊唐生智並企圖進窺廣東的兵力只有四五萬人。

國民革命軍8個軍10萬餘人（戰爭過程中發展到40多個軍近百萬人），蔣中正任總司令，李濟深任總司令部參謀長，白崇禧任參謀次長代理參謀長，鄧演達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任政治部副主任。

何應欽、譚延闓、朱培德、李濟深、李福林、程潛、李宗仁、唐生智分任第1軍至第8軍軍長；繆斌、李富春（共產黨員）、朱克靖（共產黨員）、廖乾吾（共產黨員）、李朗如、林伯渠（共產黨員）、黃紹竑、劉文島分任第1軍至第8軍黨代表或副黨代表。除第8軍駐湖南衡山、安仁地區，第7軍駐廣西外，其餘6個軍均駐廣東。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在以V.K.布柳赫爾（化名加倫）為首的蘇聯軍事顧問建議下，根據敵我雙方軍事力量對比和軍閥之間的矛盾，制定了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戰略方針，首先消滅吳佩孚軍隊，然後殲滅孫傳芳軍隊，最後消滅張作霖軍隊。部署以主力進軍湘、鄂，另以第1軍大部在廣東汕頭、梅州地區對閩警戒，第1、第4軍各一部和第5軍大部留守廣州。

國民政府在北伐戰爭中，除了透過直屬的國民革命軍，也吸收中國各地反北洋勢力，允許軍閥投靠國民政府，形成了一個一個派系眾多的政治聯合體。北伐結束后，各派系之間的紛爭始終未停息過。國民黨派系可分為兩大類：一類屬於政治派別，如西山派、改組派、汪派、再造派、政學系等；另一類屬於地方實力派，如馮系、閻系、西南地方實力派等。這些派系既有對中央的表面從屬關係，又有各派之間的橫向關係，橫向間的矛盾雖時有發生，但往往是局部的、短暫的，而他們與國民黨中央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卻是普遍的、長期的。由於地方軍閥擴大勢力與中央衝突，形同唐朝藩鎮割據，造成日後發生中原大戰等連串內鬥衝突。

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後在上海和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導致中國共產黨與國民政府決裂。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即著名的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8月1日，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及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率領二萬多人舉行南昌起義，標誌著長達十年的第一次國共內戰正式爆發。

北伐戰爭僅二年時間，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基本消滅了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的軍隊，重創了軍閥張作霖的軍隊，基本消滅了北洋軍閥，加速了中國革命歷史的進程，為以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開闢了道路。

1927年4月和7月，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後在上海和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北伐戰爭的勝利果實被竊取。這次戰爭中途共產黨被拋棄、被屠殺的教訓，使共產黨深刻認識到建立以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軍隊，獨立開展武裝鬥爭的極端重要性，從而開始走上創建中國工農紅軍，進行土地革命，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國民黨政權的另一條革命道路。

如果沒有北伐的成功，國民政府沒有實現對全國的政治統一。等到日本全面侵華開始，北洋各個軍閥各自為戰，不能走向聯合抗擊日寇。中國是否能堅持八年抗戰那麼久，能不能保持獨立國家的性質就很難說了。所以說，北伐戰爭在中國近代史上有巨大的歷史意義與功績。

北伐戰爭是在國共合作的基礎上進行的，在戰爭的第一階段，國共兩黨廣大將士緊密合作，共同奮鬥，浴血沙場，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歷史事實證明，國共兩黨合則兩益，分則兩損。這一經驗教訓，對於我們今天實現振興中華、統一祖國的大業，仍然有著現實意義。

陳獨秀認為北伐戰爭中“所犯的錯誤”是：

（一）儘管我們在原則上贊成北伐，但事實上我們從來沒有用實際行動積極地堅決地支持過北伐。

（二）我們把北伐看成是防禦性質的，就是說，只看成是保護廣東。我們對北伐的態度是消極的，所以取得的成果不大。今後必須做到，如果原則上做出什麼決定，就必須付諸實現，否則，決定與實踐之間將永遠有矛盾。

包遵信認為，“北伐”只是孫中山《建國大綱》中所設想的軍政、訓政和憲政三步驟中的“軍政”，是以武力掃除一切施行憲政之障礙，北伐是孫中山希望在中國實現憲政的第一步。大陸官方教科書肯定北伐戰爭的價值，但將國共合作期間的北伐稱為旨在推翻封建制度，建立共和制度的“大革命”，而將國共破裂稱為“大革命”的失敗，原因是以蔣中正為首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上台，毛澤東更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並列為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史觀認為，寧漢分裂后，被官僚資產階級所壟斷的國民政府沒有能力徹底摧毀封建制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不符合中國普通人民的根本利益，從而不能獲得人民的支持，亦不能使中國徹底擺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而只有社會主義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徹底改變中國，建立完全獨立自主的新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人民網評：周恩來、毛澤東、林伯渠、張太雷、鄧中夏、蕭楚女、惲代英、李富春、聶榮臻、蔣先雲等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實際上領導了北伐軍的全部政治工作，對北伐勝利進軍起了重要作用。北伐戰爭是國共兩黨共同進行的一場革命的、正義的戰爭。兩黨團結合作、一致對敵，北伐軍將士英勇奮戰，以鮮血和生命換來了輝煌戰果。在不到10個月的時間裡，北伐軍從廣州打到武漢、上海、南京，打垮兩大軍閥，殲敵數十萬，一場規模空前廣大的人民革命戰爭席捲了大半個中國，在中國革命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1927年4月12日，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新軍閥背叛革命，發動反革命政變，使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戰爭中途夭折，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歸於失敗。

北伐戰爭紀念館位於韶關市區帽子峰北坡，佔地面積近1.2萬平方米，主館為一棟青磚外牆的二層仿古建築。館前的庭院里，孫中山先生的銅像莊嚴地矗立於藍天之下。該紀念館分為序廳、北伐戰爭展廳、北伐名將展廳等六大部分，建設和布展總投資1799萬元人民幣。